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不打不相識：力所不及的對華遏製全麵失敗(下)
2. 有力搭建卻無力“維修”的遏製鏈環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在加緊對經濟封鎖的同時也加快軍事遏製中國的步伐。1950年10月17日，美國同泰國簽訂《軍事援助協定》；1951年8月30日，美國與菲律賓簽訂《共同防禦條約》；9月1日，美國與澳大利亞、新西蘭簽訂《澳新美安全條約》；9月4日至8日，美國與包括日本在內49個國家單方麵簽署了《對日和約》（即《舊金山和約》）；與此同時，美日也簽訂了《日美安全條約》；1953年8月8日，美國與韓國簽訂《美韓共同防禦條約》。朝鮮停戰協議簽訂後，美國對中國的封鎖鏈條從單邊擴大到廣泛的多邊集體條約，從中國東部延伸到中國西部。1954年9月8日，美國聯合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泰國和巴基斯坦簽訂《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 ；1954年12月2日，美國與台灣當局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其目的是在東南亞“建立一個有效的反共陣線以把中共的侵犯阻擋於中國邊界的那一邊”。
但美國並沒有達到它的目的。1954年9月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組織成立，1955年4月就接納中國參加萬隆會議 ，中國總理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會議。周恩來總理高舉團結反帝的旗幟，堅持求同存異、協商一致的原則，不僅贏得了東南亞國家的好評而且在東南亞集體條約國家中消釋宿怨，使美國在東南亞建立的意在封鎖中國的鏈條反倒成了反帝前線。會議4月28日結束，29日美國白宮立即召開內閣會議討論萬隆會議的影響，國務卿杜勒斯正話反說，認為：
亞洲的友好國家在萬隆會議上的表現令人驚奇，他們的團隊精神和協作的策略是令人欣喜的——盡管他們當中沒有任何人獲得周那樣的個人聲望。結果這些國家有了一種新的自立和自信的意識，這在以後對我們將很有幫助。
杜勒斯承認周恩來在會上獲得了“個人聲望”，這實際承認了中國通過會議獲得了國際聲望。這也同時說明1954年9月由美國拚湊的所謂“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僅在半年後就變成一堆廢紙。白宮內閣會議幾天後（5月5日），美國駐黎巴嫩大使馬利克就萬隆會議向國務卿杜勒斯做工作匯報時便挑開天窗說了亮話，他認為：
會上真正的鬥爭不是體現在演講中，而是存在於各委員會的工作之中，很明顯，大家不願普遍攻擊國際共產主義，也不願揭露其性質。
美國新聞界宣稱西方從會議所獲甚多也是錯誤的。結果或許沒有那麽糟糕，但無論如何共產黨中國的崛起對西方來說是一個明顯的失敗。
（萬隆會議）最重要的結果是共產黨中國變得強大了；她贏得了很多朋友的善意，實際上，會議似乎就是為此目的而召開的。現在有三點是清晰的：1．對美國來說，目前不與共產黨中國坐下來談判是困難的；2.對美國來說，要對已經產生的對共產黨中國的善意加以遏製是困難的；3.對美國來說，把共產黨中國排除在聯合國之外是困難的。
再看中國西部邊陲，美國1955年 2月主導的所謂“巴格達條約組織”不僅沒有起到遏製中國的作用，反倒亂了美國的陣腳。就在萬隆會議召開的前夕，即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先簽訂了《伊拉克和土耳其間互助合作公約》（由於簽訂地點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所以一般稱之為《巴格達條約》）。同年的4月5日、9月23日、11月3日，英國、巴基斯坦和伊朗先後加入，巴格達條約組織遂於1955年11月正式成立，總部設在巴格達。1956年底，英法支持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島，挑起第二次中東戰爭，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費薩爾王朝被推翻；同日，美國對黎巴嫩進行了武裝幹涉，這些都引起阿拉伯國家的不滿，自然也動搖了巴格達條約組織。同年10月，該條約組織總部被迫遷往土耳其的安卡拉。1959年 3月，美國分別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簽訂了內容相同的雙邊防禦協定，所以美國在該組織中享有了正式成員的地位，參加常設委員會。同月，伊拉克卡賽姆新政府宣布退出巴格達條約組織。8月該組織改名“中央條約組織”。1971年印巴戰爭中巴基斯坦遭到慘敗並失去東巴基斯坦，其間巴基斯坦並沒有受到“中央條約組織”及對巴承擔條約義務的美國的實質性保護，這使巴基斯坦深為失望。1978年、1979年，越南在蘇聯支持下入侵柬埔寨，蘇聯對巴北方鄰國也是大兵壓境，1979年3月，伊朗、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中央條約組織，接著土耳其也步後塵。4月30日，美、英、巴基斯坦、土耳其4國代表在會議上決定，中央條約組織自1979年9 月28日起正式解散。退出“中央條約組織”的巴基斯坦、伊朗等轉而與中國結為戰略性合作關係。
至此，自20世紀50年代美國搭起的自東到西這裏三層外三層裹得嚴嚴實實的遏製新中國的體係，因美國無力“維修”而鏈斷環飛。
3. 東邊日出西邊雨：封鎖不住的中國外交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毛澤東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發出公告：“凡願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 同日，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把上述公告以公函致送各國政府。對此，美國政府迅速做出反應。10月3日，杜魯門指示國務院：“我們不要那麽匆匆忙忙承認這個政府，我們在承認蘇聯的共產黨政權之前曾等待了12年。” 10月12日，艾奇遜致電部分駐外使領館館員稱：“美國的觀點沒有改變（國務院5月6日及月10日通電已經闡明）。中共‘政府’的宣布成立早在意料之中。此舉並未給非共產黨國家考慮承認問題帶來任何特別的緊迫性。但是，局勢的發展確實表明了有關友好國家為了各自的利益在這一問題上采取共同態度的必要性。為此，美國政府強調，在各有關友好國家的政府埋頭承認方向采取明確的或獨立的步驟之前，有必要充分地交換意見。” 此前，也就是在此前5月3日美駐華使館在發給艾奇遜電文中均認為：“要想有效行動，我們必須至少得到來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支持。公約的成員國政府，尤其是英聯邦國家的政府，不得為了暫時的表麵上的經濟政治利益，而過早采取承認行動。” 5月13日，艾奇遜複電強調：“國務院繼續堅持過去的意見，認為我們應當強烈地反對任何國家無論是事實上還是法律上草率地承認共產黨，而且應當繼續努力爭取相關國家的認同（尤其是英國），以便有望在這個問題上結成聯合陣線。” 6月7日，美國駐蘇聯大使科勒給國務院的電文中表示：“英美共同認可的政策要求共產黨對美國采取主動，這是惟一應遵循的路線。”
然而，對於美國政府這些建議，英國、印度及其西歐國家最先不買賬。1949年10月6日，英國領事格拉漢奉命以“備忘錄”的形式告知周恩來，說“英國政府仔細研究了中英關係的漫長曆史，提議通過領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關係’”。 10月17日，杜魯門與艾奇遜談活時說：“英國人在這件事情上對我們做得不太地道。” 11月1日，英國大使致電美國國務院進一步解釋道：
隻有承認中國共產黨政府。因此，出於政治的、現實的原因，英國政府傾向於給予法律上的承認。
考慮到中共政府所控製的中國領土的數量和這一控製的穩定性，同時又考慮到國民黨人隻控製了中國領土的一小部分以及它控製的脆弱性，在目前形勢下，承認中共政府是中國事實上的政府，並不能被視為有違國際法的原則和實踐。可以斷言，國民黨政府在中國的抵抗現在顯然已無望，它在大陸上對任何中國領土的控製隻不過是名義上的。在這種情況下，貝文先生 認為，給予中共政府事實上的承認在法律上是正當的。
