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南社（二十五）高天梅與南社 - 徐國昌

先外祖高公天梅名旭(1877-1925)，係近代革命詩壇巨子，在晚清光宣年間，為推翻清朝封建統治，毅然以“椽筆扶大廈，矢誌建新邦”的英雄氣概，反對“吟花弄鳥啼蟪蛄”的無聊詩文，提倡“我說為文者，斷勿肖其祖；我說為子者，斷勿肖其父”，“新詩得意挾風雷”，為“詩壇清自今日始，大建革命軍之旗”的主張清掃道路，從而奏響了讓文學“作為海內文學革命之導師”的樂章。

天梅公以心靈深處積澱著的曆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寫下了大量風格豪邁，筆力縱橫的愛國主義詩作，在晚清詩壇上結出了一束束輝煌絢麗的奇葩。這些瑰麗花叢，頓時化作一把把寒光閃閃的利劍，直刺清朝凶殘統治者的心髒。直到如今，國門內外，若美洲紐約華文報刊、香港諸多報章雜誌以及台灣省所出版的各種詩話詩刊，對高天梅的詩作，率皆獎讚有加，推崇備至：“慷慨雄放，意氣風發”，“允為同盟會革命詩人之首席”。（台灣《詩潮》第三集第88頁編者評論）。天梅公生前所撰詩詞集錄留存者達二千餘首，崢嶸之筆，卓爾不群。如獅吼、若虎嘯、類龍吟。他的苦心孤詣，在重要的曆史時刻，起到了振聾發聵，推動曆史車輪向前的積極效果。

天梅公的詩作在清朝嚴酷統治下見諸上海各報刊。《讀譚壯飛先生傳感賦》“砍頭便砍頭，男兒保國休。無魂人盡死，有血我須流。”這是詩人讀了梁啟超所作《譚嗣同傳》後為譚嗣同不屈的精神和高風亮節所激動而寫的充滿愛國激情的絕句。這首語言洗練、感情激越高亢的詩句，雖隻寥寥二十字，詩人為國家興盛誓必流血奮鬥的愛國精神已是一覽無遺。1903年8月23日《民國日報》所載：劍公《海上大風潮起放歌》：“俎上之肉終啖盡，日掀駭浪飛驚濤，兩重奴隸苦複苦，恨不滅此而食朝！揚州十日痛骨髓，嘉定之屠寒發毛，以殺報殺未為過，複九世仇公義昭。堂堂大漢幹淨土，不許異種汗腥臊。還我河山日再中，犁庭掃穴傾其巢。做人牛馬不如死，淋漓血灌自由苗……挑戰異類決雌雄，萬年福祉慶同胞，冬冬法鼓震東海，橫跨中原昆侖高！”這首詩當時是因《蘇報》案而對章太炎、鄒容的歌頌和聲援，指斥清庭出賣主權，號召人民奮起與異類決一雌雄，創造一個嶄新世界。全詩長達八十二句，口誅筆伐，力敵萬鈞。讀之感人奮起，令人熱血沸騰，使更多有誌青年，沐浴在反清的強烈氣氛中，他那種不惜犧牲的大無畏精神，仁者之勇，能不使人肅然欽敬。

天梅公對民主自由無限向往，思盼美好社會早日到來，於1904年1月2日在《政藝通報》上發表詩作：

昨夜有好夢，疑假複疑真。夢入一樂國，景色煥然新。山水絕清妙，草木露精神。原隰相連接，秩然如萃鱗。行行村市間，仿若畫中人。目不睹鬥爭，耳不聞慨呻。共此大歡喜，吉日以良辰。遊戲公家園，跳舞自由身。一切悉平等，無富亦無貧。樂國在何許，思之淚沾巾。

在梁啟超發表《政治學大家伯倫之知理學說》宣稱與“共和”訣別時，天梅公立即在《警鍾日報》上（1904年4月14日）發表詩作，目標明確地表示“醉倒共和”，與之針鋒相對：

《漢劍<讀任公所作伯倫知理學說，提詩三章，即以寄贈>》

努力重重失主權，從今先洗舊腥膻。複仇本以建新國，理論何曾不健全？意識原難盡相同，夕陽西下水流東。方針指定求前達，航海他年孰奏功？新相知樂敢嫌盡，醉倒共和卻未知君涕滂沱分別日，正餘情愛最濃時。

