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不關心貧富差距，誰說的？

關心經濟學的讀者，多半都聽說過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1999年，他的著作《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中文版出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逆風飛揚，一時洛陽紙貴。

克魯格曼曾經是斯坦福大學的教授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1991年，年輕的克魯格曼獲得美國經濟學會克拉克獎，一時名聲大噪，因為美國經濟學家獲得克拉克獎的機會，要比獲得諾貝爾獎的機會還小。20世紀90年代中期，時在斯坦福大學的劉遵義教授通過經濟計量研究，發現“東亞奇跡”沒有包含多少技術進步。在劉教授等人研究的基礎上，克魯格曼準確預言了亞洲金融危機。這個預言雖然曾經惹得馬來西亞的總理馬哈蒂爾十分惱火，卻實在體現學者的功力。克魯格曼的研究領域包括報酬遞增的經濟學。他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把地理因素融合到經濟學研究中去，還有曆史因素。地域經濟方麵，他對日本的發展特別關心。難得的是，以獲得克拉克獎的至尊學術地位，克魯格曼仍然熱心非技術的寫作，擁有許多經濟學以外的讀者。現在，克魯格曼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公共事務和國際事務學院的經濟學教授。

去年，保羅·克魯格曼出版新著《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TheConscienceofaLiberal），猛烈批評擴大貧富差距的美國“保守主義運動”。現在，這本書的中譯本也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閱讀克魯格曼的新著，除了主題本身以外，我們還可以從中學習精妙的經濟學方法和經濟觀察力。

“比爾·蓋茨進酒吧”模型

在克魯格曼看來，美國曆史上最好的時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30年的時間，那時候貧富差距比較小，幾乎所有美國人都享受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成果，可惜在又一個30年以後，美國現在的貧富差距很大，絕大多數居民對於現狀表示不滿。克魯格曼認為，戰後美國比較和諧的“中產階級社會”，不是自由市場經濟的自然產物，而是羅斯福新政的結果，工會的力量得到發揮，強調對富人征稅以支持社會保障和醫療服務，這樣從兩個方麵“壓縮”貧富差距。但是自從裏根以來，共和黨明顯右轉，為富人減稅，削減和侵蝕社會福利項目，打擊和瓦解工會，結果使得美國貧富差距的程度急遽上升。

但是，美國不僅GDP在增長，人均收入也在提高。這是怎麽一回事兒呢？

關鍵在於，不僅GDP很難直接反映大多數人的情況，而且平均收入也不一定反映大多數人的情況。為此，克魯格曼提出“比爾·蓋茨進酒吧”模型：設想幾十個人在一家酒吧消遣，他們的人均年收入是兩萬美元。現在，比爾·蓋茨走進了這家酒吧，於是我們可以得到非常可靠的新的數據：在這個酒吧消遣的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已經從兩萬美元提高到過億美元。問題是該酒吧顧客的人均收入的這種劇增，並不表明他們變得更有錢了。

所以，即使我們難以把關注點放在最底層的居民身上，至少也要把關注點放在“中間居民”身上。也就是說，如果你打算描述一個群體的普通成員而非少數極佳者或極差者的境況，與其談論“平均收入”，不如談論“中值收入”，就是盯著從窮到富排在最當中的那個人的收入。回到上述模型，比爾·蓋茨走進酒吧以後，平均收入固然大幅度提高，可是酒吧顧客的中值收入卻沒有多少變化。這才是事情的本質方麵。

關注內城工作機會

雖然克魯格曼強調必須從政治製度和社會規範來改變貧富差距急遽擴大的現狀，卻也認識到技術變遷使得下層居民生計變得困難。“內城工作機會”的下降，就是一個因素。

原來，在二戰以後，數以百萬計的南方黑人為尋找製造業工作而遷到了北方城市。當時，由於戰時繁榮和戰後和平時期出現的消費熱潮，這樣的工作機會很多。但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由於生產與運輸科技日新月異，製造業開始遷出擁擠的城市工業區，轉向遠郊的工廠，結果在窮人和黑人居住的內城區，工作變得難找。由於無錢買車，他們被困在內城。結果在經濟繁榮興旺的同時，城市失業率上升，“內城”成為窮人聚積的“經濟窪地”。

收入情況對於生活狀況固然重要，但是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也有獨立的意義。克魯格曼特別提到要看居民住所有沒有“室內衛生管道”，要看居民是否不得不與別的家庭合用各種生活設施。聯想到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大多數城市居民沒有自己的廚房、浴室和衛生間，不少住家甚至沒有自己的水龍頭，克魯格曼的這些敘述，讀起來真是特別親切。

當今美國的富人“已經建立了一個自足自治的世界，一切齊備：自有的醫療體係（特殊服務醫生）、交遊網絡（共有飛機、貴賓俱樂部）、單獨的經濟係統……富人不僅在變富，他們在變成經濟上的‘外國人’，創建其自有的國中之國、社會中之社會、經濟中之經濟”。

