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不打不相識：力所不及的對華遏製全麵失敗(中)
我們看到，造成美國朝鮮政策上述轉變的直接原因表麵上看是中國出兵，而其深層原因則是美國沒有支撐在朝鮮與中國發生全麵戰爭的物質資源。從1951年5月3日到6月27日，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和外交委員會舉行為期七周的遠東軍事形勢聯合聽證會。會上杜魯門說：“全麵進攻中國的軍事行動必須避免，不要說別的理由，隻因為它是一顆巨大的餌雷。” 艾奇遜說，如果進攻中國，“就要冒被陷入無底洞的危險。這種戰事沒有個結束的日子，它會把我們的血放幹” ，而俄國人在歐洲就可以放手地幹。1951年底，麵對久拖不決的朝鮮戰爭，參謀長聯席會議在致國防部長馬歇爾的《備忘錄》中近乎哀號地寫道：“從美國的軍事角度出發，美國的陸、海、空軍長期被困在一場無結果的戰爭中，還有不斷的人力和物力的損失，這是無法讓人接受的。”如果美國堅持擴大戰爭目標，那美國就不能不麵對“美國為實現其目標還要在朝鮮投注多少軍事資源”的問題。 正因此，1951年4月6日，總統、國防部及國務院曾批準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建議即授權麥克阿瑟可以“調遣美國遠東駐軍攻擊敵人駐滿洲的空軍基地及飛行器，並打擊山東半島的威海衛附近區域” ，但這項批準通知被扣下直到麥克阿瑟卸任前都未發給他。 李奇微接替麥克阿瑟後，再次要求“進攻敵人在滿洲和山東半島的空軍基地”的授權 ，盡管得到參聯會的同意，但受到相當複雜或說根本無法操作的條件限製。
現在回頭總結美國在朝鮮戰爭失敗——同樣也是後來直至半個世紀後小布什時期美國失敗——的關鍵原因，在於美國的軍事失敗，而軍事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軍事目標與可支撐戰爭目標的資源的嚴重不匹配。而越洋進行大規模地區性戰爭，使美國用以支撐這場戰爭的資源更顯脆弱。在戰爭發動不久，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就對此有所認識，1950年11月9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應國防部長馬歇爾的要求對這場即將開始的大規模戰爭進行評估，清醒地認為：
朝鮮與美國相距甚遠，讓美國長期在那一地區打一場未宣戰的戰爭，其人力、物資和金錢耗費都是巨大的。相反地，中國與朝鮮是近鄰，所以讓中國共產黨人無限期打這場戰爭，用他們取之不盡的人力，加上代價相對就小多了。美國部隊繼續卷入朝鮮事務符合蘇聯和世界共產主義的利益，這樣能給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帶來沉重的負擔。讓軍隊不足的美國參加戰略上並不重要地區的戰爭也是符合蘇聯利益的。從全球戰爭的角度講，美國因此會失去平衡，而蘇聯會進一步完善並完成其全球爭霸的計劃，準備發動一場突然襲擊。如果容忍未宣戰的戰爭來削弱我們的實力，使我們經不起蘇聯在其他地方發動的進攻，對朝鮮進行的幹涉就會妨礙美國的安全。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可能會在朝鮮取得小規模戰爭的勝利，但如果全球戰爭爆發，美國就會敗給蘇聯。
隻是由於麥克阿瑟、艾奇遜等被二戰勝利衝得忘乎所以，才使美國政府不願采納甚至不願考慮當時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正確意見。
20世紀50年代，美國麵臨的是兩洋任務，從大西洋方麵看，美國麵臨阻止蘇聯的擴張和複興歐洲的任務。1947年6月馬歇爾複興歐洲計劃出台，9月蘇聯東歐國家成立“情報局”。1948年初至1949年初，西方國家與蘇聯發生第一次“柏林危機”，與此同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1952年5月16日，美英法德簽訂《波恩專約》，宣布恢複西德主權，實際上承認西德重新武裝。次日，《歐洲防務集團條約》簽訂，而同時蘇聯也開始考慮與東歐國家成立相應軍事聯盟以西方對抗。在歐洲與蘇聯關係日益緊張的形勢下，麵對已經開辟的朝鮮戰場，美國就沒有可以支撐兩洋同時發生戰爭的資源，況且朝鮮戰爭還是被美國認為的在“讓軍隊不足的美國參加戰略上並不重要地區的戰爭也是符合蘇聯利益的” 戰爭。目標沒有可匹配的手段和可支撐的資源，這樣的目標就隻能是海市蜃樓，而建立在海市蜃樓上的戰略就注定是不可持續的。這一點不僅除麥克阿瑟之外的美國一些美國有識之士清楚，毛澤東在戰爭之初也看到了這一點，1950年10月2日，他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說：
首先的問題是中國的軍隊能否在朝鮮境內殲滅美國軍隊，有效地解決朝鮮問題。隻要我軍能在朝境內殲滅美國軍隊，主要地是殲滅其第八軍(美國的一個有戰鬥力的老軍)，則第二個問題(美國和中國宣戰)的嚴重性雖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時的形勢就變為於革命陣線和中國都是有利的了。這就是說，朝鮮問題既以戰勝美軍的結果而在事實上結束了(在形式上可能還未結束，美國可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承認朝鮮的勝利)，那末，即使美國已和中國公開作戰，這個戰爭也就可能規模不會很大，時間不會很長了。
斯大林更是看透了美國發動戰爭能力的脆弱性。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與到訪的周恩來、陳雲等中國領導人談到朝鮮戰爭時說：
朝鮮戰爭表明了美國的弱點。24國的軍隊不能在朝鮮長期打下去，因為他們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也不能指望取得勝利。
美國人是一批商人，每個士兵都是投機商，做買賣。德國人20天就占領了法國，美國已經兩年了，卻對付不了小小的朝鮮。這算什麽實力？美國人的主要武器是長襪子、雪茄和出售的其他商品。他們想征服全世界，卻對付不了小小的朝鮮。美國人不會打仗。特別是在朝鮮戰爭以後，他們喪失了進行大的戰爭的能力。他們寄希望於原子彈和空中打擊，但靠這些是不能打贏戰爭的，需要陸軍。但他們的陸軍既少又弱。同一個小小的朝鮮打仗，在美國國內就已經有人哭泣了。如果他們開始大的戰爭，那又將如何呢？到那時，恐怕都會哭泣的。
如果讀一下當時麥克阿瑟的一些戰場分析報告，會發現這些報告從純軍事的角度看是非常到位的；但深究起來，就會發現其不足是他似不考慮美國是否有財力支持其戰場目標的實現。這是這位聯合國軍最高指揮官與美國國務院及參謀長聯席會議矛盾產生的根本原因。
戰爭之初，麥克阿瑟和杜魯門等隻考慮到局部軍事目標的“合理性”，而沒考慮到美國是否能夠調動實現這樣一個“合理”目標的國家資源。事實上，1950年12月，也就是中國參戰不久，麥克阿瑟已意識到“我們的部隊在數量上不足”，他在發給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電報中以埋怨的口氣稱：“除非迅速提供最大數量的地麵援軍，否則這支部隊將被迫不斷撤退，抵抗力量也會隨之越來越弱；要到被迫處於灘頭碉堡地位，這固然能延長抵抗的程度，但除了防禦以外也不會帶來任何希望。” 1951年1月13日，參謀長聯席會議發給麥克阿瑟的電報中承認：“在最壞的情況下，即便出現我們必須從朝鮮撤軍的情況，我們也必須使世界了解，我們的困難在於軍需方麵。” 1953年6月22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朝鮮停戰致李承晚的信中帶有埋怨的口氣解釋美國已無力繼續這場戰爭的原因：
團結原則的實現不能沒有犧牲。沒有人能隻做他想做的事。美國的年輕人沒有做他們想做的事情。100多萬美國孩子離開他們的家庭、親人和和平事業，奔赴遙遠朝鮮。他們去那裏的原因是，你在黑暗的時刻提出以自由世界大團結的神聖原則來挽救貴國於巨大的災難。那100萬去貴國的美國孩子中，2.4萬名犧牲，11萬名受傷。我們在金錢上付出了成百上億美元。那就是我們為忠誠於你提出的團結原則付出的一部分代價。
1953年7月7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就“美國簽署朝鮮停戰協定後的策略”提交的報告中承認：
自由世界的歐亞大多數國家很可能會讚成朝鮮中立化，因為這種解決辦法看起來是消除了美國和共產黨世界之間的一個危險的磨擦區域，從而減少爆發全麵戰爭的危險性，還因為要強化美國在南朝鮮的地位就會大量消耗美國資源，不然，這些資源可以用在別處。
通過解除其對在朝鮮的美國基地和大規模裝備精良的韓國軍隊的支持，美國節省下來的資源可以用於加強自由世界在其他地區的軍事地位。
美國為這場戰爭動用了其陸軍的1/3，空軍的1/5和海軍的大部，直接軍費高達200多億美元。 在隻有15個國家參加的“聯合國軍”中，美國提供陸、海、空戰爭費用的50.32%、85.89%和93.38%。1951年春，杜魯門親自出馬呼籲拉美各國為美侵朝戰爭“分擔重擔”，隻有哥倫比亞作出響應，派了象征性的地麵部隊赴朝。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據統計美國用於朝鮮戰爭的直接費用按1967年不變價格計算共達693億美元，占一年國民生產總值比重的15%。 1953年9月12日，毛澤東在總結中國在朝鮮戰爭的勝利時將“敵人在侵朝戰爭中用錢很多，它的預算收支不平衡”作為其中美國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看來，與戰爭之初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判斷 一樣，美國確實沒有能力提供支撐打贏一場遠距離區域性戰爭的資源。如果中國和蘇聯再不罷手，美國隻有唯一的手段——原子彈了。
b. “極右”思潮嚴重介入美國人的政治生活
除了物質資源不足的原因外，美國人形而上學的認識論及國內的“極右”思潮也是導致美國在朝鮮戰爭及後來的越南戰爭中失敗的重要原因。
許多美國政治家始終擺脫不掉理論邏輯和現實邏輯的兩難困擾。與德國威廉二世之後的戰略思想史進程相似，形式邏輯完備而經驗邏輯不足，戰略目標論證成立而支撐其結論的資源匹配不足，是二戰後尤其是從杜魯門到約翰遜時期及小布什時期美國戰略研究的通病。當這種思維通病被應用於東方戰爭時則更顯得致命。
如果說以中國為源頭的東方文明使東方人有著比西方人更為深厚的辯證法（陰陽）淵源，那麽，似乎是上帝的補償，發源於地中海的歐洲文明使西方人則占據著形而上學——盡管有赫拉克利特、康德、特別是黑格爾哲學的有力矯正——的哲學王冠，以至形而上學成了推動基於近現代工業技術文明的主線。如果說，德國威廉二世直至希特勒的目標脫離資源支持的基於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戰略還可以得到具有黑格爾和康德辯證法底蘊的俾斯麥有限守成思想矯正的話，那麽，對於其民族國家曆史較短、發展迅速而又處於東西方文明邊緣地帶的美國人——還有日本人——來說，他們在獲得形而上學“補藥”益處的同時，更易受到這種“補藥”副作用的損害。這種損害具體表現為其國家戰略設計中的形而上學優勢因得不到辯證法的有力矯正而轉化為“一根筋”式即片麵的形而上學認識路徑及由此帶來的國家災難。
麥卡錫主義是造成20世紀50、60年代美國國家災難的意識形態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野的共和黨利用所謂“共產黨人滲入政府”問題攻擊民主黨政府。1950年2月，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Maikaxi）在西弗吉尼亞州惠林市發表演說，無中生有地宣稱有205名共產黨人滲入到國務院，此後，麥卡錫利用參議員的特權，操縱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捏造事實，製造謠言，大肆指控和調查所謂的“共產主義的滲透”，進行非法審訊和法西斯式的政治迫害。麥卡錫主義誣陷誹謗的範圍，上至政府要員，下至平民百姓，造成白色恐怖、人人自危的局麵，甚至辛辛那提棒球紅隊被迫一度改名。中國問題專家拉鐵摩爾和費正清、進步作家斯諾、美國“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等著名人士均遭迫害，大批政府雇員被解雇，共產黨和進步力量受到嚴重摧殘。麥卡錫主義對美國的意識形態介入如此深刻以至1966年美國駐蘇聯大使湯普森驚呼：“我們現在麵臨的是由於大陸封鎖、麥卡錫主義和杜勒斯—饒伯森年代造成的人才匱乏和代溝。” 麥卡錫主義引起美國有識之士的強烈反對，以至1954年12月參議院通過譴責麥卡錫的決議案。雖然此後麥卡錫主義衰落，但它對美國社會造成的寧“右”勿“左”的另類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卻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影響著美國人的政治生活，乃至美國的戰略設計走向。 而美國繼朝鮮戰爭失敗後再次飛蛾撲火式奔赴越南戰場，並再次遭遇比朝鮮戰爭更大的災難，既是美國形而上學戰略設計的惡果，同時也不能不認識到麥卡錫主義對強化這個過程所起到的推波助瀾的作用：“鑒於共和黨右翼的國內政治壓力，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都認為有必要以北緯17°線在越南劃界，那些判定杜魯門政策應為失去中國負責的人，不希望看到因丟失印度支那而遭受指責”； 肯尼迪更是“深深地擔憂，如果不能阻止共產主義橫掃印度支那，他將被打上‘對共產主義心慈手軟’的標簽，……由於麥卡錫主義在美國社會中勢力猶存，倘若共產黨人在越南再度勝利，他在1964年再次當選的希望就極為渺茫了，民主黨將再次遭受滅頂之災”。
(2) 從朝鮮到越南，美國在同一邏輯下陷入更大的失敗
關於越南戰爭失敗的原因，美國外交史學者孔華潤對此有極為深刻全麵並有助於理解21世紀初的美國外交的評價，他在其主編的長篇巨著《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中寫道：