1904年8月20日高公繼續在《中國白話報》上發表《大漢紀念歌》、《逐滿歌》、《光複歌》等通俗歌謠。向民眾宣傳共和，號召民眾“鞭策睡獅起”。

“文學在高旭手裏確可掀風造雷，充分發揮其政治功能。”這是今日學者對他的革命文學的美好評價。

高天梅早在1901年就有《喚國魂》一詩發表於《清議報》，翌年，受梁啟超“詩界革命”影響，作了《憂群》、《事存》、《不肖》、《俄皇彼得》、《愛祖國歌》等詩篇，體現了他對“詩界革命”的看法和堅持的方向。其間又做了“以我為詩，不以詩縛我”的論述。當年他稱讚鄒容入獄“寧為自由死，不作牛馬生。”並聲言要“仗儀逐胡虜，正氣壯山川”。“筆舌哭過汗馬勞，偉人姓名全球標”。“要使民權大發達，獨立獨立呼聲囂。”並猛烈抨擊清政府的賣國媚外醜行。號召“淋漓血灌自由苗”要不惜犧牲，浴血搏殺。在《愛祖國歌》詞中申稱“錦潮一定會來到，祖國一定要與歐美並駕齊驅。

高天梅目睹內憂外患不斷加亟，切齒痛恨滿清政府專製腐敗與喪權辱國，矢誌“反清攘夷”推翻帝製，力求祖國強盛，建立民主新邦。為了進一步推動革命，他與其叔高燮（誌攘、黃天），高增叔侄三人在金山張堰創立了“覺民社”，並出版《覺民》月刊（國際南社學會南社叢書1996年刊印了《覺民》月刊整理重排本）。其中心思想為啟發國民覺悟，宣傳愛國主義，剖析局勢，號召救亡揭露清政府腐敗，反對列強侵略，要求改造社會，謀求中國獨立富強。《覺民》在發刊詞中說：“試遊於歐美之鄉，吸自由之空氣，撞獨立之警鍾，吊華盛頓克林威爾與主瑪誌尼加富爾諸英雄，莫不豪興勃勃。又試遊於印埃之故墟，則但見恒河之滔滔，雪山之高聳，以及尼羅河、金字塔之空存，則不禁索性思返，發《黍離》《麥秀》之悲。”將帝國主義列強侵略擴張和清政府賣國造成的民族危機揭示出來，警醒國人。《覺民》月刊創刊於1903年，撰稿人除了高氏叔侄三人外，其他都是當時的進步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文化界精英。如顧靈石、鬱脫羈、黃節、陳家鼎、包天笑、馬君武、馬一浮、高君平、劉師培……等人。覺民社的建立，實則是當年革命行動的先導，為創建南社，推動革命作出了組織人才的準備。

1904年高天梅出入《警鍾日報》與陳去病、劉詩培、林白水等人訂交，以“漢劍”筆名連續發表反清革命詩歌，他針對梁啟超君主共和謬論，呼號“洗舊腥膻”“建新國”。《中國八大奴隸歌》稱康、梁為第七第八號奴隸，譏之為“進退失據空彷徨”亟力反對君主共和，提出一定要徹底革命。

