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沒有民主美國人急什麽？

中國有沒有民主美國人急什麽？


美國的政客、美國的學者、美國的媒體和美國的一些非政府組織似乎特別關注中國有沒有民主。

2005年11月，布什在訪問中國前發表演講，“他（胡主席）希望中國人民更加富裕。我（認為）……中國人民希望獲得更大的自由。”布什似乎把自己選成了中國人民的代表，他說，“在20世紀70年代，中國領導人認真審視了國家形勢，決心做出改變。他們打開了經濟發展的大門——今天中國人民比曆史上任何時候都吃得更好，住得更好，機會更多。在實行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中國領導人認識到通向自由之門一旦打開——哪怕僅僅是一道縫隙──就不再能關閉。中國人民對政治自由的要求將隨著中國的繁榮發展而增強。”(參見：布什總統在日本京都發表講話 (全文 )、關中人：布什在京都到底講了什麽？。)

2007年4月，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舉行大型研討會，對中國政治走向進行預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認為，中國領導人所講的民主，並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民主。告訴中國人民《民主是個好東西》的俞可平教授在會上忠告海外同行：中國不能抄襲別國模式，必須走自己的路。（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研討中國政治走向）

美國的媒體也是連篇累牘地報道中國的民主討論和爭鳴。最近的一篇是《華盛頓郵報》2007年5月25日的文章。文章說，周瑞金的文章和謝韜的文章讓人對政改浮想聯翩，溫家寶的文章更像是吹響民主的號角。但是，他們認為，最近的兩篇文章又讓人感到有人反對民主。這兩篇文章分別是5月14日的不署名文章人民日報：如何看民主社會主義和5月25日的署名文章曹長盛：正確認識和對待民主社會主義。文章還引用中國社會主義學院學者辛向陽的話說，“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救不了中國，隻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振興中國。”在美國媒體眼中，中國式民主似乎不能叫做民主。（參見：周瑞金重新解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謝韜：隻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溫家寶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曆史任務和對外政策、關中人：從五次記者招待會看溫家寶和中國政改的前景、關中人：我讀溫家寶總理初級階段論的心得體會）

美國的一些非政府組織也頻頻到中國來，試圖幹預中國的基層民主。江澤民在2001年就及時而英明地指出，“毫無疑問，政治體製改革我們是要搞的，而且一直在搞，並且一定要搞好。……西方一些人對我們在農村進行村民委員會直接選舉很感興趣，有的評價拔得很高。這裏麵，有的人可能確實認為這樣做好，但也有不少人是有政治目的的。他們實際上就是想要我們按照西方的那一套辦。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頭腦要清醒。擴大社會主義民主要堅定不移，但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必須看是否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有利於堅持和鞏固社會主義製度、有利於保持社會安定團結的局麵。”(《江澤民文選》摘錄)

中國有沒有民主，怎樣去搞民主，什麽時候變成民主大國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跟美國沒有任何關係。我們不希望和更不需要美國人對中國有沒有民主指手畫腳、畫蛇添足，甚至別有用心。

首先，中國人有能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因為我們有五千年的優良文化（那些不良的因素可以隨時剔除和消滅），有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有三代領導人的智慧和實踐結晶，有13億的勤勞勇敢的人民，有對西方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製度的反感和厭惡，有吸收世界一切文明成果的碩大胸懷，還有領導世界各國人民構建和諧世界的氣魄和膽略。

其次，中國的領導人對民主有一整套的設計和考慮，甚至還有時間表。

1945年，毛澤東對黃炎培說，我們已經找到了避免周期率的新路，這就是民主。

1979年，鄧小平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

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講到，“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現在我們縣級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縣級和縣以下的基層才是直接選舉。因為我們有十億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質也不夠，普遍實行直接選舉的條件不成熟。其實有些事情，在某些國家能實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國家也能實行。我們一定要切合實際，要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決定自己的製度和管理方式。”（《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221）

1990年，江澤民在 《關於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中指出：“無論在什麽情況下，我們都要牢牢掌握社會主義民主的旗幟。 ”

胡溫在中國的民主走向和政改設計上與前幾代領導人的一脈相承，但他們對民主的解讀則更為精細縝密。胡溫多次在各種場合下重申“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溫家寶幾乎每年都要重述一次前全國人大委員長彭真對中國民主的設計——是從村到鄉到縣，四個民主一套車，說村級直選是世界最大得民主訓練班。中國的農民在學好管理一個村的事後，會去學習管理一個鄉；在能夠管理一個鄉後會去學會管理一個縣。

