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人
描述中關村的人和事.
2010 年 1 月 9 日 是張文裕伯伯百年誕辰的日子，為了緬懷這位可敬的長輩，我寫這篇文章以作紀念。
同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張文裕和王承書是一對科學家夫婦， 1956 年他們和郭永懷等人一起從美國乘克裏夫蘭總統號輪船繞經香港回國，而後都住進中關村的 13 樓。張文裕和王承書應當時錢三強所長之邀同到原子能所工作，為中國的核物理事業和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作出了傑出貢獻。 他們將畢生的精力獻給了祖國的科學和教育事業。死後 又 毅然將節儉一生的積蓄捐給 “ 希望工程 ” 和資助家鄉的教育事業， 他們的人生是留下不同尋常足跡的核物理學家。
張文裕 1910 年出生在福建惠安縣一個山村的普通農民家庭，父親靠幾畝薄田和一家中藥店維持一家十幾口人的生計。在兄弟姐妹八人中，排行第四的張文裕唯一幸運地被送去讀書。小學畢業後他考上了泉州培元中學，但因兄、姐相繼早逝，父親執意要他回家幹活，養家糊口。經小學老師向泉州培元中學校長舉薦，他獲得了獎學金，又在親友的勸說和資助下，父親才勉強同意他繼續上學。
在中學的幾年裏，父親多次到學校找他，要他停學回家。但張文裕的聰慧和矢誌求學、刻苦讀書的精神感動了老師和同學。每當父親來找，大家就幫他藏起來。後來父親以他母親病重為由將他騙回家，並強迫他成親。為了逃避家庭的包辦婚姻，他從家裏逃了出來。回到學校時獎學金又中斷了，但是強烈的求知欲望激勵他克服重重困難。他教了半年小學，靠自己攢的錢繼續完成了中學學業。 1927 年張文裕中學畢業了，雖然成績優秀，但由於中途輟學，隻讀了三年半，按照學校的規定不能發畢業文憑，隻得到了肄業證書。培元中學是一所教會學校，它一反中國學堂隻讀四書五經的傳統風氣，崇尚自然科學，在物理、化學等課程的教學中重視實驗課，這一教學傳統對張文裕伯伯一生從事科學研究發揮了重要影響。每當談起培元中學，張文裕先生總是充滿著感激之情。
中學畢業了，張文裕決心繼續深造，培元中學校長許錫安先生表示如果他考取了北京的大學，為他提供兩年的獎學金，還親自給燕京大學物理係主任謝玉銘教授寫了推薦信。 1927 年秋，帶著老師同學幫助湊起的路費， 17 歲的張文裕隻身一人從廈門乘船輾轉到達北京，途中他隻能租個席子睡在甲板上。到達北京時考期已經錯過了，謝玉銘教授介紹他到一家皮革廠邊打工邊準備功課，並為他爭取到補考的機會。經過補考，他被破格錄取進入燕京大學物理係學習。
在大學的幾年裏張文裕曆盡了艱辛。他沒有錢住學生宿舍，隻能住在學生存放行李的閣樓上。他在學校的果園裏幹過活，幫老師批改過卷子，幫低年級的學生補過課。暑假裏，他把鋪蓋送進當鋪當些錢作路費，到內蒙河套一帶的水利工地上幫助測量，掙些錢。回來將鋪蓋贖回，剩下的錢維持生活和繼續學業。艱苦的生活磨礪了他堅強的毅力和勤奮努力、自強不息的性格。 1931 年他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大學學業。由於學習優秀，在大學四年級時他就被錄用擔任燕京大學物理係助教，同時進行研究生學習。 1934 年張文裕獲理學碩士學位，同年考取庚子賠款留英公費生。 1935 年赴英國劍橋大學卡文迪什實驗室攻讀博士學位，導師是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盧瑟福 (E. Rutherford) 教授，在短短兩年時間裏，就和同學一起發表了十幾篇論文，引起各國核物理學家的注目， 1938 年他獲博士學位。