如果說戰爭的失敗對美國的戰略地位沒有什麽影響，那麽，這場戰爭的代價對美國的傷害實在是太深了，它加速了美國霸權的衰落。蘇聯在戰略平衡方麵取得的成就以及日本與西歐重新獲得的經濟優勢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災難性經濟政策，包括為越南戰爭籌資的手段，都對美國衰落的時機和深度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自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來，美元的地位一直很虛弱，國際收支的赤字問題困擾肯尼迪，但直到1964年，該赤字還處於可控的範圍之內。艾森豪威爾之後的諸位總統都未對國家安全的代價給予足夠的重視。肯尼迪、約翰遜和尼克鬆傲慢地拒絕對他們追求的外交目標所需的代價予以密切關注，在他們的考慮中，國際收支一向從屬於安全問題。在20世紀60年代，當政府印製越來越多的美鈔來應付其創建帝國的各種行動時，通貨膨脹率急劇上升。約翰遜和尼克鬆都試圖將戰爭開支和通貨膨脹轉嫁給他們的夥伴。1965年，法國起而發難，要求美國拿黃金兌換他們手中的美元，1971年，英國和德國也開始反對美國的國際貨幣政策。世界開始厭倦以收存貶值的美元作為免受蘇聯威脅的代價。他們認為蘇聯的威脅已大大減小；他們厭倦以收存貶值的美元，去支持一個大多數歐洲人都反對的美國人的越南戰爭。當貨幣問題開始向安全問題提出挑戰時，緊張情緒在潛滋暗長。政治學家羅伯特·吉爾平解釋說：“由於外交和國內問題的雙重原因，美國政府對擴張性和通貨膨脹政策不停息的追求最終削弱了美元的地位，撼動了國際貨幣體係，[美元開始成為]全球經濟中既危險而又受到排斥的一員。”
1950年至1954年美國國際收支逆平均為17億美元，1955年至1959年（1957年除外）平均每年為25億美元，1960年至1964年平均每年為28億美元，1965年至1969年平均每年猛增為34億美元。國際收支逆差增大導致美元地位下跌。1950年至1970年，外國政府、中央銀行和私人握有的美元，從84億增加到430億，而美國黃金儲備則從243億美元，下一步降到163億美元。60年代前半期，美國外貿順差平均每年為54億美元，後半期下降到30億美元，1968年僅為83700萬美元，是1937年經濟危機以來的最低點。 據統計美國用於越南戰爭的直接費用按1967年不變價格計算共達1488億美元，占一年國民生產總值比重的14%。 美國國力在60年代末期嚴重衰落，導致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孔華潤接著寫道：
美元貶值提升了美國的商品價格，致使其失去了海外市場，到1971年，美國在這個世紀首次出現了貿易逆差。在這一年裏，為阻止黃金外流，尼克鬆政府拒絕拿黃金兌換美元，尼克鬆的屬下寧願結束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從而破壞了哈裏·德克斯特·懷特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於20世紀20年代所設計的、給參與國帶來驚人財富的布雷斯頓森林體係。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假使沒有這次戰爭，假使沒有受到通貨膨脹困擾的為國民提供工作和服務的國內計劃所造成的惡果，美國麵臨的許多經濟問題會依然存在，但是，這些問題因耗費在越南的數十億美元而惡化了。經濟停滯不前而物價卻快速增長，即所謂的滯脹，在20世紀70年代打擊了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之後，德國和日本被剝奪了參與大國角逐的機會，因而成為美國衰落的主要受益者。日本人將其研發預算的99%用到民用生產上，從而輕易地占領了美國市場，而美國卻將研發預算的50%用在武器裝備方麵。另一位政治學家理查德·羅斯克蘭斯解釋了諸如日本和德國這樣的貿易國家的興起，盡管並非出於自願，這些國家選擇了貿易而不是軍事手段去獲取財富和權力。撇開對日本卓越的工業計劃的不實指責，我們不能忽略這樣一個事實：由於那場毫無理智的越南戰爭，美國至少加速了這個世界所麵對的“日本第一”的到來。塑造一個全新的、後霸權領導風格的機會，隨同美國的財富和權勢，一起被揮霍掉了。
此外，美國與蘇聯的軍事力量對比的天平也發生不利於美國的傾斜。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前夕，美蘇的洲際導彈數量比是5：1，1964年是4：1，1967年蘇聯洲際導彈為570枚，1968年增至900枚，1969年達1060枚，數量上趕上美國。美蘇戰略力量接近平衡。除戰略核力量外，戰後美國長期壟斷的製海權也受到蘇聯的挑戰。當美國因越戰重負放慢海軍造艦速度時，蘇聯正好摒棄了近海防禦的海軍戰略，迅速加強遠洋進攻力量。在常規地麵部隊方麵，盡管美國由於擴大侵越戰爭把兵員在1968年擴大到350萬人，但是受人力開支增大和通貨膨脹的影響，裝備費用不足，武器更新困難。加之越戰困住了約50萬美軍，美國全球常規兵力分布失去平衡。 到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的霸權已呈江河日下之勢。
我們大量引用上述資料，試圖說明與20世紀50年代失去朝鮮戰爭的原因一樣，戰略目標與資源手段之間嚴重不匹配，也是美國60年代輸掉越南戰爭的深層原因。後者與前者不同的隻是，於前者中美國尚處“一鼓作氣”少年氣盛階段，而於後者中美國則進入“再而衰”階段。如果不是尼克鬆及時調整，美國很可能繼而陷入“三而竭”的沼澤之中。對此，如果我們研究一下從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以及尼克鬆執政期間美國聯邦政府財政預算變化，我們就會有更直觀的認識，不難發現其中變化最大的是國防支出。（見附錄一）
可以說，“尼克鬆主義”出現拯救了美國：其的要義是收縮戰線，量力而行，使美國的戰略目標與其有限的資源手段相匹配。我們看到，尼克鬆執政時期（1969-1974）年美國財政支出大幅下降。1969年尼克鬆上台將1968年聯邦政府的財政預算年增長率從13.1%壓縮到3.1%，收入增長率從2.8%提升到22.2%。在美國國家財政支出中，國防支出占其大部，因此，國防支出的下降是聯邦財政支出下降的主要因素。在《美國聯邦預算國防支出和退伍軍人補助金支出》（見附錄二）表中，國防支出年平均增長率按當年價格計算從1967年的22.9%，到尼克鬆上台的1969年降到 0.7%，1971年猛跌至 -3.5%，至尼克鬆下台前一年即1973年也保持在 -3.1%；同期，國防支出占聯邦支出總額分別從1967年的45.4%,到1969年降為44.9%,1973年為31.2%,1974年猛降為29.6%。此後數年,美國外交基本在尼克鬆主義的路線上進行調整。財政支出中國防開支部分逐年下降，1989年，國防支出總額年平均增長率按當年價格計算基本保持在已下降到2.7%，1975年至1989年，國防支出占聯邦預算支出總額比重大體保持在26%至22%之間。這使肯尼迪、約翰遜政府期間嚴重透支的美國經濟得以休整和恢複。美國國力逐漸上升，這為後來戰勝蘇聯作好了預備。
(3)中國勝利的原因
作為美國失敗原因的反證就是中國勝利的原因。我們傳統上將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的勝利歸功於中朝參加人員的勇敢頑強和中國參戰的正義性質。這沒問題，但還不完全，因為僅憑勇敢和正義我們就不能解釋類似斯巴達克起義失敗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古國文明在殖民主義炮火中毀滅的原因。
其實，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盡管有在國門以逸待勞的天然優勢，但也有資源不足的困撓。
戰爭爆發前，中國政府曾設想在1951年將軍費開支從1950年國家預算中軍費開支的43%減少到30%，用70%來進行經濟建設，但到戰爭進入持久戰後，中國被迫將1951年國家預算中軍費開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1951年總預算因戰爭增加了60%，而總預算中直接用於朝鮮戰場的就占32%。1952年9月，周恩來訪蘇時請求蘇聯在今後5年中再代款40億盧布，其中大部分還是用於軍事和國防，購買工業設備的僅有8億盧布。中國在朝鮮戰爭期間戰費開支達人民幣62億元。 這就是說，隻是在三八線以北的抵抗戰爭就消耗掉了1952年中國財政總收入183.7億人民幣的近1/3。 1956年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也承認：“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軍政費用占國家預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這個比重太大了。” 這說明，當時中國用以進行這場戰爭的資源，尤其在美國對華戰略物資禁運的形勢下，根本不足以支撐以朝鮮全境為目標的軍事行動。基於此，與美國麥克阿瑟的作派不同，盡管中國領導人的口氣強硬，但自始至終不以朝鮮全境而是以三八線以北為目標，這使其有限的軍事目標有了可以與之匹配的資源支撐。此其一。
其二，從雙方武器對比的角度，美國畢竟是當時世界上唯一有核武器的國家，而這又是美國在堅持不下去的時候撕破麵子的最後底線。在隻以三八線以北的有限戰爭中，美國是“紙老虎”，但如果將有限戰爭轉化為朝鮮全境的無限戰爭，那形勢可能就會使中國的優勢化為劣勢，除了中國財力不足以支撐這樣的戰爭外，真的到了美國以核武器與百廢待興的中國魚死網破的地步，對中國也是不利的。根據現在已公開的美國檔案文件看，美國準備以談判結束戰爭的時候，也正是美國軍方高層開始準備以原子彈作大戰再啟底牌的時候。
比如，1953年3月27日，陸軍參謀長柯林斯在呈送的關於朝鮮采取其他行動方案的新文件中“提出表示可以考慮使用核武器”。他在國務院與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討論中說：“我個人對在朝鮮使用戰術核武器的意義持懷疑態度。”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認為：“由於任何地麵戰爭升級都會造成傷亡，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將被迫使用我們擁有的各種核武器。”空軍參謀長範登堡將軍希望：“如果真的使用原子彈，我們用它來襲擊滿洲的基地。原子彈在那裏會有效果。” 3月31日，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向金日成及彭德懷建議雙方舉行聯絡組會議， 同日，艾森豪威爾總統在其主持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討論會上也提出在朝鮮戰爭中使用核武器問題。“他承認，沒有許多好的戰略目標，不過他覺得，如果使用核武器後，我們能（1）對共產黨部隊取得重大勝利；（2）在朝鮮蜂腰部劃線，那就是值得的”。非軍事顧問迪馬洛特表示“我們應該在朝鮮使用一些核武器”，艾森豪威爾表示同意，認為：“不管怎樣，美國應努力消除對使用核武器的禁忌”。 4月26日板門店談判複會，5月20日，美國軍方仍在考慮“把戰爭擴大到朝鮮境外的必要性”，這樣，“有必要使用原子彈”；這時艾森豪威爾表示：“他對這一建議的一大擔心是，蘇聯空軍可能會襲擊日本的毫無防禦能力的居民中心。”他說“這一點總是壓在他心頭，令他不安”。 1953年7月27日，朝中和聯合國雙方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南日大將和哈裏遜中將分別在停戰協定上簽字，經事先商定，雙方首席代表簽字時間即作為停戰協定簽字時間。7月7日，也就在停戰協定簽署的前10天，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還就美國在簽訂停戰協定後準備一個“臨時行動方案”，以防“新一輪武裝進攻產生”，警告“如果有新一輪武裝進攻產生，就不可能把戰爭僅限於朝鮮境內”。 7月23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56次會議還在討論“中國共產黨人進行全麵進攻的可能”。國防部副部長表示：“如果停戰協定被違反，我們可能利用我們的核能力打擊中國共產黨人”。艾森豪威爾補充道：“把我們的援軍放在日本，需要時隨時運到朝鮮。”
可見，美國在朝鮮準備停戰的同時也在預備著一場更大的更殘酷的原子戰爭。而對於已實現其戰略目標的中國而言，應對這種戰爭既無必要，也沒有力量。而中國能夠在盡可能擴大戰果的同時又能適時地結束戰爭，既是新中國領導人高超的外交藝術的表現，又是中國贏得朝鮮戰爭的關鍵。戰爭輸贏本身並沒有意義，隻是看誰在適時妥協之前在資源可支撐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贏得了國家利益。1955年10月15日，毛澤東同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談話時說：“世界大戰這個東西意思不大。說打仗我們就一定害怕，這也不見得。丟原子彈誰也害怕，日本人怕，中國人也怕，所以最好還是不打，盡一切力量爭取不打。”
在越戰中中國始終掌握戰爭主動權並迫使美國屈服的原因與上同理，此不贅述。
將朝戰和越戰中的背負著拯救“民主世界”這一所謂“道義責任”的美國領導人與同時期既具有共產主義熱情，又具有冷靜的現實主義眼光的新中國領導人作比較，前者打仗更多是為了“麵子”，而後者則是地地道道地為了“裏子”。美國開戰的理由基於所謂“道義原則” ，而在事先明知不會有多大效果的情況下對中國的經濟禁運隻為了所謂“政治影響” ，被迫結束戰爭甚至想在窮途末路時使用原子彈則更是為了保住麵子， 這兩點決定了美國的戰爭目標是沒有底線的，而中國則始終將戰爭的目標定在三八線上，由此保證中國依托於東北重工業的國家經濟建設 有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而不是僅僅為所謂徒有虛表的“麵子”。這一時期的美國領導人犯了與後來蘇聯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同樣的好出風頭的錯誤，猶如世界級的“超女”，風頭出盡後便是洋相十足。
4. 中國參與朝戰的結果是“雙贏”：既贏了美國，也贏了蘇聯
有人認為：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獲得的“這種‘勝利’在很大程度上隻是心理上的” ；也有人認為：中國參加朝戰是“徹頭徹尾的賠本的買賣。” 在筆者看來，正好相反，事實上中國才是這場戰爭中的最大的贏家。