2004年，胡錦濤主席在法國演講時說，“我們積極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完善社會主義的具體製度，保證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

溫家寶在2005年接受《費加羅報》的采訪時說，“沒有政治體製改革做保障，經濟體製改革就不可能最終取得成功。” （關中人：胡溫講民主 百姓聽餘音）

第三，中國現在已經有了自己的民主，而且這種民主正在發展壯大。2005年10月，中國首次發布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莊嚴宣告，“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使占世界約五分之一人口的這個東方大國的人民，在自己的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當家作主，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這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重大貢獻。”最近的《人民論壇》發布“中國民主模式是否已經形成”的專題，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劉熙瑞撰文：中國的民主模式已經確立，劉教授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政府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賦予的，政府和國家的公務員都是人民的公仆，除了當好公仆外，沒有任何權力。而這一點，與西方先進的民主理論家提倡的並無區別，甚至比他們更徹底。”“代表必須由各區通過普選產生；代表必須對選民負責；選民不滿意代表工作時隨時可以撤換；取消國家高級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權；……我國正是根據馬克思這個設想和列寧在俄國的實踐，采用了代表製體製，以希望實現更完全的民主。”中國人民不僅有這種世界上最先進的民主理論下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更有在馬克思代表製基礎上的理論延伸——“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下的7000萬中共黨員。

第四，美國人似乎也沒有資格對中國的民主說三道四。美國在過去就曾經以民主與和平的名義支持蔣介石打內戰，給中國人民造成了莫大的災難。其實，從1840年中國密不透風的閉關鎖國的大門被英國的艦船打開之後，美國就積極參與了對中國的掠奪和侵略，他們最感興趣的不是改造中國的製度，而是在中國販賣他們的產品，兜售基督教，搶占中國的自然資源。近年來，美國自己的民主也被金錢侵蝕，被聳人聽聞的話語主導，被新保守主義的極端價值觀所汙染，並借民主的名義入侵伊拉克，給自己的國民和伊拉克的百姓帶來不必要的生命及財產損失。

最後，如果說中國有沒有民主跟哪個外國人有關的話，想來想去隻有一個人，那就是馬克思。從10月革命的炮響給探索的中國送來馬克思主義到21世紀之初，中國政治製度的設計、實踐和發展似乎都不能超越馬克思19世紀在解讀世界的發展和歸宿時發現的原理，包括民主的產生、發展和鞏固。《人民日報》2007年5月28日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鮮明特色 ”的文章對此有深刻的總結：

根據時代發展的要求，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研究和解決重大實踐問題，這是我們黨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形成的規律性認識。

實踐性、民族性、時代性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色。十六大以來，我們黨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一係列重大戰略思想，具有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

堅持實踐性、民族性、時代性的有機統一，是我們繼續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不斷開拓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的根本要求。

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說，中國有沒有民主跟中國人自己、他們的領袖、他們的文化和傳統有關，跟那個不太了解中國但確發現了放之四海皆準億萬年顛撲不破的社會政治發展真理的馬克思有關，但是跟美國人沒有太多的關係。

不過，世界是平的。互相的幹預和相互的參與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杠杆和動力，也是政治發展和提升的催化劑和播種機。換句話說，我們沒有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何以締造中國共產黨、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美國沒有對英國和法國思想家關於防範權力擴張、社會契約和人是靠不住的理念的借鑒何以寫出世界最為神聖和具有約束力的憲法並在短短的時間內成為大國？中國也曾經對美國的內政有過不少的批評和“幹涉”，從毛澤東給美國共產黨總書記福斯特寫信，指責美共前書記白勞德奉行的是“修正主義——投降主義路線”，到高喊“別了，司徒雷登”，到嘲笑美國國務卿迪安·阿奇遜，到1968年馬丁·路德·金被暗殺之後號召美國人民揭竿而起再到520聲明（《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革命的中國一直在為美國的政治社會發展設計和籌劃方案。

從革命黨變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人其實大可不必擔心美國對中國民主的焦慮和不安。我們既然參與了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經濟的發展，也可以批判地、有選擇地、以我為主地參與美國對它境外的民主發展的關注，並像死死盯住美國的人權劣績一樣死死盯住美國自身民主的不健全和瑕疵，打擊它、挖苦它，讓它也得以健康發展。

平坦的世界不是完美和和諧的，但卻是富有生機和希望的。平坦的世界不是平靜的和安全的，但卻是我們提升和壯大自己的最佳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