在聽到日本進犯中國的消息後，懷著學成報效祖國的的強烈願望， 1938 年底渡英吉利海峽取道河內回到昆明。在國內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在昆明西南聯大物理係任教，在此期間與燕京大學的校友 王承書結為伉儷。 1942 年，日本侵略軍侵占了緬甸和雲南怒江以西的地方，昆明經常遭受敵機轟炸，當時在西南聯大任教的張 文裕 無法進行正常教學。 張文裕 經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帕爾麥實驗室研究教授、物理學家萊登伯 (R. Ladenberg) 邀請， 1943 年赴美進行訪問研究。 妻子 王承書 爭取到“巴爾博“獎學金去密執安大學師從國際物理學權威烏倫貝克教授，研究稀薄氣體中聲的傳播和氣體中的輸運現象。 帕爾麥實驗室是美國曆史上最悠久的實驗室，許多美國老一輩著名的物理學家都在該實驗室工作過。 1944 至 1949 年是張 文裕 伯伯取得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的時期。 1949 年，張文裕轉任普渡大學物理係教授，他是普渡大學宇宙線物理研究的開創者。他把在普林斯頓使用的儀器帶到普渡，繼續進行實驗研究。這段時間曾為他的學生、後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格羅津斯曾深情地回憶他的老師說：“他笑容可掬，總是謙恭有禮，生活簡樸。他是一個有理論傾向嗜好讀書在物理的曆史和哲學方麵有很深造詣的人，一位熱情無限、充滿樂觀主義，總給人以鼓舞和忠告，並不斷給我提供許多從未記下和再也記不起來的貼切的中國格言的人。他的兩句名言成為永恒的指南，現釋義於此。我們準備論文時，張教授常說：“寫論文時，要總覺得好像你最壞的敵人從你背後伸過頭來看你。”這是忠言，即使最壞的敵人是你最好的朋友。他說：“你們必須十分小心地選擇研究的問題。請記住：幾乎每項實驗研究的壽命，不管其內在的價值如何，都需要相當的時間，可能超過 5 年。在你們現行的職業生涯中，沒有多個 5 年，所以選題前要認真考慮其重要性。”
1956 年， 張文裕、 王承書 夫婦衝破重重阻礙回到了祖國的懷抱。據郭永懷夫人李佩的回憶， 當時所有的旅客都已上了船。我們正站在甲板上等待開船，突然上來了幾個穿著深藍色製服的彪形大漢（後來才知道是美國移民局和聯邦調查局的）上船檢查，指名找張文裕和王承書，到他們的艙房裏搜查了所有箱籠約兩小時之久。我們在甲板上等待，都為他們捏了一把汗，深怕萬一把他們一家三口扣下，直到看見移民局等人離去才鬆了一口氣。
回國以後，張文裕、 王承書 夫婦在中國科學院 原子能所工作。 張文裕領導國內宇宙線研究。看到國內科學研究的條件和規模同出國前的情況已大不一樣，他充滿信心。位於雲南的宇宙線高山站是當時國內僅有的高能物理實驗基地，為了在比當時加速器能量更高的能區進行宇宙線核作用研究，張先生提出了在雲南高山站增建一套當時國際上規模最大的雲室組的建議。他回國時就帶回了兩塊高級平麵玻璃和一些實驗儀器。大雲室組於 1958 年開始建設。後來，大雲室需要麵積更大、更薄、平整度更高的玻璃，可以從法國進口。沒有外匯，張先生就將自己在國外工作時積攢的美元兌換給中國銀行，國家撥給外匯指標，才購進了大雲室所需的玻璃。大雲室組建成後，觀察到了一個可能的大質量帶電粒子，並開展了一係列宇宙線課題研究，培養了我國一代宇宙線研究人才。
1961 年，受我國政府委托，張文裕先生接替王淦昌先生擔任莫斯科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中國組組長，並領導一個聯合研究組。在中蘇關係惡化的困難條件下，他們堅持開展基本粒子物理研究。多年的科學研究使張文裕深切體會到，利用加速器高強度粒子束的定量實驗在粒子物理發展中的重要性。自 1964 年由前蘇聯回國後，他孜孜以求的就是要建立我國的高能物理實驗基地，培養和形成我國的高能物理研究隊伍。 1972 年 9 月初，張文裕與朱洪元、謝家麟等 18 位科學家寫信給周恩來總理，反映對發展中國高能物理的意見，並建議建造高能加速器。不到兩個星期就得到周總理的親筆批示，總理指示“這件事不能再延遲了。科學院必須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同時又要把理論研究和科學實驗結合起來。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預製研究，應該成為科學院要抓的主要項目之一”。 1973 年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張文裕先生擔任所長。