我們知道，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丘吉爾、斯大林、羅斯福在蘇聯克裏米亞半島的雅爾塔舉行三國首腦第二次會議。在中國問題上，為了保證蘇聯對日作戰，羅斯福、丘吉爾，背著中國與斯大林簽訂了《蘇美英三國關於日本的協定》（亦稱《雅爾塔協定》），協定在中國不知曉的情況下犧牲中國利益，規定戰後：“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以維持”；“大連商港須國際化，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以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須予恢複”；“對擔任通往大連之出路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應設立一蘇中合辦的公司以共同經營之；經諒解，蘇聯的優越權益須予以保證”。 1945年8月14日，蘇聯與中國國民黨政府簽訂《蘇中友好同盟條約》迫使中國認可雅爾塔協定中損害中國利益的條款以保證蘇聯參戰。正是由於斯大林獲得並得到國民黨政府承認的這些“紅利”，尤其是獲得了從彼得大帝起俄國人就朝思暮想而在斯大林手中終於獲得了的駐兵大連、旅順這兩個最便捷進入太平洋常年不凍港口利益，斯大林才在1949年中共勝利在即時，仍對國民黨政權戀戀不舍，在1949年底毛澤東訪蘇時“斯大林甚至拒絕與他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後來勉強同意簽約，仍極不光彩地討價還價，堅持要了兩塊勢力範圍和四個合營公司”。
1949年12月6日，斯大林向毛澤東解釋不急於重訂中蘇條約的原因時說：1945年的那個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條約是根據蘇、美、英三國締結的《雅爾塔協定》簽訂的，而蘇聯正是通過《雅爾塔協定》才在遠東得到了千島群島、南庫頁島和旅順口等。如果改動經過美國和英國同意的中蘇條約，“哪怕改動一款，都可能給美國和英國提出修改條約中的涉及千島群島、南庫頁島等等條款的問題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經過慎重考慮後，蘇聯才“決定暫不改動這項條約的任何條款”。 其實，斯大林的話說白了，就是斯大林——與同時期的美國也將“尊重”美國在華利益當作與新中國建交的前提一樣——不舍得放棄蘇聯在中國已獲得的重要的地緣政治的利益；同時斯大林也估計到，除了道義的力量外，新中國當時並不具備完全糾正《雅爾塔協定》中的損害中國的條款的實力，正因此，斯大林才告訴毛澤東：至於條款中涉及影響中國權利的問題，如在旅順港駐軍及中長鐵路問題，可以“尋求一種變通的辦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實際上修改現行條約” 。此前，斯大林已知道毛澤東在1949年初與米高揚談話時表示過“新中國還沒有自己的海軍，麵對以來自美國和日本的威脅，它還無力接替旅順口的防務”。現在，毛澤東當斯大林麵在次重申：“中長鐵路和旅順的現有狀況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為僅靠中國的力量還不足以有效地打擊帝國主義的侵略”。
以實力大小分紅，這對斯大林來說不是什麽難以啟齒的事。1945年蔣經國代表國民黨政府去與斯大林談外蒙問題。蔣經國表示不同意外蒙並歸俄國，並請求斯大林理解和尊重中國人民對失去外蒙的心情。斯大林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斯大林不耐煩地對蔣經國說：“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 現在到了1953年，中國人在朝鮮打敗了美國人，並且是在斯大林請求的條件下入朝參戰而不是相反，那麽，1945年斯大林對蔣公子的話這時也可用在自己頭上，即在落實1950年關於歸還中東鐵路及大連、旅順的承諾上，這時如再打折扣，那也“就等於廢話”。既是廢話，不如不說。
1953年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的勝利，已經表明中國擁有了“足以有效地打擊帝國主義的力量”。深知實力邊界與利益邊界換算關係的斯大林當然明白：在中國人將美國人趕出北朝鮮的同時，也就實事上將蘇聯體麵地“請出”了中國東北。1952年底，根據1950年2月14日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的協定，蘇聯爽快地將原本共同管理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以及屬於該路的全部財產從形式到內容一並無償地移交給中國。1955年蘇軍完全從大連、旅順撤離。
不僅如此，曾在朝鮮戰場上失敗的美國人也討好賣乖，1952年2月2日，艾森豪威爾在其“國情谘文”中宣布他“將要求國會通過一項適當的聯合決議，聲明美國政府不承認過去與外國政府所達成的秘密諒解中所承擔的任何容許這種奴役行為的義務” 。這裏所說的“秘密諒解”就是指雅爾塔協定。 至此，《雅爾塔協定》中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款才被“體麵”且徹底地廢除。而能夠實現這一點的原因並不主要是1950年建立在友誼基礎上的蘇聯承諾，而更多的是在朝鮮戰場上以實力為基礎的中國的勝利。
這裏可以推測的是，1950年6月朝鮮北南內戰爆發，北朝鮮誓言國家統一。此時，斯大林可能希望中國參戰幫助金日成完成朝鮮南北統一，並以此借助金正日親蘇政權重新在朝鮮半島為蘇聯進入太平洋獲得更為優良的深水不凍港，這樣可以彌補在1950年初《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聯同意放棄了的在中國東北地緣政治利益。 比較而言，朝鮮半島比中國遼東半島更有利於蘇聯進入太平洋。 但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卻沒有完全聽從斯大林的意見，他在將美國逐退三八線以後並未繼續南進，而根據中國的財力物力條件適時在三八線停火。其結果是中國人用自己的實力——而在1950年隻能用語言——“請走”了蘇聯利用《雅爾塔協定》在中國東北擢取的不當利益。中東鐵路及大連、旅順港的收回，使蘇聯通過《雅爾塔協定》在外蒙古獲得的戰略利益大為貶值。而斯大林則在1950年“失之東隅”之後卻沒有在1953年“收之桑榆”：除了教訓了美國外，在地緣政治上斯大林沒有從朝戰中獲得比此前更多的地緣政治利益。這位曾在歐洲戰場和中國東北戰場上豪氣萬丈並決心利用二戰後期的有利條件完成彼得大帝夙願的斯大林， 三年寒署，此時已是甘苦自知。1953年7月中美停戰，當年1月蘇聯移交中東鐵路和大連、旅順，3月15日，斯大林溘然長逝。
總之，毛澤東中國參與朝戰的結果是“雙贏”：既贏了美國，也贏了蘇聯。
真理往往多走一步，就轉化為謬誤。1949年毛澤東沒有聽從斯大林的“建議”揮師過江，統一了中國；1953年毛澤東仍是沒聽斯大林的“建議”，收兵於三八線，結果既保住中朝兩國的利益。現在可上肯定的是，假如當時毛澤東聽了斯大林的話，揮兵越過三八線，那中國就會犯下美國越過三八線的錯誤，其結果在中國被戰爭拖住的同時又會反求於蘇，到那時，中國既保不住1953年7月停戰時的戰果，也可能保不全已落在文字上的蘇聯同意還歸中國的雅爾塔紅利。因此，中國在朝鮮戰場上取得的“在很大程度隻是心理上的”的勝利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後麵關於俄國亞太地緣政治戰略的研究中還有更深入討論，由於主題的關係，此不贅述。
(二) 軍事失敗導致美國其他對華配套遏製政策的失敗
二戰後真正的美國對華冷戰政策是以軍事手段為依托的全方位立體打壓新中國的政策，在實踐結果看也是毛澤東同誌所說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的政策。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失敗導致美國其他對華配套遏製政策的失敗。它包括：美國對新中國人民政權顛覆的失敗；幹涉西藏政策的失敗；阻撓中國發展核武器政策的失敗；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政策的失敗。以下我們重點分析美國對華經濟禁運、軍事包圍及對中國西藏主權的幹涉失敗的原因。
1. 一無所獲的對華經濟禁運，為新中國所有製改造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新中國由此獲得國家主體人口農民和工人的支持
1949年8月19日，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英國在與美國討論中國形勢中提出“我們認為，現階段任何阻止共產黨人獲得中國全國政權的外部企圖，不僅注定要失敗，而且會使具有傳統的恐外情緒的中國人聚集到他們新的統治者的旗幟之下”，“我們的計劃必須建立在共產黨人將在不久的將來統治整個中國的判斷上。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現在的領導人是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們現在的強烈親蘇的政策不僅對西方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也對西方在東南亞的利益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因此，在東南亞“建立一個有效的反共陣線以把中共的侵犯阻擋於中國邊界的那一邊，似乎是一件最為重要的事情。” 為此，英國為美國提出外部遏製，內部以“商業關係”和平瓦解新中國紅色政權的戰略：
外國商業團體構成了西方在華影響的主要部分之一。我們認為，在亞洲的鐵幕後麵盡可能長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觸角和影響，是極為重要的事情。我們尤其要記住，事實將會證明，中共政權最力所不及的任務之一可能就是嚴密地管轄和控製在單個的中國人中深深紮根的經商愛好，隻要利用中國人的經商天份，損害共產主義事業的希望依然存在，徹底放棄我們的在華地位便至少可以說為時過早。
英國政府不讚成過早地放棄英國在華利益。英國政府認為，英國的商人和傳教士（英國在華社團的兩個主要的組成部分）在中國維持其立足點的時間越長，就越有希望維持英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但隨著蔣介石在大陸的失敗，美國並沒有沿著英國的思路，而是沿著全麵遏製新中國的思路從1949年始對華實行貿易管製。3月3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NSC41號文件，提出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手段，最後認定，美國應該對中國實行貿易管製製度，禁止向中國出口可用於軍事目的的所有物資，嚴格控製其他具有戰略意義的物資的出口，並隨中國事態的發展審查美國對華政策。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對華出口管製進一步升級。隨著中國參戰，美國對中國實行全麵禁運，包括凍結中國在美資產。6月25日，聯合國在美國操縱下通過決議 ，要求會員國不對朝鮮提供幫助。6月28日，美國宣布對朝鮮實行完全禁運。6月29日，美國國務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對中國出口石油產品。接著美國又向英國、菲律賓和“巴統”國家 提出類似要求。在美國的壓力下，墨西哥、委內瑞拉等非“巴統”國家也加入了對中國禁運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國又操縱聯大通過第500（五）號決議，要求會員國對中朝兩國實行禁運武器、彈藥、戰爭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戰略價值的運輸器材以及對製造武器、彈藥和戰爭用品等有用的物資。 10月26日，美國國會又通過“1951年相互防禦援助管製法”（即巴特爾法）， 其目的是“對於威脅美國安全之國家或國家集團，包括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國家在內，達到管製輸出及其他目的”。 11月4日，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索普就對中國禁運發表談話說：
和其他所有國家一樣，中國和北朝鮮有些東西是需要依靠外部世界的。但是中國並不是這樣一個國家，它需要國外供給的東西如此重要，以致實行完全的經濟禁運就可以使在朝鮮的戰爭停止。
但貿易事關各國切身利益，因此，隨著禁運的強化，追隨美國政策的國家越來越少，參與禁運的各國家對美國有形或無形的抵製也同步增加，導致禁運如同虛設，最終不了了之。
1951年初，美國對華經濟“製裁”便遇到歐洲國家的消極態度。這在2月份美國經濟合作署起草的報告中已有披露：
由於軍事形勢的差異和中國經濟的特性，美國對中國采取了與我們對歐洲的蘇聯集團實施的貿易管製有很大不同的貿易管製政策。與我們對歐洲的蘇聯集團采取的選擇性出口管製政策不同，我們實際上禁止了與中國之間的所有貿易（出口與進口）和金融往來。
就這項政策而言，西歐和聯合王國僅僅在很少方麵與我們協調一致，而世界各原料產地幾乎沒有與我們一致的行動。
1952年6月5日，由中央情報局牽頭的《特別評估報告》就出口管製對中國的影響作出評估，結論認為：
1．目前自由世界對共產黨中國的出口管製，未能防止中國共產黨軍事力量的增強。然而，這些管製在某種程度上阻止了共產黨中國經濟潛力的發展。
2．即使擴大和加強目前的管製，達到完全禁止非共產黨國家與共產黨中國進行貿易的程度，蘇聯集團可能會承受這樣的代價：在不減少軍事物資輸入的情況下，滿足共產黨中國重要的非軍事需求，隻要西方船隻仍能夠被蘇聯集團租用，以滿足它們在其他地方的航運需求。
3．海上封鎖行動及完全禁運可能迫使共產黨中國的幾乎全部進口都依賴於來自蘇聯的陸上輸送。如果不把旅順和大連包括在內，這樣的封鎖行動不會奏效。
4．海上封鎖將使共產黨中國承受相當大的經濟壓力。我們並不認為這會在短期內顯著地削弱共產黨中國的軍事能力或影響到其政權的穩定。……
5．禁運措施和海上封鎖以及對中國共產黨的鐵路和水運係統中關鍵地點有效和持續的轟炸，將對中國共產黨的軍事能力造成極其嚴重的影響，並使維持其政權的政治和經濟控製問題極大地惡化。然而，要取得這樣顯著的成果，需要進行持續不斷的大規模空中轟炸。（言下之意，後一條件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取得這樣顯著的成果”也是不可能的。——筆者。）
6．完全禁止非共產黨國家與中國進行貿易，可能不會對中國共產黨或蘇聯的軍事行動方針產生顯著的影響。