高天梅為了尋找革命真理聯合革命誌士旋即離家東渡日本留學。1905年初與宋教仁訂交，成為革命密友，是年創刊了《醒獅》雜誌以促進國勢之變化（封麵獅吼圖由李叔同設計繪製）。在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出刊前，《醒獅》被認為是最具有批判鋒芒和戰鬥威力的一本刊物。1905年7月份孫中山先生由歐洲抵日本，高天梅參與了和黃興等人的會見，籌組中國同盟會，是同盟會中第一位上海籍會員，8月份中國同盟會召開成立大會時被推為江蘇省主盟人。（其時上海分會已並入江蘇）當年12月中國留學生以反對日本政府文部省《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而罷學歸國，高天梅受命任中國同盟會江蘇支部部長。當年懷著一枚“孫文”印章回抵上海。他先參與組織中國公學，後另行創立健行公學以吸收有誌青年，鼓吹革命。在健行公學後麵夏昕渠住宅中建立同盟會秘密機關，經常舉行江蘇省和上海地區同盟會員秘密會議。榜其門為“夏寓”以作掩護。當時健行公學成為上海革命活動中心，革命同誌皆行止於此，故有第二愛國學社之稱。柳亞盧（亞子）入健行公學任國文教員，高以主盟人身份介紹其入同盟會，並共同主辦革命刊物《複報》，由高拖請同盟會發起人之一田桐在東京印刷，寄回上海發行，成為中國同盟會《民報》的側翼宣傳報，該報大聲疾呼，揮淚泣血以鼓吹革命，被視為國內出版物之最強音。高天梅積極發展組織，1906年1、2月份即以主盟人身份介紹吳濤、朱鐵俠、朱梁任、夏昕渠、莊正貴、錢醒之等加入同盟會。是年7月20日孫中山先生由日本赴南洋，船泊黃浦江，召高天梅至輪上會見，高與朱少屏、陳陶遺、柳亞盧共赴，對革命事宜有所策劃。評者以為高天梅既是革命宣傳家，又是個革命實幹家。

高天梅在革命事業中與中國公學之馬君武、傅君劍，湘學社之寧調元、陳漢元，蠡城學社之秋瑾，陳伯平等建立了革命聯絡，往來日趨密切。其時上海革命活動出現了一個高潮，中心就是健行公學。是年末因革命黨人楊卓林被捕，“同案犯”供出上海健行公學為革命機關，主持人高天梅是革命黨，高被指名查捕。“夏寓”被迫關閉。在此期間，為了激勵民心，天梅公托名石達開，創作了《石達開遺詩》《哭天王被難》等詩歌二十首，一時洛陽紙貴，起到了振聾發聵將革命車輪迅速推向前進的曆史作用。當時有一大批愛國主義人士，一大批熱血青年受到這些詩句的激勵，拋頭顱，灑熱血，踴躍投身於革命行列。《石達開遺詩》被視為與《正氣集》、《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明末遺民錄》、《清秘史》並列的珍貴遺作。論者謂這些充滿革命家豪情的革命史詩，能把人帶到當時鬥爭環境中去，無論在當年還是後來都是不多見的，高旭是南社的也是辛亥革命時期的最有成就的詩人之一。阿英同誌評《石達開遺詩》是辛亥革命以來最傑出的一部詩集。

據現代學者郭長海君研究，高天梅在留學日本時寫的《學術改革之概論》縱覽四千年中國曆史、哲學、文化與思想的分化、演進，特別是對外來思想的接納與融合，都有很透辟的論述。不僅觀點正確，而且充滿了辯證法。又高天梅在《致周仲穆書》（五）和姚鵷雛〈〈論孔學書〉〉提出孔子為“尊君之人”，比“五·四”“打倒孔家店”口號的提出，要早五六年，應該引起今日學術界之注意。

“夏寓”關閉，天梅隻得返回家居。雖曰家居，實質上是同盟會江蘇分會作了戰略轉移。那年高氏在家鄉金山張堰東南隅飛龍橋畔的萬梅花廬剛好落成，萬梅花廬一水回環，隔岸即是廣袤田疇，一批革命誌士相繼穿梭，往來策劃，比之上海市內反而安妥得多，對革命行動反較有利。天梅公在戰鬥陣地轉移後，革命工作毫不懈怠，他仍不斷執筆投槍，激情不減。健行公學雖被迫停辦，他在張堰鎮上又辦起了一所留溪欽明女校，提倡女權，引導女性邁向社會，投入革命。其責誌可從開學典禮歌詞中得到充分體現：

光明開朗，女權一線有希望。

批茶釋奴，羅蘭救國，取著好榜樣。

前途珍重，自珍自治，幸福無量。

黃龍旗下，皆大歡喜，拍手鼓掌。

祝他日，國花異采騰千丈。

欽明女校業績卓著，時至今日，仍為家鄉父老鄉親所津津樂道。

1907年4月高天梅結集了陳去病、劉季平、沈道非、朱少屏同訪蘇州張東陽祠，8月天梅又與陳、劉、朱以及鄧實、黃節、柳亞子……等18人結為神交社，此為南社成立之先聲。1908年1月高天梅又與陳去病、柳亞子、沈道非、劉詩培集會，高在〈〈次佩忍無畏韻〉〉中有“盡教黃種遭奇劫，端為蒼生賦大哀”句，表示要拯救民族危機，必須奮力用筆作戰。3月7日上海〈〈神州日報〉〉刊出了高天梅題為〈〈丁未12月9日國光雅集寫真題兩絕句〉〉詩雲：

