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不打不相識：力所不及的對華遏製全麵失敗(上)
美國東亞外交第三個時期是在20世紀下半葉，美國開始聯合日本等與中國、俄國進入全麵冷戰；蘇聯解體後，又轉入通過提升日本的作用遏製中國崛起階段，其中矛盾的主要焦點是台灣問題。這一時期，尤其是70年代後，太平洋地區的主要矛盾則集中表現為美國與蘇聯爭霸矛盾，此間又分二個階段：1972年尼克鬆訪華之前，中國是美國東亞地區的直接對手，蘇聯隻是美國的戰略對手；此後中國成了美國的戰略夥伴，而蘇聯則成為美國的既是戰略的也是直接的對手。
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的毀滅對東亞政治的影響是巨大的。一方麵，它使美國利用日本崛起建立有利於美國控製的亞洲均勢的努力化為泡影，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在太平洋西岸也失去了日本這個“避雷針”或“防波堤” 。這迫使美國不得不“親臨前線”與中國和蘇聯作麵對麵的直接對抗。這種對抗不僅對東亞，更重要的——至少在1972年尼克鬆訪華前——是對美國帶來了災難。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2年尼克鬆訪華，美國以中國為主要對手在朝鮮、越南、聯合國、以及中國台灣和西藏等方麵進行了空前較量，其結果美國不僅在政治上一無所獲，而且在軍事上也全麵失敗。最終迫使尼克鬆屈尊到北京與毛澤東談“哲學” 。
下麵我們將要討論的，不是中國和美國的是是非非，而是像美國這樣一個超級大國的長達半個世紀的遏製中國的戰略為什麽竟會輸得如此徹底。如果知道了美國失敗的原因，那我們也就知道未來美國以中國為對手的東亞政策的有效邊界。有效邊界就是一國國力可以有效到達並發揮有效作用的合理邊界。
（一）兩場戰爭，同一結果
1. 朝鮮戰爭：美國再次觸礁東北亞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26日美國總統下令美國遠東地區的部隊支援韓國軍隊作戰，27日杜魯門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9月15日，美軍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28日，美軍占領漢城。 10月中旬，美韓軍隊的先頭部隊離鴨綠江中朝邊境僅約10公裏，25日，中國人民誌願軍兵分三路過江參戰。這樣，朝鮮戰爭實際上就成了世界頭號霸權國家美國與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次且力量極為懸殊的交手。大出美國意料，1953年7月27日美國最終被迫坐在談判桌前與中朝軍隊簽署停戰協議。
迄今為止，與今天我們一些抗戰研究中的情形相似，中國人對朝鮮戰爭的自豪感往往掩蓋了對中國勝利原因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往往從是否道義及作戰是否英勇等角度來研究這場戰爭成敗原因。但這很不夠，因為這樣研究的結論並不能解釋曆史上有些斯巴達克式的殉難事件。
其實，美國人對什麽是“戰後亞洲”的認識，不是通過宣傳而正是通過這場戰爭得到的。美國人在開始時也是處在感性認識階段，或說根本就沒想到輸字，而是一步到位地想戰後如何在美國領導下對朝鮮全境進行戰後治理。美國外交史學者對此評論說：
艾奇遜與麥克阿瑟一樣瞧不起中國人，傾向於把他們發出的威脅低估為恐嚇，深信中國人不敢冒險與美國的壓倒性火力對抗。更有甚者，從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中國人打交道的經驗判斷，美國領導人認為，如果中國人膽敢插手，他們將很快被消滅。
美國人這時根本聽不進任何反對的意見。1950年7月10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在寫給約翰遜的NSC76號文件中指出了朝鮮半島“對美國來說並不具有決定意義”，“在全球戰爭爆發之前，或者說在全球戰爭的初期，美國在一個不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地區調派大批軍隊對抗蘇聯，這從軍事角度而言是不明智的”。 杜魯門的輕率使他的政府忽視這種警告，認為：“他們可以指揮聯合國軍越過把共產主義北方和非共產主義南方一分為二的三八線，肅清北方的共產黨分子，也許是在比李氏政權更民主的政府之下統一整個朝鮮。” 9月9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出台NSC81/1號文件，在“美國在朝鮮的行動方案”中稱：
聯合國軍隊在三八線以北采取行動，把北朝鮮軍隊趕到該線以後或擊敗這些軍隊是有法律依據的。可以指望聯合國軍總司令會獲得采取軍事行動的授權，包括在朝鮮三八線以北實施追擊時進行兩棲和空降或地麵行動，從而徹底摧毀北朝鮮武裝力量，隻要采取那些行動時，蘇聯或中國共產黨大規模部隊沒有進入北朝鮮，沒有宣布有意圖進入北朝鮮，也沒有威脅在北朝鮮以軍事方式對抗我們的行動。
應同時授權參謀長聯席會議指示在朝鮮的聯合國軍總司令製定占領北朝鮮的可能性計劃。
也就是說，這時美國所想的並不是什麽阻止北朝鮮的“侵略”，而是要占領整個朝鮮。這當然引起中國人民的不滿。1950年9月30日，周恩來在國慶大會上發表講話宣布：中國人民“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1日美國不顧中國警告越過38度線，向北推進。10月3日，周恩來總理接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時表示，若“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將出兵援助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10月4日，美國與英國等國辯論“中國共產黨人介入朝鮮”問題，美國國務艾奇遜為難地表示：“聯合國軍經過重組之後將開進北朝鮮，現在阻止這項進程為時已晚”，目前“惟一合適的路線將是一條堅定、勇敢的路線，我們不能過分地被中共可能隻是嚇唬人的舉動所嚇倒”。 10月8日，毛澤東向中國人民誌願軍頒發 “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誌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的命令。 10月25日中國軍隊越境作戰。10月12日，美國中央情報局仍不相信中國的警告，稱“中國共產黨人無疑害怕與美國開戰的後果”，“除非蘇聯做出進行一場全球戰爭的決定，這種幹涉行動在1950年還不可能發生，這段時間裏，幹涉很可能局限在繼續秘密為北朝鮮人提供援助的水平上”。
三天後（10月15日），放不下心的杜魯門總統親自飛赴約克島與麥克阿瑟討論朝鮮局勢。杜魯門希望得到有關中國或蘇聯是否會幹涉的“第一手情報和判斷”。麥克阿瑟一副趙括論兵的口吻告訴總統：
朝鮮的複興隻有等到軍事行動結束後才能開始。我相信對整個南北朝鮮進行的正式援助將在感恩節前結束。北朝鮮幾乎沒有什麽抵抗力量——隻剩下約1.5萬人——而那些我們沒有消滅的力量將會隨著冬季的來臨被消滅。在我們的臨時集中營裏現在約有6萬名戰俘。
十分不幸的是，他們正在北朝鮮追求一個無望的目標。他們有10萬人作為補充兵員接受訓練，這些人訓練無素，領導無方，裝備極差，但他們卻十分固執，我討厭去消滅他們。他們隻是為了保全麵子而戰。東方人寧可死也不願丟麵子。
現在我正率第一裝甲師向平壤推進。我正在考慮組織一個坦克、卡車小分隊，派它們直取平壤。這得取決於我們在以後48小時獲得的情報。我們已經拿下了元山。我正在調遣第五集團軍，它能在一周內拿下平壤。北朝鮮人正在犯他們以前犯的同樣錯誤，沒有做出縱深部署。一旦口子合起來，在北朝鮮將會發生與南朝鮮同樣的事情。
我希望能在聖誕節前把第八集團軍撤到日本。那將使重組的第五集團軍由第二師、第三師和聯合國分遣隊組成。我希望聯合國能在新年第一天組織選舉。軍事占領一無所獲。所有的占領都是失敗。（總統點頭稱是。）大選過後，我希望能撤出一切占領軍。
當杜魯門總統問“中國人或蘇聯人幹預的可能性有多大”時，麥克阿瑟回答說：
很小。假如他們在頭一兩個月幹預，那還管用。現在我們已不再害怕他們幹預了。我們不再畏首畏尾了。
其實，麥克阿瑟那趙括式的輕率，正好為中國所利用。11月18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等同誌的電報中說：
敵方對我實力還認為是六萬至七萬人，“並不是一個不可侮的勢力”，這點對我有利；
美、英、法對我毫無辦法，悲觀情緒籠罩各國，隻要我軍多打幾個勝仗，殲滅幾萬敵軍，整個國際局勢就會改觀。
美國外交史學者孔華潤對麥克阿瑟和杜魯門在此時此刻的輕率扼腕唏噓，他寫道：
不幸的是，在勝利的時刻，杜魯門政府向任何勝利者都要麵對的最危險的誘惑之一——擴大戰爭目標的誘惑——低下了頭。杜魯門及其顧問不再滿足於擊退侵略和解放南朝鮮，他們斷定，斯大林不會來幫助他的朝鮮代理人了，他們可以指揮聯合國軍越過把共產主義北方和非共產主義南方一分為二的三八線，肅清北方的共產黨分子，也許是在比李氏政權更民主的政府之下統一整個朝鮮。這固然存在著風險,因為中國人說如果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他們就要介入，但是，艾奇遜與麥克阿瑟一樣瞧不起中國人，傾向於把他們發出的威脅低估為恐嚇，深信中國人不敢冒險與美國的壓倒性火力對抗。更有甚者，從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中國人打交道的經驗判斷，美國領導人認為，如果中國膽敢插手，他們將很快被消滅。
11月24日，麥克阿瑟從東京飛到朝鮮，他發布一份公報稱：
如果成功，這次進攻實際上應結束戰爭，恢複朝鮮和平與統一，使聯合國軍能迅速撤出，允許朝鮮人民和國家享有充分主權和國際平等地位。
後來的事實證明，曾在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上叱吒風雲的美國人卻在朝鮮戰場上裁在正處在百廢待興的共產黨中國手裏。從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中國人民誌願軍先後進行了五次戰役，雙方戰線就在“三八線”一帶穩定了下來。1951年4月，杜魯門將“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解職。5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辦公室主任喬治· 凱南向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透露了美國政府希望與中朝方麵舉行停戰談判的信息。1951年7月10日，中朝方麵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為另一方在板門店舉行會談。1953年7月27日，雙方正式簽署停戰協定。
麥克阿瑟免職回國，美國外交史專家孔華潤對此事評價說：
杜魯門不得不解除在狂躁與沮喪消沉之間莫衷一是的麥克阿瑟的職務，對一位偉大的美國英雄來說，這是一個頗為辛酸的結局，不幸的是，他的解職又給政府增添了罵名。” 美國民眾給予麥克阿瑟以盛大歡迎。
這說明當時美國人也不願意接受美國可能失敗的結果。但事實是曾在二戰中大展威風的美國人確實是失敗了，並且是敗在尚處“一窮二白”的中國人手裏。
接踵而至的是，與美國的軍事失敗導致其外交的全麵失敗。