半年後，也就是1953年3月9日，這一評估報告獲得國務院、陸軍、海軍、空軍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中的情報機構的一致同意，並增加一些更為肯定的判斷，認為：“我們相信，目前共產黨中國內部的政治控製極其牢固，這些經濟困難不會危及中國的統治”（第3段），“我們認為，封鎖本身不會使共產黨接受聯合國關於朝鮮問題的解決方案。”（第4、6段）
關於對中國貿易管製的範圍及其效果，該報告第9-11段作了詳盡的敘述：
9. 蘇聯集團以外的大多數國家對共產黨中國實施了某種形式的出口管製。自1950年12月以來，美國一直維持著對共產黨中國的貿易和航運的完全禁運，及對共產黨中國美元資產的管製。加拿大、日本、國民黨中國及菲律賓采取了幾乎同樣嚴厲的貿易管製，而哥斯達黎加、洪都拉斯、利比裏亞、巴拿馬嚴格控製本國船隻向共產黨中國運輸物資。聯合王國已禁止或限製種類廣泛的戰略物資的出口，包括天然橡膠。1950年7月，貿易統籌委員會的西歐成員國對共產黨中國實施了早先針對蘇聯集團其他成員國家采取的選擇性禁運。共產黨中國被聯合國宣布為侵略者後，這些國家對與共產黨中國的貿易實施的管製比對與蘇聯集團其他成員國貿易實施的管製更為嚴厲。目前，貿易統籌委員會成員國對共產黨中國禁運三份國際禁運清單上的所有物資，以及對共產黨中國有特殊戰略意義的其他16類物資。為製定適用於遠東的國際出口管製計劃，1952年秋建立了一個與貿易統籌委員會平行的中國委員會。其他許多國家也遵照聯合國1951年5月通過的額外措施決議，采取行動限製向共產黨中國運送戰略物資。1951年秋製定的《巴特爾法案》通過持續提供美國的援助，加強了貿易統籌委員會和聯合國的禁運，這些援助的前提條件是：受援國予以合作，對向蘇聯集團（包括共產黨中國在內）供應戰略物資的行為進行管製。
10. 然而，各國采用的禁運清單和采取的管製措施是多種多樣的。雖然聯合王國和貿易統籌委員會的其他歐洲國家所實施的管製相當廣泛，但遠不如美國實施的完全禁運政策。其他國家（大部分是非工業化及不生產戰略設備的國家）對聯合國決議的解釋難見統一，該項決議涉及有戰略價值的運輸器材、用於生產軍用品的物資、汽油及純粹的戰爭物資。中東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僅對禁止戰略物資運往共產黨中國做出了一般性的承諾，而印度、巴基斯坦、緬甸不願公開表態支持聯合國的決議，雖然它們已給予非正式的合作，防止戰略物資被轉口授予中國共產黨。關於向共產黨中國運送橡膠一事，尚未加入聯合國的錫蘭拒絕遵守聯合國的決議。
11. 船隻管製特別不足。貿易統籌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國禁止向共產黨中國出售船隻，並且同意限製向蘇聯集團的其他國家出售商船。然而，自1950年10月以來，至少有33艘船轉而掛上了蘇聯集團的旗幟。不過，在1951年12月，貿易統籌委員會加強了售船限製。美國單獨對船隻買賣、修理和添加燃料實行全麵的正式管製。過去一年間，共有61艘蘇聯集團的船隻（注冊總噸位達30萬噸）在西方的船塢得到30天甚至更長時間的修理。隻有美國、哥斯達黎、加洪都拉斯和巴拿馬禁止在本國注冊的船隻進入中國港口，而利比裏亞禁止本國注冊的船隻運載戰略物資到共產黨中國。 目前貿易統籌委員會的管製政策不禁止蘇聯集團租用商船（油輪除外），而且，禁止出租油輪的命令未見實效。雖然大部分租賃船隻未駛入共產黨中國的港口，但這些船隻被用於西歐、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貿易，從而使懸掛共產黨旗幟的船隻得以直接服務於共產黨中國。
該報告“目前的管製對共產黨中國的影響”部分的結論相當悲觀。在 “經濟影響”部分的20-23段認為：
20.工業影響。由目前的管製造成的對共產黨中國的進口限製，並沒有削弱其工業生產。事實上，由於從蘇聯集團的商業進口數量大幅度增加，以及由於更加有效地利用了共產黨中國現有的設備和庫存物資，中國的工業生產一直在持續發展。然而，如果目前的貿易管製不生效的話，其發展規模可能會更大。
21.對鐵路的影響。共產黨中國的鐵路運輸係統盡管沒有擴展到在無西方管製的情況下應有的水平，但其能力與性能已穩步提高。管製措施已使中國不能從西方進口機車、貨車、火車零件及鐵軌。然而，蘇聯集團提供的一定數量的此類物資，加上當地生產的，已能保障現有設備的持續運轉和鐵路網的進一步擴展，盡管此類物資在朝鮮消耗較多。
22.對國內其他運輸方式的影響。主要由於蘇聯卡車和汽油的進口，1952年共產黨中國的汽車貨運有了較大的發展。然而，機動車零部件的走私量仍然相當大，這表明蘇聯集團的援助趕不上共產黨中國不斷增長的需求，也表明西方的管製已使共產黨中國在這方麵付出了一定的代價。由於大多數非共產黨國家允許懸掛本國旗幟的船隻從事中國共產黨的海岸貿易，所以海岸運輸沒有受到西方管製措施的顯著影響。此外，中國共產黨在過去一年中對外國船隻海岸運輸的要求似已放鬆，中國共產黨對內河和海岸運輸需求的增長部分可能由他們自己的船隊來滿足。
23.總的經濟影響。盡管與西方貿易有所減少，過去兩年間中國共產黨政權在經濟重建、特別是在恢複和發展工業能力方麵仍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然而，共產黨中國外貿淨收入的減少，應視為在其他情況下政府可能會用來投資的資源的減少。沒有西方的貿易限製，共產黨中國的經濟進步可能比實際取得的進步更大，而且能夠在蘇聯集團付出更小代價的情況下取得。
24-26段“軍事影響”部分認為：
24.陸軍。雖然西方的貿易管製使共產黨難以獲取某些重要物資，如抗生素及其他藥品、通訊器材和橡膠製品等，但中國共產黨的陸軍未受到西方貿易管製的不利影響。共產黨中國僅生產輕型陸軍裝備和物資的一部分。共產黨中國軍火工業所需原料數量相對較少，而且大部分是國內生產的。有重大需求的是銅和鋅，蘇聯的大量供應足以滿足中國最基本的需求。此外，蘇聯提供大多數重型軍事裝備、所有的汽油、石油和潤滑油，以及在朝鮮使用的大部分輕型裝備和物資。
25.空軍。由於蘇聯事實上向共產黨中國提供包括航空汽油和噴氣燃料在內的所有飛行裝備和物資，故而目前西方對戰略物資的管製沒有影響到中國共產黨空軍的戰鬥力。在西方實施管製的整個時期，中共空軍一直在增加飛機數量和空戰能力。
26.海軍。由於中國共產黨海軍主要由原來外國的海軍艦艇組成，所以目前西方對戰略物資的管製幾乎肯定阻礙了中共維修和保養海軍艦艇的努力。就我們所知，蘇聯僅向中國共產黨提供了少量小型軍艦，這迫使中共幾乎完全依賴從國民黨手中接管過來的艦艇。
在最後的“對國內政治的影響”部分——這也是報告的核心部分認為：
27.西方的貿易限製未明顯地影響到中國共產黨政權鞏固其政治地位的能力。實際上，管製措施已被中國共產黨用於國內宣傳中，作為西方對華敵意難消的另一證據，為中國共產黨實施更為嚴厲的政治控製提供了借口。
1953年9月27日，也就是在中美停戰協議簽訂（7月27日）整整兩個月後，美國對外援助事務管理署署長史塔生提交的《關於執行巴特爾法情況致美國國會的半年度報告》，該報告對美國對華禁運效果有十分詳細的披露：
對共產黨中國全麵禁運的政策，是美國的一貫立場。美國政府而且敦勸其他自由國家采取同樣立場。
大多數西歐和亞洲的主要貿易國家不能采納美國的立場。這些國家雖在戰略物資的禁運上合作，但一旦禁運涉及棉花、肥料、紡織品、紡織機器、染料、藥品之類的貨物，它們就不願斷絕其對華輸出。我們不必推斷這些政府的決心不及美國真摯，我們隻須說，它們是處於不同的環境，因而以不同的眼光看問題。
這些國家中有許多深感它們對於對外貿易的嚴重依賴性。它們辯稱，它們不但在對華出售非戰略的出口貨上獲經濟利益，而且在從中國換來的進口貨以及它們所提供的航運服務上得到經濟利益。它們辯稱，這種貿易是有利於自由世界、而不是有利於中國的戰爭機器的。有些人還辯稱，保持中國與西方間堅強的經濟聯係是明智之舉，這樣可以減少中國對莫斯科的依賴，也許有一天會把毛澤東變成鐵托。一部分這些國家的貿易政策還受一件事實的影響，即它們和美國不同，它們已經給予中國共產黨政府以外交上的承認。
因此，我們大多數盟國繼續運出它們認為是非戰略的物資，以換取中國的貨物。1952年自由世界輸往共產黨中國的貨物約值2億5700萬美元。1951年為4億3300萬美元。1952年的減少是由於種種因素，其中包括：自由世界禁運戰略物資以及共產黨中國在1952年上半年對於西方貿易表麵表示冷淡。1951年下半年及1952年上半年，中國人試圖改變其貿易方向，從對自由世界的貿易轉而為對蘇聯的貿易。他們改組其對外貿易機構並加以集中，同時還舉行了“五反”運動，這次運動有一部分是反對“外國人”和與自由世界的貿易的。1952年中國向後轉，在秋季他們又複積極謀與西方貿易。這一運動在1953年的統計裏便開始反映出來了。
1952年所有對華輸出的自由國家中，香港以輸出9100萬美元（1951年2億8100萬美元）列居首位。香港輸出的主要項目——多半是其他國家的轉口貨——如藥品、肥料、染料、毛條、紙和紡織機器，巴基斯坦居第二位，輸出價值8390萬美元原棉。錫蘭以價值26∞萬美元的橡膠交換中國大米（橡膠是戰略物資，但勸說錫蘭勿運的努力失敗了）。聯合王國運出價值1280萬美元的雜項物資，以鈉化合物（如苛性鈉）、肥料、毯子、毛條、紡織機器等為主。其他各國的先後次序為：埃及（棉花）、芬蘭（紙張、紙漿）、印度（黃麻製品）、瑞士（染料、紡織機器、藥品）。
與輸往共產黨中周2億5700萬美元貨物同時，自由世界從中國輸入貨物約值3億4500萬美元，主要的項目有：大豆、幹製蛋、水果、花生、植物油、鐵砂、穀類和豬票。香港輸入1億4500萬美元；馬來亞4000萬美元；印度3200萬美元；而美國居第四位，輸入2770萬美元。其餘各國的先後次序為：西德、日本、瑞士、聯合王國。日本進口達1500萬美元，雖然該國經慎重審查後的輸華貨物僅略逾50萬美元。
中國共產黨並不完全依賴自由世界的貨物。他們在1952年中從歐洲的蘇聯盟國獲得的貨物數倍於從自由世界所獲得者。由共產黨國家輸華的貨物，包括武器、彈藥及其他戰略物資，多半是經由西伯利亞鐵路運往的。中國共產黨宣稱，和蘇聯集團各國的貿易在1950年隻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25%，1952年上升至72%。
自由世界許多國家和共產黨中國的貿易在1953年頭幾月續有增加。例如香港、錫蘭、西德、聯合王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和荷蘭該年的貨運率便高於各該國去年特別低的貨運率。如果自由世界的輸出依照1953年最初三、四個月的比率——是否如此尚難斷定——繼續下去，則1953年的輸出總值將達3億7500萬美元左右。這一數字將高於1952年，但不及1951年。
1953年的增加，並非由於對戰略物資貿易的管製有所鬆弛。該年上半年戰略物資的禁運是加緊而不是放寬的。1953年的增加係在非戰略物資上。其主要原因似乎是中國共產黨態度的轉變。他們放棄了不願和西方往來的態度，而更多地、更大量地訂購各自由政府一向願意輸出的貨物。
美國與其主要盟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分歧，成為新政府1月間就任以來所遭遇的多方麵的遠東問題之一。
美國自1949年開始的對華全麵封鎖禁運直到尼克鬆訪華前才基本結束。 而朝鮮戰爭期間是美國對華禁運最為嚴格且被證明是基本無效和全麵失敗的時期。
其實，美國的上述評估報告忽視了一個對西方世界最致命卻對中國成長最為重要的問題，即正是西方對華在朝鮮戰爭前後的全麵禁運為中國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才使中國完成了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之初最為艱難的所有製改造的任務。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26日美國總統下令美國遠東地區的部隊支援韓國軍隊作戰。6月27日杜魯門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9月15日，美軍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9月28日，美軍占領漢城。同一天，中國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土改運動。新中國政府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製度，並在改造舊製度中發展農業生產力。到1952年9月，全國90%以上農業人口獲得約7億畝土地，使農民免除了3000萬噸糧食的地租，使新中國在最困難的時期獲得中國主體人口即農民的政治支持。隨後中國共產黨又及時提出“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並及時開展“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對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所有製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到1956年中國在所有製方麵基本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為1956年之後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基本沒有產權交易支出的製度支持：生產資料完全掌握在國家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手中，國民收入不經私有產權之間的交易而純粹進入再生產流域，這既解放了中國國內的生產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現的因保留私有製而造成資金嚴重短缺，及由此產生的國家建設對國際金融的絕對依賴。 而西方在同時期實施對華經濟禁運恰好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所有製改造的順利完成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這是中國贏得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最根本的原因。換言之，如果當時美國不對中國進行全麵的經濟封鎖並讓中國提前進入“融入全球化”、與西方“接軌”的曆史進程，那中國的所有製改造工程就有可能不那麽徹底，而龐大的私有權的保留又會在龐雜的產權交易中大量截流並由此耗掉用於國家建設的資金，從而使中國在建國之初就麵臨同期印度同樣麵臨的GDP與兩極分化同速擴大的問題。如果真如此，那對正處起步階段的中國的國民經濟體係基本建設而言，無疑是比戰爭更為嚴重的國家災難。