1975 年周總理親自批準玉泉路高能加速器預製研究工程上馬，張文裕先生為此嘔心瀝血，貢獻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健康。到 1981 年，高能所建設了一批實驗室和一座實驗工廠，加速器和探測器部件的預製研究也取得進展，為建造高能加速器和探測器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81 年春，國家調整高能物理實驗基地建設方案。張文裕先生主持論證，他廣泛聽取國內外專家學者的意見，從我國國情出發，最後確定了建造 2.2GeV 正負電子對撞機的方案，獲得國家批準。 1984 年 10 月 , 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自為對撞機工程奠基。在奠基典禮上張文裕先生深情地對鄧小平同誌說：“我的願望終於實現了”。那之後，作為名譽所長的張文裕先生始終關心著高能所的發展，直至晚年，還多次坐著輪椅到加速器隧道了解工程進展。如今他的骨灰就撒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附近的蒼鬆翠柏下，以慰他的英靈。
而 王承書回國後一直默默工作在原子戰線上， 1961 年春天，錢三強在他辦公室裏靜靜等待著王承書，他要向她談一件他思考已久的事。 1960 年中國核武器剛起步，而蘇聯突然撤走全部專家，帶走了全部資料。以生產濃縮鈾為目標的氣體擴散工廠隻留下一堆機器和廠房。看來我們隻能靠自己的科學家自力更生了。錢三強想來想去最後認定王承書是最佳人選。但王承書是研究理論物理的，而且在稀薄氣體的研究領域中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錢三強心裏清楚，讓這位科學家離開自己已付出 20 多年心血的領域是要作出重大犧牲的。門吱扭一聲開了，王承書站在錢三強麵前，沉默了一會兒，錢三強輕聲問：“你願意隱姓埋名一輩子嗎？”“我願意！” 王承書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說。從此王承書就從國際、國內的物理學術舞台上消失了，她率領公關組，跨過荒涼的戈壁，來到大西北的氣體擴散廠，投入到搞濃縮鈾的理論和技術中，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作出了卓越貢獻。
張文裕和王承書夫婦 把培養年輕一代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十分愛護學生、後輩，熱心幫助他們成長。對於年輕科研人員他總是熱情鼓勵，耐心指導。
他們熱愛祖國，為振興祖國的教育和科學事業不遺餘力、奮鬥不止，奉獻一生。張文裕先生常說一個國家科學不發達就要落後，全民族的素質不提高不行，沒有很好的教育，科學事業就會後繼無人。他青少年時期艱苦求學的經曆，更使他對貧困學生寄予了無限的同情。他生前多次表示要將自己一生的積蓄捐獻出來支持祖國的教育事業。 1992 年 11 月 5 日 張文裕 先生去世之後，他的夫人王承書先生和兒子張哲遵照他的遺願，將他的存款 10 萬元捐獻給“希望工程”，這是當時“希望工程”收到的最大的一筆個人捐款； 3 萬元捐給他中學時期的母校——福建泉州培元中學，用於獎勵學習優秀的學生；餘下存款和利息 2 萬多元全部交黨費。張文裕先生的藏書捐給了高能所圖書館。 1993 年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決定在西藏薩迦縣建一座“希望小學”，定名為“薩迦縣文裕希望小學”。而 王承書在去世後，一名研究人員滿含熱淚地說，她是我們的慈母，又是我們的嚴師，是她把我們這些五、六十年代的年輕人領進了核科學的殿堂。去世前她留下遺書：（ 1 ）不要任何形式的喪事；（ 2 ）遺體不必火化，捐贈給醫學研究或教學單位，希望充分利用可用的部分；（ 3 ）個人科技書籍和資料全部送給三院；（ 4 ）存款、國庫卷及現金等，除留 8000 元給未婚的大姐王承詩補貼生活費用外，另存整去的作為最後一次黨費，其餘全部捐給“希望工程”。張文裕和王承書夫婦無私奉獻一生， 沒給子女留下任何錢財， 最後 把遺產化為希望。他們經曆了艱難困苦的曆程，為祖國的科學教育事業留下不同尋常的足跡，這就是這對科學家夫婦平凡而偉大的人生。
張文裕和王承書夫婦一起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