五十年代初的聯合國基本上可以說是美國可以按自己意誌使用的外交資源，自戰爭開始起，美國對聯合國一直是先斬後奏。在戰爭之初，美國在聯合國中擁有遠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為廣泛的外交資源。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當日下午2時，安理會應美國要求召開會議，美國代表首先提出一項要求譴責北方所謂“侵略”的決議草案，該草案最後以9票讚成、1票（南斯拉夫）棄權、1票缺席（蘇聯）作為安理會第82/1950號決議獲得通過。6月27日，美國杜魯門總統發表聲明，正式宣布美國武裝幹涉朝鮮和使用武力阻止中國人民解放台灣的決定。當日，美國又操縱聯合國安理會開會，安理會又在7票讚成、1票反對（南斯拉夫）、和蘇聯缺席及埃及、印度未參加投票的情況下，通過了與杜魯門聲明相呼應的“緊急製裁案”，即安理會第83/1950號決議。與此同時，美國宣布它已經命令它的空軍和海軍掩護並支持韓國政府部隊，並於三天後通知安理會它已下令海軍封鎖朝鮮海岸並授權使用地麵部隊。7月7日，安理會又在7票讚成、3票棄權（埃及、印度、南斯拉夫）與蘇聯缺席的情況下，通過了第84號決議，要求會員國依照安理會決議提供軍事和其他援助，以供美國指揮的“聯合國軍”的統一使用，同時要求美國就“聯合國軍”采取的行動向安理會提出報告。決議還授權聯合國軍在朝鮮執行軍事任務時使用聯合國旗。7月8日，美國總統杜魯門任命美國遠東駐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為“聯合國軍”總司令。除美國外，由十五個國家 先後參加聯合國軍。7月14日，美國獲李承晚完全授權可以在朝鮮境內指揮大韓民國的陸海空三軍。1951年1月20日，美國在聯大第一委員會提出誹謗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並憑借其把持的表決機器於1月30日強行通過這一提案。2月1日，第五屆聯大的美國的操縱下，通過誣蔑中國“侵略”朝鮮的決議，並決定成立所謂“集體措施委員會”，企圖對中國實行“製裁”。
但隨著戰爭的擴大，美國使用這些外交資源能力日漸減小。7月下旬，麥克阿瑟提出擬於9月中旬在仁川登陸的計劃，與此同時，美國軍政雙方也在考慮越過三八線作戰的可行性。8月取得一致意見，認為應重提1947年聯大關於建立“一個統一、獨立和民主的朝鮮”的目標，以配合美國北進擴大戰爭規模的軍事意圖。1950年9月19日，第五屆聯大開幕，美國先爭取英國支持並由英國提出一項“八國提案” ，該提案於10月7日以聯大47票讚成、5票反對（蘇聯、捷克、波蘭、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與7票（印度、埃及、南斯拉夫、黎巴嫩、敘利亞、巴門和沙特）棄權獲得通過。美國開始遇到國際社會——盡管是微弱的——的抵製。
12月4日至8日，美國總統與英國首相艾德禮在華盛頓舉行會晤，協調雙方立場。杜魯門堅持堅守朝鮮的立場，認為“迎戰共產主義的唯一辦法就是消滅它。朝鮮之後會是印度支那，接下來是香港、然後是馬來亞。不看清我們要遵循的路線是不可能找到解決辦法的”。國務卿艾奇遜說“我們可以在朝鮮拚命打仗，把戰事盡可能拖長，盡我們所能地懲罰敵人。那樣，我們在談判中的地位不會太糟”。 英國不同意將大量資源用於朝鮮戰場。艾德禮奉勸美國的朝鮮政策應實行多邊協商，他說：“我們必須考慮聯合國內的意見以及歐洲、美國和亞洲的意見。……如果我們卷入與中國人的戰爭，我們必須考慮這對美國、歐洲和亞洲的輿論有何影響。”他說他“已經努力從中國人感覺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我們自己把它視為聯合國對抗侵略。中國共產黨人不是聯合國成員國，所以不會從那些考慮出發。他們把這個問題視為那些軍隊，特別是美國軍隊對抗他們的行動”。
12月7日，艾奇遜向英方遞交“美國在朝鮮兩個可供選擇的方案”，英方認為聯合國多數國家不會同意第二種即“繼續打下去，如打敗了非撤出朝鮮不可，到時美國將把戰爭擴大到中國”的方案，並強調英國不同意用有限戰爭對付中國，即把戰爭擴大到中國部分地區。英國認為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是讓中國進入聯合國。 英美雙方討論使用原子彈問題。艾德禮單獨問杜魯門，美國是否正在更積極地考慮使用原子彈，杜魯門表示：“英國與美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一直是同伴，他不會在不和英國商量的情況下使用原子彈的。”
1951年初，中朝軍隊發動第三次戰役，突破“三八線”，再克漢城、仁川，直逼“三七線”。1月13日，聯大政治委員會通過一項由“三人委員會”提出的有關朝鮮及其他遠東諸問題的各項原則意見。主要內容有首先在朝鮮按排停火；停火後“所有非朝鮮的軍隊將分適宜的階段撤出朝鮮”；“一俟獲致關於停火的協議，大會將設立一個適當機構，其中將包括有英國、美國、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國政府代表，以便依照現有的國際義務與聯合國憲章的規定來求得遠東問題的解決，其中包括福摩薩（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中的代表權問題”。該決議以50票讚成、7票反對（蘇聯、烏克蘭、白俄羅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薩爾瓦多及台灣國民黨代表）、1票棄權（菲律賓）獲得通過。 這一決議不符合美國政府的意願，但鑒於戰場上的嚴峻形勢和盟國的要求和談的呼聲，也不得不勉強投了讚成票。美國輿論和兩黨國會議員紛紛熱指責艾奇遜，要他引咎辭職。共和黨國會領袖塔夫脫甚至稱這項決議是“美國曾經同意過的最徹底的投降”。
至此，美國在聯合國的外交資源開始明顯萎縮，時至1953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外交較量也隨軍事失敗而慘敗。
2. 越南戰爭：目標與資源不匹配導致美國再次失敗
越南戰爭幾乎是朝鮮戰爭的複製，而美國對越戰的戰略設計所犯的戰略目標與資源不匹配的致命錯誤幾乎也是朝鮮戰爭的複製。
“肯尼迪在印度支那所麵臨的緊急事件首先來自老撾” 。1961年初，老撾內戰不斷，美國扶持的代理人不可能在大選中獲勝。“美國明確向蘇聯發出信號：美國寧願開戰也不允許共產黨接管老撾” 。為此美國準備軍事幹涉。
1961年4月27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會議，，海軍作戰部部長伯克海軍少將“在整個會議期間反複而強烈地表明這樣的觀點：除非美國準備在老撾進行軍事行動，否則我們將會失去整個東南亞。”同時他也意識到“在老撾采取行動還存在極大的困難。一旦戰爭爆發，我們必須準備進行激烈、長期、艱苦的戰爭，並且很有可能卷入與共產黨中國的戰爭”。 4月28日，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Dean Rusk,1909-1994 ）致電國務院明確表達自己的看法，認為“我們在老撾卷入大規模的戰爭不符合我們特殊的國家利益”。“一定不能同意總統在偶發事件還沒有完全暴露時就做出決定，動用美國有組織的軍隊。這可能會迅速引起朝鮮戰火重燃、衝繩島和日本的基地遭到轟炸、沿海島嶼和福摩薩可能受到空中以及其他形式的攻擊。”
4月29日，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總統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司法部長肯尼迪、副國務卿鮑爾斯、副國務卿幫辦約翰遜、助理國務卿克瑙吉、遠東事務副助理國務卿約翰•斯蒂夫斯、海軍少將、海軍作戰部部長伯克等就軍事介入老撾可行性進行評估。會上充滿著目標與資源間的悖論。斯蒂夫斯幾乎與當年麥克阿瑟持同一邏輯，認為：“如果我們決定我們守不住了，那麽我們就是在寫下在東南亞失敗的第一章。” 伯克認為：“你每作一次讓步，下一次就更難堅持。如果我們放棄老撾，我們將不得不把美國軍隊派駐到越南和泰國。我們將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兵力去取得勝利——或許是‘全套的’。現在占領要比以後更容易些。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登陸老撾。盡可能多地控製一些地區，明確我們不能被趕出東南亞。”
接著美國再次陷入針對中國參戰的兩難悖論及其無解之解即用無限手段——用使用原子彈——解決有限問題的困境之中。
軍方代表德克爾將軍說：“我們在東南亞不可能贏常規戰爭；如果我們投身進去，我們就應該爭取勝利，這就意味著對河內、中國的轟炸，或許甚至使用原子彈。” 羅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沒有把握地設想：“如果我們把部隊開進去，然後又撤退出來，那時我們看起來會比現在還愚蠢。”他反複問：“我們是否準備堅持到最後？”軍方代表勒梅將軍說：“可能發生的最糟糕的事是共產黨中國的卷入。”肯尼迪問：“可以不可以用空軍來解決問題。”國務部長麥克納馬拉陷入無解之解，說：“你可能要用核武器了。”最後會議轉了一圈又陷入兩難困境。斯蒂夫斯說：“我們麵臨的問題是我們能否承受得起東南亞的陷落。” 隻是由於1962年7月23日老撾問題各方在日內瓦簽字，確認老撾中立，授權國際控製委員會監督停火，並要求在75天內從老撾撤出一切外國軍事人員，美國才放棄大規模軍事幹涉老撾的選擇。但美國卻沒有化幹戈為玉帛，而是將戰略目標指向越南，其戰略意圖還是遏製中國。
1963年11月2日，肯尼迪遇剌，副總統約翰遜繼任，次年約翰遜贏得大選。1964年起，約翰遜政府逐步將美國在越南軍事行動從“特種戰爭”升級為“局部戰爭”。與此同時，美國決策層還是在由中國參戰導致的戰爭規模繼續擴大而贏得戰爭的手段卻極為有限的兩難之中。
“約翰遜曾告訴參議員曼斯菲爾德，表明他不想再有一個朝鮮戰爭之類的事情發生，但也不想隨後有人再提出‘誰丟失中國？’這一類問題。” 可就是這種猶豫使約翰遜再次犯了杜魯門曾在約克島曾犯的輕視中國和蘇聯的同樣錯誤。
1964年2月15日，美國政策規劃委員會主席羅斯托提醒國務卿：“我們得到警告，如若向北推進，戰爭將會升級。我還相信，又有一些戰機被布置到海南和華南。”他警告國務卿：“若沒有對在敵人能力範圍內任何程度的升級行動做最充分的準備，我們不應執行攻擊的計劃，哪怕是有限的行動。升級的可能性是與他們對我們的決心與可支用的實際軍事力量的判斷成反比。” 2月21日，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就美國在越南軍事行動進一步升級的可能性進行評估。3月2日，參謀長聯席會議在給麥克納馬拉的複函中認為“共產黨中國有能力同時在諸如東南亞、韓國和台灣這樣廣泛的地區中的一個發動有限的地麵和/或著空中攻擊。然而，有限的後勤能力嚴重製約了他們在多個地區支持陸海空行動的能力。但通過集中力量於任何一地，他們能夠發動一場全方位的攻擊行動”。 接下來參謀長聯席會議在選擇手段上立即陷入兩難境地，即將無限非常規手段——核武器——應用於有限和常規戰爭，認為：“廣泛使用基於空中力量之上的地麵和海上力量，但非核攻擊可能不會促使共產黨中國/北越中止侵略，然而核攻擊卻極有可能迫使他們放棄侵略。以封鎖形式使用海上力量是最有效的，但在它產生實質效果之前需要相當的時間。另一些諸如聲東擊西的兩棲襲擊也可起到類似的作用。以空中和海上方式使秘密常規武器會比單純空中行動更為有效。然而，對於硬目標，秘密武器的效果相對就小得多。” 同時參謀長聯席會議還建議“使用美國軍事力量空襲共產黨中國的核彈製造基地”。
1964年10月28日，美國駐蘇大使湯普森致信總統安全事務助理邦迪，對越南戰爭提出異議說：
我感到不安的是同整個亞洲相比，美國政府的時間、精力和資源投入到南越和老撾的太多。這或許是我們麵臨共產主義大挑戰不可避免的結果。但我們僅把精力集中於狗的尾巴而非狗本身上，最近的發展更加劇了這一情況。（我還要說我甚至不能斷定這尾巴到底屬於哪條狗，過分強調北京對於南越危機的責任是危險的。）
1964年11月，越南民主共和國總理範文同訪問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向越南人作出在北越遭到美國進攻時予以支持的保證。1965年1月蘇聯宣布蘇聯部長議會主席柯西金出訪東南亞國家。柯西金在訪問越南和朝鮮途中順訪北京。但美國決策者再次犯了麥克阿瑟在約克島上曾犯的輕視中國和蘇聯的錯誤，他們認為：“蘇聯雖然增加了對北越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其宣傳作用卻大於實際作用。” 2月中旬，美國正式實施第一階段的“火箭行動”轟炸計劃。3月2日，開始對北越實施“雷嗚行動”持續大規模轟炸計劃。