我們看到，造成美國朝鮮政策上述轉變的直接原因表麵上看是中國出兵，而其深層原因則是美國沒有支撐在朝鮮與中國發生全麵戰爭的物質資源。從1951年5月3日到6月27日，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和外交委員會舉行為期七周的遠東軍事形勢聯合聽證會。會上杜魯門說：“全麵進攻中國的軍事行動必須避免，不要說別的理由，隻因為它是一顆巨大的餌雷。” 艾奇遜說，如果進攻中國，“就要冒被陷入無底洞的危險。這種戰事沒有個結束的日子，它會把我們的血放幹” ，而俄國人在歐洲就可以放手地幹。1951年底，麵對久拖不決的朝鮮戰爭，參謀長聯席會議在致國防部長馬歇爾的《備忘錄》中近乎哀號地寫道：“從美國的軍事角度出發，美國的陸、海、空軍長期被困在一場無結果的戰爭中，還有不斷的人力和物力的損失，這是無法讓人接受的。”如果美國堅持擴大戰爭目標，那美國就不能不麵對“美國為實現其目標還要在朝鮮投注多少軍事資源”的問題。 正因此，1951年4月6日，總統、國防部及國務院曾批準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建議即授權麥克阿瑟可以“調遣美國遠東駐軍攻擊敵人駐滿洲的空軍基地及飛行器，並打擊山東半島的威海衛附近區域” ，但這項批準通知被扣下直到麥克阿瑟卸任前都未發給他。 李奇微接替麥克阿瑟後，再次要求“進攻敵人在滿洲和山東半島的空軍基地”的授權 ，盡管得到參聯會的同意，但受到相當複雜或說根本無法操作的條件限製。
現在回頭總結美國在朝鮮戰爭失敗——同樣也是後來直至半個世紀後小布什時期美國失敗——的關鍵原因，在於美國的軍事失敗，而軍事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軍事目標與可支撐戰爭目標的資源的嚴重不匹配。而越洋進行大規模地區性戰爭，使美國用以支撐這場戰爭的資源更顯脆弱。在戰爭發動不久，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就對此有所認識，1950年11月9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應國防部長馬歇爾的要求對這場即將開始的大規模戰爭進行評估，清醒地認為：
朝鮮與美國相距甚遠，讓美國長期在那一地區打一場未宣戰的戰爭，其人力、物資和金錢耗費都是巨大的。相反地，中國與朝鮮是近鄰，所以讓中國共產黨人無限期打這場戰爭，用他們取之不盡的人力，加上代價相對就小多了。美國部隊繼續卷入朝鮮事務符合蘇聯和世界共產主義的利益，這樣能給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帶來沉重的負擔。讓軍隊不足的美國參加戰略上並不重要地區的戰爭也是符合蘇聯利益的。從全球戰爭的角度講，美國因此會失去平衡，而蘇聯會進一步完善並完成其全球爭霸的計劃，準備發動一場突然襲擊。如果容忍未宣戰的戰爭來削弱我們的實力，使我們經不起蘇聯在其他地方發動的進攻，對朝鮮進行的幹涉就會妨礙美國的安全。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可能會在朝鮮取得小規模戰爭的勝利，但如果全球戰爭爆發，美國就會敗給蘇聯。
隻是由於麥克阿瑟、艾奇遜等被二戰勝利衝得忘乎所以，才使美國政府不願采納甚至不願考慮當時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正確意見。
20世紀50年代，美國麵臨的是兩洋任務，從大西洋方麵看，美國麵臨阻止蘇聯的擴張和複興歐洲的任務。1947年6月馬歇爾複興歐洲計劃出台，9月蘇聯東歐國家成立“情報局”。1948年初至1949年初，西方國家與蘇聯發生第一次“柏林危機”，與此同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1952年5月16日，美英法德簽訂《波恩專約》，宣布恢複西德主權，實際上承認西德重新武裝。次日，《歐洲防務集團條約》簽訂，而同時蘇聯也開始考慮與東歐國家成立相應軍事聯盟以西方對抗。在歐洲與蘇聯關係日益緊張的形勢下，麵對已經開辟的朝鮮戰場，美國就沒有可以支撐兩洋同時發生戰爭的資源，況且朝鮮戰爭還是被美國認為的在“讓軍隊不足的美國參加戰略上並不重要地區的戰爭也是符合蘇聯利益的” 戰爭。目標沒有可匹配的手段和可支撐的資源，這樣的目標就隻能是海市蜃樓，而建立在海市蜃樓上的戰略就注定是不可持續的。這一點不僅除麥克阿瑟之外的美國一些美國有識之士清楚，毛澤東在戰爭之初也看到了這一點，1950年10月2日，他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說：
首先的問題是中國的軍隊能否在朝鮮境內殲滅美國軍隊，有效地解決朝鮮問題。隻要我軍能在朝境內殲滅美國軍隊，主要地是殲滅其第八軍(美國的一個有戰鬥力的老軍)，則第二個問題(美國和中國宣戰)的嚴重性雖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時的形勢就變為於革命陣線和中國都是有利的了。這就是說，朝鮮問題既以戰勝美軍的結果而在事實上結束了(在形式上可能還未結束，美國可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承認朝鮮的勝利)，那末，即使美國已和中國公開作戰，這個戰爭也就可能規模不會很大，時間不會很長了。
斯大林更是看透了美國發動戰爭能力的脆弱性。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與到訪的周恩來、陳雲等中國領導人談到朝鮮戰爭時說：
朝鮮戰爭表明了美國的弱點。24國的軍隊不能在朝鮮長期打下去，因為他們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也不能指望取得勝利。
美國人是一批商人，每個士兵都是投機商，做買賣。德國人20天就占領了法國，美國已經兩年了，卻對付不了小小的朝鮮。這算什麽實力？美國人的主要武器是長襪子、雪茄和出售的其他商品。他們想征服全世界，卻對付不了小小的朝鮮。美國人不會打仗。特別是在朝鮮戰爭以後，他們喪失了進行大的戰爭的能力。他們寄希望於原子彈和空中打擊，但靠這些是不能打贏戰爭的，需要陸軍。但他們的陸軍既少又弱。同一個小小的朝鮮打仗，在美國國內就已經有人哭泣了。如果他們開始大的戰爭，那又將如何呢？到那時，恐怕都會哭泣的。
如果讀一下當時麥克阿瑟的一些戰場分析報告，會發現這些報告從純軍事的角度看是非常到位的；但深究起來，就會發現其不足是他似不考慮美國是否有財力支持其戰場目標的實現。這是這位聯合國軍最高指揮官與美國國務院及參謀長聯席會議矛盾產生的根本原因。
戰爭之初，麥克阿瑟和杜魯門等隻考慮到局部軍事目標的“合理性”，而沒考慮到美國是否能夠調動實現這樣一個“合理”目標的國家資源。事實上，1950年12月，也就是中國參戰不久，麥克阿瑟已意識到“我們的部隊在數量上不足”，他在發給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電報中以埋怨的口氣稱：“除非迅速提供最大數量的地麵援軍，否則這支部隊將被迫不斷撤退，抵抗力量也會隨之越來越弱；要到被迫處於灘頭碉堡地位，這固然能延長抵抗的程度，但除了防禦以外也不會帶來任何希望。” 1951年1月13日，參謀長聯席會議發給麥克阿瑟的電報中承認：“在最壞的情況下，即便出現我們必須從朝鮮撤軍的情況，我們也必須使世界了解，我們的困難在於軍需方麵。” 1953年6月22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朝鮮停戰致李承晚的信中帶有埋怨的口氣解釋美國已無力繼續這場戰爭的原因：
團結原則的實現不能沒有犧牲。沒有人能隻做他想做的事。美國的年輕人沒有做他們想做的事情。100多萬美國孩子離開他們的家庭、親人和和平事業，奔赴遙遠朝鮮。他們去那裏的原因是，你在黑暗的時刻提出以自由世界大團結的神聖原則來挽救貴國於巨大的災難。那100萬去貴國的美國孩子中，2.4萬名犧牲，11萬名受傷。我們在金錢上付出了成百上億美元。那就是我們為忠誠於你提出的團結原則付出的一部分代價。
1953年7月7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就“美國簽署朝鮮停戰協定後的策略”提交的報告中承認：
自由世界的歐亞大多數國家很可能會讚成朝鮮中立化，因為這種解決辦法看起來是消除了美國和共產黨世界之間的一個危險的磨擦區域，從而減少爆發全麵戰爭的危險性，還因為要強化美國在南朝鮮的地位就會大量消耗美國資源，不然，這些資源可以用在別處。
通過解除其對在朝鮮的美國基地和大規模裝備精良的韓國軍隊的支持，美國節省下來的資源可以用於加強自由世界在其他地區的軍事地位。
美國為這場戰爭動用了其陸軍的1/3，空軍的1/5和海軍的大部，直接軍費高達200多億美元。 在隻有15個國家參加的“聯合國軍”中，美國提供陸、海、空戰爭費用的50.32%、85.89%和93.38%。1951年春，杜魯門親自出馬呼籲拉美各國為美侵朝戰爭“分擔重擔”，隻有哥倫比亞作出響應，派了象征性的地麵部隊赴朝。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據統計美國用於朝鮮戰爭的直接費用按1967年不變價格計算共達693億美元，占一年國民生產總值比重的15%。 1953年9月12日，毛澤東在總結中國在朝鮮戰爭的勝利時將“敵人在侵朝戰爭中用錢很多，它的預算收支不平衡”作為其中美國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看來，與戰爭之初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判斷 一樣，美國確實沒有能力提供支撐打贏一場遠距離區域性戰爭的資源。如果中國和蘇聯再不罷手，美國隻有唯一的手段——原子彈了。
b. “極右”思潮嚴重介入美國人的政治生活
除了物質資源不足的原因外，美國人形而上學的認識論及國內的“極右”思潮也是導致美國在朝鮮戰爭及後來的越南戰爭中失敗的重要原因。
許多美國政治家始終擺脫不掉理論邏輯和現實邏輯的兩難困擾。與德國威廉二世之後的戰略思想史進程相似，形式邏輯完備而經驗邏輯不足，戰略目標論證成立而支撐其結論的資源匹配不足，是二戰後尤其是從杜魯門到約翰遜時期及小布什時期美國戰略研究的通病。當這種思維通病被應用於東方戰爭時則更顯得致命。
如果說以中國為源頭的東方文明使東方人有著比西方人更為深厚的辯證法（陰陽）淵源，那麽，似乎是上帝的補償，發源於地中海的歐洲文明使西方人則占據著形而上學——盡管有赫拉克利特、康德、特別是黑格爾哲學的有力矯正——的哲學王冠，以至形而上學成了推動基於近現代工業技術文明的主線。如果說，德國威廉二世直至希特勒的目標脫離資源支持的基於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戰略還可以得到具有黑格爾和康德辯證法底蘊的俾斯麥有限守成思想矯正的話，那麽，對於其民族國家曆史較短、發展迅速而又處於東西方文明邊緣地帶的美國人——還有日本人——來說，他們在獲得形而上學“補藥”益處的同時，更易受到這種“補藥”副作用的損害。這種損害具體表現為其國家戰略設計中的形而上學優勢因得不到辯證法的有力矯正而轉化為“一根筋”式即片麵的形而上學認識路徑及由此帶來的國家災難。
麥卡錫主義是造成20世紀50、60年代美國國家災難的意識形態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野的共和黨利用所謂“共產黨人滲入政府”問題攻擊民主黨政府。1950年2月，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Maikaxi）在西弗吉尼亞州惠林市發表演說，無中生有地宣稱有205名共產黨人滲入到國務院，此後，麥卡錫利用參議員的特權，操縱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捏造事實，製造謠言，大肆指控和調查所謂的“共產主義的滲透”，進行非法審訊和法西斯式的政治迫害。麥卡錫主義誣陷誹謗的範圍，上至政府要員，下至平民百姓，造成白色恐怖、人人自危的局麵，甚至辛辛那提棒球紅隊被迫一度改名。中國問題專家拉鐵摩爾和費正清、進步作家斯諾、美國“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等著名人士均遭迫害，大批政府雇員被解雇，共產黨和進步力量受到嚴重摧殘。麥卡錫主義對美國的意識形態介入如此深刻以至1966年美國駐蘇聯大使湯普森驚呼：“我們現在麵臨的是由於大陸封鎖、麥卡錫主義和杜勒斯—饒伯森年代造成的人才匱乏和代溝。” 麥卡錫主義引起美國有識之士的強烈反對，以至1954年12月參議院通過譴責麥卡錫的決議案。雖然此後麥卡錫主義衰落，但它對美國社會造成的寧“右”勿“左”的另類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卻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影響著美國人的政治生活，乃至美國的戰略設計走向。 而美國繼朝鮮戰爭失敗後再次飛蛾撲火式奔赴越南戰場，並再次遭遇比朝鮮戰爭更大的災難，既是美國形而上學戰略設計的惡果，同時也不能不認識到麥卡錫主義對強化這個過程所起到的推波助瀾的作用：“鑒於共和黨右翼的國內政治壓力，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都認為有必要以北緯17°線在越南劃界，那些判定杜魯門政策應為失去中國負責的人，不希望看到因丟失印度支那而遭受指責”； 肯尼迪更是“深深地擔憂，如果不能阻止共產主義橫掃印度支那，他將被打上‘對共產主義心慈手軟’的標簽，……由於麥卡錫主義在美國社會中勢力猶存，倘若共產黨人在越南再度勝利，他在1964年再次當選的希望就極為渺茫了，民主黨將再次遭受滅頂之災”。
(2) 從朝鮮到越南，美國在同一邏輯下陷入更大的失敗
關於越南戰爭失敗的原因，美國外交史學者孔華潤對此有極為深刻全麵並有助於理解21世紀初的美國外交的評價，他在其主編的長篇巨著《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中寫道：