英國的對華承認態度 對一些歐洲國家及英聯邦等國家產生影響。1949年底和1950年先後有緬甸、巴基斯坦、錫蘭、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亞、越南等亞洲國家和挪威、丹麥、芬蘭、瑞典、瑞士、列支敦士登等歐洲國家率先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美國在中東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及東南亞的印支半島全麵擠壓英法勢力的同時又與蘇聯開始全球爭霸。這反過來又刺激了包括英法在內的世界反美反霸的浪潮。六七十年代，原英法殖民地紛紛獨立，建立獨立主權國家。此間新獨立的國家，尤其是非洲地區新獨立的國家大多並沒有追隨不可一世的美國，而紛紛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此間，中國與非洲的外交關係增幅最大，以至在聯合國內對美國的反華活動形成巨大的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中國外交大豐收的背後，除了有中國支持第三世界的努力及蘇聯社會主義陣營推動之外，還有英法國家反美的“影子”。與五六十年代印度、巴基斯坦等亞洲英聯邦國家比較早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背景一樣，六七十年代非洲較早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多是與英國政治聯係密切的國家。（見附錄二）
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到20世紀90年代這一時期的中國建交資料，可以看出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在時間選擇上有下列規律性的梯次排列：
1. 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最早給予新中國以外交承認，這是共同事業的需要。
2. 中國支持反殖、反霸、爭取民族獨立的政策贏得第三世界國家的信任。比如1956年埃及與中國建交正值其宣布蘇伊士運河國有化前夕就是需要中國的支持。此外，還有一些反殖反帝的政權組織在取得國家獨立後也與中國迅速建立了外交關係。
3.在新中國外交地位提升的曆史進程中，英、法、美各自勢力範圍的國家對新中國的承認是有時間差的。作為英法傳統勢力範圍的亞非地區和作為美國勢力範圍的拉丁美洲地區，在回報中國外交的時間上正好形成梯式錯位：在中國最困難，美國對華遏製最緊的五六十年代，英法勢力範圍的第三世界國家外交承認中國的較多，時間上也較早。比較典型的是印度。1950年1月26日建國，4月1日印度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地位。當時有幾個“藏獨”分子鬧事，美國希望印度給“藏獨”予以軍事支持，印度冷漠態度令美國一籌莫展。可以設想，印度的這種外交選擇固然有本國利益的因素，但也不能否認後麵不能沒有英國的默許甚至支持。我們知道，英國領事格拉漢奉命在1949年10月6日的向周恩來提議了“通過領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關係’” ，以至使杜魯門埋怨：“英國人在這件事情上對我們做得不太地道。” 不僅如此，英國在印度與新中國建交後三年即在朝鮮戰爭剛結束不久的1954年就與中國建立了代辦級外交關係。不管英國人怎麽解釋，英國人曾於1902年利用日本牽製俄國的外交策略在此已表露無遺。在二戰中與美國合作中吃了大虧的英國，在戰後采取了暗扶中國以牽製美國並由此減輕美國對歐洲的控製的策略。繼英國之後，即1964年法國對深陷在越南戰場的美國“落井下石”，與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比較分析，20世紀50年代較早承認新中國的都曾是歐洲，尤其是英法勢力範圍的亞洲和非洲國家，60年代美國對亞洲軍事控製加深，此間承認新中國外交地位的國家則在英法勢力範圍的非洲地區大幅增加；相反，同是第三世界的卻處於美國控製範圍的拉丁美洲地區則在中美關係緊張的50、60年代，承認新中國的隻有與美國針鋒相對的古巴一國。值得注意的是，拉美國家對中國的外交承認少數是在1972年2月尼克鬆訪華前幾個月，大部分中小國家則隨在尼克鬆訪華之後。這說明拉丁美洲對華外交開放後麵有著中美關係改善的影子，這正如亞洲、非洲對華外交的開放後麵也有英法扶中反美的影子一樣。而造成歐洲這種世界範圍的與美國進行暗中較量的背景則是英法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美國利用吃虧的經驗：其間美國利用歐洲的困境扶持蘇聯，支持世界範圍的民族自決權最終擊敗英國和法國的海外殖民體係。
對美國東亞對華外交產生最直接影響的是英國和法國在日內瓦會議前後的衝突。首先美國不同意參加有“中共侵略者在內的五大國會議來一般性地討論世界和平問題”。 法國和英國則主張召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五國外長會議。 1954年4月26日，日內瓦會議召開，此前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特意於4月中旬去倫敦和巴黎，要求英法等國針對中國采取“聯合行動”，發表宣言“表示準備根據聯合國憲章第51條采取行動，以反對中國繼續幹涉印度支那戰爭”，如果中國不停止援助“越盟”，就威脅要“對中國海岸采取海空軍行動”。 此要求遭到英法的拒絕。4月22日，杜勒斯在北約會議上再次要求英國參加聯合行動，隨後不久又建議以美、英、法、菲律賓和印度支那聯邦成員國的名義宣布，為了“共同遏製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擴張”，不惜使用“最後軍事手段”。美國的這些建議均遭英國的拒絕，並且“英國的態度很強硬” 。會議期間，英國政府發言人認為，英美之間在日內瓦會議上的意見分歧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馬歇爾曾通過扶持蘇聯壓縮歐洲的戰略空間，後又通過“馬歇爾計劃”扶持歐洲反製蘇聯，現在英國和法國人則“請君入甕”：利用美國人解放了的民族自決權，在美國最困難的20世紀50、60年代，先是在亞洲印度，後在非洲，自己則在日內瓦國際會議上，通過擴大中國的外交空間對美國形成巨大反製，並通過這種反製繼續維護本國的殖民利益。
由上可見，在中國突破美國對華外交封鎖的鬥爭中，除了主戰場中朝、中越人民的英勇作戰及蘇聯和第三世界的支持外，英法等國家構成的第二世界反對第一世界霸權主義的矛盾也是造成美國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對華政策的失敗重要原因。對此，1954年7月7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有過明白的分析。他說：
現在英國一大幫、法國、東南亞各國、加拿大、墨西哥，還有一些南美的國家，都是不喜歡美國的。在目前世界上這樣四分五裂的形勢下，一塊鐵板那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們反蘇，反共，反對中國，反對人民民主國家，反對我們這個陣線，那是真的；但是，它們那個資本主義世界是很不統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國現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還是整這個中間地帶，就是從日本到英國這些地方，整得這些國家哇哇叫。……美國現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對共產主義這個旗幟來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領起來。你看我們這個東方，它把日本占去了，把南朝鮮占去了，把台灣占去了，把菲律賓占去了，泰國變成它的了，巴基斯坦變成它的了，還有土耳其、澳大利亞、新西蘭，所以把英國整得下不得地。日本是什麽國家呢？過去英日同盟，日本是英國的同盟國。中國這個國家過去是英國為主的一些國家的半殖民地，後來被美國搶去了。我們的勝利不是得之於英國而得之於美國。今天中國勝利了，英國一則以懼，就是怕共產；一則一喜，就是我們把美國趕跑了，英國可以鑽進來做生意，趁著我們和美國還鬧別扭的時候，鑽進來做生意。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可以做生意的地方。
由此我們不能不說斯大林在1952年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作出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市場的鬥爭以及它們想把自己的競爭者淹死的願望，在實踐上是比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更為劇烈”結論是正確的；由此我們不得不說：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讚比亞總統卡翁達時全麵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 的觀點是正確的。此外，就連龜縮台灣的蔣介石也看得明白。1954年7月8日，他請美駐台“大使”轉告艾森豪威爾：不能指望英國和法國支持美國主導的遠東任何區域防禦體係，“當然，他們可以被包括其中，但是，要求它們對此做出任何實質性的努力，就像是與虎謀皮”。