1965年3月8日，美國在峴港登陸，進一步將以越南國內對立為主的“特種戰爭”升級為美國直接侵略越南的“局部戰爭”。作出此決定前，約翰遜總統也被困在有限常規手段與無限常規戰爭間掙紮：一方麵是“柯西金將鼓勵河內繼續加強他們所實施的顛覆政治活動和遊擊戰爭” ，另一麵又是如美國從越南撤退。“這將會為共產黨接管整個東南亞鋪平道路” 。2月3日，約翰遜總統無奈地問其助手：“如果你們是美國總統該怎麽做？” 2月8日，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上書約翰遜總統，痛陳已見：
你們可回憶一下我在會議上闡述的內容，那就是在我們采取任何行動前，必須充分體會到它們的全部涵義，包括所涉及的費用、事實等。依我看來，如果我們在北越走得太遠，那麽可能比我們在朝鮮所處的境地還惡劣。
從更廣泛的方麵而言，我們不僅不能依賴於南越人，也不怎麽能信任老撾人、泰國人或柬埔寨的任何人。在印度支那之外，由於東南亞事件的不斷發展，我們被擠進“鉗子”中。中國對東南亞有不祥的影響。在一定情形下，馬來西亞發生的事情促成澳新美安全條約，這是一個號召我們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提供援助的條約。
最後，正如你所知的，我們和遍布全球不同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已簽訂了大約42個不同類型的多邊安全條約，並已散布到全球各地。除了核武器，我們已沒有能源或力量能遵從這些協議。如果同時要求實現承諾的話，我們就會“手伸得越長，力量越薄弱”。就算通過整體動員，我看也沒有什麽希望能同時實現這些義務的很大一部分。
現在對這種情況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別人也不會知道。但我相信在亞洲本土上衝突擴大的趨勢和不斷加深的軍事義務，不會有一個答案。盡管我們的願望相反。
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這封情切意真的信於第二天就受到總統安全事務特別助理邦迪的一一駁回，其基本邏輯還是沒有擺脫前述兩難困境，隻不過是避重就輕而已。邦迪並沒有正麵回答參議員提出的“手伸得越長，力量越薄弱”這樣一個尖銳問題。
2月10日，國家安全委員會小詹姆斯·湯姆森致函國家安全委員會切斯特·庫柏，也對在越南軍事升級一連提出四個疑問：1.我們正視——總統正視——中國全麵幹預的危險了嗎？2.這進一步提出一個問題：我們願意——總統願意——在東南亞麵對北越和中國軍隊聯合發起地麵戰爭嗎？3. 也許是更重要的，美國人民願意麵對在越南的地麵戰爭——一場已經使民族疑慮重重的戰爭，它遠遠超過明確的朝鮮戰爭所具有的一些關係（侵略和“聯合國”的反應）嗎？4. 最後，在很多新聞界和國會議員的批評下，被忠誠地堅持“談判”的想法怎樣了呢？以前許多有思想的人還堅持這種想法嗎？最後他提出自己的看法：
總之，我擔心我們很快就會麵臨這樣一個基本問題，即南越是否會表現出如我們希望看到的那樣，是否值得同中國打一場地麵戰，且在這場戰爭中蘇聯很難保持中立立場，發生這場戰爭的幾率是很高的。
即使到了1966年就連以提出“遏製戰略”出名的喬治·凱南也在一次電視轉播的聽證會上表示“這場戰爭是愚蠢的，而且極有可能導致一場與中國的災難性對抗。他堅持認為，撤軍雖然意味著共產主義對南越的統治，但不會對美國任何重要利益造成損害”。
盡管如此，美國政府始終擺脫不掉合乎邏輯但又實現不了因而對美國而言是近乎無限的戰略目標。1965年2月13日，助理國務卿鮑爾以備忘錄的形式向約翰遜總統匯報經國防部長討論過的“關於在北方逐步施加軍事壓力的計劃所可能造成的風險”評估報告。報告在一係列關於中國參戰的無之解難題中又回到“美國麵臨與中國的地麵戰爭將引起美國是否需要使用核武器的爭論”，認為“回想一下朝鮮戰場的經曆，一些美國人爭辯說，隻要使用核武器就可避免美國地麵部隊與中國大規模部隊的戰爭，因為核武器使美國占有明顯的優勢”。 2月18日，在鮑爾的備忘錄的基礎上形成《特別國家情報評估》，確認如果美國大規模軍事介入越南戰爭，中國、蘇聯也將大規模介入。
但美國最終還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3月8日，美軍在峴港登陸，進一步將以越南國內對立為主的“特種戰爭”升級為美國直接侵略越南的“局部戰爭”。美國與蘇聯和中國的地緣政治較量在越南大規模展開。
1965年3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全世界人民動員起來，援助南越人民打敗美國侵略者》社論，表明中國將履行國際主義義務，派遣自己的人員，給南越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質支援，同時也時刻準備派遣自己的人員同南越人民一道，共同戰鬥。4月2日，周恩來總理對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以1950年10月3日向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表示中國出兵意誌時同樣的口氣說：“戰爭擴大時，是無法劃一條界線的，就像火勢會蔓延一樣”，他強調：“美國說這是局部戰爭，它所進行的是有限轟炸和有限的擴大，但是，即使它主觀上想限製戰爭擴大，實際上也限製不了”，戰爭將會擴大到中國。周恩來嚴厲警告美國玩火的危險，他聲明：即使美國不把對越南的侵略擴大到中國，中國也一樣要援助越南，而且已作好了同美國作戰的一切準備，但中國不會主動挑起戰爭，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 4月8日，黎筍率團訪問中國，正式向中國提出了派遣誌願軍部隊的援越的請求。中越兩國達成原則協議：中國將向越南派遣防空、工程、鐵道、後勤等誌願部隊。5月16日，周恩來向來訪的越南南方“民解陣”領導人重申，隻要越南需要，中國將如同入朝參戰那樣入越參戰；中國邊境省份已作好了準備，整個中國也作好了準備；如果美國擴大到中國領土，戰爭就無法限製了；美國打空戰，中國就可以打地麵戰。 1965年6月至8月，第一批誌願軍工程部隊和高炮支隊從廣西雲南奔赴越南戰場，1966年8月，周恩來向範文同建議，中國可派出100名軍事專家，組成小組，深入越南南方幫助越南南方人民的抗美鬥爭；1967年，中國領導人甚至答應北越領導人，一旦美國在越南使用原子彈，中國也將向北越提供核炸彈，以破壞美國在南方的軍事基地。截止1967年，中國在北越的誌願部隊人數達到15萬人。與此同時，蘇聯對越南抗美戰爭提供軍事和物資的援助也在急劇增加，“數量遠遠超過了中國”：其中包括先進的戰鬥機、坦克和地對空導彈及3000名軍事技術顧問。
與朝鮮戰爭不同——在朝鮮戰場上，中國一出兵，美國就開始準備後撤，而這次在越南戰場上，中國一旦出兵，美國就會又麵臨著麥卡錫時代曾出現的“誰丟失中國？”的責問。因而，戰爭一旦開啟，美國政府就沒有退路，美國參戰的合理性的論證迫使美國人必須全力以赴。1965年11月3日，國防部長麥克馬拉為約翰遜總統起草的文件針對中國以確定“在越南的行動方針”，文件認為：
美國的戰略。關於2月份決定的轟炸北越和7月份批準的第一階段部署計劃，隻有它們有助於長期遏製共產黨中國的政策時，才有意義。中國——像1917年的德國，像30年代末西方的德國和日本，以及像1947年的蘇聯——是一個潛在的大國，其威脅在於削弱我們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更遙遠但更危險的是，把所有的亞洲國家組織起來反對我們。美國長遠的政策是建立在我們國家的一種直覺性理解基礎上的，即認為亞洲的人民和資源能夠很有效地被中國或中國人組織的聯盟動員來反對我們，而這一個聯盟的潛在力量能夠迫使我們處於守勢，並威脅到我們的安全。這種直覺式的對安全威脅的理解融合另一種理解——也就是說我們根據自己的方式認為，如果我們想要實現我們的國家目標，美國應該行動起來，它是一種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大多數保持相同發展方向的需要。我們會走向經濟上的富裕，走向開放的社會，走向與各國進行合作；我們繼承的角色和我們已經為自己選擇的未來發展方向的意識形態，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使它們沿著我們喜歡的方向前進。如果一些有力量的充滿敵意的國家——不論是德國、日本、蘇聯，還是中國——被允許和我們相反的意識形態去組織它們自己的世界，我們的目標就不能實現，而我們領導者的角色也就不能發揮作用。
一個遏製中國的長遠努力有三條前線（意識到蘇聯在北麵和西北麵“遏製”中國）：（a）日本—朝鮮前線；（b）印度—巴基斯坦前線；和（c）東南亞前線。今天要決定在人力、金錢和國家榮譽上做出巨大投資的話，隻有在考慮了在東南亞其他國家持續的平衡努力和其他兩上重要的前線以後才有意義。亞洲的趨勢是朝著兩個方向跑——因而也不利於我們的利益；沒有理由對我們在下一個10年或20年打造我們的盟國和聯合戰線（特別包括日本和印度）的能力過度悲觀，這將防止中國實現它的目標，直到它的熱情衰落下去。這而，這個工作——即使我們能夠把一些責任轉移到一些亞洲國家身上——將繼續要求美國予以關注、金錢、以及有時不幸包括生命。
1965年2月7日，越南共產黨的軍隊突襲了在波來古（Pleiku）的一處美軍基地。約翰遜下令實施大規模轟炸計劃，該命令於2月28日生效。“美國的空中力量的大規模使用也未見成效。約翰遜取消了目標選擇上的很多限製，但仍無濟於事。中央情報局和國防情報局的評估表明，轟炸對北越士氣或向南方輸送人員和物資的能力沒有什麽明顯的影響。”
1965年至1967年是越南戰爭大規模升級的時期。1965年美國對北越的空襲機次為35000次，1966年為79000次，1967年為10.8萬次；同時投擲炸彈的噸位分別為63000噸、13.6 萬噸和22.6萬噸。 此間美國似乎因朝鮮戰爭對中國參戰有神經質式的擔心，擔心中國突然“從天而降”。1966年1月25日助理國務卿錢爾給約翰遜的備忘錄中寫道：
很明顯，加速中國正式介入戰爭的過程中有一個作為開端的突破口是我們無法忽略的。但是我們的確不知道它在什麽地方。不幸的是，我們也許隻有在災難發生之後才能找到它。
我們在朝鮮戰爭期間就沒能正確把握戰爭開始的突破口。直到30萬中國軍隊從天而降出現在我們麵前時，我們才意識到與中國的戰爭開始了。
1950年10月在朝鮮，我們對於中國的意圖麵臨同樣的問題。情報機構那時自信中國不會介入，我們應該永遠不要忘記杜魯門總統和麥克阿瑟將軍之間一場對話的內涵：
“杜魯門總統問麥克阿瑟將軍，你認為，中國是否有可能加入北朝鮮一邊參戰？”
“麥克阿瑟將軍搖搖頭說：我可以說這幾乎不可能發生，他們有幾十萬人在鴨綠江邊，但他們沒有空軍力量。如果他們試圖過江，我們的空軍部隊會屠殺他們的。可能最多6萬人就可以做到，我們的步兵能輕取他們。我預計朝鮮的空中之戰會在感恩節前結束，我們可以讓士兵們回家，至少在聖誕節前到日本。”
就在杜魯門總統和麥克阿瑟將軍談話時，已經有10多萬中國共產黨部隊在北朝鮮，另外有20多萬人準備跨過鴨綠江。在11月中旬至少有30萬中國士兵投入戰鬥，而南朝鮮、美國和其他聯合國軍甚至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存在。在這場戰爭結束以前，中國共產黨軍隊在朝鮮達到了頂峰，超過了100萬人。
約翰遜及其顧問們對批評無動於衷，戰爭持續升級，但“所有跡象都表明美國的軍事努力徒勞無益”。 與此同時，美國對華遏製政策也開始後退。1966年6月美國國務院—國防部特別研究小組研究報告就“美國的基本戰略選擇”提出看法，認為：
為應付中國給我們帶來的難題，我們必須在三種主要基本的國家戰略中做出選擇，即脫身、遏製和攤牌。第一和最後一種戰略所帶來的缺點明顯地超出了它們的優點。
今日的北京政權正處在革命時代的曙光之中。毛離世之後的新時代與正在消逝的時代如何不同，這一點現在無人能說出，但變化遲早要來臨。
美國準備將中國視為構成和平的亞洲均勢的眾多組成部分之一。
長期來看，我們希望對中國的遏製，如有必要的話，在很大程度上交由日本和蘇聯來進行，我們的力量和影響則保留用來校正出現的不均衡情況。如果我們能取得地區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這是我們在亞洲的主要目標之一，如果我們和其他自由國家能與中國形成合作性關係，遏製戰略將會真正取得成功。