CEO為什麽跳來跳去

貧富差距擴大的一個原因，是由於電腦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市場“對重複性工作的職位的需求減少”。例如因為文字處理變得容易人們已經不大需要專職的打字員等原因，現代辦公室裏的秘書數量大大減少，但是經理人員的數目卻沒有減少；在商場和超市，條形碼掃描技術減少了收銀員與存貨監管員的數目，但是營銷顧問之多卻是前所未有。在整個經濟中，諸如此類的情況很多。

貧富差距的另一個原因，是美國與低工資國家的貿易，減少了美國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機會，增加了對高技能工人的需求。

但是單單這些因素，還不至於說明現在那麽大的貧富差距。須知，CEO的收入在20世紀70年代隻相當於一般工人的幾十倍，可是現在已經達到了幾百倍。這是怎麽回事？

克魯格曼指出，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大公司沒覺得擁有一位著名的、有魅力的領導人有多麽重要，CEO很少登上商業雜誌的封麵。在那個時候，公司喜歡從內部拔擢人才，並強調其注重團隊合作的品質。可是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CEO卻變成了跳來跳去的“搖滾明星”，跳一次升一次，管理層薪酬動輒高達數百萬甚至數千萬美元。

之所以會這樣，一方麵是認為公司的盈利狀況取決於其CEO的素質的看法占了上風，而且覺得公司越大，CEO對利潤的影響就越大。另一方麵，CEO候選人的素質似乎已經變得一望可知：“每個人都知道誰是美國排名第100位的管理者、誰是第99位”。於是就發生爭奪管理者的競爭，最終使“最好的”管理者入主最大的公司，使之“才盡其用”。這一理論的直接後果是，最高層對管理者素質認定的微小差異，也會轉化為薪水的巨大差異，因為“對一個巨型公司而言，擁有排名第10位的管理者與排名第11位的管理者之間的差別，很可能就是每年數千萬美元的利潤”。按照“論功行賞”，管理者的薪酬就應該是千萬美元。

這個趨勢走到極端，甚至出現這樣的邏輯：“股價停滯不前，照理說不應該獎賞CEO。實際情況卻剛好相反：正是因為股價停滯不前，所以要加大對CEO的獎勵。”

所以，克魯格曼認為，薪酬水平的決定，不能完全交給市場機製這隻“無形之手”。在社會分配的問題上，“無形之手”應該受到製度和規範的製約。製度方麵，體現為對富人多征稅以支持社會福利，並且發揮工會的適當作用；規範方麵，應該認識到“高層薪酬過高會影響團隊的士氣，容易引發勞資糾紛”。中產階級強大的比較和諧和富裕的社會，“並不會隨經濟的成熟自動出現，而是必須由政治舉措來創造”。

貧富差距和不平等互相加劇

貧富差距很大，加上社會福利覆蓋狹窄，一定會帶來不平等。首先是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全美教育統計中心有一項調查，對比家庭經濟條件在頂端四分之一和低端四分之一、數學成績在頂端四分之一和低端四分之一的八年級學生讀完大學的比例。自然，自己成績好家庭經濟條件也好的中學生，讀完大學的比例最高，令人心酸的卻是，自己成績好可是家庭經濟條件不好的中學生，讀完大學的比例不如那些自己成績不好但是家庭經濟條件較好的同學。

再者是居住條件和居住環境的不平等。富人住在郊區環境優美、空氣清新的房子，或者毗鄰名校，或者每天送去名校上學。窮人隻能擠在沒落的內城，附近也沒有什麽好學校。

最厲害的，是缺乏醫療保險。《良知》有一章專門寫醫療保險，頭一句話就尖銳地指出，“美國不保障國民的基本醫療，這在富國中絕無僅有”。據說醫療保障市場化可以節省開支，可是事實恰恰相反，由於私有化，美國的人均醫療開支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成為諷刺的是，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在發達國家裏麵卻最短。除了醫療保障不能盲目私有化以外，克魯格曼還深刻地指出，“一個富有冒險精神、在許多科技領域超凡出眾的國家，怎麽會有如此低效的醫療體係？主要的原因是，我們不幸陷入了這樣一種體製：大筆的金錢不是花在提供醫療上，而是花在拒絕提供醫療上！”

就家庭生活而言，美國高度的不平等，壓低大多數家庭本來已經可憐的購買力。例如因為沒有醫療保障，就不敢消費。這是我們中國讀者非常熟悉的情況。

克魯格曼呼籲價值重建。他說：“不平等傷害我們的另一個途徑是腐蝕美國政治。威爾遜總統在1913年說，若本國有人強大到可將合眾國政府據為己有，他們將如願以償。這話幾乎很難會出自一位當代總統之口。不過，現在有了這樣的人，他們已將政府據為己有。雖然並不是全盤掌控，但金錢勢力怪誕地扭曲美國政府政策的事例，幾乎每周都被披露出來。”

中產階級強大的比較和諧和富裕的社會，並不會隨經濟的成熟自動出現，而必須由合適的政治舉措來創造，整個過程通常需要三四十年到五六十年。這一點，應該給我們以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