4. 配合東亞兩場戰爭，美國“西藏計劃”及其失敗
如果說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是美國針對中國崛起進行的自北向南的軍事圍堵，美國拚湊的從東、南、西三麵封鎖中國的各式條約組織則是對中國崛起的經濟政治雙重遏製。在這鐵桶似的“包圍”中，美國還針對中國采取幹涉、分離、製造動亂等政策，試圖從內部瓦解新中國。 如果說前兩種是用於遏製中國的兩條主要戰線，那麽後者屬於配合前者的第三條戰線，其中幹涉西藏是美國配合東亞戰場從西麵側翼牽製中國重要舉動。
二戰結束後，美國將西藏地區與所謂“共產主義擴張”聯係起來，開始注意西藏問題。一部分美國駐印大使館就提醒美國政府注意西藏對於“遏製共產主義勢力”的戰略地位。
1949年1月，中國國共戰場上的三大戰役 基本結束，中國共產黨取得了絕對的勝利，國民黨政權麵臨土崩瓦解。美國駐新德裏大使館就提出報告，建議美國國務院“根據亞洲正在變動的情況重新審議美國對西藏的政策”，其理由認為：
1．如果共產黨控製了中國本部，西藏將是亞洲大陸僅存的為數不多的非共產主義堡壘之一。外蒙古已經獨立。共產主義在緬甸的影響很大，而且正在向新疆和內蒙古滲透。西藏因此將具有意識形態和戰略上的雙重重要性。
2．如果西藏擁有抵禦共產黨滲透的能力——而駐新德裏的使館認為西藏似乎確有些能力，將西藏當作獨立的實體，而不是繼續當作已被共產黨統治的中國的一部分符合我們的利益。
3．西藏政府相對穩定。人民天性保守，篤信宗教，他們具有反對與佛教信條相衝突的共產主義的傾向。達賴喇嘛的權威遠遠超出了西藏之外，對信仰藏傳佛教的尼泊爾、錫金、不丹、蒙古等地的人民有號召力。
4．中國政府現在無法斷言享有對西藏事實上的有效管轄權——並且目前看來，它也不太可能再申張這種權威。
5．西藏日益顯示出同外部世界建立商貿及其他聯係的興趣。務必使他們同外部世界建立關係的努力麵向西方而非東方，這符合我們的利益。
4月12日，美國駐新德裏大使亨德森致電國務卿艾奇遜提醒：“共產黨對西藏控製的擴展反過來會影響美國對抗全球共產主義地區構成威脅。按照目前西藏和印度之間的條約安排，西藏人獲準不需要任何旅行文件就可進入印度。因此，如果在西藏建立了共產黨政府，這個地區將為共產黨代理人滲透印度提供一個意義重大的基地。” 亨德森“實質上提議，假使共產黨成功控製了整個中國，或者出現了具有同等重大影響的發展，我們實際上應當準備將西藏當作獨立的實體對待。” 7月2日，美駐印大使亨德森再致電提醒艾奇遜：“由於當前中國和南亞的新發展，我們再次冒昧建議重新考慮我們對西藏的政策”並建議“（1）我們努力安排派往西藏的代表團不遲於9月1日到達拉薩；（2）這樣的代表團應由重要而且外交經驗豐富的美國人率領，隨員應當外事經驗豐富；如果代表團與西藏政府的關係發展順利，代表團中少數人可以無限期留在拉薩。” 亨德森還向國務院申述了提出上述建議的如下理由：
（1）共產主義在中國本部勝利以後，西藏的發展對於中國以外的亞洲大部分地區意義重大；因此我們派駐我們的觀察員似乎是有利的；（2）我們認為，我們不應繼續無視在亞洲將來事務中很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和人民；（3）適當的觀察員能夠成功在西藏人中創造友好氣氛，這種氣氛在一定的時候也許非常有用；（4）現在正是我們努力維持與西藏的非正式關係的時候，因為通過已經不起作用的中國國民政府接近西藏政府顯然是無意義的嚐試而且我們與其他政府沒有關係。如果我們與有效控製中國本土的政府建立了關係，直接非正式地接近西藏政府將非常困難。
在這裏亨德森實際上是在暗示美國政府在國民黨政府對西藏失控而共產黨政府尚未接管西藏之際，迅速插手西藏並為將西藏從中國主權中分離出去做好準備。他提醒國務院注意“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或‘宗主權’”的區別，認為“一般來說，與‘主權’相比，‘宗主權’暗指中國的管轄權較少，西藏自治權較大。” 1949年7月8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即將離任回國前寫信給艾奇遜說：“我們希望建議新德裏使館今夏向拉薩派出小型代表團（國務院7月5日上午1時傳閱電報信息）。廣州政府對西藏的管轄權已經不存在了，我們讚成在同中國共產黨政府建立關係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認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動。” 7月28日，艾奇遜回複亨德森的第503號電文肯定了駐印度使館的建議“做出的貢獻”，稱國務院目前正在考慮“暗地派出代表團的可能性，國務院會重視你們的討論”。此事後因“目前印度實質上壟斷了西藏的對外關係” ，美國如派代表團赴藏，“情況將變得複雜”而作罷。盡管如此，美國國務院還在第889號電文中敦促美駐印度使館“借機利用共產主義對西藏的威脅來強調來自共產黨中國的危險危及了印度自身，對中國事態的發展持半超然的態度是不現實的。”
鑒於美國、英國等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企圖及西藏的政治形勢， 1949年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向國際社會宣誓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地位。11月23日，毛澤東在出訪莫斯科前夕 迅速致電並責成彭德懷等“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後，即應著手經營西藏”；“西藏問題的解決應爭取於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毛澤東在電文斷定“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西藏當局於11月初、12月初分別向美國提出“援助”要求。1950年1月2日，再次致電彭德懷等，強調“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同時敦促“如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應當爭取於今年四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於十月以前占領全藏”。
1950年3月1日，美國經過短暫的猶豫後，開始試探向印度提出“美國和/或英國與印度合作滿足西藏的要求”，並致電美駐印使館要求向印度表達“國務院希望印度能滿足西藏有理由的防禦需求，並相信印度最好在其能力範圍內，繼續承擔援助西藏的基本責任”。 3月8日，亨德森致電艾奇遜披露，英國不斷鼓勵印度政府對西藏叛亂分子擴大軍事援助，印度已向西藏叛亂分子提供可用半年的“滿足西藏小型武器要求，不是什麽實質上針對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項目”。
6月，朝鮮內戰爆發美國旋即出兵朝鮮，7月22日，艾奇遜明確電告美駐印度使館：“國務院現在便於向西藏保證美國將提供援助。”要求使館通知西藏叛亂分子：“美國準備幫助西藏獲得援助和資金。”如果印度願意提供交通便利，“美國願意幫助西藏”。 9月9日，西藏叛亂分子代表夏格巴等“拜見”美國駐印大使亨德森，表示“西藏政府已經采取了堅定的立場，使用武力對抗中國共產黨的入侵”，並對“美國主動提出提供軍事援助表示深深的感激”。夏格巴等向亨德森表達了“西藏想要的是獨立”的迫切願望。 在得知印度和英國政府對西藏“獨立”持消極態度、“印度政府似乎在‘西藏問題上洗手不幹了’” 的報告的第二天（10月27日），艾奇遜致電美駐印使館“希望印度政府盡快知道，美國希望能對西藏局勢有所幫助”，指示亨德森“拜會尼赫魯，根據自己的判斷告訴他，美國和印度一樣關注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侵西藏的報道”；“美國希望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同印度政府合作，美國相信中國征服西藏與絕大多數西藏人民的願望和最大利益格格不入”。 10月31日，亨德森會見印度外長巴傑帕依得知印度不準備撤回在拉薩的印度代表團，尼赫魯指示“在印藏邊界西藏軍官提供軍事訓練的印度官員”，“繼續他們的工作”；同時也告訴亨德森：“目前美國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行動，美國的行動會給共產黨中國提供機會重新指責大國對西藏不懷好意，讓印度領導人感到美國正不遺餘力地利用北京對西藏的進攻在共產黨中國和印度之間製造分裂。”巴傑帕依告訴亨德森：“即使中國和印度之間有分裂，也顯然來自於事件的推動，不是來自於外部大國的幫助。” 11月3日，亨德森拜見尼赫魯“希望能做一些我們能做的有所助益的事情”。尼赫魯再次明確告訴他：“美國現在什麽都不做，少說一些話是最有幫助的事情。”