1967年春，曾堅決支持越戰升級的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承認升級未能達到主要目的，建議總統停止或限製轟炸。後與約翰遜意見不合，麥克納馬拉離開五角大樓。在越南問題上，約翰遜在政府內陷入眾叛親離的困境。 1968年1月31日，越南南方軍民發動春節攻勢，曆時45天，他們對36個省會、5個大城市、64個區府和50個戰略村同時發動進攻，襲擊了美國大使館、西貢機場、“總統”府和南越“政府”總參謀部，並攻占古都順化，殲敵15萬人。世界為之震驚。3月，約翰遜政府被迫宣布部分停止轟炸。
1969年1月20日，尼克鬆就任美國總統並轉而推行“戰爭越南化”——實質是準備從越南撤退——政策。5月3日，美國國防部長萊爾德宣布美國從南越撤軍的三個基本條件。5月14日，尼克鬆就越南戰爭發表演說，稱美國在南越僅追求有限目標，針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提出《十點全麵解決辦法》，願意在年內從南越撤出大部分外國軍隊。9月26日，尼克鬆在白宮宣布要在1970年年底或1971年年中以前結束越南戰爭。 1973年1月27日，美國被迫簽訂《巴黎協定》（即《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複和平的協定》）。1975年，越南軍民發動旱季攻勢，4月30日，解放西貢，5月1日解放整個南方。
美國自北方戰線即朝鮮戰爭之後，又在南方戰線即越南戰場上再次遭到失敗，其主要對手還是同一個中國。與朝鮮戰爭相比，美國在越南投入更大，敗得更慘！
3.美中雙方敗成原因分析
(1) 美國朝鮮戰場失敗原因分析
朝鮮戰爭是自太平洋戰爭結束以來幾乎由美國獨立承擔的與以中國為主要對手的區域性戰爭。 1950年10月15日，麥克阿瑟曾在杜魯門總統麵前以嘲諷的口氣對法國軍隊的戰鬥力提出的疑問。他說：
印度支那的局勢令人費解。法國人有15萬人組成的最優秀的部隊，指揮官是聲譽最高的。他們的軍隊是我們在防禦帶的兩倍，對抗他們的力量隻相當於北朝鮮人的一半，我不理解他們為什麽不能消滅幹淨。他們本可以4個月內把敵人消滅，可是近來我們看到出現了僵局。這提出了一個更引人關注的問題。法國軍隊的能力和質量如何？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表現得很出色。他們在第二次大戰中表現不佳。現在的法國士兵的水平令人懷疑。如果法國人不打算戰鬥，我們是表示反對的，因為防禦歐洲的任務是與他們密切相關的。他們在印度支那擁有法國軍隊的精華，而他們卻沒有戰鬥。
令美國怎麽也沒料到的是美國軍人在朝鮮戰場與中國人交手後得到的卻是與法國在印度支那同樣結果，這個結果將麥克阿瑟的話改動一下就是美國人“在朝鮮半島擁有美國軍隊的精華，而他們卻沒有戰鬥”。麥克阿瑟提出為什麽在越南法國會失敗的問題，現在我們在此需要回答的，是在朝鮮美國為什麽會失敗的問題。
如我們在前麵提到的1949年12月下旬，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擬定了NSC48/1、48/2號文件（即《美國的亞洲政策》） ，其中已將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美國麵臨的地緣政治形勢看得明明白白，這些半個世紀前的研究結論即使在今天美國人的視角看也是非常到位的。
是美國沒有政治和外交資源嗎？也不是。可以說，二戰結束之初，美國對聯合國擁有巨大影響力，當時事關朝鮮的幾個聯合國決議在美國操控下均獲得通過。
那麽，為什麽在這場力量對比如此懸殊的戰爭中失敗的竟是強大的一方呢？
a. 戰爭目標沒有相應的戰爭資源支撐
讀讀美國當年的文件就不難對美國失敗有一個規律性的認識。1950年11月3日，國務院遠東司中國科負責政治事務的官員斯圖爾特在寫給助理國務卿臘斯克等的備忘錄中對這場即將開始的大規模戰爭提出他們的評估，認為：
國務院中國事務科深切關注到目前惡化的北朝鮮局勢，我們卷入與共產黨中國衝突的可能性越來越大。我們沒有必要列出這種事態為我們帶來的種種軍事和政治問題，與共產黨中國的重大衝突違背我們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那種衝突隻會使蘇聯和中國國民黨人受益。我們心裏應該想到：要是與中國的戰爭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對美國人和中國人都是一種悲劇，是可能給美國帶來災難的事情，我們應千方百計地盡力防止出現這種局麵。
11月9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應國防部長馬歇爾要求對這場戰爭作出評估，他們在寫給馬歇爾的《備忘錄》中話說得更明白：
朝鮮與美國相距甚遠，讓美國長期在那一地區打一場未宣戰的戰爭，其人力、物資和金錢耗費都是巨大的。相反地，中國與朝鮮是近鄰，所以讓中國共產黨人無限期打這場戰爭，用他們取之不盡的人力，加上蘇聯的設備，代價相對就小多了。美國部隊繼續卷入朝鮮事務符合蘇聯和世界共產主義的利益，這樣能給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帶來沉重的負擔。
讓軍隊不足的美國參加戰略上並不重要地區的戰爭也是符合蘇聯利益的。從全球戰爭的角度講，美國因此會失去平衡，而蘇聯會進一步完善並完成其全球爭霸的計劃，準備發動一場突然襲擊。
如果容忍未宣戰的戰爭來削弱我們的實力，使我們經不起蘇聯在其他地方發動的進攻，對朝鮮進行的幹涉就會妨礙美國的安全。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可能會在朝鮮取得小規模戰爭的勝利，但如果全球戰爭爆發，美國就會敗給蘇聯。
最後參聯會得出結論：
應該把中共在朝鮮進行幹涉的問題作為一個緊急問題盡一切努力用政治手段解決。最好是通過聯合國解決，就我們的意向，通過我們的盟國進行直接談判，與中共政府組成臨時委員會以及通過其他可行的方法讓共產黨人放心。
12月1日，五角大樓參謀長聯席會議上，國防部副部長洛維特認為蘇聯人知道朝鮮對美國並不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地區，其次是失去朝鮮可能會威脅到日本，並且也許會最終失去朝鮮和日本的結果，但西歐才是美國的主要關注點，美國寧可看到失去朝鮮和日本的結果，也不能失去西歐。J.勞頓·柯林斯將軍“強烈反對舍曼上將關於守住朝鮮的觀點。認為即使從地緣政治上考慮朝鮮也“一文不值，因為俄國人占有海參崴和另一側的陣地”。他認為對付中國出兵除了“隻有使用或威脅使用原子彈”，美國實際上無計可施。 12月29日，參謀長聯席會議致電麥克阿瑟：
從獲得的所有估計來看，中共似乎有能力把聯合國部隊趕出朝鮮，隻要他們想這麽做。有兩種方式阻止這一能力成為現實：一種是敵軍認為這麽做付出的代價太大而自動放棄；一種是在那戰區投入大量額外的美國軍隊，不過這麽做的結果是嚴重妨礙美國在其他地區的投入，包括影響日本的安全。從其他聯合國成員國為朝鮮獲得大量額外部隊是不可行的。我們相信，朝鮮不是一個打一場大規模戰爭的地方。我們還相信，我們不應在麵對全麵戰爭的威脅日益增加的情況下把我們剩下的可用的地麵部隊投入到對抗中共部隊的行動中。
事實上，美國在中國參戰不久就意識到美國全麵卷入這場戰爭的危險性，但是由於美國將美國的軍事行為與所謂“道義原則” 而不是基於現實政治的國家利益相捆綁，使美國騎虎難下。中國出兵沒有幾天，美國政府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開始考慮“怎樣才能體麵地擺脫出來” 的問題。馬歇爾說：“接受停火會表明我們十分軟弱。”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於1950年11月28日下午3時在白宮就朝鮮問題召開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人有：總統、副總統、國防部長馬歇爾將軍、艾奇遜國務卿、柯林斯將軍、海軍部長馬修斯、海軍上將舍曼及國務院、財政部等方麵人員。馬歇爾已開始考慮退出戰爭問題，他說：“我們的目的是履行我們的聯合國義務，但是不要變成一個國家或者作為聯合國的一個成員國卷入在中國與中共的全麵戰爭。”他再次強調了其他陸海空三位部長的觀點“即我們不應與中共發生戰爭”。會上，參聯會也支持馬歇爾認為“我們不應被拖入同中國共產黨的戰爭”。副總統在會上問總統：麥克阿瑟將軍是否作過讓軍隊在聖誕節前回家的聲明，如果作了，他是否知道迫在眼前的是什麽。馬歇爾認為麥克阿瑟的聲明令美國尷尬，表示美國必須想辦法回避它。副總統說，中國可能投入了比現在估計多得多的人力，除非美國能投入更多的人力，否則前景十分黯淡。馬歇爾回答說：“這個可能性令人沮喪”，表示他不知道答案，但希望避免卷進朝鮮衝突，應考慮美國“怎樣才能體麵地擺脫出來”。國務卿艾奇遜說也許應該告訴麥克阿瑟：聯合國和美國的觀點是，“他沒有必要占領那一地區，我們希望結束這一衝突。我們無法在朝鮮擊敗中國人，他們可以比我們投入得多。最後杜魯門總統批評“有些人寧可看著國家垮也不願政府取得成功。雖然不是所有人都這麽想，但是有一部分確實這麽想”。
12月4日，杜魯門會見英國首相艾德禮討論朝鮮問題並訴苦衷：“美國在東方和西方負有責任，我們自然首要考慮歐洲的防務，但是我們同樣對朝鮮、日本、菲律賓負有責任，正如英國對香港和新加坡負有責任一樣。”艾德禮看到西方人的弱點，他說：“我們沒有十分強大的部隊”，“就英國而言，他們幾個月都不可能調任何軍隊去那裏”。艾德禮勸杜魯門：“整個問題十分嚴重且十分令人厭煩。聯合國可能會丟麵子，特別是在遠東丟麵子，我們也都會丟麵子，但是我們必須衡量利弊。英國人民在他們的曆史上曾經麵對過一些艱難的局麵。”在他看來，西方人“不能如此深陷於東方，這樣會使我們自己在西方處於攻擊之下，畢竟西方是我們對抗共產主義陣線的主要戰場。” 杜魯門與艾德禮“他們討論了原子彈及其使用問題”。這表明美國對中國出兵後的朝鮮戰場已無計可施。
1951年2月，美國政府文件中明確提出從朝鮮撤軍問題。這離中國出兵參戰還不足四個月。2月13日，美國國務院與參謀長聯席會議討論從朝鮮撤軍問題。會上參聯會表達了他們關於從朝鮮撤軍的立場，即“由於美國還承擔其他軍事義務，他們傾向於下一個冬季前撤軍，但是朝鮮的軍事局勢表明無法強製執行這一撤退”。助理國務卿臘斯克認為：“從朝鮮地區撤出軍隊是我們的政治目標，因為我們可以利用這些力量從事國內建設、保衛日本和西歐等等”。 2月23日，國務卿艾奇遜在寫給總統的備忘錄中再次重複美國不能繼續擴大朝鮮戰爭的原因。他寫道：
聯合國軍需要大量增援以展開北朝鮮的大規模行動。而無論美國還是其他國家都不可能提供這些增援力量。即便可能，將這些力量投入朝鮮，就會使其他地區麵臨蘇聯的威脅。即使聯合國增兵，莫斯科—北平軸心仍有無限的後備軍隊可投入朝鮮，以阻礙聯合國軍的全麵勝利。隨著戰事向北推進，敵人的力量及阻止聯合國軍前進的力量將顯著加。
事實上，聯合國所有成員，包括積極參與朝鮮戰爭的大多數國家，都強烈反對任何逾越三八線的行動。這些意見的基本理由是：（a）把敵人趕回三八線以北就完成了反侵略的主要任務；（b）進入北朝鮮（1）便無法早日解決朝鮮問題，因為敵人不會接受除了三八線以外的任何東西，（2）大大增加了同中國發生敵對行動的壓力，（3）在亞洲一個並不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行動中不斷增加軍事資源投入，（4）大大增加蘇聯直接介入朝鮮的風險以及隨後的全麵戰爭風險。
結論
權衡利弊，聯合國軍向北全麵越過三八線地區並非上策。
建議
a．將此備忘錄交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作為政策基礎，以便準備給麥克阿瑟的批示草案並供總統考慮。
b．經總統同意向麥克阿瑟傳達該指示後，國務院將與其他參加朝鮮戰爭的各國商議此事。
上述分析結論與“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見解發生衝突。杜魯門經與國防部長、國務卿、參謀長聯席會議商討後於1951年4月11日免除了麥克阿瑟的職務，這標誌著美國朝鮮政策從1950年10月15日杜魯門總統在中國10月25日出兵後，就由在約克島與麥克阿瑟討論後形成的可以擴大戰爭規模的立場，迅速轉到準備從朝鮮撤出的立場。李奇微接替麥克阿瑟後的任務並不是打仗而是讓美國“體麵地”從朝鮮戰爭中擺脫出來。1951年11月6日，參謀長聯席會議指示李奇微：“我們寧可接受共產黨的建議，也不要中斷談判或使談判出現僵局。” 1953年7月27日美國最終被迫坐在談判桌前與中朝軍隊簽署停戰協議。
