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選舉：“中間路線”的新意與困局

台灣選舉：“中間路線”的新意與困局


不同的政治人物，對待政治理念與政治權力的態度可能有所不同。有些人能夠始終堅持理念，即使因此在政治上被邊緣化也在所不惜；有些人則一味追求權力，並不惜為此不斷變更自己的政治“理念”。

當然，在政治人格的光譜中，處於極端兩頭的政治人物仍屬少數，多數政治人物往往出於不同的政治需要而靈活地展示不同的政治麵孔，特別是在選舉中，多數候選人都希望能盡量擴展支持者的範圍以求勝出。

相近的兩岸政策？

代表泛綠的謝長廷與代表泛藍的馬英九，之所以被視為是“兩岸政策相近”的中間路線主義者，就是因為他們都在竭力向藍綠政治光譜的中間遊動。不管是馬英九對“入聯公投”的跟進，還是謝長廷“和解共生”、“幸福經濟”以及“考慮開發兩岸三通”的論述，都是政治選舉中常見的“剝奪對方議題”的選舉策略。

通過這一策略，候選人可以向選民表明，即使在政治對手最為擅長的領域他們也毫不遜色。謝、馬的做法可能會讓深綠或深藍的選民有所不滿，但他們明白，對於這些滿腔怒火的人，自己仍是比對手更為可取的候選人。

鑒於謝以往就兩岸關係提出的一些主張及其對“正常國家決議文”的態度，有人便認為謝長廷與馬英九的兩岸政策相近，並且“由於謝長廷代表本土，相對顧慮還比馬英九少一些”。這種看法忽視了下列可能性：民進黨中央提出“正常國家決議文”，繼續打台獨牌討好深綠選民；“府院”方麵則重新“激活”大陸客赴台觀光、奧運聖火赴台等已被否決的議題，以配合謝在兩岸關係方麵的溫和主張，以便分進合擊，左右通吃。

謝長廷出自一個以台獨為理念的政黨，其子弟兵也是清一色的獨派人士，今後能否擺脫獨派而走中間路線，甚或善意對待祖國大陸的統一政策，實在讓人懷疑。阿扁2000年上任時也曾稱要走“新中間路線”，但後來卻為深綠挾持而轉為急獨，前車之鑒可謂不遠。實際上，麵對阿扁“入聯公投”與遊錫堃“正常國家決議文”的兩麵夾擊，謝最近又先後提出“現狀就是台獨”，“5年後正名製憲”，以及台海兩岸應“兩國一製”等論述加以回應。

如果能夠在2008年選舉中勝出，在兩岸關係方麵，謝長廷是否將比陳水扁甚至馬英九“更好打交道”，對這一問題的任何武斷回答都不會比占卦更有意義。過去十多年的經驗表明，將兩岸關係的改善寄托在台灣個別政治人物身上，我們最終隻能收獲意外與失望。如果不能扭轉島內政治“獨意漸濃”的趨勢，我們必將不斷麵臨一種極為尷尬的局麵：那些好打交道的人沒有政治影響力，而那些具有政治影響力的人卻不好打交道。

對於我們的對台工作而言，至為重要的問題是：台獨的政治主張在台灣是否越來越受歡迎？如果是，為什麽？我們如何遏止甚或逆轉這一勢頭？如果第一個問題是肯定的，台灣的任何政治人物都將麵臨如下選擇：要麽順應台獨訴求，以求獲得政治權力並保持政治影響力；要麽無視台獨訴求，並甘願在政治上被邊緣化。

台灣社會在過去十多年裏的變遷足以表明，島內主要政治人物的言行，以及兩岸關係中此起彼伏的危機都隻不過是深層問題的表麵症候。這一問題的核心便是台灣民眾對待台灣獨立和兩岸統一兩種結局的不同態度。

國民黨的困境

由於2008年大選在即，為了盡可能擴大政治支持的基礎，國民黨實際上已經開始軟化了對“台獨”的反對立場，並不斷通過“台灣論述”來推動政黨的“本土化”。國民黨的舉動究竟是戰略性還是戰術性的，仍有待觀察。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國民黨已經開始根據台灣的選舉政治來塑造其在兩岸關係方麵的立場。這樣一來，國民黨也就無形中被逐漸納入民進黨鋪設的政治軌道，即所謂的“台灣的前途應由2300萬台灣民眾來決定”。

也許需要更多的政治挫折和失敗才能使國民黨意識到，“中國國民黨”在本土化方麵是永遠無法與台灣的獨派政黨一比高下的。但即使意識到這點，國民黨仍將麵對同樣的問題：困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除了繼續“深耕台灣”之外，還有什麽其他更好的選擇呢？也許正是出於這種無奈，國民黨已不再願意繼續充當台海衝突的防火牆。與2004年不同，國民黨不僅未再批判綠營“入聯公投”的相關動作，反而“拿香跟拜”，同樣發動了“重返聯合國的公投”。

一個長期致力於國家統一的全國性政黨，必須自我蛻變為地方性政黨才能維持自身的生存，這是今天的國民黨所麵臨的最大困境。台海兩岸目前的現狀並非一種正常狀態，獨派政黨的獨立訴求由於能為支持者提供明確的方向感，因此能夠展現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相反，國民黨盡管一直表示反對台獨，但在統一問題上卻態度模糊，缺少方向感，因此在政治上常常處於被動。畢竟，選民對一個政黨的支持，不可能僅僅是因為它一直在反對什麽。