如果說戰爭的失敗對美國的戰略地位沒有什麽影響，那麽，這場戰爭的代價對美國的傷害實在是太深了，它加速了美國霸權的衰落。蘇聯在戰略平衡方麵取得的成就以及日本與西歐重新獲得的經濟優勢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災難性經濟政策，包括為越南戰爭籌資的手段，都對美國衰落的時機和深度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自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來，美元的地位一直很虛弱，國際收支的赤字問題困擾肯尼迪，但直到1964年，該赤字還處於可控的範圍之內。艾森豪威爾之後的諸位總統都未對國家安全的代價給予足夠的重視。肯尼迪、約翰遜和尼克鬆傲慢地拒絕對他們追求的外交目標所需的代價予以密切關注，在他們的考慮中，國際收支一向從屬於安全問題。在20世紀60年代，當政府印製越來越多的美鈔來應付其創建帝國的各種行動時，通貨膨脹率急劇上升。約翰遜和尼克鬆都試圖將戰爭開支和通貨膨脹轉嫁給他們的夥伴。1965年，法國起而發難，要求美國拿黃金兌換他們手中的美元，1971年，英國和德國也開始反對美國的國際貨幣政策。世界開始厭倦以收存貶值的美元作為免受蘇聯威脅的代價。他們認為蘇聯的威脅已大大減小；他們厭倦以收存貶值的美元，去支持一個大多數歐洲人都反對的美國人的越南戰爭。當貨幣問題開始向安全問題提出挑戰時，緊張情緒在潛滋暗長。政治學家羅伯特·吉爾平解釋說：“由於外交和國內問題的雙重原因，美國政府對擴張性和通貨膨脹政策不停息的追求最終削弱了美元的地位，撼動了國際貨幣體係，[美元開始成為]全球經濟中既危險而又受到排斥的一員。”
1950年至1954年美國國際收支逆平均為17億美元，1955年至1959年（1957年除外）平均每年為25億美元，1960年至1964年平均每年為28億美元，1965年至1969年平均每年猛增為34億美元。國際收支逆差增大導致美元地位下跌。1950年至1970年，外國政府、中央銀行和私人握有的美元，從84億增加到430億，而美國黃金儲備則從243億美元，下一步降到163億美元。60年代前半期，美國外貿順差平均每年為54億美元，後半期下降到30億美元，1968年僅為83700萬美元，是1937年經濟危機以來的最低點。 據統計美國用於越南戰爭的直接費用按1967年不變價格計算共達1488億美元，占一年國民生產總值比重的14%。 美國國力在60年代末期嚴重衰落，導致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孔華潤接著寫道：
美元貶值提升了美國的商品價格，致使其失去了海外市場，到1971年，美國在這個世紀首次出現了貿易逆差。在這一年裏，為阻止黃金外流，尼克鬆政府拒絕拿黃金兌換美元，尼克鬆的屬下寧願結束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從而破壞了哈裏·德克斯特·懷特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於20世紀20年代所設計的、給參與國帶來驚人財富的布雷斯頓森林體係。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假使沒有這次戰爭，假使沒有受到通貨膨脹困擾的為國民提供工作和服務的國內計劃所造成的惡果，美國麵臨的許多經濟問題會依然存在，但是，這些問題因耗費在越南的數十億美元而惡化了。經濟停滯不前而物價卻快速增長，即所謂的滯脹，在20世紀70年代打擊了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之後，德國和日本被剝奪了參與大國角逐的機會，因而成為美國衰落的主要受益者。日本人將其研發預算的99%用到民用生產上，從而輕易地占領了美國市場，而美國卻將研發預算的50%用在武器裝備方麵。另一位政治學家理查德·羅斯克蘭斯解釋了諸如日本和德國這樣的貿易國家的興起，盡管並非出於自願，這些國家選擇了貿易而不是軍事手段去獲取財富和權力。撇開對日本卓越的工業計劃的不實指責，我們不能忽略這樣一個事實：由於那場毫無理智的越南戰爭，美國至少加速了這個世界所麵對的“日本第一”的到來。塑造一個全新的、後霸權領導風格的機會，隨同美國的財富和權勢，一起被揮霍掉了。
此外，美國與蘇聯的軍事力量對比的天平也發生不利於美國的傾斜。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前夕，美蘇的洲際導彈數量比是5：1，1964年是4：1，1967年蘇聯洲際導彈為570枚，1968年增至900枚，1969年達1060枚，數量上趕上美國。美蘇戰略力量接近平衡。除戰略核力量外，戰後美國長期壟斷的製海權也受到蘇聯的挑戰。當美國因越戰重負放慢海軍造艦速度時，蘇聯正好摒棄了近海防禦的海軍戰略，迅速加強遠洋進攻力量。在常規地麵部隊方麵，盡管美國由於擴大侵越戰爭把兵員在1968年擴大到350萬人，但是受人力開支增大和通貨膨脹的影響，裝備費用不足，武器更新困難。加之越戰困住了約50萬美軍，美國全球常規兵力分布失去平衡。 到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的霸權已呈江河日下之勢。
我們大量引用上述資料，試圖說明與20世紀50年代失去朝鮮戰爭的原因一樣，戰略目標與資源手段之間嚴重不匹配，也是美國60年代輸掉越南戰爭的深層原因。後者與前者不同的隻是，於前者中美國尚處“一鼓作氣”少年氣盛階段，而於後者中美國則進入“再而衰”階段。如果不是尼克鬆及時調整，美國很可能繼而陷入“三而竭”的沼澤之中。對此，如果我們研究一下從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以及尼克鬆執政期間美國聯邦政府財政預算變化，我們就會有更直觀的認識，不難發現其中變化最大的是國防支出。（見附錄一）
可以說，“尼克鬆主義”出現拯救了美國：其的要義是收縮戰線，量力而行，使美國的戰略目標與其有限的資源手段相匹配。我們看到，尼克鬆執政時期（1969-1974）年美國財政支出大幅下降。1969年尼克鬆上台將1968年聯邦政府的財政預算年增長率從13.1%壓縮到3.1%，收入增長率從2.8%提升到22.2%。在美國國家財政支出中，國防支出占其大部，因此，國防支出的下降是聯邦財政支出下降的主要因素。在《美國聯邦預算國防支出和退伍軍人補助金支出》（見附錄二）表中，國防支出年平均增長率按當年價格計算從1967年的22.9%，到尼克鬆上台的1969年降到 0.7%，1971年猛跌至 -3.5%，至尼克鬆下台前一年即1973年也保持在 -3.1%；同期，國防支出占聯邦支出總額分別從1967年的45.4%,到1969年降為44.9%,1973年為31.2%,1974年猛降為29.6%。此後數年,美國外交基本在尼克鬆主義的路線上進行調整。財政支出中國防開支部分逐年下降，1989年，國防支出總額年平均增長率按當年價格計算基本保持在已下降到2.7%，1975年至1989年，國防支出占聯邦預算支出總額比重大體保持在26%至22%之間。這使肯尼迪、約翰遜政府期間嚴重透支的美國經濟得以休整和恢複。美國國力逐漸上升，這為後來戰勝蘇聯作好了預備。
(3)中國勝利的原因
作為美國失敗原因的反證就是中國勝利的原因。我們傳統上將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的勝利歸功於中朝參加人員的勇敢頑強和中國參戰的正義性質。這沒問題，但還不完全，因為僅憑勇敢和正義我們就不能解釋類似斯巴達克起義失敗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古國文明在殖民主義炮火中毀滅的原因。
其實，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盡管有在國門以逸待勞的天然優勢，但也有資源不足的困撓。
戰爭爆發前，中國政府曾設想在1951年將軍費開支從1950年國家預算中軍費開支的43%減少到30%，用70%來進行經濟建設，但到戰爭進入持久戰後，中國被迫將1951年國家預算中軍費開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1951年總預算因戰爭增加了60%，而總預算中直接用於朝鮮戰場的就占32%。1952年9月，周恩來訪蘇時請求蘇聯在今後5年中再代款40億盧布，其中大部分還是用於軍事和國防，購買工業設備的僅有8億盧布。中國在朝鮮戰爭期間戰費開支達人民幣62億元。 這就是說，隻是在三八線以北的抵抗戰爭就消耗掉了1952年中國財政總收入183.7億人民幣的近1/3。 1956年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也承認：“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軍政費用占國家預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這個比重太大了。” 這說明，當時中國用以進行這場戰爭的資源，尤其在美國對華戰略物資禁運的形勢下，根本不足以支撐以朝鮮全境為目標的軍事行動。基於此，與美國麥克阿瑟的作派不同，盡管中國領導人的口氣強硬，但自始至終不以朝鮮全境而是以三八線以北為目標，這使其有限的軍事目標有了可以與之匹配的資源支撐。此其一。
其二，從雙方武器對比的角度，美國畢竟是當時世界上唯一有核武器的國家，而這又是美國在堅持不下去的時候撕破麵子的最後底線。在隻以三八線以北的有限戰爭中，美國是“紙老虎”，但如果將有限戰爭轉化為朝鮮全境的無限戰爭，那形勢可能就會使中國的優勢化為劣勢，除了中國財力不足以支撐這樣的戰爭外，真的到了美國以核武器與百廢待興的中國魚死網破的地步，對中國也是不利的。根據現在已公開的美國檔案文件看，美國準備以談判結束戰爭的時候，也正是美國軍方高層開始準備以原子彈作大戰再啟底牌的時候。
比如，1953年3月27日，陸軍參謀長柯林斯在呈送的關於朝鮮采取其他行動方案的新文件中“提出表示可以考慮使用核武器”。他在國務院與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討論中說：“我個人對在朝鮮使用戰術核武器的意義持懷疑態度。”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認為：“由於任何地麵戰爭升級都會造成傷亡，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將被迫使用我們擁有的各種核武器。”空軍參謀長範登堡將軍希望：“如果真的使用原子彈，我們用它來襲擊滿洲的基地。原子彈在那裏會有效果。” 3月31日，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向金日成及彭德懷建議雙方舉行聯絡組會議， 同日，艾森豪威爾總統在其主持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討論會上也提出在朝鮮戰爭中使用核武器問題。“他承認，沒有許多好的戰略目標，不過他覺得，如果使用核武器後，我們能（1）對共產黨部隊取得重大勝利；（2）在朝鮮蜂腰部劃線，那就是值得的”。非軍事顧問迪馬洛特表示“我們應該在朝鮮使用一些核武器”，艾森豪威爾表示同意，認為：“不管怎樣，美國應努力消除對使用核武器的禁忌”。 4月26日板門店談判複會，5月20日，美國軍方仍在考慮“把戰爭擴大到朝鮮境外的必要性”，這樣，“有必要使用原子彈”；這時艾森豪威爾表示：“他對這一建議的一大擔心是，蘇聯空軍可能會襲擊日本的毫無防禦能力的居民中心。”他說“這一點總是壓在他心頭，令他不安”。 1953年7月27日，朝中和聯合國雙方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南日大將和哈裏遜中將分別在停戰協定上簽字，經事先商定，雙方首席代表簽字時間即作為停戰協定簽字時間。7月7日，也就在停戰協定簽署的前10天，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還就美國在簽訂停戰協定後準備一個“臨時行動方案”，以防“新一輪武裝進攻產生”，警告“如果有新一輪武裝進攻產生，就不可能把戰爭僅限於朝鮮境內”。 7月23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56次會議還在討論“中國共產黨人進行全麵進攻的可能”。國防部副部長表示：“如果停戰協定被違反，我們可能利用我們的核能力打擊中國共產黨人”。艾森豪威爾補充道：“把我們的援軍放在日本，需要時隨時運到朝鮮。”
可見，美國在朝鮮準備停戰的同時也在預備著一場更大的更殘酷的原子戰爭。而對於已實現其戰略目標的中國而言，應對這種戰爭既無必要，也沒有力量。而中國能夠在盡可能擴大戰果的同時又能適時地結束戰爭，既是新中國領導人高超的外交藝術的表現，又是中國贏得朝鮮戰爭的關鍵。戰爭輸贏本身並沒有意義，隻是看誰在適時妥協之前在資源可支撐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贏得了國家利益。1955年10月15日，毛澤東同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談話時說：“世界大戰這個東西意思不大。說打仗我們就一定害怕，這也不見得。丟原子彈誰也害怕，日本人怕，中國人也怕，所以最好還是不打，盡一切力量爭取不打。”
在越戰中中國始終掌握戰爭主動權並迫使美國屈服的原因與上同理，此不贅述。
將朝戰和越戰中的背負著拯救“民主世界”這一所謂“道義責任”的美國領導人與同時期既具有共產主義熱情，又具有冷靜的現實主義眼光的新中國領導人作比較，前者打仗更多是為了“麵子”，而後者則是地地道道地為了“裏子”。美國開戰的理由基於所謂“道義原則” ，而在事先明知不會有多大效果的情況下對中國的經濟禁運隻為了所謂“政治影響” ，被迫結束戰爭甚至想在窮途末路時使用原子彈則更是為了保住麵子， 這兩點決定了美國的戰爭目標是沒有底線的，而中國則始終將戰爭的目標定在三八線上，由此保證中國依托於東北重工業的國家經濟建設 有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而不是僅僅為所謂徒有虛表的“麵子”。這一時期的美國領導人犯了與後來蘇聯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同樣的好出風頭的錯誤，猶如世界級的“超女”，風頭出盡後便是洋相十足。
4. 中國參與朝戰的結果是“雙贏”：既贏了美國，也贏了蘇聯
有人認為：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獲得的“這種‘勝利’在很大程度上隻是心理上的” ；也有人認為：中國參加朝戰是“徹頭徹尾的賠本的買賣。” 在筆者看來，正好相反，事實上中國才是這場戰爭中的最大的贏家。