10月24日，就在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參戰的前一天，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藏昌都戰役勝利結束。此役共消滅藏軍、爭取起義人員5700餘人，約占藏軍總數三分之二，一舉解放了藏東政治、經濟中心昌都及其周圍廣大地區，打開了進軍西藏的門戶，並擴大了人民解放軍在藏區的政治影響。
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5月24日，毛澤東主席在懷仁堂接見西藏和談代表，並舉行盛大宴會，慶祝簽訂和平解放西藏辦法。中國人民解放軍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於1951年8、9月間，分路向西藏首府拉薩和平進軍，先後進駐拉薩及日喀則、江孜等邊防重鎮，實現了中國大陸最後一個省區的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粉碎了美國配合東亞朝鮮戰場從中國西部地區牽製中國國家力量的企圖。
但美國並未放棄對新中國的顛覆目標。1951年5月17日，也就在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署《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前幾天，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美國在亞洲的政策和行動方針》（NSC48/5）認為：
在繼續承認國民黨政府是中國合法政府的同時，對於共產黨中國，美國現在應該：
a. 繼續努力通過聯合國部隊在朝鮮的作戰，使中國軍隊遭受重創，以削弱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軍事力量與威望。
b. 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擴大和加強培養非共產黨領導人物，並盡量影響在華的反對目前北平政權的領導人物和人民，使北平政權能改變方向或被取而代之。
c. 扶持和幫助在中國國內和國外的反共力量，以便發展和擴大中國對北平政權統治的反抗，尤其是在中國南部。
1954年4月7日，艾森豪威爾總統提出多米諾骨牌理論，此後美國對華遏製進一步升級。1958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重申“美國的國家安全將因共產主義對東南亞大陸地區的統治而陷於危殆”；“任何一個自由國家落入共產黨人之手都會助長其餘國家妥協退讓的傾向”。 1954年，肯尼迪訪問越南，在離開越南時，他已決心不讓印度支那落入共產黨之手，“肯尼迪決心要阻止對美國在該地區地位的侵害”。 1959年4月，艾森豪威爾在演說中首次公開承擔了支持南越作為一個單一國家的義務。“這一行動，成為60年代美國大規模卷入越南戰爭的先導”。
與1950年6月美國軍事幹涉朝鮮後突然全力支持“藏獨”勢力的原因一樣，在美國即將大規模軍事幹涉印度支那前夕，美國再次啟動那張並未停止 的“藏獨”牌。解密檔案表明，1958年9月，中央情報局決定秘密增加對叛亂者的資助，以擴大其反對中央政府的遊擊戰，得到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批準。
1956年歐洲社會主義國家波蘭和匈牙利出現動亂，蔣介石集團也受到鼓舞，1957年9月16日，蔣介石在與美國駐韓國大使會談中承認：去年秋天以來，他“繼續在新疆、西藏和內蒙古進行反共活動。中華民國政府對這些活動的發展保持密切的關注，但其他國家對此則很少注意。從5月份以來，這些反共活動幾乎已成了既成事實，這促使共產黨采取嚴厲手段”。
與美國決心幹涉越南的政策遙相呼應，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公然撕毀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即《十七條協議》），發動了以拉薩為中心的全區性武裝叛亂，炮轟其駐地羅布林卡並誣是解放軍所為，並於3月17日將達賴喇嘛劫出拉薩。達賴離開後，叛亂分子於3月20日淩晨向解放軍發動全麵進攻。解放軍在擊潰叛匪後迅速向山南挺進，年底平息了拉薩、山南及青藏和川藏公路沿線的叛亂，1960年底，全區叛亂基本平息。
與1950年“藏獨”分子阻礙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的分裂活動是配合美國朝鮮半島行動的有機組成部分的道理一樣，1959年西藏叛亂也是美國即將大規模幹涉印度支那行動，遏製中國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 因此，叛亂期間，“藏獨”分子一直得到美國或明或暗的支持。
1959年4月1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韋什爾•杜勒斯告知艾森豪威爾總統：“鑒於西藏抵抗運動最近出現高潮，達賴喇嘛出逃印度導致西藏合法政府同中共政府徹底決裂，我們正在現行政策許可的範圍內製定計劃。” 4月23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03次會議上中情局局長杜勒斯通報“看來康巴地區的起義力量已被完全擊垮。拉薩的起義力量可能處於同樣的境地。” 同日，達賴托轉“請求美國承認自由西藏政府，並影響其他國家也這樣做”的信。4月30日，代理國務卿狄龍向艾森豪威爾總統提出答複建議，告訴達賴美國“一接到他有關承認的要求，就立即開始了研究，並正在考慮我們和其他國家可以采取的措施”；同時還在內部保留了“承認似乎可作為一種實踐措施，但隻能是在舉措會得到其他國家、包括亞洲國家的熱切回應之後，才能加以實施” 的考慮。5月5日，就承認達賴“政府”問題遠東事務助理饒伯森致國務卿赫脫的研究報告建議“我們不應該鼓勵達賴喇嘛提出承認要求，除非我們肯定這一要求將得到很好的回應”；美國“將給予他們的呼籲以同情的考慮，支持尋求自由世界其他國家的支持”。同時也提出“如果我們能爭取到眾多的自由世界國家包括亞洲國家的合作，就應該給予承認。如果得不到這種合作，我們應重新評估局勢以決定采取何種方針。” 此後，美國對達賴的支持基本守此底線。在此基礎上，美國政府也製定了長期計劃，計劃目標是“在西藏內部和外國，尤其是印度，支持西藏獨立，並建立一個反共產黨中國的抵抗力量”； “在政治行動和宣傳領域，西藏計劃的目標是通過在西藏人和其他國家當中支持在達賴喇嘛領導下的西藏獨立，削弱中國政權的影響和活動能力；形成能夠阻止西藏內部可能出現的政治發展的抵抗力量；達到國家安全委員會5913/1號文件中最初確立的美國政策目標，遏製中國共產黨的擴張”。 為此“中央情報局派出小組支持西藏抵抗運動”，同時也認為“西藏人繼續有效的抵抗，不僅會給中共造成很大麻煩，還有助於在整個地區保持抵抗的火種”；“這不僅是出於對西藏的人道主義考慮，也是為自由世界的長遠著想”。 1960年2月4日，白宮舉行有總統艾森豪威爾參加的會議，在聽取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勒斯關於“支持西藏抵抗運動”的計劃執行匯報後，“總統批準按照預定方針繼續執行該計劃。”
1964年起，約翰遜政府逐步將美國在越南軍事行動從“特種戰爭”升級為“局部戰爭”。與此相配合，1964年1月9日，美國中央情報局也加大實施“西藏計劃”力度，每年所需經費173.5萬美元，並認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除非中國及西藏的事態發生突然變化，這一有關西藏的長期政治計劃的開支預計不會超過這個數字”。 1966年，中國出現“文化大革命”風暴，“中國及西藏的事態”確實“發生突然變化”並對美國的“西藏計劃”造成災難性的影響。1968年年初，美國在越南戰場遭到越南南方軍民發動春節攻勢，敗局已定， 與此同時，由國務院、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等機構代表組成的、負責海外秘密行動的部際小組“303委員會”於1月16日提交的“關於西藏各項行動的情況報告”也對“西藏計劃”作出極其悲觀的評估，認為：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混亂蔓延到西藏，這包括內部交通、通訊、旅行的破壞，以及治安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不幸的是，沒有明顯的跡象表明西藏人民想利用這一內部混亂尋求進一步的自治。中國的安全狀況並沒有顯示出惡化的跡象；而且他們對西藏的控製，不論是在政治方麵還是在軍事方麵，仍像以往一樣廣泛深入。西藏領導層已經被清除。由於中國人直接控製當地的行政，大量的秘密財產被發現並被消除。
越南戰場的失敗導致美國在東亞實行收縮政策，中央情報局逐漸取消了在美國國內對叛亂分子的訓練計劃，美國對“藏獨”支持的年度預算被壓縮到不足120萬美元。 尼克鬆上台，美國針對西藏的計劃被逐漸拋棄。
