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鼴鼠

         1924年,奧地利作家卡夫卡在他的寓言性小說《洞穴》中,以第一人稱講述了一隻鼴鼠的故事。　

　　鼴鼠擔心外來襲擊,修築了堅固地洞,貯存了大量食物,地洞暢通無阻,無懈可擊,防禦退逃自如,但鼴鼠還是時時處於驚恐之中,惶惶不可終日。為了躲避這種恐懼,鼴鼠不斷設計、挖掘和修繕這個地下工事,但終其一生,恐懼卻如影隨形,無法擺脫。　

　　現在,麵對社會信任的瓦解,我們終於成了卡夫卡筆下的鼴鼠,內心充滿恐懼:“即使從牆上掉下來的一粒沙子,不搞清它的去向也不能放心。”　

　　安全感來自於穩定的社會秩序。社會秩序構建的基礎,就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分工和彼此合作與信任的存在。每一個人都是龐大繁複而又精致的社會分工體係中的一員,各安其位,各司其職,同時,通過交換,享用著分工的福利。　

　　沒有人有能力確切了解那些顯在的和隱藏的供應者,更沒有人有能力挑戰這樣的分工體係。　

　　人是理性的趨利的,個人是本身利益最好也是唯一的裁判。人們別無選擇,隻能彼此信任。　

　　相互信任的合作,並非全是鮮花,它也會有陷阱和傷害。但偶發的非係統性的傷害,並不會導致社會的不安和恐懼,更不會導致係統性信任的崩潰。　

　　社會是個係統,與我們的身體一樣,具有自我補救修複的功能。某個地方受傷(失信)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自我療傷調和,或經適當的外在處置(政府及司法),都會漸行修複,保持係統的活力。　

　　但社會轉型期,不隻是改朝換代,更是幾乎所有社會規範的調整。在中國走向現代國家的努力中,革命友誼和階級感情摧毀了古老的傳統,那些建立在血緣家庭宗法和私誼基礎上的信任,隨風而逝。每個人在共同的信仰下,成為革命機器上的螺絲釘,安之若素,對機器充滿感情和信任。人們既有分工協作,也有無私的援助。　

　　但當市場經濟席卷大地,機器和其他社會組織放棄了原本應該承擔的責任,本身也成了市場化和全球化大潮中的利益主體。那些原本依附於機器的螺絲釘們,迅速被原子化,被拋棄於市場的蠻荒中,無所依靠,隻能各自為戰,像卡夫卡筆下的鼴鼠一樣,尋找生存立身之道。　

　　為了生存,尋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機會主義價值觀成了社會主流。成功被當做唯一標杆。背信棄義不再被譴責,甚至不再無恥。每一次違約失信事件,因其受責罰成本過低,幾乎成了一種誨淫誨盜。於是,相互劫掠取代了基於信任的互惠共贏。　

　　不信任感是建立在後天經驗基礎上的。不同領域持續的失信事件,以及公權力部門持續的處置失當,個體和局部在受到傷害後的無助感,在現代傳播技術下,迅速在原子化的社會中擴散,演變為原子們普遍的不安和恐懼。原有的社會結構瓦解了,社會階層的邊界開始重塑,但因為財富獲得的不正當性和兩極分化,階層之間不是相互信任合作,而是充滿對立敵視。　

　　原本應是社會保障的公權力失信是社會失信的主因。公權力在處理具體問題時,不能職司其責,就是對社會信任的摧殘,最終將自己置於“好壞都不信”的塔西佗陷阱中。而在中國告別傳統威權和信任,走向市場經濟時,一些政府部門的行為常常淩駕於法律之上,使法律這個現代社會的守護者在公眾和社會麵前失去了尊嚴和權威。叢林法則盛行,社會公正失去了最後的屏障,信任的解體隨之而來。　

　　我們既無法回到過去的血緣宗法體係,也不能回到個人威權魅力之路重建信任。向現代國家學習,方是唯一出路。　

　　公開平等的商業行為,而不是權貴式壟斷的經濟行為,有利於重塑契約精神。　“一旦商業在一個國家裏興盛起來,它便帶來了重諾言守時間的習慣。”亞當·斯密說。　

　　現代國家成功的範例已經告訴我們,法律、契約和理性精神,才是現代社會持續穩定和繁榮的基礎。政府誠信是關鍵,它必須回歸並受法律和契約精神的製約。　

　　如此,我們才會擺脫卡夫卡的鼴鼠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