我們知道，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丘吉爾、斯大林、羅斯福在蘇聯克裏米亞半島的雅爾塔舉行三國首腦第二次會議。在中國問題上，為了保證蘇聯對日作戰，羅斯福、丘吉爾，背著中國與斯大林簽訂了《蘇美英三國關於日本的協定》（亦稱《雅爾塔協定》），協定在中國不知曉的情況下犧牲中國利益，規定戰後：“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以維持”；“大連商港須國際化，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以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須予恢複”；“對擔任通往大連之出路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應設立一蘇中合辦的公司以共同經營之；經諒解，蘇聯的優越權益須予以保證”。 1945年8月14日，蘇聯與中國國民黨政府簽訂《蘇中友好同盟條約》迫使中國認可雅爾塔協定中損害中國利益的條款以保證蘇聯參戰。正是由於斯大林獲得並得到國民黨政府承認的這些“紅利”，尤其是獲得了從彼得大帝起俄國人就朝思暮想而在斯大林手中終於獲得了的駐兵大連、旅順這兩個最便捷進入太平洋常年不凍港口利益，斯大林才在1949年中共勝利在即時，仍對國民黨政權戀戀不舍，在1949年底毛澤東訪蘇時“斯大林甚至拒絕與他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後來勉強同意簽約，仍極不光彩地討價還價，堅持要了兩塊勢力範圍和四個合營公司”。
1949年12月6日，斯大林向毛澤東解釋不急於重訂中蘇條約的原因時說：1945年的那個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條約是根據蘇、美、英三國締結的《雅爾塔協定》簽訂的，而蘇聯正是通過《雅爾塔協定》才在遠東得到了千島群島、南庫頁島和旅順口等。如果改動經過美國和英國同意的中蘇條約，“哪怕改動一款，都可能給美國和英國提出修改條約中的涉及千島群島、南庫頁島等等條款的問題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經過慎重考慮後，蘇聯才“決定暫不改動這項條約的任何條款”。 其實，斯大林的話說白了，就是斯大林——與同時期的美國也將“尊重”美國在華利益當作與新中國建交的前提一樣——不舍得放棄蘇聯在中國已獲得的重要的地緣政治的利益；同時斯大林也估計到，除了道義的力量外，新中國當時並不具備完全糾正《雅爾塔協定》中的損害中國的條款的實力，正因此，斯大林才告訴毛澤東：至於條款中涉及影響中國權利的問題，如在旅順港駐軍及中長鐵路問題，可以“尋求一種變通的辦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實際上修改現行條約” 。此前，斯大林已知道毛澤東在1949年初與米高揚談話時表示過“新中國還沒有自己的海軍，麵對以來自美國和日本的威脅，它還無力接替旅順口的防務”。現在，毛澤東當斯大林麵在次重申：“中長鐵路和旅順的現有狀況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為僅靠中國的力量還不足以有效地打擊帝國主義的侵略”。
以實力大小分紅，這對斯大林來說不是什麽難以啟齒的事。1945年蔣經國代表國民黨政府去與斯大林談外蒙問題。蔣經國表示不同意外蒙並歸俄國，並請求斯大林理解和尊重中國人民對失去外蒙的心情。斯大林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斯大林不耐煩地對蔣經國說：“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 現在到了1953年，中國人在朝鮮打敗了美國人，並且是在斯大林請求的條件下入朝參戰而不是相反，那麽，1945年斯大林對蔣公子的話這時也可用在自己頭上，即在落實1950年關於歸還中東鐵路及大連、旅順的承諾上，這時如再打折扣，那也“就等於廢話”。既是廢話，不如不說。
1953年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的勝利，已經表明中國擁有了“足以有效地打擊帝國主義的力量”。深知實力邊界與利益邊界換算關係的斯大林當然明白：在中國人將美國人趕出北朝鮮的同時，也就實事上將蘇聯體麵地“請出”了中國東北。1952年底，根據1950年2月14日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的協定，蘇聯爽快地將原本共同管理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以及屬於該路的全部財產從形式到內容一並無償地移交給中國。1955年蘇軍完全從大連、旅順撤離。
不僅如此，曾在朝鮮戰場上失敗的美國人也討好賣乖，1952年2月2日，艾森豪威爾在其“國情谘文”中宣布他“將要求國會通過一項適當的聯合決議，聲明美國政府不承認過去與外國政府所達成的秘密諒解中所承擔的任何容許這種奴役行為的義務” 。這裏所說的“秘密諒解”就是指雅爾塔協定。 至此，《雅爾塔協定》中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款才被“體麵”且徹底地廢除。而能夠實現這一點的原因並不主要是1950年建立在友誼基礎上的蘇聯承諾，而更多的是在朝鮮戰場上以實力為基礎的中國的勝利。
這裏可以推測的是，1950年6月朝鮮北南內戰爆發，北朝鮮誓言國家統一。此時，斯大林可能希望中國參戰幫助金日成完成朝鮮南北統一，並以此借助金正日親蘇政權重新在朝鮮半島為蘇聯進入太平洋獲得更為優良的深水不凍港，這樣可以彌補在1950年初《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聯同意放棄了的在中國東北地緣政治利益。 比較而言，朝鮮半島比中國遼東半島更有利於蘇聯進入太平洋。 但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卻沒有完全聽從斯大林的意見，他在將美國逐退三八線以後並未繼續南進，而根據中國的財力物力條件適時在三八線停火。其結果是中國人用自己的實力——而在1950年隻能用語言——“請走”了蘇聯利用《雅爾塔協定》在中國東北擢取的不當利益。中東鐵路及大連、旅順港的收回，使蘇聯通過《雅爾塔協定》在外蒙古獲得的戰略利益大為貶值。而斯大林則在1950年“失之東隅”之後卻沒有在1953年“收之桑榆”：除了教訓了美國外，在地緣政治上斯大林沒有從朝戰中獲得比此前更多的地緣政治利益。這位曾在歐洲戰場和中國東北戰場上豪氣萬丈並決心利用二戰後期的有利條件完成彼得大帝夙願的斯大林， 三年寒署，此時已是甘苦自知。1953年7月中美停戰，當年1月蘇聯移交中東鐵路和大連、旅順，3月15日，斯大林溘然長逝。
總之，毛澤東中國參與朝戰的結果是“雙贏”：既贏了美國，也贏了蘇聯。
真理往往多走一步，就轉化為謬誤。1949年毛澤東沒有聽從斯大林的“建議”揮師過江，統一了中國；1953年毛澤東仍是沒聽斯大林的“建議”，收兵於三八線，結果既保住中朝兩國的利益。現在可上肯定的是，假如當時毛澤東聽了斯大林的話，揮兵越過三八線，那中國就會犯下美國越過三八線的錯誤，其結果在中國被戰爭拖住的同時又會反求於蘇，到那時，中國既保不住1953年7月停戰時的戰果，也可能保不全已落在文字上的蘇聯同意還歸中國的雅爾塔紅利。因此，中國在朝鮮戰場上取得的“在很大程度隻是心理上的”的勝利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後麵關於俄國亞太地緣政治戰略的研究中還有更深入討論，由於主題的關係，此不贅述。
(二) 軍事失敗導致美國其他對華配套遏製政策的失敗
二戰後真正的美國對華冷戰政策是以軍事手段為依托的全方位立體打壓新中國的政策，在實踐結果看也是毛澤東同誌所說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的政策。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失敗導致美國其他對華配套遏製政策的失敗。它包括：美國對新中國人民政權顛覆的失敗；幹涉西藏政策的失敗；阻撓中國發展核武器政策的失敗；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政策的失敗。以下我們重點分析美國對華經濟禁運、軍事包圍及對中國西藏主權的幹涉失敗的原因。
1. 一無所獲的對華經濟禁運，為新中國所有製改造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新中國由此獲得國家主體人口農民和工人的支持
1949年8月19日，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英國在與美國討論中國形勢中提出“我們認為，現階段任何阻止共產黨人獲得中國全國政權的外部企圖，不僅注定要失敗，而且會使具有傳統的恐外情緒的中國人聚集到他們新的統治者的旗幟之下”，“我們的計劃必須建立在共產黨人將在不久的將來統治整個中國的判斷上。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現在的領導人是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們現在的強烈親蘇的政策不僅對西方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也對西方在東南亞的利益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因此，在東南亞“建立一個有效的反共陣線以把中共的侵犯阻擋於中國邊界的那一邊，似乎是一件最為重要的事情。” 為此，英國為美國提出外部遏製，內部以“商業關係”和平瓦解新中國紅色政權的戰略：
外國商業團體構成了西方在華影響的主要部分之一。我們認為，在亞洲的鐵幕後麵盡可能長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觸角和影響，是極為重要的事情。我們尤其要記住，事實將會證明，中共政權最力所不及的任務之一可能就是嚴密地管轄和控製在單個的中國人中深深紮根的經商愛好，隻要利用中國人的經商天份，損害共產主義事業的希望依然存在，徹底放棄我們的在華地位便至少可以說為時過早。
英國政府不讚成過早地放棄英國在華利益。英國政府認為，英國的商人和傳教士（英國在華社團的兩個主要的組成部分）在中國維持其立足點的時間越長，就越有希望維持英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但隨著蔣介石在大陸的失敗，美國並沒有沿著英國的思路，而是沿著全麵遏製新中國的思路從1949年始對華實行貿易管製。3月3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NSC41號文件，提出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手段，最後認定，美國應該對中國實行貿易管製製度，禁止向中國出口可用於軍事目的的所有物資，嚴格控製其他具有戰略意義的物資的出口，並隨中國事態的發展審查美國對華政策。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對華出口管製進一步升級。隨著中國參戰，美國對中國實行全麵禁運，包括凍結中國在美資產。6月25日，聯合國在美國操縱下通過決議 ，要求會員國不對朝鮮提供幫助。6月28日，美國宣布對朝鮮實行完全禁運。6月29日，美國國務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對中國出口石油產品。接著美國又向英國、菲律賓和“巴統”國家 提出類似要求。在美國的壓力下，墨西哥、委內瑞拉等非“巴統”國家也加入了對中國禁運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國又操縱聯大通過第500（五）號決議，要求會員國對中朝兩國實行禁運武器、彈藥、戰爭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戰略價值的運輸器材以及對製造武器、彈藥和戰爭用品等有用的物資。 10月26日，美國國會又通過“1951年相互防禦援助管製法”（即巴特爾法）， 其目的是“對於威脅美國安全之國家或國家集團，包括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國家在內，達到管製輸出及其他目的”。 11月4日，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索普就對中國禁運發表談話說：
和其他所有國家一樣，中國和北朝鮮有些東西是需要依靠外部世界的。但是中國並不是這樣一個國家，它需要國外供給的東西如此重要，以致實行完全的經濟禁運就可以使在朝鮮的戰爭停止。
但貿易事關各國切身利益，因此，隨著禁運的強化，追隨美國政策的國家越來越少，參與禁運的各國家對美國有形或無形的抵製也同步增加，導致禁運如同虛設，最終不了了之。
1951年初，美國對華經濟“製裁”便遇到歐洲國家的消極態度。這在2月份美國經濟合作署起草的報告中已有披露：
由於軍事形勢的差異和中國經濟的特性，美國對中國采取了與我們對歐洲的蘇聯集團實施的貿易管製有很大不同的貿易管製政策。與我們對歐洲的蘇聯集團采取的選擇性出口管製政策不同，我們實際上禁止了與中國之間的所有貿易（出口與進口）和金融往來。
就這項政策而言，西歐和聯合王國僅僅在很少方麵與我們協調一致，而世界各原料產地幾乎沒有與我們一致的行動。
1952年6月5日，由中央情報局牽頭的《特別評估報告》就出口管製對中國的影響作出評估，結論認為：
1．目前自由世界對共產黨中國的出口管製，未能防止中國共產黨軍事力量的增強。然而，這些管製在某種程度上阻止了共產黨中國經濟潛力的發展。
2．即使擴大和加強目前的管製，達到完全禁止非共產黨國家與共產黨中國進行貿易的程度，蘇聯集團可能會承受這樣的代價：在不減少軍事物資輸入的情況下，滿足共產黨中國重要的非軍事需求，隻要西方船隻仍能夠被蘇聯集團租用，以滿足它們在其他地方的航運需求。
3．海上封鎖行動及完全禁運可能迫使共產黨中國的幾乎全部進口都依賴於來自蘇聯的陸上輸送。如果不把旅順和大連包括在內，這樣的封鎖行動不會奏效。
4．海上封鎖將使共產黨中國承受相當大的經濟壓力。我們並不認為這會在短期內顯著地削弱共產黨中國的軍事能力或影響到其政權的穩定。……
5．禁運措施和海上封鎖以及對中國共產黨的鐵路和水運係統中關鍵地點有效和持續的轟炸，將對中國共產黨的軍事能力造成極其嚴重的影響，並使維持其政權的政治和經濟控製問題極大地惡化。然而，要取得這樣顯著的成果，需要進行持續不斷的大規模空中轟炸。（言下之意，後一條件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取得這樣顯著的成果”也是不可能的。——筆者。）
6．完全禁止非共產黨國家與中國進行貿易，可能不會對中國共產黨或蘇聯的軍事行動方針產生顯著的影響。
半年後，也就是1953年3月9日，這一評估報告獲得國務院、陸軍、海軍、空軍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中的情報機構的一致同意，並增加一些更為肯定的判斷，認為：“我們相信，目前共產黨中國內部的政治控製極其牢固，這些經濟困難不會危及中國的統治”（第3段），“我們認為，封鎖本身不會使共產黨接受聯合國關於朝鮮問題的解決方案。”（第4、6段）