美國東亞外交第三個時期是在20世紀下半葉，美國開始聯合日本等與中國、俄國進入全麵冷戰；蘇聯解體後，又轉入通過提升日本的作用遏製中國崛起階段，其中矛盾的主要焦點是台灣問題。這一時期，尤其是70年代後，太平洋地區的主要矛盾則集中表現為美國與蘇聯爭霸矛盾，此間又分二個階段：1972年尼克鬆訪華之前，中國是美國東亞地區的直接對手，蘇聯隻是美國的戰略對手；此後中國成了美國的戰略夥伴，而蘇聯則成為美國的既是戰略的也是直接的對手。
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的毀滅對東亞政治的影響是巨大的。一方麵，它使美國利用日本崛起建立有利於美國控製的亞洲均勢的努力化為泡影，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在太平洋西岸也失去了日本這個“避雷針”或“防波堤” 。這迫使美國不得不“親臨前線”與中國和蘇聯作麵對麵的直接對抗。這種對抗不僅對東亞，更重要的——至少在1972年尼克鬆訪華前——是對美國帶來了災難。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2年尼克鬆訪華，美國以中國為主要對手在朝鮮、越南、聯合國、以及中國台灣和西藏等方麵進行了空前較量，其結果美國不僅在政治上一無所獲，而且在軍事上也全麵失敗。最終迫使尼克鬆屈尊到北京與毛澤東談“哲學” 。
下麵我們將要討論的，不是中國和美國的是是非非，而是像美國這樣一個超級大國的長達半個世紀的遏製中國的戰略為什麽竟會輸得如此徹底。如果知道了美國失敗的原因，那我們也就知道未來美國以中國為對手的東亞政策的有效邊界。有效邊界就是一國國力可以有效到達並發揮有效作用的合理邊界。
（一）兩場戰爭，同一結果
1. 朝鮮戰爭：美國再次觸礁東北亞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26日美國總統下令美國遠東地區的部隊支援韓國軍隊作戰，27日杜魯門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9月15日，美軍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28日，美軍占領漢城。 10月中旬，美韓軍隊的先頭部隊離鴨綠江中朝邊境僅約10公裏，25日，中國人民誌願軍兵分三路過江參戰。這樣，朝鮮戰爭實際上就成了世界頭號霸權國家美國與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次且力量極為懸殊的交手。大出美國意料，1953年7月27日美國最終被迫坐在談判桌前與中朝軍隊簽署停戰協議。
迄今為止，與今天我們一些抗戰研究中的情形相似，中國人對朝鮮戰爭的自豪感往往掩蓋了對中國勝利原因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往往從是否道義及作戰是否英勇等角度來研究這場戰爭成敗原因。但這很不夠，因為這樣研究的結論並不能解釋曆史上有些斯巴達克式的殉難事件。
其實，美國人對什麽是“戰後亞洲”的認識，不是通過宣傳而正是通過這場戰爭得到的。美國人在開始時也是處在感性認識階段，或說根本就沒想到輸字，而是一步到位地想戰後如何在美國領導下對朝鮮全境進行戰後治理。美國外交史學者對此評論說：
艾奇遜與麥克阿瑟一樣瞧不起中國人，傾向於把他們發出的威脅低估為恐嚇，深信中國人不敢冒險與美國的壓倒性火力對抗。更有甚者，從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中國人打交道的經驗判斷，美國領導人認為，如果中國人膽敢插手，他們將很快被消滅。
美國人這時根本聽不進任何反對的意見。1950年7月10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在寫給約翰遜的NSC76號文件中指出了朝鮮半島“對美國來說並不具有決定意義”，“在全球戰爭爆發之前，或者說在全球戰爭的初期，美國在一個不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地區調派大批軍隊對抗蘇聯，這從軍事角度而言是不明智的”。 杜魯門的輕率使他的政府忽視這種警告，認為：“他們可以指揮聯合國軍越過把共產主義北方和非共產主義南方一分為二的三八線，肅清北方的共產黨分子，也許是在比李氏政權更民主的政府之下統一整個朝鮮。” 9月9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出台NSC81/1號文件，在“美國在朝鮮的行動方案”中稱：
聯合國軍隊在三八線以北采取行動，把北朝鮮軍隊趕到該線以後或擊敗這些軍隊是有法律依據的。可以指望聯合國軍總司令會獲得采取軍事行動的授權，包括在朝鮮三八線以北實施追擊時進行兩棲和空降或地麵行動，從而徹底摧毀北朝鮮武裝力量，隻要采取那些行動時，蘇聯或中國共產黨大規模部隊沒有進入北朝鮮，沒有宣布有意圖進入北朝鮮，也沒有威脅在北朝鮮以軍事方式對抗我們的行動。
應同時授權參謀長聯席會議指示在朝鮮的聯合國軍總司令製定占領北朝鮮的可能性計劃。
也就是說，這時美國所想的並不是什麽阻止北朝鮮的“侵略”，而是要占領整個朝鮮。這當然引起中國人民的不滿。1950年9月30日，周恩來在國慶大會上發表講話宣布：中國人民“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1日美國不顧中國警告越過38度線，向北推進。10月3日，周恩來總理接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時表示，若“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將出兵援助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10月4日，美國與英國等國辯論“中國共產黨人介入朝鮮”問題，美國國務艾奇遜為難地表示：“聯合國軍經過重組之後將開進北朝鮮，現在阻止這項進程為時已晚”，目前“惟一合適的路線將是一條堅定、勇敢的路線，我們不能過分地被中共可能隻是嚇唬人的舉動所嚇倒”。 10月8日，毛澤東向中國人民誌願軍頒發 “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誌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的命令。 10月25日中國軍隊越境作戰。10月12日，美國中央情報局仍不相信中國的警告，稱“中國共產黨人無疑害怕與美國開戰的後果”，“除非蘇聯做出進行一場全球戰爭的決定，這種幹涉行動在1950年還不可能發生，這段時間裏，幹涉很可能局限在繼續秘密為北朝鮮人提供援助的水平上”。
三天後（10月15日），放不下心的杜魯門總統親自飛赴約克島與麥克阿瑟討論朝鮮局勢。杜魯門希望得到有關中國或蘇聯是否會幹涉的“第一手情報和判斷”。麥克阿瑟一副趙括論兵的口吻告訴總統：
朝鮮的複興隻有等到軍事行動結束後才能開始。我相信對整個南北朝鮮進行的正式援助將在感恩節前結束。北朝鮮幾乎沒有什麽抵抗力量——隻剩下約1.5萬人——而那些我們沒有消滅的力量將會隨著冬季的來臨被消滅。在我們的臨時集中營裏現在約有6萬名戰俘。
十分不幸的是，他們正在北朝鮮追求一個無望的目標。他們有10萬人作為補充兵員接受訓練，這些人訓練無素，領導無方，裝備極差，但他們卻十分固執，我討厭去消滅他們。他們隻是為了保全麵子而戰。東方人寧可死也不願丟麵子。
現在我正率第一裝甲師向平壤推進。我正在考慮組織一個坦克、卡車小分隊，派它們直取平壤。這得取決於我們在以後48小時獲得的情報。我們已經拿下了元山。我正在調遣第五集團軍，它能在一周內拿下平壤。北朝鮮人正在犯他們以前犯的同樣錯誤，沒有做出縱深部署。一旦口子合起來，在北朝鮮將會發生與南朝鮮同樣的事情。
我希望能在聖誕節前把第八集團軍撤到日本。那將使重組的第五集團軍由第二師、第三師和聯合國分遣隊組成。我希望聯合國能在新年第一天組織選舉。軍事占領一無所獲。所有的占領都是失敗。（總統點頭稱是。）大選過後，我希望能撤出一切占領軍。
當杜魯門總統問“中國人或蘇聯人幹預的可能性有多大”時，麥克阿瑟回答說：
很小。假如他們在頭一兩個月幹預，那還管用。現在我們已不再害怕他們幹預了。我們不再畏首畏尾了。
其實，麥克阿瑟那趙括式的輕率，正好為中國所利用。11月18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等同誌的電報中說：
敵方對我實力還認為是六萬至七萬人，“並不是一個不可侮的勢力”，這點對我有利；
美、英、法對我毫無辦法，悲觀情緒籠罩各國，隻要我軍多打幾個勝仗，殲滅幾萬敵軍，整個國際局勢就會改觀。
美國外交史學者孔華潤對麥克阿瑟和杜魯門在此時此刻的輕率扼腕唏噓，他寫道：
不幸的是，在勝利的時刻，杜魯門政府向任何勝利者都要麵對的最危險的誘惑之一——擴大戰爭目標的誘惑——低下了頭。杜魯門及其顧問不再滿足於擊退侵略和解放南朝鮮，他們斷定，斯大林不會來幫助他的朝鮮代理人了，他們可以指揮聯合國軍越過把共產主義北方和非共產主義南方一分為二的三八線，肅清北方的共產黨分子，也許是在比李氏政權更民主的政府之下統一整個朝鮮。這固然存在著風險,因為中國人說如果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他們就要介入，但是，艾奇遜與麥克阿瑟一樣瞧不起中國人，傾向於把他們發出的威脅低估為恐嚇，深信中國人不敢冒險與美國的壓倒性火力對抗。更有甚者，從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中國人打交道的經驗判斷，美國領導人認為，如果中國膽敢插手，他們將很快被消滅。
11月24日，麥克阿瑟從東京飛到朝鮮，他發布一份公報稱：
如果成功，這次進攻實際上應結束戰爭，恢複朝鮮和平與統一，使聯合國軍能迅速撤出，允許朝鮮人民和國家享有充分主權和國際平等地位。
後來的事實證明，曾在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上叱吒風雲的美國人卻在朝鮮戰場上裁在正處在百廢待興的共產黨中國手裏。從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中國人民誌願軍先後進行了五次戰役，雙方戰線就在“三八線”一帶穩定了下來。1951年4月，杜魯門將“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解職。5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辦公室主任喬治· 凱南向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透露了美國政府希望與中朝方麵舉行停戰談判的信息。1951年7月10日，中朝方麵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為另一方在板門店舉行會談。1953年7月27日，雙方正式簽署停戰協定。
麥克阿瑟免職回國，美國外交史專家孔華潤對此事評價說：
杜魯門不得不解除在狂躁與沮喪消沉之間莫衷一是的麥克阿瑟的職務，對一位偉大的美國英雄來說，這是一個頗為辛酸的結局，不幸的是，他的解職又給政府增添了罵名。” 美國民眾給予麥克阿瑟以盛大歡迎。
這說明當時美國人也不願意接受美國可能失敗的結果。但事實是曾在二戰中大展威風的美國人確實是失敗了，並且是敗在尚處“一窮二白”的中國人手裏。
接踵而至的是，與美國的軍事失敗導致其外交的全麵失敗。