2. 有力搭建卻無力“維修”的遏製鏈環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在加緊對經濟封鎖的同時也加快軍事遏製中國的步伐。1950年10月17日，美國同泰國簽訂《軍事援助協定》；1951年8月30日，美國與菲律賓簽訂《共同防禦條約》；9月1日，美國與澳大利亞、新西蘭簽訂《澳新美安全條約》；9月4日至8日，美國與包括日本在內49個國家單方麵簽署了《對日和約》（即《舊金山和約》）；與此同時，美日也簽訂了《日美安全條約》；1953年8月8日，美國與韓國簽訂《美韓共同防禦條約》。朝鮮停戰協議簽訂後，美國對中國的封鎖鏈條從單邊擴大到廣泛的多邊集體條約，從中國東部延伸到中國西部。1954年9月8日，美國聯合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泰國和巴基斯坦簽訂《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 ；1954年12月2日，美國與台灣當局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其目的是在東南亞“建立一個有效的反共陣線以把中共的侵犯阻擋於中國邊界的那一邊”。
但美國並沒有達到它的目的。1954年9月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組織成立，1955年4月就接納中國參加萬隆會議 ，中國總理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會議。周恩來總理高舉團結反帝的旗幟，堅持求同存異、協商一致的原則，不僅贏得了東南亞國家的好評而且在東南亞集體條約國家中消釋宿怨，使美國在東南亞建立的意在封鎖中國的鏈條反倒成了反帝前線。會議4月28日結束，29日美國白宮立即召開內閣會議討論萬隆會議的影響，國務卿杜勒斯正話反說，認為：
亞洲的友好國家在萬隆會議上的表現令人驚奇，他們的團隊精神和協作的策略是令人欣喜的——盡管他們當中沒有任何人獲得周那樣的個人聲望。結果這些國家有了一種新的自立和自信的意識，這在以後對我們將很有幫助。
杜勒斯承認周恩來在會上獲得了“個人聲望”，這實際承認了中國通過會議獲得了國際聲望。這也同時說明1954年9月由美國拚湊的所謂“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僅在半年後就變成一堆廢紙。白宮內閣會議幾天後（5月5日），美國駐黎巴嫩大使馬利克就萬隆會議向國務卿杜勒斯做工作匯報時便挑開天窗說了亮話，他認為：
會上真正的鬥爭不是體現在演講中，而是存在於各委員會的工作之中，很明顯，大家不願普遍攻擊國際共產主義，也不願揭露其性質。
美國新聞界宣稱西方從會議所獲甚多也是錯誤的。結果或許沒有那麽糟糕，但無論如何共產黨中國的崛起對西方來說是一個明顯的失敗。
（萬隆會議）最重要的結果是共產黨中國變得強大了；她贏得了很多朋友的善意，實際上，會議似乎就是為此目的而召開的。現在有三點是清晰的：1．對美國來說，目前不與共產黨中國坐下來談判是困難的；2.對美國來說，要對已經產生的對共產黨中國的善意加以遏製是困難的；3.對美國來說，把共產黨中國排除在聯合國之外是困難的。
再看中國西部邊陲，美國1955年 2月主導的所謂“巴格達條約組織”不僅沒有起到遏製中國的作用，反倒亂了美國的陣腳。就在萬隆會議召開的前夕，即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先簽訂了《伊拉克和土耳其間互助合作公約》（由於簽訂地點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所以一般稱之為《巴格達條約》）。同年的4月5日、9月23日、11月3日，英國、巴基斯坦和伊朗先後加入，巴格達條約組織遂於1955年11月正式成立，總部設在巴格達。1956年底，英法支持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島，挑起第二次中東戰爭，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費薩爾王朝被推翻；同日，美國對黎巴嫩進行了武裝幹涉，這些都引起阿拉伯國家的不滿，自然也動搖了巴格達條約組織。同年10月，該條約組織總部被迫遷往土耳其的安卡拉。1959年 3月，美國分別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簽訂了內容相同的雙邊防禦協定，所以美國在該組織中享有了正式成員的地位，參加常設委員會。同月，伊拉克卡賽姆新政府宣布退出巴格達條約組織。8月該組織改名“中央條約組織”。1971年印巴戰爭中巴基斯坦遭到慘敗並失去東巴基斯坦，其間巴基斯坦並沒有受到“中央條約組織”及對巴承擔條約義務的美國的實質性保護，這使巴基斯坦深為失望。1978年、1979年，越南在蘇聯支持下入侵柬埔寨，蘇聯對巴北方鄰國也是大兵壓境，1979年3月，伊朗、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中央條約組織，接著土耳其也步後塵。4月30日，美、英、巴基斯坦、土耳其4國代表在會議上決定，中央條約組織自1979年9 月28日起正式解散。退出“中央條約組織”的巴基斯坦、伊朗等轉而與中國結為戰略性合作關係。
至此，自20世紀50年代美國搭起的自東到西這裏三層外三層裹得嚴嚴實實的遏製新中國的體係，因美國無力“維修”而鏈斷環飛。
3. 東邊日出西邊雨：封鎖不住的中國外交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毛澤東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發出公告：“凡願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 同日，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把上述公告以公函致送各國政府。對此，美國政府迅速做出反應。10月3日，杜魯門指示國務院：“我們不要那麽匆匆忙忙承認這個政府，我們在承認蘇聯的共產黨政權之前曾等待了12年。” 10月12日，艾奇遜致電部分駐外使領館館員稱：“美國的觀點沒有改變（國務院5月6日及月10日通電已經闡明）。中共‘政府’的宣布成立早在意料之中。此舉並未給非共產黨國家考慮承認問題帶來任何特別的緊迫性。但是，局勢的發展確實表明了有關友好國家為了各自的利益在這一問題上采取共同態度的必要性。為此，美國政府強調，在各有關友好國家的政府埋頭承認方向采取明確的或獨立的步驟之前，有必要充分地交換意見。” 此前，也就是在此前5月3日美駐華使館在發給艾奇遜電文中均認為：“要想有效行動，我們必須至少得到來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支持。公約的成員國政府，尤其是英聯邦國家的政府，不得為了暫時的表麵上的經濟政治利益，而過早采取承認行動。” 5月13日，艾奇遜複電強調：“國務院繼續堅持過去的意見，認為我們應當強烈地反對任何國家無論是事實上還是法律上草率地承認共產黨，而且應當繼續努力爭取相關國家的認同（尤其是英國），以便有望在這個問題上結成聯合陣線。” 6月7日，美國駐蘇聯大使科勒給國務院的電文中表示：“英美共同認可的政策要求共產黨對美國采取主動，這是惟一應遵循的路線。”
然而，對於美國政府這些建議，英國、印度及其西歐國家最先不買賬。1949年10月6日，英國領事格拉漢奉命以“備忘錄”的形式告知周恩來，說“英國政府仔細研究了中英關係的漫長曆史，提議通過領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關係’”。 10月17日，杜魯門與艾奇遜談活時說：“英國人在這件事情上對我們做得不太地道。” 11月1日，英國大使致電美國國務院進一步解釋道：
隻有承認中國共產黨政府。因此，出於政治的、現實的原因，英國政府傾向於給予法律上的承認。
考慮到中共政府所控製的中國領土的數量和這一控製的穩定性，同時又考慮到國民黨人隻控製了中國領土的一小部分以及它控製的脆弱性，在目前形勢下，承認中共政府是中國事實上的政府，並不能被視為有違國際法的原則和實踐。可以斷言，國民黨政府在中國的抵抗現在顯然已無望，它在大陸上對任何中國領土的控製隻不過是名義上的。在這種情況下，貝文先生 認為，給予中共政府事實上的承認在法律上是正當的。