關於對中國貿易管製的範圍及其效果，該報告第9-11段作了詳盡的敘述：
9. 蘇聯集團以外的大多數國家對共產黨中國實施了某種形式的出口管製。自1950年12月以來，美國一直維持著對共產黨中國的貿易和航運的完全禁運，及對共產黨中國美元資產的管製。加拿大、日本、國民黨中國及菲律賓采取了幾乎同樣嚴厲的貿易管製，而哥斯達黎加、洪都拉斯、利比裏亞、巴拿馬嚴格控製本國船隻向共產黨中國運輸物資。聯合王國已禁止或限製種類廣泛的戰略物資的出口，包括天然橡膠。1950年7月，貿易統籌委員會的西歐成員國對共產黨中國實施了早先針對蘇聯集團其他成員國家采取的選擇性禁運。共產黨中國被聯合國宣布為侵略者後，這些國家對與共產黨中國的貿易實施的管製比對與蘇聯集團其他成員國貿易實施的管製更為嚴厲。目前，貿易統籌委員會成員國對共產黨中國禁運三份國際禁運清單上的所有物資，以及對共產黨中國有特殊戰略意義的其他16類物資。為製定適用於遠東的國際出口管製計劃，1952年秋建立了一個與貿易統籌委員會平行的中國委員會。其他許多國家也遵照聯合國1951年5月通過的額外措施決議，采取行動限製向共產黨中國運送戰略物資。1951年秋製定的《巴特爾法案》通過持續提供美國的援助，加強了貿易統籌委員會和聯合國的禁運，這些援助的前提條件是：受援國予以合作，對向蘇聯集團（包括共產黨中國在內）供應戰略物資的行為進行管製。
10. 然而，各國采用的禁運清單和采取的管製措施是多種多樣的。雖然聯合王國和貿易統籌委員會的其他歐洲國家所實施的管製相當廣泛，但遠不如美國實施的完全禁運政策。其他國家（大部分是非工業化及不生產戰略設備的國家）對聯合國決議的解釋難見統一，該項決議涉及有戰略價值的運輸器材、用於生產軍用品的物資、汽油及純粹的戰爭物資。中東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僅對禁止戰略物資運往共產黨中國做出了一般性的承諾，而印度、巴基斯坦、緬甸不願公開表態支持聯合國的決議，雖然它們已給予非正式的合作，防止戰略物資被轉口授予中國共產黨。關於向共產黨中國運送橡膠一事，尚未加入聯合國的錫蘭拒絕遵守聯合國的決議。
11. 船隻管製特別不足。貿易統籌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國禁止向共產黨中國出售船隻，並且同意限製向蘇聯集團的其他國家出售商船。然而，自1950年10月以來，至少有33艘船轉而掛上了蘇聯集團的旗幟。不過，在1951年12月，貿易統籌委員會加強了售船限製。美國單獨對船隻買賣、修理和添加燃料實行全麵的正式管製。過去一年間，共有61艘蘇聯集團的船隻（注冊總噸位達30萬噸）在西方的船塢得到30天甚至更長時間的修理。隻有美國、哥斯達黎、加洪都拉斯和巴拿馬禁止在本國注冊的船隻進入中國港口，而利比裏亞禁止本國注冊的船隻運載戰略物資到共產黨中國。 目前貿易統籌委員會的管製政策不禁止蘇聯集團租用商船（油輪除外），而且，禁止出租油輪的命令未見實效。雖然大部分租賃船隻未駛入共產黨中國的港口，但這些船隻被用於西歐、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貿易，從而使懸掛共產黨旗幟的船隻得以直接服務於共產黨中國。
該報告“目前的管製對共產黨中國的影響”部分的結論相當悲觀。在 “經濟影響”部分的20-23段認為：
20.工業影響。由目前的管製造成的對共產黨中國的進口限製，並沒有削弱其工業生產。事實上，由於從蘇聯集團的商業進口數量大幅度增加，以及由於更加有效地利用了共產黨中國現有的設備和庫存物資，中國的工業生產一直在持續發展。然而，如果目前的貿易管製不生效的話，其發展規模可能會更大。
21.對鐵路的影響。共產黨中國的鐵路運輸係統盡管沒有擴展到在無西方管製的情況下應有的水平，但其能力與性能已穩步提高。管製措施已使中國不能從西方進口機車、貨車、火車零件及鐵軌。然而，蘇聯集團提供的一定數量的此類物資，加上當地生產的，已能保障現有設備的持續運轉和鐵路網的進一步擴展，盡管此類物資在朝鮮消耗較多。
22.對國內其他運輸方式的影響。主要由於蘇聯卡車和汽油的進口，1952年共產黨中國的汽車貨運有了較大的發展。然而，機動車零部件的走私量仍然相當大，這表明蘇聯集團的援助趕不上共產黨中國不斷增長的需求，也表明西方的管製已使共產黨中國在這方麵付出了一定的代價。由於大多數非共產黨國家允許懸掛本國旗幟的船隻從事中國共產黨的海岸貿易，所以海岸運輸沒有受到西方管製措施的顯著影響。此外，中國共產黨在過去一年中對外國船隻海岸運輸的要求似已放鬆，中國共產黨對內河和海岸運輸需求的增長部分可能由他們自己的船隊來滿足。
23.總的經濟影響。盡管與西方貿易有所減少，過去兩年間中國共產黨政權在經濟重建、特別是在恢複和發展工業能力方麵仍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然而，共產黨中國外貿淨收入的減少，應視為在其他情況下政府可能會用來投資的資源的減少。沒有西方的貿易限製，共產黨中國的經濟進步可能比實際取得的進步更大，而且能夠在蘇聯集團付出更小代價的情況下取得。
24-26段“軍事影響”部分認為：
24.陸軍。雖然西方的貿易管製使共產黨難以獲取某些重要物資，如抗生素及其他藥品、通訊器材和橡膠製品等，但中國共產黨的陸軍未受到西方貿易管製的不利影響。共產黨中國僅生產輕型陸軍裝備和物資的一部分。共產黨中國軍火工業所需原料數量相對較少，而且大部分是國內生產的。有重大需求的是銅和鋅，蘇聯的大量供應足以滿足中國最基本的需求。此外，蘇聯提供大多數重型軍事裝備、所有的汽油、石油和潤滑油，以及在朝鮮使用的大部分輕型裝備和物資。
25.空軍。由於蘇聯事實上向共產黨中國提供包括航空汽油和噴氣燃料在內的所有飛行裝備和物資，故而目前西方對戰略物資的管製沒有影響到中國共產黨空軍的戰鬥力。在西方實施管製的整個時期，中共空軍一直在增加飛機數量和空戰能力。
26.海軍。由於中國共產黨海軍主要由原來外國的海軍艦艇組成，所以目前西方對戰略物資的管製幾乎肯定阻礙了中共維修和保養海軍艦艇的努力。就我們所知，蘇聯僅向中國共產黨提供了少量小型軍艦，這迫使中共幾乎完全依賴從國民黨手中接管過來的艦艇。
在最後的“對國內政治的影響”部分——這也是報告的核心部分認為：
27.西方的貿易限製未明顯地影響到中國共產黨政權鞏固其政治地位的能力。實際上，管製措施已被中國共產黨用於國內宣傳中，作為西方對華敵意難消的另一證據，為中國共產黨實施更為嚴厲的政治控製提供了借口。
1953年9月27日，也就是在中美停戰協議簽訂（7月27日）整整兩個月後，美國對外援助事務管理署署長史塔生提交的《關於執行巴特爾法情況致美國國會的半年度報告》，該報告對美國對華禁運效果有十分詳細的披露：
對共產黨中國全麵禁運的政策，是美國的一貫立場。美國政府而且敦勸其他自由國家采取同樣立場。
大多數西歐和亞洲的主要貿易國家不能采納美國的立場。這些國家雖在戰略物資的禁運上合作，但一旦禁運涉及棉花、肥料、紡織品、紡織機器、染料、藥品之類的貨物，它們就不願斷絕其對華輸出。我們不必推斷這些政府的決心不及美國真摯，我們隻須說，它們是處於不同的環境，因而以不同的眼光看問題。
這些國家中有許多深感它們對於對外貿易的嚴重依賴性。它們辯稱，它們不但在對華出售非戰略的出口貨上獲經濟利益，而且在從中國換來的進口貨以及它們所提供的航運服務上得到經濟利益。它們辯稱，這種貿易是有利於自由世界、而不是有利於中國的戰爭機器的。有些人還辯稱，保持中國與西方間堅強的經濟聯係是明智之舉，這樣可以減少中國對莫斯科的依賴，也許有一天會把毛澤東變成鐵托。一部分這些國家的貿易政策還受一件事實的影響，即它們和美國不同，它們已經給予中國共產黨政府以外交上的承認。
因此，我們大多數盟國繼續運出它們認為是非戰略的物資，以換取中國的貨物。1952年自由世界輸往共產黨中國的貨物約值2億5700萬美元。1951年為4億3300萬美元。1952年的減少是由於種種因素，其中包括：自由世界禁運戰略物資以及共產黨中國在1952年上半年對於西方貿易表麵表示冷淡。1951年下半年及1952年上半年，中國人試圖改變其貿易方向，從對自由世界的貿易轉而為對蘇聯的貿易。他們改組其對外貿易機構並加以集中，同時還舉行了“五反”運動，這次運動有一部分是反對“外國人”和與自由世界的貿易的。1952年中國向後轉，在秋季他們又複積極謀與西方貿易。這一運動在1953年的統計裏便開始反映出來了。
1952年所有對華輸出的自由國家中，香港以輸出9100萬美元（1951年2億8100萬美元）列居首位。香港輸出的主要項目——多半是其他國家的轉口貨——如藥品、肥料、染料、毛條、紙和紡織機器，巴基斯坦居第二位，輸出價值8390萬美元原棉。錫蘭以價值26∞萬美元的橡膠交換中國大米（橡膠是戰略物資，但勸說錫蘭勿運的努力失敗了）。聯合王國運出價值1280萬美元的雜項物資，以鈉化合物（如苛性鈉）、肥料、毯子、毛條、紡織機器等為主。其他各國的先後次序為：埃及（棉花）、芬蘭（紙張、紙漿）、印度（黃麻製品）、瑞士（染料、紡織機器、藥品）。
與輸往共產黨中周2億5700萬美元貨物同時，自由世界從中國輸入貨物約值3億4500萬美元，主要的項目有：大豆、幹製蛋、水果、花生、植物油、鐵砂、穀類和豬票。香港輸入1億4500萬美元；馬來亞4000萬美元；印度3200萬美元；而美國居第四位，輸入2770萬美元。其餘各國的先後次序為：西德、日本、瑞士、聯合王國。日本進口達1500萬美元，雖然該國經慎重審查後的輸華貨物僅略逾50萬美元。
中國共產黨並不完全依賴自由世界的貨物。他們在1952年中從歐洲的蘇聯盟國獲得的貨物數倍於從自由世界所獲得者。由共產黨國家輸華的貨物，包括武器、彈藥及其他戰略物資，多半是經由西伯利亞鐵路運往的。中國共產黨宣稱，和蘇聯集團各國的貿易在1950年隻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25%，1952年上升至72%。
自由世界許多國家和共產黨中國的貿易在1953年頭幾月續有增加。例如香港、錫蘭、西德、聯合王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和荷蘭該年的貨運率便高於各該國去年特別低的貨運率。如果自由世界的輸出依照1953年最初三、四個月的比率——是否如此尚難斷定——繼續下去，則1953年的輸出總值將達3億7500萬美元左右。這一數字將高於1952年，但不及1951年。
1953年的增加，並非由於對戰略物資貿易的管製有所鬆弛。該年上半年戰略物資的禁運是加緊而不是放寬的。1953年的增加係在非戰略物資上。其主要原因似乎是中國共產黨態度的轉變。他們放棄了不願和西方往來的態度，而更多地、更大量地訂購各自由政府一向願意輸出的貨物。
美國與其主要盟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分歧，成為新政府1月間就任以來所遭遇的多方麵的遠東問題之一。
美國自1949年開始的對華全麵封鎖禁運直到尼克鬆訪華前才基本結束。 而朝鮮戰爭期間是美國對華禁運最為嚴格且被證明是基本無效和全麵失敗的時期。
其實，美國的上述評估報告忽視了一個對西方世界最致命卻對中國成長最為重要的問題，即正是西方對華在朝鮮戰爭前後的全麵禁運為中國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才使中國完成了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之初最為艱難的所有製改造的任務。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26日美國總統下令美國遠東地區的部隊支援韓國軍隊作戰。6月27日杜魯門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9月15日，美軍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9月28日，美軍占領漢城。同一天，中國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土改運動。新中國政府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製度，並在改造舊製度中發展農業生產力。到1952年9月，全國90%以上農業人口獲得約7億畝土地，使農民免除了3000萬噸糧食的地租，使新中國在最困難的時期獲得中國主體人口即農民的政治支持。隨後中國共產黨又及時提出“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並及時開展“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對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所有製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到1956年中國在所有製方麵基本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為1956年之後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基本沒有產權交易支出的製度支持：生產資料完全掌握在國家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手中，國民收入不經私有產權之間的交易而純粹進入再生產流域，這既解放了中國國內的生產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現的因保留私有製而造成資金嚴重短缺，及由此產生的國家建設對國際金融的絕對依賴。 而西方在同時期實施對華經濟禁運恰好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所有製改造的順利完成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這是中國贏得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最根本的原因。換言之，如果當時美國不對中國進行全麵的經濟封鎖並讓中國提前進入“融入全球化”、與西方“接軌”的曆史進程，那中國的所有製改造工程就有可能不那麽徹底，而龐大的私有權的保留又會在龐雜的產權交易中大量截流並由此耗掉用於國家建設的資金，從而使中國在建國之初就麵臨同期印度同樣麵臨的GDP與兩極分化同速擴大的問題。如果真如此，那對正處起步階段的中國的國民經濟體係基本建設而言，無疑是比戰爭更為嚴重的國家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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