五十年代初的聯合國基本上可以說是美國可以按自己意誌使用的外交資源，自戰爭開始起，美國對聯合國一直是先斬後奏。在戰爭之初，美國在聯合國中擁有遠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為廣泛的外交資源。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當日下午2時，安理會應美國要求召開會議，美國代表首先提出一項要求譴責北方所謂“侵略”的決議草案，該草案最後以9票讚成、1票（南斯拉夫）棄權、1票缺席（蘇聯）作為安理會第82/1950號決議獲得通過。6月27日，美國杜魯門總統發表聲明，正式宣布美國武裝幹涉朝鮮和使用武力阻止中國人民解放台灣的決定。當日，美國又操縱聯合國安理會開會，安理會又在7票讚成、1票反對（南斯拉夫）、和蘇聯缺席及埃及、印度未參加投票的情況下，通過了與杜魯門聲明相呼應的“緊急製裁案”，即安理會第83/1950號決議。與此同時，美國宣布它已經命令它的空軍和海軍掩護並支持韓國政府部隊，並於三天後通知安理會它已下令海軍封鎖朝鮮海岸並授權使用地麵部隊。7月7日，安理會又在7票讚成、3票棄權（埃及、印度、南斯拉夫）與蘇聯缺席的情況下，通過了第84號決議，要求會員國依照安理會決議提供軍事和其他援助，以供美國指揮的“聯合國軍”的統一使用，同時要求美國就“聯合國軍”采取的行動向安理會提出報告。決議還授權聯合國軍在朝鮮執行軍事任務時使用聯合國旗。7月8日，美國總統杜魯門任命美國遠東駐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為“聯合國軍”總司令。除美國外，由十五個國家 先後參加聯合國軍。7月14日，美國獲李承晚完全授權可以在朝鮮境內指揮大韓民國的陸海空三軍。1951年1月20日，美國在聯大第一委員會提出誹謗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並憑借其把持的表決機器於1月30日強行通過這一提案。2月1日，第五屆聯大的美國的操縱下，通過誣蔑中國“侵略”朝鮮的決議，並決定成立所謂“集體措施委員會”，企圖對中國實行“製裁”。
但隨著戰爭的擴大，美國使用這些外交資源能力日漸減小。7月下旬，麥克阿瑟提出擬於9月中旬在仁川登陸的計劃，與此同時，美國軍政雙方也在考慮越過三八線作戰的可行性。8月取得一致意見，認為應重提1947年聯大關於建立“一個統一、獨立和民主的朝鮮”的目標，以配合美國北進擴大戰爭規模的軍事意圖。1950年9月19日，第五屆聯大開幕，美國先爭取英國支持並由英國提出一項“八國提案” ，該提案於10月7日以聯大47票讚成、5票反對（蘇聯、捷克、波蘭、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與7票（印度、埃及、南斯拉夫、黎巴嫩、敘利亞、巴門和沙特）棄權獲得通過。美國開始遇到國際社會——盡管是微弱的——的抵製。
12月4日至8日，美國總統與英國首相艾德禮在華盛頓舉行會晤，協調雙方立場。杜魯門堅持堅守朝鮮的立場，認為“迎戰共產主義的唯一辦法就是消滅它。朝鮮之後會是印度支那，接下來是香港、然後是馬來亞。不看清我們要遵循的路線是不可能找到解決辦法的”。國務卿艾奇遜說“我們可以在朝鮮拚命打仗，把戰事盡可能拖長，盡我們所能地懲罰敵人。那樣，我們在談判中的地位不會太糟”。 英國不同意將大量資源用於朝鮮戰場。艾德禮奉勸美國的朝鮮政策應實行多邊協商，他說：“我們必須考慮聯合國內的意見以及歐洲、美國和亞洲的意見。……如果我們卷入與中國人的戰爭，我們必須考慮這對美國、歐洲和亞洲的輿論有何影響。”他說他“已經努力從中國人感覺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我們自己把它視為聯合國對抗侵略。中國共產黨人不是聯合國成員國，所以不會從那些考慮出發。他們把這個問題視為那些軍隊，特別是美國軍隊對抗他們的行動”。
12月7日，艾奇遜向英方遞交“美國在朝鮮兩個可供選擇的方案”，英方認為聯合國多數國家不會同意第二種即“繼續打下去，如打敗了非撤出朝鮮不可，到時美國將把戰爭擴大到中國”的方案，並強調英國不同意用有限戰爭對付中國，即把戰爭擴大到中國部分地區。英國認為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是讓中國進入聯合國。 英美雙方討論使用原子彈問題。艾德禮單獨問杜魯門，美國是否正在更積極地考慮使用原子彈，杜魯門表示：“英國與美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一直是同伴，他不會在不和英國商量的情況下使用原子彈的。”
1951年初，中朝軍隊發動第三次戰役，突破“三八線”，再克漢城、仁川，直逼“三七線”。1月13日，聯大政治委員會通過一項由“三人委員會”提出的有關朝鮮及其他遠東諸問題的各項原則意見。主要內容有首先在朝鮮按排停火；停火後“所有非朝鮮的軍隊將分適宜的階段撤出朝鮮”；“一俟獲致關於停火的協議，大會將設立一個適當機構，其中將包括有英國、美國、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國政府代表，以便依照現有的國際義務與聯合國憲章的規定來求得遠東問題的解決，其中包括福摩薩（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中的代表權問題”。該決議以50票讚成、7票反對（蘇聯、烏克蘭、白俄羅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薩爾瓦多及台灣國民黨代表）、1票棄權（菲律賓）獲得通過。 這一決議不符合美國政府的意願，但鑒於戰場上的嚴峻形勢和盟國的要求和談的呼聲，也不得不勉強投了讚成票。美國輿論和兩黨國會議員紛紛熱指責艾奇遜，要他引咎辭職。共和黨國會領袖塔夫脫甚至稱這項決議是“美國曾經同意過的最徹底的投降”。
至此，美國在聯合國的外交資源開始明顯萎縮，時至1953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外交較量也隨軍事失敗而慘敗。
2. 越南戰爭：目標與資源不匹配導致美國再次失敗
越南戰爭幾乎是朝鮮戰爭的複製，而美國對越戰的戰略設計所犯的戰略目標與資源不匹配的致命錯誤幾乎也是朝鮮戰爭的複製。
“肯尼迪在印度支那所麵臨的緊急事件首先來自老撾” 。1961年初，老撾內戰不斷，美國扶持的代理人不可能在大選中獲勝。“美國明確向蘇聯發出信號：美國寧願開戰也不允許共產黨接管老撾” 。為此美國準備軍事幹涉。
1961年4月27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會議，，海軍作戰部部長伯克海軍少將“在整個會議期間反複而強烈地表明這樣的觀點：除非美國準備在老撾進行軍事行動，否則我們將會失去整個東南亞。”同時他也意識到“在老撾采取行動還存在極大的困難。一旦戰爭爆發，我們必須準備進行激烈、長期、艱苦的戰爭，並且很有可能卷入與共產黨中國的戰爭”。 4月28日，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Dean Rusk,1909-1994 ）致電國務院明確表達自己的看法，認為“我們在老撾卷入大規模的戰爭不符合我們特殊的國家利益”。“一定不能同意總統在偶發事件還沒有完全暴露時就做出決定，動用美國有組織的軍隊。這可能會迅速引起朝鮮戰火重燃、衝繩島和日本的基地遭到轟炸、沿海島嶼和福摩薩可能受到空中以及其他形式的攻擊。”
4月29日，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總統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司法部長肯尼迪、副國務卿鮑爾斯、副國務卿幫辦約翰遜、助理國務卿克瑙吉、遠東事務副助理國務卿約翰•斯蒂夫斯、海軍少將、海軍作戰部部長伯克等就軍事介入老撾可行性進行評估。會上充滿著目標與資源間的悖論。斯蒂夫斯幾乎與當年麥克阿瑟持同一邏輯，認為：“如果我們決定我們守不住了，那麽我們就是在寫下在東南亞失敗的第一章。” 伯克認為：“你每作一次讓步，下一次就更難堅持。如果我們放棄老撾，我們將不得不把美國軍隊派駐到越南和泰國。我們將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兵力去取得勝利——或許是‘全套的’。現在占領要比以後更容易些。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登陸老撾。盡可能多地控製一些地區，明確我們不能被趕出東南亞。”
接著美國再次陷入針對中國參戰的兩難悖論及其無解之解即用無限手段——用使用原子彈——解決有限問題的困境之中。
軍方代表德克爾將軍說：“我們在東南亞不可能贏常規戰爭；如果我們投身進去，我們就應該爭取勝利，這就意味著對河內、中國的轟炸，或許甚至使用原子彈。” 羅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沒有把握地設想：“如果我們把部隊開進去，然後又撤退出來，那時我們看起來會比現在還愚蠢。”他反複問：“我們是否準備堅持到最後？”軍方代表勒梅將軍說：“可能發生的最糟糕的事是共產黨中國的卷入。”肯尼迪問：“可以不可以用空軍來解決問題。”國務部長麥克納馬拉陷入無解之解，說：“你可能要用核武器了。”最後會議轉了一圈又陷入兩難困境。斯蒂夫斯說：“我們麵臨的問題是我們能否承受得起東南亞的陷落。” 隻是由於1962年7月23日老撾問題各方在日內瓦簽字，確認老撾中立，授權國際控製委員會監督停火，並要求在75天內從老撾撤出一切外國軍事人員，美國才放棄大規模軍事幹涉老撾的選擇。但美國卻沒有化幹戈為玉帛，而是將戰略目標指向越南，其戰略意圖還是遏製中國。
1963年11月2日，肯尼迪遇剌，副總統約翰遜繼任，次年約翰遜贏得大選。1964年起，約翰遜政府逐步將美國在越南軍事行動從“特種戰爭”升級為“局部戰爭”。與此同時，美國決策層還是在由中國參戰導致的戰爭規模繼續擴大而贏得戰爭的手段卻極為有限的兩難之中。
“約翰遜曾告訴參議員曼斯菲爾德，表明他不想再有一個朝鮮戰爭之類的事情發生，但也不想隨後有人再提出‘誰丟失中國？’這一類問題。” 可就是這種猶豫使約翰遜再次犯了杜魯門曾在約克島曾犯的輕視中國和蘇聯的同樣錯誤。
1964年2月15日，美國政策規劃委員會主席羅斯托提醒國務卿：“我們得到警告，如若向北推進，戰爭將會升級。我還相信，又有一些戰機被布置到海南和華南。”他警告國務卿：“若沒有對在敵人能力範圍內任何程度的升級行動做最充分的準備，我們不應執行攻擊的計劃，哪怕是有限的行動。升級的可能性是與他們對我們的決心與可支用的實際軍事力量的判斷成反比。” 2月21日，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就美國在越南軍事行動進一步升級的可能性進行評估。3月2日，參謀長聯席會議在給麥克納馬拉的複函中認為“共產黨中國有能力同時在諸如東南亞、韓國和台灣這樣廣泛的地區中的一個發動有限的地麵和/或著空中攻擊。然而，有限的後勤能力嚴重製約了他們在多個地區支持陸海空行動的能力。但通過集中力量於任何一地，他們能夠發動一場全方位的攻擊行動”。 接下來參謀長聯席會議在選擇手段上立即陷入兩難境地，即將無限非常規手段——核武器——應用於有限和常規戰爭，認為：“廣泛使用基於空中力量之上的地麵和海上力量，但非核攻擊可能不會促使共產黨中國/北越中止侵略，然而核攻擊卻極有可能迫使他們放棄侵略。以封鎖形式使用海上力量是最有效的，但在它產生實質效果之前需要相當的時間。另一些諸如聲東擊西的兩棲襲擊也可起到類似的作用。以空中和海上方式使秘密常規武器會比單純空中行動更為有效。然而，對於硬目標，秘密武器的效果相對就小得多。” 同時參謀長聯席會議還建議“使用美國軍事力量空襲共產黨中國的核彈製造基地”。
1964年10月28日，美國駐蘇大使湯普森致信總統安全事務助理邦迪，對越南戰爭提出異議說：
我感到不安的是同整個亞洲相比，美國政府的時間、精力和資源投入到南越和老撾的太多。這或許是我們麵臨共產主義大挑戰不可避免的結果。但我們僅把精力集中於狗的尾巴而非狗本身上，最近的發展更加劇了這一情況。（我還要說我甚至不能斷定這尾巴到底屬於哪條狗，過分強調北京對於南越危機的責任是危險的。）
1964年11月，越南民主共和國總理範文同訪問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向越南人作出在北越遭到美國進攻時予以支持的保證。1965年1月蘇聯宣布蘇聯部長議會主席柯西金出訪東南亞國家。柯西金在訪問越南和朝鮮途中順訪北京。但美國決策者再次犯了麥克阿瑟在約克島上曾犯的輕視中國和蘇聯的錯誤，他們認為：“蘇聯雖然增加了對北越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其宣傳作用卻大於實際作用。” 2月中旬，美國正式實施第一階段的“火箭行動”轟炸計劃。3月2日，開始對北越實施“雷嗚行動”持續大規模轟炸計劃。
1965年3月8日，美國在峴港登陸，進一步將以越南國內對立為主的“特種戰爭”升級為美國直接侵略越南的“局部戰爭”。作出此決定前，約翰遜總統也被困在有限常規手段與無限常規戰爭間掙紮：一方麵是“柯西金將鼓勵河內繼續加強他們所實施的顛覆政治活動和遊擊戰爭” ，另一麵又是如美國從越南撤退。“這將會為共產黨接管整個東南亞鋪平道路” 。2月3日，約翰遜總統無奈地問其助手：“如果你們是美國總統該怎麽做？” 2月8日，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上書約翰遜總統，痛陳已見：