如果在台灣之外能找到新的政治舞台，國民黨也許對台獨的反對就不會如此軟弱，對統一的主張就不會如此含糊。畢竟，用心良苦地維持台海關係的穩定，代價卻是被扣上“不愛台灣”的帽子，進而輸掉大選，國民黨當然會反思：為什麽隻有國民黨有義務不顧自身的政治前途去反對台獨、促進統一呢？如果找不到新的政治舞台，國民黨無法理直氣壯地舉起統一的旗幟，困在台灣談統一，則很有可能在台灣被迅速邊緣化。而一個被邊緣化的國民黨不但對統一於事無補，而且還將對台獨勢力失去最起碼的製約能力。

在政治上，如果某一個問題難以單獨解決，人們往往要將其和別的問題放在一起來處理，以便獲得更多的轉圜餘地。就目前台灣及兩岸的政治情勢而言，要單獨處理台灣的獨統問題，或者要台灣方麵毫無條件地接受統一，實際上非常困難。但如果能將中國的和平統一放在兩岸政製整合的更大背景下進行，則不能說毫無成功的可能。

連戰先生對大陸的曆史性訪問，使國共兩黨達成了堅持“九二共識”與反對“台獨”的共同立場，同時也就維持兩岸關係的現狀達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但是，維持現狀本身卻不能構成一項明智的政策。任何政策都不應僅僅是對現實的承認。政策應主要著眼於對現實施加影響，使其在未來的發展更符合政策製定者的期望。

對台海兩岸的任何統派政黨而言，將“維持現狀”作為兩岸關係方麵的一項階段性政策，有其合理的地方，但這種政策卻也無法向人們說明，如果兩岸統一在目前是難以實現的，為什麽僅僅對現狀加以維持就能使統一在將來更容易實現。現狀是人們所熟悉和習慣的，維持現狀的風險也往往最低，因為人們絕不可能有機會證明別的方法能帶來更好的結果。

過去十多年兩岸政治形勢的演變已表明，台灣島內獨意漸濃的政治氛圍，不免讓我們覺得現階段更重要的是在戰略上作好反對台獨的準備，而不是在政治上向台灣作出過多的讓步。

“靈活反應”的威懾戰略

隨著國民黨不斷地“本土化”，很可能有一天，台獨勢力將不用再麵對島內任何實質性的政治製約。到時候，能夠對台獨勢力產生製約作用的唯一因素，便是我們在戰略上的威懾（特別是《反分裂國家法》中的威懾戰略），而我們目前的威懾戰略能否始終保持成功的記錄（即在避免台獨的同時避免台海衝突），也還是個未知數。

這種戰略與威懾可能失敗後必須實施的戰略之間缺乏牢固的聯係。我們“不惜一切代價粉碎台獨”的威懾戰略所具有的孤注一擲性質，對政治領導人的決策意誌提出了過高的要求，因而降低了威懾的可信性。政治領導人在受到台獨勢力挑釁時必須麵對巨大的決策風險。

在這種戰略環境下，台獨追求者的策略往往是將較大的台獨行動分解為幾個較小的步驟，而每一個單獨的步驟都顯得不值得大動幹戈。在受到台獨勢力的挑釁時，我們始終麵臨要麽破釜沉舟，要麽無所作為的兩難困境。

為擺脫這一困境，我們有必要將目前的孤注一擲式的威懾戰略調整為一種“靈活反應”的威懾戰略，在威懾戰略與威懾一旦失敗後所需實施的戰略之間建立更為牢固的聯係。“靈活反應”戰略使我們在麵對嚴重程度不同的台獨事變時，可以作出不同的戰略反應。這種戰略可以給台獨勢力施加最大限度的威懾，同時又隻需冒最小限度的風險。

我們針對台獨的威懾戰略一旦具備了“逐步升級”和“靈活反應”的特點，便可以使各種台獨行動的代價變得不可避免。如果台灣的政黨或政治人物可以通過推動台獨和挑釁大陸來獲取額外的政治利益，同時又不用付出任何代價，他們就不會有任何動力去認真傾聽對待我們在兩岸關係方麵發出的聲音。

我們應該把台灣方麵的每一次台獨挑釁，看作采取果敢行動的機會，以改變島內在獨統爭執方麵的政治力量平衡。我們采取的行動既要堅定有力，足以使台獨勢力感到迫切的壓力，又能夠收放自如，為隨後的談判保留足夠的空間。通過“靈活反應”戰略的運用，我們既能在世人麵前戳穿台獨正在不斷成功的幻象，又能迫使台灣方麵來決定：是在台獨訴求上有所收斂，還是讓局勢變得不可收拾？

不過，即使威懾戰略能夠成功地遏製台獨，卻不一定能改變台灣民眾的態度。反對台獨需要的是戰略，實現統一則需要政策，或者說需要大陸方麵采取政治行動，增強和平統一對台灣民眾的吸引力。

在決定解決台灣問題的時間和方式這一命運攸關的問題上，任何決策者都必須認真地問自己，我們作出某種決定，究竟是因為這種決策較為容易，還是因為決策盡管極為困難，但卻孕育著成功。有遠見的政治家必須從紛紜複雜的技術性問題中解脫出來，與因循守舊的作風進行鬥爭，克服坐等危機爆發和逃避製訂長遠計劃的傾向。真正的政策絕不應成為無所作為的借口，而應是一條通向最終目標的道路，並成為勇氣、自信和方向感的源泉。

畢竟，將來能否成功實現國家的統一，主要取決於現在的政策是否正確而有遠見，並為貫徹這一政策而願意作出可能是極為艱巨的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