同是“示眾”，中美之間有極大差異

同是“示眾”，中美之間有極大差異


最近，有關“公捕大會”的議論又見媒體。事情起源於9月8日，按照鄭州市公安局的統一安排，其下屬各分局分別舉行了違法犯罪“定點揭露大會”暨公捕大會，公開批捕了部分犯罪嫌疑人。

以往對於“公捕大會”，媒體進行直接批判的較多，這次媒體的討論從批判更多地轉向對於“公捕大會”屢批屢犯的原因分析。這種分析是理性和有益的。但事實上，曆次“公捕大會”包括這次在內，卻得到了大多數市民的拍手稱快。因此，“公捕大會”生命力旺盛，其實與我們文化傳統與民眾的意識恐怕是分不開的。

要解開“公捕大會”的死結，我們不妨放開視野，朝向國外。今年5月，有關媒體也披露了發生在美國的一起“示眾事件”：5月6日，在美國亞拉巴馬州阿塔拉城，一位中年婦女脖子上掛著一塊牌子站在沃爾瑪超市入口處，牌上寫著：“我是小偷，我偷了沃爾瑪的東西。”這位名叫莉薩的46歲婦女被控在超市行竊，本來她應被判處60天的監禁。但根據莉薩的選擇，法官最終決定讓她連續兩個星期六的上午11點到下午3點掛著牌子站在超市門口，從而免除入監。

在法治發達的美國，這件事是否可以反過來說明我們的“公捕大會”具有正當性？非也！這隻能說明，用“示眾”來羞辱罪犯，滿足一種報複心理，警示那些潛在的違法分子，古今中外的民眾皆有這種心理。相反，我們還可以從中美的“示眾”事件，看出我們民眾還需要從哪些方麵“補鈣”，來解開“公捕大會”的死結。

美國對罪犯進行“示眾”的現象非常少見，這與我們不時見諸報端的“公捕、公判大會”形成了鮮明對比，兩國民眾對於罪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看待是不一樣的，這是兩者差別之一。兩者差別之二是，在我們這樣一個實行成文法的國家，對於罪犯、犯罪嫌疑人任何懲罰都必須要有法律的明確規定，這是“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但是在“公捕、公判大會”上對於罪犯、犯罪嫌疑人進行示眾這樣一種懲罰，沒有任何法律規定，甚至為最高司法機關明確否定，但“公捕、公判大會”仍然受到民眾的歡迎，這隻能說明我們民眾對於“罪刑法定”這樣一個現代法治理念知之甚少；在阿塔拉城之所以會出現女盜竊犯“示眾”事件，那是美國作為判例法國家，法官有某種程度的“造法”功能，法官可以用“示眾”的懲罰來代替其他懲罰。

美國這起“示眾”事件與我們“公捕大會”存在重大區別之三在於，我們“公捕大會”進行“示眾”的是犯罪嫌疑人，這明顯違反“無罪推定”的原則；美國阿塔拉城的“示眾”，那是已經經過審判，被法官認定為罪犯，這兩者差別甚遠。兩者區別之四在於，“公捕、公判大會”上被“示眾”的犯罪嫌疑人、罪犯，他們完全是作為政府的治理工具而出現在聲勢浩大的會場，他們對於是否進行“示眾”絲毫沒有選擇權；阿塔拉城的法官對於那位女盜竊犯的“示眾”，可是充分地尊重了她的意願，由她自己在60天的監禁與8個小時的“示眾”之間選擇。最後，兩者有一個重要差別是，“公捕、公判大會”上被“示眾”的犯罪嫌疑人、罪犯，他們的“示眾”並不折抵他們的刑期，他們的“示眾”權當一種為政府治理社會作的“貢獻”，這與“罪刑相適應”的原則———一個人犯了多大的罪就應當受到多大的懲罰，不能法外額外加以處罰———也相矛盾；阿塔拉城的女盜竊犯，她被8個小時的“示眾”卻折抵了60天的監禁，她並沒有在法外額外加刑。

所以，我以為，在民眾對於利用“公捕、公判大會”對犯罪嫌疑人、罪犯進行“示眾”具有強烈偏好的今天，在“示眾”甚至也被一些法治發達國家某些地方所運用的今天，也許我們無須過多對“示眾”本身進行火力抨擊，不要過多地批判民眾心中內存的報複罪犯、警示違法分子的樸素情感。我們更要著力於在民眾中培養“人權保護”、“罪刑法定”、“無罪推定”、“罪刑相適應”等現代法治理念。如果這些理念與原則被普及，民眾對於“公捕、公判大會”的危害會看得越來越清醒，而公權力以失去了民意為依托，“公捕、公判大會”就會越來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