你們可回憶一下我在會議上闡述的內容，那就是在我們采取任何行動前，必須充分體會到它們的全部涵義，包括所涉及的費用、事實等。依我看來，如果我們在北越走得太遠，那麽可能比我們在朝鮮所處的境地還惡劣。
從更廣泛的方麵而言，我們不僅不能依賴於南越人，也不怎麽能信任老撾人、泰國人或柬埔寨的任何人。在印度支那之外，由於東南亞事件的不斷發展，我們被擠進“鉗子”中。中國對東南亞有不祥的影響。在一定情形下，馬來西亞發生的事情促成澳新美安全條約，這是一個號召我們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提供援助的條約。
最後，正如你所知的，我們和遍布全球不同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已簽訂了大約42個不同類型的多邊安全條約，並已散布到全球各地。除了核武器，我們已沒有能源或力量能遵從這些協議。如果同時要求實現承諾的話，我們就會“手伸得越長，力量越薄弱”。就算通過整體動員，我看也沒有什麽希望能同時實現這些義務的很大一部分。
現在對這種情況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別人也不會知道。但我相信在亞洲本土上衝突擴大的趨勢和不斷加深的軍事義務，不會有一個答案。盡管我們的願望相反。
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這封情切意真的信於第二天就受到總統安全事務特別助理邦迪的一一駁回，其基本邏輯還是沒有擺脫前述兩難困境，隻不過是避重就輕而已。邦迪並沒有正麵回答參議員提出的“手伸得越長，力量越薄弱”這樣一個尖銳問題。
2月10日，國家安全委員會小詹姆斯·湯姆森致函國家安全委員會切斯特·庫柏，也對在越南軍事升級一連提出四個疑問：1.我們正視——總統正視——中國全麵幹預的危險了嗎？2.這進一步提出一個問題：我們願意——總統願意——在東南亞麵對北越和中國軍隊聯合發起地麵戰爭嗎？3. 也許是更重要的，美國人民願意麵對在越南的地麵戰爭——一場已經使民族疑慮重重的戰爭，它遠遠超過明確的朝鮮戰爭所具有的一些關係（侵略和“聯合國”的反應）嗎？4. 最後，在很多新聞界和國會議員的批評下，被忠誠地堅持“談判”的想法怎樣了呢？以前許多有思想的人還堅持這種想法嗎？最後他提出自己的看法：
總之，我擔心我們很快就會麵臨這樣一個基本問題，即南越是否會表現出如我們希望看到的那樣，是否值得同中國打一場地麵戰，且在這場戰爭中蘇聯很難保持中立立場，發生這場戰爭的幾率是很高的。
即使到了1966年就連以提出“遏製戰略”出名的喬治·凱南也在一次電視轉播的聽證會上表示“這場戰爭是愚蠢的，而且極有可能導致一場與中國的災難性對抗。他堅持認為，撤軍雖然意味著共產主義對南越的統治，但不會對美國任何重要利益造成損害”。
盡管如此，美國政府始終擺脫不掉合乎邏輯但又實現不了因而對美國而言是近乎無限的戰略目標。1965年2月13日，助理國務卿鮑爾以備忘錄的形式向約翰遜總統匯報經國防部長討論過的“關於在北方逐步施加軍事壓力的計劃所可能造成的風險”評估報告。報告在一係列關於中國參戰的無之解難題中又回到“美國麵臨與中國的地麵戰爭將引起美國是否需要使用核武器的爭論”，認為“回想一下朝鮮戰場的經曆，一些美國人爭辯說，隻要使用核武器就可避免美國地麵部隊與中國大規模部隊的戰爭，因為核武器使美國占有明顯的優勢”。 2月18日，在鮑爾的備忘錄的基礎上形成《特別國家情報評估》，確認如果美國大規模軍事介入越南戰爭，中國、蘇聯也將大規模介入。
但美國最終還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3月8日，美軍在峴港登陸，進一步將以越南國內對立為主的“特種戰爭”升級為美國直接侵略越南的“局部戰爭”。美國與蘇聯和中國的地緣政治較量在越南大規模展開。
1965年3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全世界人民動員起來，援助南越人民打敗美國侵略者》社論，表明中國將履行國際主義義務，派遣自己的人員，給南越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質支援，同時也時刻準備派遣自己的人員同南越人民一道，共同戰鬥。4月2日，周恩來總理對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以1950年10月3日向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表示中國出兵意誌時同樣的口氣說：“戰爭擴大時，是無法劃一條界線的，就像火勢會蔓延一樣”，他強調：“美國說這是局部戰爭，它所進行的是有限轟炸和有限的擴大，但是，即使它主觀上想限製戰爭擴大，實際上也限製不了”，戰爭將會擴大到中國。周恩來嚴厲警告美國玩火的危險，他聲明：即使美國不把對越南的侵略擴大到中國，中國也一樣要援助越南，而且已作好了同美國作戰的一切準備，但中國不會主動挑起戰爭，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 4月8日，黎筍率團訪問中國，正式向中國提出了派遣誌願軍部隊的援越的請求。中越兩國達成原則協議：中國將向越南派遣防空、工程、鐵道、後勤等誌願部隊。5月16日，周恩來向來訪的越南南方“民解陣”領導人重申，隻要越南需要，中國將如同入朝參戰那樣入越參戰；中國邊境省份已作好了準備，整個中國也作好了準備；如果美國擴大到中國領土，戰爭就無法限製了；美國打空戰，中國就可以打地麵戰。 1965年6月至8月，第一批誌願軍工程部隊和高炮支隊從廣西雲南奔赴越南戰場，1966年8月，周恩來向範文同建議，中國可派出100名軍事專家，組成小組，深入越南南方幫助越南南方人民的抗美鬥爭；1967年，中國領導人甚至答應北越領導人，一旦美國在越南使用原子彈，中國也將向北越提供核炸彈，以破壞美國在南方的軍事基地。截止1967年，中國在北越的誌願部隊人數達到15萬人。與此同時，蘇聯對越南抗美戰爭提供軍事和物資的援助也在急劇增加，“數量遠遠超過了中國”：其中包括先進的戰鬥機、坦克和地對空導彈及3000名軍事技術顧問。
與朝鮮戰爭不同——在朝鮮戰場上，中國一出兵，美國就開始準備後撤，而這次在越南戰場上，中國一旦出兵，美國就會又麵臨著麥卡錫時代曾出現的“誰丟失中國？”的責問。因而，戰爭一旦開啟，美國政府就沒有退路，美國參戰的合理性的論證迫使美國人必須全力以赴。1965年11月3日，國防部長麥克馬拉為約翰遜總統起草的文件針對中國以確定“在越南的行動方針”，文件認為：
美國的戰略。關於2月份決定的轟炸北越和7月份批準的第一階段部署計劃，隻有它們有助於長期遏製共產黨中國的政策時，才有意義。中國——像1917年的德國，像30年代末西方的德國和日本，以及像1947年的蘇聯——是一個潛在的大國，其威脅在於削弱我們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更遙遠但更危險的是，把所有的亞洲國家組織起來反對我們。美國長遠的政策是建立在我們國家的一種直覺性理解基礎上的，即認為亞洲的人民和資源能夠很有效地被中國或中國人組織的聯盟動員來反對我們，而這一個聯盟的潛在力量能夠迫使我們處於守勢，並威脅到我們的安全。這種直覺式的對安全威脅的理解融合另一種理解——也就是說我們根據自己的方式認為，如果我們想要實現我們的國家目標，美國應該行動起來，它是一種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大多數保持相同發展方向的需要。我們會走向經濟上的富裕，走向開放的社會，走向與各國進行合作；我們繼承的角色和我們已經為自己選擇的未來發展方向的意識形態，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使它們沿著我們喜歡的方向前進。如果一些有力量的充滿敵意的國家——不論是德國、日本、蘇聯，還是中國——被允許和我們相反的意識形態去組織它們自己的世界，我們的目標就不能實現，而我們領導者的角色也就不能發揮作用。
一個遏製中國的長遠努力有三條前線（意識到蘇聯在北麵和西北麵“遏製”中國）：（a）日本—朝鮮前線；（b）印度—巴基斯坦前線；和（c）東南亞前線。今天要決定在人力、金錢和國家榮譽上做出巨大投資的話，隻有在考慮了在東南亞其他國家持續的平衡努力和其他兩上重要的前線以後才有意義。亞洲的趨勢是朝著兩個方向跑——因而也不利於我們的利益；沒有理由對我們在下一個10年或20年打造我們的盟國和聯合戰線（特別包括日本和印度）的能力過度悲觀，這將防止中國實現它的目標，直到它的熱情衰落下去。這而，這個工作——即使我們能夠把一些責任轉移到一些亞洲國家身上——將繼續要求美國予以關注、金錢、以及有時不幸包括生命。
1965年2月7日，越南共產黨的軍隊突襲了在波來古（Pleiku）的一處美軍基地。約翰遜下令實施大規模轟炸計劃，該命令於2月28日生效。“美國的空中力量的大規模使用也未見成效。約翰遜取消了目標選擇上的很多限製，但仍無濟於事。中央情報局和國防情報局的評估表明，轟炸對北越士氣或向南方輸送人員和物資的能力沒有什麽明顯的影響。”
1965年至1967年是越南戰爭大規模升級的時期。1965年美國對北越的空襲機次為35000次，1966年為79000次，1967年為10.8萬次；同時投擲炸彈的噸位分別為63000噸、13.6 萬噸和22.6萬噸。 此間美國似乎因朝鮮戰爭對中國參戰有神經質式的擔心，擔心中國突然“從天而降”。1966年1月25日助理國務卿錢爾給約翰遜的備忘錄中寫道：
很明顯，加速中國正式介入戰爭的過程中有一個作為開端的突破口是我們無法忽略的。但是我們的確不知道它在什麽地方。不幸的是，我們也許隻有在災難發生之後才能找到它。
我們在朝鮮戰爭期間就沒能正確把握戰爭開始的突破口。直到30萬中國軍隊從天而降出現在我們麵前時，我們才意識到與中國的戰爭開始了。
1950年10月在朝鮮，我們對於中國的意圖麵臨同樣的問題。情報機構那時自信中國不會介入，我們應該永遠不要忘記杜魯門總統和麥克阿瑟將軍之間一場對話的內涵：
“杜魯門總統問麥克阿瑟將軍，你認為，中國是否有可能加入北朝鮮一邊參戰？”
“麥克阿瑟將軍搖搖頭說：我可以說這幾乎不可能發生，他們有幾十萬人在鴨綠江邊，但他們沒有空軍力量。如果他們試圖過江，我們的空軍部隊會屠殺他們的。可能最多6萬人就可以做到，我們的步兵能輕取他們。我預計朝鮮的空中之戰會在感恩節前結束，我們可以讓士兵們回家，至少在聖誕節前到日本。”
就在杜魯門總統和麥克阿瑟將軍談話時，已經有10多萬中國共產黨部隊在北朝鮮，另外有20多萬人準備跨過鴨綠江。在11月中旬至少有30萬中國士兵投入戰鬥，而南朝鮮、美國和其他聯合國軍甚至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存在。在這場戰爭結束以前，中國共產黨軍隊在朝鮮達到了頂峰，超過了100萬人。
約翰遜及其顧問們對批評無動於衷，戰爭持續升級，但“所有跡象都表明美國的軍事努力徒勞無益”。 與此同時，美國對華遏製政策也開始後退。1966年6月美國國務院—國防部特別研究小組研究報告就“美國的基本戰略選擇”提出看法，認為：
為應付中國給我們帶來的難題，我們必須在三種主要基本的國家戰略中做出選擇，即脫身、遏製和攤牌。第一和最後一種戰略所帶來的缺點明顯地超出了它們的優點。
今日的北京政權正處在革命時代的曙光之中。毛離世之後的新時代與正在消逝的時代如何不同，這一點現在無人能說出，但變化遲早要來臨。
美國準備將中國視為構成和平的亞洲均勢的眾多組成部分之一。
長期來看，我們希望對中國的遏製，如有必要的話，在很大程度上交由日本和蘇聯來進行，我們的力量和影響則保留用來校正出現的不均衡情況。如果我們能取得地區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這是我們在亞洲的主要目標之一，如果我們和其他自由國家能與中國形成合作性關係，遏製戰略將會真正取得成功。
1967年春，曾堅決支持越戰升級的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承認升級未能達到主要目的，建議總統停止或限製轟炸。後與約翰遜意見不合，麥克納馬拉離開五角大樓。在越南問題上，約翰遜在政府內陷入眾叛親離的困境。 1968年1月31日，越南南方軍民發動春節攻勢，曆時45天，他們對36個省會、5個大城市、64個區府和50個戰略村同時發動進攻，襲擊了美國大使館、西貢機場、“總統”府和南越“政府”總參謀部，並攻占古都順化，殲敵15萬人。世界為之震驚。3月，約翰遜政府被迫宣布部分停止轟炸。