英國的對華承認態度 對一些歐洲國家及英聯邦等國家產生影響。1949年底和1950年先後有緬甸、巴基斯坦、錫蘭、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亞、越南等亞洲國家和挪威、丹麥、芬蘭、瑞典、瑞士、列支敦士登等歐洲國家率先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美國在中東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及東南亞的印支半島全麵擠壓英法勢力的同時又與蘇聯開始全球爭霸。這反過來又刺激了包括英法在內的世界反美反霸的浪潮。六七十年代，原英法殖民地紛紛獨立，建立獨立主權國家。此間新獨立的國家，尤其是非洲地區新獨立的國家大多並沒有追隨不可一世的美國，而紛紛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此間，中國與非洲的外交關係增幅最大，以至在聯合國內對美國的反華活動形成巨大的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中國外交大豐收的背後，除了有中國支持第三世界的努力及蘇聯社會主義陣營推動之外，還有英法國家反美的“影子”。與五六十年代印度、巴基斯坦等亞洲英聯邦國家比較早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背景一樣，六七十年代非洲較早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多是與英國政治聯係密切的國家。（見附錄二）
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到20世紀90年代這一時期的中國建交資料，可以看出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在時間選擇上有下列規律性的梯次排列：
1. 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最早給予新中國以外交承認，這是共同事業的需要。
2. 中國支持反殖、反霸、爭取民族獨立的政策贏得第三世界國家的信任。比如1956年埃及與中國建交正值其宣布蘇伊士運河國有化前夕就是需要中國的支持。此外，還有一些反殖反帝的政權組織在取得國家獨立後也與中國迅速建立了外交關係。
3.在新中國外交地位提升的曆史進程中，英、法、美各自勢力範圍的國家對新中國的承認是有時間差的。作為英法傳統勢力範圍的亞非地區和作為美國勢力範圍的拉丁美洲地區，在回報中國外交的時間上正好形成梯式錯位：在中國最困難，美國對華遏製最緊的五六十年代，英法勢力範圍的第三世界國家外交承認中國的較多，時間上也較早。比較典型的是印度。1950年1月26日建國，4月1日印度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地位。當時有幾個“藏獨”分子鬧事，美國希望印度給“藏獨”予以軍事支持，印度冷漠態度令美國一籌莫展。可以設想，印度的這種外交選擇固然有本國利益的因素，但也不能否認後麵不能沒有英國的默許甚至支持。我們知道，英國領事格拉漢奉命在1949年10月6日的向周恩來提議了“通過領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關係’” ，以至使杜魯門埋怨：“英國人在這件事情上對我們做得不太地道。” 不僅如此，英國在印度與新中國建交後三年即在朝鮮戰爭剛結束不久的1954年就與中國建立了代辦級外交關係。不管英國人怎麽解釋，英國人曾於1902年利用日本牽製俄國的外交策略在此已表露無遺。在二戰中與美國合作中吃了大虧的英國，在戰後采取了暗扶中國以牽製美國並由此減輕美國對歐洲的控製的策略。繼英國之後，即1964年法國對深陷在越南戰場的美國“落井下石”，與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比較分析，20世紀50年代較早承認新中國的都曾是歐洲，尤其是英法勢力範圍的亞洲和非洲國家，60年代美國對亞洲軍事控製加深，此間承認新中國外交地位的國家則在英法勢力範圍的非洲地區大幅增加；相反，同是第三世界的卻處於美國控製範圍的拉丁美洲地區則在中美關係緊張的50、60年代，承認新中國的隻有與美國針鋒相對的古巴一國。值得注意的是，拉美國家對中國的外交承認少數是在1972年2月尼克鬆訪華前幾個月，大部分中小國家則隨在尼克鬆訪華之後。這說明拉丁美洲對華外交開放後麵有著中美關係改善的影子，這正如亞洲、非洲對華外交的開放後麵也有英法扶中反美的影子一樣。而造成歐洲這種世界範圍的與美國進行暗中較量的背景則是英法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美國利用吃虧的經驗：其間美國利用歐洲的困境扶持蘇聯，支持世界範圍的民族自決權最終擊敗英國和法國的海外殖民體係。
對美國東亞對華外交產生最直接影響的是英國和法國在日內瓦會議前後的衝突。首先美國不同意參加有“中共侵略者在內的五大國會議來一般性地討論世界和平問題”。 法國和英國則主張召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五國外長會議。 1954年4月26日，日內瓦會議召開，此前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特意於4月中旬去倫敦和巴黎，要求英法等國針對中國采取“聯合行動”，發表宣言“表示準備根據聯合國憲章第51條采取行動，以反對中國繼續幹涉印度支那戰爭”，如果中國不停止援助“越盟”，就威脅要“對中國海岸采取海空軍行動”。 此要求遭到英法的拒絕。4月22日，杜勒斯在北約會議上再次要求英國參加聯合行動，隨後不久又建議以美、英、法、菲律賓和印度支那聯邦成員國的名義宣布，為了“共同遏製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擴張”，不惜使用“最後軍事手段”。美國的這些建議均遭英國的拒絕，並且“英國的態度很強硬” 。會議期間，英國政府發言人認為，英美之間在日內瓦會議上的意見分歧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馬歇爾曾通過扶持蘇聯壓縮歐洲的戰略空間，後又通過“馬歇爾計劃”扶持歐洲反製蘇聯，現在英國和法國人則“請君入甕”：利用美國人解放了的民族自決權，在美國最困難的20世紀50、60年代，先是在亞洲印度，後在非洲，自己則在日內瓦國際會議上，通過擴大中國的外交空間對美國形成巨大反製，並通過這種反製繼續維護本國的殖民利益。
由上可見，在中國突破美國對華外交封鎖的鬥爭中，除了主戰場中朝、中越人民的英勇作戰及蘇聯和第三世界的支持外，英法等國家構成的第二世界反對第一世界霸權主義的矛盾也是造成美國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對華政策的失敗重要原因。對此，1954年7月7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有過明白的分析。他說：
現在英國一大幫、法國、東南亞各國、加拿大、墨西哥，還有一些南美的國家，都是不喜歡美國的。在目前世界上這樣四分五裂的形勢下，一塊鐵板那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們反蘇，反共，反對中國，反對人民民主國家，反對我們這個陣線，那是真的；但是，它們那個資本主義世界是很不統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國現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還是整這個中間地帶，就是從日本到英國這些地方，整得這些國家哇哇叫。……美國現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對共產主義這個旗幟來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領起來。你看我們這個東方，它把日本占去了，把南朝鮮占去了，把台灣占去了，把菲律賓占去了，泰國變成它的了，巴基斯坦變成它的了，還有土耳其、澳大利亞、新西蘭，所以把英國整得下不得地。日本是什麽國家呢？過去英日同盟，日本是英國的同盟國。中國這個國家過去是英國為主的一些國家的半殖民地，後來被美國搶去了。我們的勝利不是得之於英國而得之於美國。今天中國勝利了，英國一則以懼，就是怕共產；一則一喜，就是我們把美國趕跑了，英國可以鑽進來做生意，趁著我們和美國還鬧別扭的時候，鑽進來做生意。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可以做生意的地方。
由此我們不能不說斯大林在1952年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作出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市場的鬥爭以及它們想把自己的競爭者淹死的願望，在實踐上是比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更為劇烈”結論是正確的；由此我們不得不說：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讚比亞總統卡翁達時全麵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 的觀點是正確的。此外，就連龜縮台灣的蔣介石也看得明白。1954年7月8日，他請美駐台“大使”轉告艾森豪威爾：不能指望英國和法國支持美國主導的遠東任何區域防禦體係，“當然，他們可以被包括其中，但是，要求它們對此做出任何實質性的努力，就像是與虎謀皮”。
4. 配合東亞兩場戰爭，美國“西藏計劃”及其失敗