1969年1月20日，尼克鬆就任美國總統並轉而推行“戰爭越南化”——實質是準備從越南撤退——政策。5月3日，美國國防部長萊爾德宣布美國從南越撤軍的三個基本條件。5月14日，尼克鬆就越南戰爭發表演說，稱美國在南越僅追求有限目標，針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提出《十點全麵解決辦法》，願意在年內從南越撤出大部分外國軍隊。9月26日，尼克鬆在白宮宣布要在1970年年底或1971年年中以前結束越南戰爭。 1973年1月27日，美國被迫簽訂《巴黎協定》（即《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複和平的協定》）。1975年，越南軍民發動旱季攻勢，4月30日，解放西貢，5月1日解放整個南方。
美國自北方戰線即朝鮮戰爭之後，又在南方戰線即越南戰場上再次遭到失敗，其主要對手還是同一個中國。與朝鮮戰爭相比，美國在越南投入更大，敗得更慘！
3.美中雙方敗成原因分析
(1) 美國朝鮮戰場失敗原因分析
朝鮮戰爭是自太平洋戰爭結束以來幾乎由美國獨立承擔的與以中國為主要對手的區域性戰爭。 1950年10月15日，麥克阿瑟曾在杜魯門總統麵前以嘲諷的口氣對法國軍隊的戰鬥力提出的疑問。他說：
印度支那的局勢令人費解。法國人有15萬人組成的最優秀的部隊，指揮官是聲譽最高的。他們的軍隊是我們在防禦帶的兩倍，對抗他們的力量隻相當於北朝鮮人的一半，我不理解他們為什麽不能消滅幹淨。他們本可以4個月內把敵人消滅，可是近來我們看到出現了僵局。這提出了一個更引人關注的問題。法國軍隊的能力和質量如何？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表現得很出色。他們在第二次大戰中表現不佳。現在的法國士兵的水平令人懷疑。如果法國人不打算戰鬥，我們是表示反對的，因為防禦歐洲的任務是與他們密切相關的。他們在印度支那擁有法國軍隊的精華，而他們卻沒有戰鬥。
令美國怎麽也沒料到的是美國軍人在朝鮮戰場與中國人交手後得到的卻是與法國在印度支那同樣結果，這個結果將麥克阿瑟的話改動一下就是美國人“在朝鮮半島擁有美國軍隊的精華，而他們卻沒有戰鬥”。麥克阿瑟提出為什麽在越南法國會失敗的問題，現在我們在此需要回答的，是在朝鮮美國為什麽會失敗的問題。
如我們在前麵提到的1949年12月下旬，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擬定了NSC48/1、48/2號文件（即《美國的亞洲政策》） ，其中已將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美國麵臨的地緣政治形勢看得明明白白，這些半個世紀前的研究結論即使在今天美國人的視角看也是非常到位的。
是美國沒有政治和外交資源嗎？也不是。可以說，二戰結束之初，美國對聯合國擁有巨大影響力，當時事關朝鮮的幾個聯合國決議在美國操控下均獲得通過。
那麽，為什麽在這場力量對比如此懸殊的戰爭中失敗的竟是強大的一方呢？
a. 戰爭目標沒有相應的戰爭資源支撐
讀讀美國當年的文件就不難對美國失敗有一個規律性的認識。1950年11月3日，國務院遠東司中國科負責政治事務的官員斯圖爾特在寫給助理國務卿臘斯克等的備忘錄中對這場即將開始的大規模戰爭提出他們的評估，認為：
國務院中國事務科深切關注到目前惡化的北朝鮮局勢，我們卷入與共產黨中國衝突的可能性越來越大。我們沒有必要列出這種事態為我們帶來的種種軍事和政治問題，與共產黨中國的重大衝突違背我們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那種衝突隻會使蘇聯和中國國民黨人受益。我們心裏應該想到：要是與中國的戰爭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對美國人和中國人都是一種悲劇，是可能給美國帶來災難的事情，我們應千方百計地盡力防止出現這種局麵。
11月9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應國防部長馬歇爾要求對這場戰爭作出評估，他們在寫給馬歇爾的《備忘錄》中話說得更明白：
朝鮮與美國相距甚遠，讓美國長期在那一地區打一場未宣戰的戰爭，其人力、物資和金錢耗費都是巨大的。相反地，中國與朝鮮是近鄰，所以讓中國共產黨人無限期打這場戰爭，用他們取之不盡的人力，加上蘇聯的設備，代價相對就小多了。美國部隊繼續卷入朝鮮事務符合蘇聯和世界共產主義的利益，這樣能給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帶來沉重的負擔。
讓軍隊不足的美國參加戰略上並不重要地區的戰爭也是符合蘇聯利益的。從全球戰爭的角度講，美國因此會失去平衡，而蘇聯會進一步完善並完成其全球爭霸的計劃，準備發動一場突然襲擊。
如果容忍未宣戰的戰爭來削弱我們的實力，使我們經不起蘇聯在其他地方發動的進攻，對朝鮮進行的幹涉就會妨礙美國的安全。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可能會在朝鮮取得小規模戰爭的勝利，但如果全球戰爭爆發，美國就會敗給蘇聯。
最後參聯會得出結論：
應該把中共在朝鮮進行幹涉的問題作為一個緊急問題盡一切努力用政治手段解決。最好是通過聯合國解決，就我們的意向，通過我們的盟國進行直接談判，與中共政府組成臨時委員會以及通過其他可行的方法讓共產黨人放心。
12月1日，五角大樓參謀長聯席會議上，國防部副部長洛維特認為蘇聯人知道朝鮮對美國並不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地區，其次是失去朝鮮可能會威脅到日本，並且也許會最終失去朝鮮和日本的結果，但西歐才是美國的主要關注點，美國寧可看到失去朝鮮和日本的結果，也不能失去西歐。J.勞頓·柯林斯將軍“強烈反對舍曼上將關於守住朝鮮的觀點。認為即使從地緣政治上考慮朝鮮也“一文不值，因為俄國人占有海參崴和另一側的陣地”。他認為對付中國出兵除了“隻有使用或威脅使用原子彈”，美國實際上無計可施。 12月29日，參謀長聯席會議致電麥克阿瑟：
從獲得的所有估計來看，中共似乎有能力把聯合國部隊趕出朝鮮，隻要他們想這麽做。有兩種方式阻止這一能力成為現實：一種是敵軍認為這麽做付出的代價太大而自動放棄；一種是在那戰區投入大量額外的美國軍隊，不過這麽做的結果是嚴重妨礙美國在其他地區的投入，包括影響日本的安全。從其他聯合國成員國為朝鮮獲得大量額外部隊是不可行的。我們相信，朝鮮不是一個打一場大規模戰爭的地方。我們還相信，我們不應在麵對全麵戰爭的威脅日益增加的情況下把我們剩下的可用的地麵部隊投入到對抗中共部隊的行動中。
事實上，美國在中國參戰不久就意識到美國全麵卷入這場戰爭的危險性，但是由於美國將美國的軍事行為與所謂“道義原則” 而不是基於現實政治的國家利益相捆綁，使美國騎虎難下。中國出兵沒有幾天，美國政府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開始考慮“怎樣才能體麵地擺脫出來” 的問題。馬歇爾說：“接受停火會表明我們十分軟弱。”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於1950年11月28日下午3時在白宮就朝鮮問題召開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人有：總統、副總統、國防部長馬歇爾將軍、艾奇遜國務卿、柯林斯將軍、海軍部長馬修斯、海軍上將舍曼及國務院、財政部等方麵人員。馬歇爾已開始考慮退出戰爭問題，他說：“我們的目的是履行我們的聯合國義務，但是不要變成一個國家或者作為聯合國的一個成員國卷入在中國與中共的全麵戰爭。”他再次強調了其他陸海空三位部長的觀點“即我們不應與中共發生戰爭”。會上，參聯會也支持馬歇爾認為“我們不應被拖入同中國共產黨的戰爭”。副總統在會上問總統：麥克阿瑟將軍是否作過讓軍隊在聖誕節前回家的聲明，如果作了，他是否知道迫在眼前的是什麽。馬歇爾認為麥克阿瑟的聲明令美國尷尬，表示美國必須想辦法回避它。副總統說，中國可能投入了比現在估計多得多的人力，除非美國能投入更多的人力，否則前景十分黯淡。馬歇爾回答說：“這個可能性令人沮喪”，表示他不知道答案，但希望避免卷進朝鮮衝突，應考慮美國“怎樣才能體麵地擺脫出來”。國務卿艾奇遜說也許應該告訴麥克阿瑟：聯合國和美國的觀點是，“他沒有必要占領那一地區，我們希望結束這一衝突。我們無法在朝鮮擊敗中國人，他們可以比我們投入得多。最後杜魯門總統批評“有些人寧可看著國家垮也不願政府取得成功。雖然不是所有人都這麽想，但是有一部分確實這麽想”。
12月4日，杜魯門會見英國首相艾德禮討論朝鮮問題並訴苦衷：“美國在東方和西方負有責任，我們自然首要考慮歐洲的防務，但是我們同樣對朝鮮、日本、菲律賓負有責任，正如英國對香港和新加坡負有責任一樣。”艾德禮看到西方人的弱點，他說：“我們沒有十分強大的部隊”，“就英國而言，他們幾個月都不可能調任何軍隊去那裏”。艾德禮勸杜魯門：“整個問題十分嚴重且十分令人厭煩。聯合國可能會丟麵子，特別是在遠東丟麵子，我們也都會丟麵子，但是我們必須衡量利弊。英國人民在他們的曆史上曾經麵對過一些艱難的局麵。”在他看來，西方人“不能如此深陷於東方，這樣會使我們自己在西方處於攻擊之下，畢竟西方是我們對抗共產主義陣線的主要戰場。” 杜魯門與艾德禮“他們討論了原子彈及其使用問題”。這表明美國對中國出兵後的朝鮮戰場已無計可施。
1951年2月，美國政府文件中明確提出從朝鮮撤軍問題。這離中國出兵參戰還不足四個月。2月13日，美國國務院與參謀長聯席會議討論從朝鮮撤軍問題。會上參聯會表達了他們關於從朝鮮撤軍的立場，即“由於美國還承擔其他軍事義務，他們傾向於下一個冬季前撤軍，但是朝鮮的軍事局勢表明無法強製執行這一撤退”。助理國務卿臘斯克認為：“從朝鮮地區撤出軍隊是我們的政治目標，因為我們可以利用這些力量從事國內建設、保衛日本和西歐等等”。 2月23日，國務卿艾奇遜在寫給總統的備忘錄中再次重複美國不能繼續擴大朝鮮戰爭的原因。他寫道：
聯合國軍需要大量增援以展開北朝鮮的大規模行動。而無論美國還是其他國家都不可能提供這些增援力量。即便可能，將這些力量投入朝鮮，就會使其他地區麵臨蘇聯的威脅。即使聯合國增兵，莫斯科—北平軸心仍有無限的後備軍隊可投入朝鮮，以阻礙聯合國軍的全麵勝利。隨著戰事向北推進，敵人的力量及阻止聯合國軍前進的力量將顯著加。
事實上，聯合國所有成員，包括積極參與朝鮮戰爭的大多數國家，都強烈反對任何逾越三八線的行動。這些意見的基本理由是：（a）把敵人趕回三八線以北就完成了反侵略的主要任務；（b）進入北朝鮮（1）便無法早日解決朝鮮問題，因為敵人不會接受除了三八線以外的任何東西，（2）大大增加了同中國發生敵對行動的壓力，（3）在亞洲一個並不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行動中不斷增加軍事資源投入，（4）大大增加蘇聯直接介入朝鮮的風險以及隨後的全麵戰爭風險。
結論
權衡利弊，聯合國軍向北全麵越過三八線地區並非上策。
建議
a．將此備忘錄交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作為政策基礎，以便準備給麥克阿瑟的批示草案並供總統考慮。
b．經總統同意向麥克阿瑟傳達該指示後，國務院將與其他參加朝鮮戰爭的各國商議此事。
上述分析結論與“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見解發生衝突。杜魯門經與國防部長、國務卿、參謀長聯席會議商討後於1951年4月11日免除了麥克阿瑟的職務，這標誌著美國朝鮮政策從1950年10月15日杜魯門總統在中國10月25日出兵後，就由在約克島與麥克阿瑟討論後形成的可以擴大戰爭規模的立場，迅速轉到準備從朝鮮撤出的立場。李奇微接替麥克阿瑟後的任務並不是打仗而是讓美國“體麵地”從朝鮮戰爭中擺脫出來。1951年11月6日，參謀長聯席會議指示李奇微：“我們寧可接受共產黨的建議，也不要中斷談判或使談判出現僵局。” 1953年7月27日美國最終被迫坐在談判桌前與中朝軍隊簽署停戰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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