如果說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是美國針對中國崛起進行的自北向南的軍事圍堵，美國拚湊的從東、南、西三麵封鎖中國的各式條約組織則是對中國崛起的經濟政治雙重遏製。在這鐵桶似的“包圍”中，美國還針對中國采取幹涉、分離、製造動亂等政策，試圖從內部瓦解新中國。 如果說前兩種是用於遏製中國的兩條主要戰線，那麽後者屬於配合前者的第三條戰線，其中幹涉西藏是美國配合東亞戰場從西麵側翼牽製中國重要舉動。
二戰結束後，美國將西藏地區與所謂“共產主義擴張”聯係起來，開始注意西藏問題。一部分美國駐印大使館就提醒美國政府注意西藏對於“遏製共產主義勢力”的戰略地位。
1949年1月，中國國共戰場上的三大戰役 基本結束，中國共產黨取得了絕對的勝利，國民黨政權麵臨土崩瓦解。美國駐新德裏大使館就提出報告，建議美國國務院“根據亞洲正在變動的情況重新審議美國對西藏的政策”，其理由認為：
1．如果共產黨控製了中國本部，西藏將是亞洲大陸僅存的為數不多的非共產主義堡壘之一。外蒙古已經獨立。共產主義在緬甸的影響很大，而且正在向新疆和內蒙古滲透。西藏因此將具有意識形態和戰略上的雙重重要性。
2．如果西藏擁有抵禦共產黨滲透的能力——而駐新德裏的使館認為西藏似乎確有些能力，將西藏當作獨立的實體，而不是繼續當作已被共產黨統治的中國的一部分符合我們的利益。
3．西藏政府相對穩定。人民天性保守，篤信宗教，他們具有反對與佛教信條相衝突的共產主義的傾向。達賴喇嘛的權威遠遠超出了西藏之外，對信仰藏傳佛教的尼泊爾、錫金、不丹、蒙古等地的人民有號召力。
4．中國政府現在無法斷言享有對西藏事實上的有效管轄權——並且目前看來，它也不太可能再申張這種權威。
5．西藏日益顯示出同外部世界建立商貿及其他聯係的興趣。務必使他們同外部世界建立關係的努力麵向西方而非東方，這符合我們的利益。
4月12日，美國駐新德裏大使亨德森致電國務卿艾奇遜提醒：“共產黨對西藏控製的擴展反過來會影響美國對抗全球共產主義地區構成威脅。按照目前西藏和印度之間的條約安排，西藏人獲準不需要任何旅行文件就可進入印度。因此，如果在西藏建立了共產黨政府，這個地區將為共產黨代理人滲透印度提供一個意義重大的基地。” 亨德森“實質上提議，假使共產黨成功控製了整個中國，或者出現了具有同等重大影響的發展，我們實際上應當準備將西藏當作獨立的實體對待。” 7月2日，美駐印大使亨德森再致電提醒艾奇遜：“由於當前中國和南亞的新發展，我們再次冒昧建議重新考慮我們對西藏的政策”並建議“（1）我們努力安排派往西藏的代表團不遲於9月1日到達拉薩；（2）這樣的代表團應由重要而且外交經驗豐富的美國人率領，隨員應當外事經驗豐富；如果代表團與西藏政府的關係發展順利，代表團中少數人可以無限期留在拉薩。” 亨德森還向國務院申述了提出上述建議的如下理由：
（1）共產主義在中國本部勝利以後，西藏的發展對於中國以外的亞洲大部分地區意義重大；因此我們派駐我們的觀察員似乎是有利的；（2）我們認為，我們不應繼續無視在亞洲將來事務中很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和人民；（3）適當的觀察員能夠成功在西藏人中創造友好氣氛，這種氣氛在一定的時候也許非常有用；（4）現在正是我們努力維持與西藏的非正式關係的時候，因為通過已經不起作用的中國國民政府接近西藏政府顯然是無意義的嚐試而且我們與其他政府沒有關係。如果我們與有效控製中國本土的政府建立了關係，直接非正式地接近西藏政府將非常困難。
在這裏亨德森實際上是在暗示美國政府在國民黨政府對西藏失控而共產黨政府尚未接管西藏之際，迅速插手西藏並為將西藏從中國主權中分離出去做好準備。他提醒國務院注意“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或‘宗主權’”的區別，認為“一般來說，與‘主權’相比，‘宗主權’暗指中國的管轄權較少，西藏自治權較大。” 1949年7月8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即將離任回國前寫信給艾奇遜說：“我們希望建議新德裏使館今夏向拉薩派出小型代表團（國務院7月5日上午1時傳閱電報信息）。廣州政府對西藏的管轄權已經不存在了，我們讚成在同中國共產黨政府建立關係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認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動。” 7月28日，艾奇遜回複亨德森的第503號電文肯定了駐印度使館的建議“做出的貢獻”，稱國務院目前正在考慮“暗地派出代表團的可能性，國務院會重視你們的討論”。此事後因“目前印度實質上壟斷了西藏的對外關係” ，美國如派代表團赴藏，“情況將變得複雜”而作罷。盡管如此，美國國務院還在第889號電文中敦促美駐印度使館“借機利用共產主義對西藏的威脅來強調來自共產黨中國的危險危及了印度自身，對中國事態的發展持半超然的態度是不現實的。”
鑒於美國、英國等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企圖及西藏的政治形勢， 1949年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向國際社會宣誓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地位。11月23日，毛澤東在出訪莫斯科前夕 迅速致電並責成彭德懷等“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後，即應著手經營西藏”；“西藏問題的解決應爭取於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毛澤東在電文斷定“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西藏當局於11月初、12月初分別向美國提出“援助”要求。1950年1月2日，再次致電彭德懷等，強調“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同時敦促“如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應當爭取於今年四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於十月以前占領全藏”。
1950年3月1日，美國經過短暫的猶豫後，開始試探向印度提出“美國和/或英國與印度合作滿足西藏的要求”，並致電美駐印使館要求向印度表達“國務院希望印度能滿足西藏有理由的防禦需求，並相信印度最好在其能力範圍內，繼續承擔援助西藏的基本責任”。 3月8日，亨德森致電艾奇遜披露，英國不斷鼓勵印度政府對西藏叛亂分子擴大軍事援助，印度已向西藏叛亂分子提供可用半年的“滿足西藏小型武器要求，不是什麽實質上針對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項目”。
6月，朝鮮內戰爆發美國旋即出兵朝鮮，7月22日，艾奇遜明確電告美駐印度使館：“國務院現在便於向西藏保證美國將提供援助。”要求使館通知西藏叛亂分子：“美國準備幫助西藏獲得援助和資金。”如果印度願意提供交通便利，“美國願意幫助西藏”。 9月9日，西藏叛亂分子代表夏格巴等“拜見”美國駐印大使亨德森，表示“西藏政府已經采取了堅定的立場，使用武力對抗中國共產黨的入侵”，並對“美國主動提出提供軍事援助表示深深的感激”。夏格巴等向亨德森表達了“西藏想要的是獨立”的迫切願望。 在得知印度和英國政府對西藏“獨立”持消極態度、“印度政府似乎在‘西藏問題上洗手不幹了’” 的報告的第二天（10月27日），艾奇遜致電美駐印使館“希望印度政府盡快知道，美國希望能對西藏局勢有所幫助”，指示亨德森“拜會尼赫魯，根據自己的判斷告訴他，美國和印度一樣關注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侵西藏的報道”；“美國希望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同印度政府合作，美國相信中國征服西藏與絕大多數西藏人民的願望和最大利益格格不入”。 10月31日，亨德森會見印度外長巴傑帕依得知印度不準備撤回在拉薩的印度代表團，尼赫魯指示“在印藏邊界西藏軍官提供軍事訓練的印度官員”，“繼續他們的工作”；同時也告訴亨德森：“目前美國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行動，美國的行動會給共產黨中國提供機會重新指責大國對西藏不懷好意，讓印度領導人感到美國正不遺餘力地利用北京對西藏的進攻在共產黨中國和印度之間製造分裂。”巴傑帕依告訴亨德森：“即使中國和印度之間有分裂，也顯然來自於事件的推動，不是來自於外部大國的幫助。” 11月3日，亨德森拜見尼赫魯“希望能做一些我們能做的有所助益的事情”。尼赫魯再次明確告訴他：“美國現在什麽都不做，少說一些話是最有幫助的事情。”
10月24日，就在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參戰的前一天，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藏昌都戰役勝利結束。此役共消滅藏軍、爭取起義人員5700餘人，約占藏軍總數三分之二，一舉解放了藏東政治、經濟中心昌都及其周圍廣大地區，打開了進軍西藏的門戶，並擴大了人民解放軍在藏區的政治影響。
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5月24日，毛澤東主席在懷仁堂接見西藏和談代表，並舉行盛大宴會，慶祝簽訂和平解放西藏辦法。中國人民解放軍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於1951年8、9月間，分路向西藏首府拉薩和平進軍，先後進駐拉薩及日喀則、江孜等邊防重鎮，實現了中國大陸最後一個省區的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粉碎了美國配合東亞朝鮮戰場從中國西部地區牽製中國國家力量的企圖。
但美國並未放棄對新中國的顛覆目標。1951年5月17日，也就在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署《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前幾天，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美國在亞洲的政策和行動方針》（NSC48/5）認為：
在繼續承認國民黨政府是中國合法政府的同時，對於共產黨中國，美國現在應該：
a. 繼續努力通過聯合國部隊在朝鮮的作戰，使中國軍隊遭受重創，以削弱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軍事力量與威望。
b. 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擴大和加強培養非共產黨領導人物，並盡量影響在華的反對目前北平政權的領導人物和人民，使北平政權能改變方向或被取而代之。
c. 扶持和幫助在中國國內和國外的反共力量，以便發展和擴大中國對北平政權統治的反抗，尤其是在中國南部。
1954年4月7日，艾森豪威爾總統提出多米諾骨牌理論，此後美國對華遏製進一步升級。1958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重申“美國的國家安全將因共產主義對東南亞大陸地區的統治而陷於危殆”；“任何一個自由國家落入共產黨人之手都會助長其餘國家妥協退讓的傾向”。 1954年，肯尼迪訪問越南，在離開越南時，他已決心不讓印度支那落入共產黨之手，“肯尼迪決心要阻止對美國在該地區地位的侵害”。 1959年4月，艾森豪威爾在演說中首次公開承擔了支持南越作為一個單一國家的義務。“這一行動，成為60年代美國大規模卷入越南戰爭的先導”。
與1950年6月美國軍事幹涉朝鮮後突然全力支持“藏獨”勢力的原因一樣，在美國即將大規模軍事幹涉印度支那前夕，美國再次啟動那張並未停止 的“藏獨”牌。解密檔案表明，1958年9月，中央情報局決定秘密增加對叛亂者的資助，以擴大其反對中央政府的遊擊戰，得到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批準。
1956年歐洲社會主義國家波蘭和匈牙利出現動亂，蔣介石集團也受到鼓舞，1957年9月16日，蔣介石在與美國駐韓國大使會談中承認：去年秋天以來，他“繼續在新疆、西藏和內蒙古進行反共活動。中華民國政府對這些活動的發展保持密切的關注，但其他國家對此則很少注意。從5月份以來，這些反共活動幾乎已成了既成事實，這促使共產黨采取嚴厲手段”。
與美國決心幹涉越南的政策遙相呼應，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公然撕毀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即《十七條協議》），發動了以拉薩為中心的全區性武裝叛亂，炮轟其駐地羅布林卡並誣是解放軍所為，並於3月17日將達賴喇嘛劫出拉薩。達賴離開後，叛亂分子於3月20日淩晨向解放軍發動全麵進攻。解放軍在擊潰叛匪後迅速向山南挺進，年底平息了拉薩、山南及青藏和川藏公路沿線的叛亂，1960年底，全區叛亂基本平息。
與1950年“藏獨”分子阻礙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的分裂活動是配合美國朝鮮半島行動的有機組成部分的道理一樣，1959年西藏叛亂也是美國即將大規模幹涉印度支那行動，遏製中國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 因此，叛亂期間，“藏獨”分子一直得到美國或明或暗的支持。
1959年4月1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韋什爾•杜勒斯告知艾森豪威爾總統：“鑒於西藏抵抗運動最近出現高潮，達賴喇嘛出逃印度導致西藏合法政府同中共政府徹底決裂，我們正在現行政策許可的範圍內製定計劃。” 4月23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03次會議上中情局局長杜勒斯通報“看來康巴地區的起義力量已被完全擊垮。拉薩的起義力量可能處於同樣的境地。” 同日，達賴托轉“請求美國承認自由西藏政府，並影響其他國家也這樣做”的信。4月30日，代理國務卿狄龍向艾森豪威爾總統提出答複建議，告訴達賴美國“一接到他有關承認的要求，就立即開始了研究，並正在考慮我們和其他國家可以采取的措施”；同時還在內部保留了“承認似乎可作為一種實踐措施，但隻能是在舉措會得到其他國家、包括亞洲國家的熱切回應之後，才能加以實施” 的考慮。5月5日，就承認達賴“政府”問題遠東事務助理饒伯森致國務卿赫脫的研究報告建議“我們不應該鼓勵達賴喇嘛提出承認要求，除非我們肯定這一要求將得到很好的回應”；美國“將給予他們的呼籲以同情的考慮，支持尋求自由世界其他國家的支持”。同時也提出“如果我們能爭取到眾多的自由世界國家包括亞洲國家的合作，就應該給予承認。如果得不到這種合作，我們應重新評估局勢以決定采取何種方針。” 此後，美國對達賴的支持基本守此底線。在此基礎上，美國政府也製定了長期計劃，計劃目標是“在西藏內部和外國，尤其是印度，支持西藏獨立，並建立一個反共產黨中國的抵抗力量”； “在政治行動和宣傳領域，西藏計劃的目標是通過在西藏人和其他國家當中支持在達賴喇嘛領導下的西藏獨立，削弱中國政權的影響和活動能力；形成能夠阻止西藏內部可能出現的政治發展的抵抗力量；達到國家安全委員會5913/1號文件中最初確立的美國政策目標，遏製中國共產黨的擴張”。 為此“中央情報局派出小組支持西藏抵抗運動”，同時也認為“西藏人繼續有效的抵抗，不僅會給中共造成很大麻煩，還有助於在整個地區保持抵抗的火種”；“這不僅是出於對西藏的人道主義考慮，也是為自由世界的長遠著想”。 1960年2月4日，白宮舉行有總統艾森豪威爾參加的會議，在聽取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勒斯關於“支持西藏抵抗運動”的計劃執行匯報後，“總統批準按照預定方針繼續執行該計劃。”
1964年起，約翰遜政府逐步將美國在越南軍事行動從“特種戰爭”升級為“局部戰爭”。與此相配合，1964年1月9日，美國中央情報局也加大實施“西藏計劃”力度，每年所需經費173.5萬美元，並認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除非中國及西藏的事態發生突然變化，這一有關西藏的長期政治計劃的開支預計不會超過這個數字”。 1966年，中國出現“文化大革命”風暴，“中國及西藏的事態”確實“發生突然變化”並對美國的“西藏計劃”造成災難性的影響。1968年年初，美國在越南戰場遭到越南南方軍民發動春節攻勢，敗局已定， 與此同時，由國務院、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等機構代表組成的、負責海外秘密行動的部際小組“303委員會”於1月16日提交的“關於西藏各項行動的情況報告”也對“西藏計劃”作出極其悲觀的評估，認為：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混亂蔓延到西藏，這包括內部交通、通訊、旅行的破壞，以及治安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不幸的是，沒有明顯的跡象表明西藏人民想利用這一內部混亂尋求進一步的自治。中國的安全狀況並沒有顯示出惡化的跡象；而且他們對西藏的控製，不論是在政治方麵還是在軍事方麵，仍像以往一樣廣泛深入。西藏領導層已經被清除。由於中國人直接控製當地的行政，大量的秘密財產被發現並被消除。
越南戰場的失敗導致美國在東亞實行收縮政策，中央情報局逐漸取消了在美國國內對叛亂分子的訓練計劃，美國對“藏獨”支持的年度預算被壓縮到不足120萬美元。 尼克鬆上台，美國針對西藏的計劃被逐漸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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