傷心幾複風流盡，忽忽於茲二百年。

記取歲寒鬆柏操，後賢豈必遜前賢。

餘子文章成畫餅，習齋學派斷堪師。

荒江歲暮猶相見，衰柳殘陽又一時。

全詩表達了國人要以後人超前人的毅力繼承幾社、複社傳統再須努力前進。稍後高天梅將以前的5人集會擴展為11人，那時南社的名字已經定了下來。

2001年10月在金山參加〈〈辛亥革命與南社〉〉會議的全國各地的知名學者、專家，都去瞻仰了萬梅花廬故地，可惜原貌已經全失，現在隻留下了高天梅手植的兩株桂花，雖然樹齡已有150年，正值花發，金光燦燦，香溢晴空。當時建築，蕩然無存，所幸前牆及“萬梅花廬”門額尚在，同仁競相攝影，以誌留念。

1909年陳陶遺出獄，會同柳亞子到張堰萬梅花廬訪見高天梅三人相見，痛飲三日，無日不酒，無日不詩，相與拍板南社成立的一應準備工作，約定由高撰宣言定宗旨；柳亞子寫社例定社事；陳去病擬啟事以資召集，此次萬梅花廬的三人相會，就建立南社落實了所有具體事宜、南社呼之欲出了。

1909年10月17日高天梅的〈〈南社啟〉〉在上海〈〈民籲報〉〉上發表，呼喚國魂歸來，撲滿複漢，躍然在目。南社終於在11月13日沿著前年高天梅等5人吳門之遊的路線，出閶門、買舟山塘，過五人墓，上虎丘，止於張東陽祠正式成立。其時高天梅的行動已被清庭嚴密監視，為顧及集會安全，他不得不避開南社成立大會，而抱憾未能出席。朱劍芒〈〈我所知道的南社〉〉中說“1909年南社在虎丘成立，他雖是最早的發起人之一，但在當時他的聲名確比去病亞子為大，為了避免清政府偵伺，就使他不能參加。”

南社的建立為“通過文學來開民智、救民德、換民心、振民氣”創出一條嶄新的道路。

南社當年凝聚了一心一德的各界精英羅括了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教育家、新聞出版家……多達一千多人，主要人物都是同盟會會員，為輔翼辛亥革命，起到了舉足輕重不可磨滅的曆史作用。辛亥革命前後上海是全國的文化中心，各種報刊發行之多，執全國之牛耳，筆政率多由南社社員主持，所有報刊雜誌，無不成為南社的統一局麵，後來人們驚歎“今日國民黨在南京建立的國民政府，乃是陳英士派的武治，南社的文治。”陳英士亦是南社社員，黃克強、姚雨平等叱吒風雲人物，亦皆藉隸南社。南京政府成立後一個時期五院院長、中央黨部秘書長，全部由南社社員充任。柳亞子有句稱揚語：“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

南社在近代史上的影響是巨大的，雖說以文會友，然而鬥爭之激烈，不亞於擲彈操戈。南社社員因以筆投槍、衝鋒陷陣而南社在近代史上的影響是巨大的，雖說以文會友，然而鬥爭之激烈，不亞於擲彈操戈。南社社員因以筆投槍、衝鋒陷陣而斷頭瀝血者不乏其人，為求得民族生存而反清、反袁、反蔣、抗日寇，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成為南社烈士。

高天梅寫詩，力主通俗創新，反對泥古，他認為“中國舊時所稱的詩人，乃狹義的詩人，而非廣義的詩人，若西國，則布龍（拜倫）、蘇克斯比（莎士比亞），彌爾登諸人，稱之謂世界大詩人者，非專指五、七言之韻語而言，凡一切有韻之文，傳奇、腳本之類，皆包括在內，餘謂如此盡其詩量。”又謂：“詩以明誌，於同盟會後更倡設南社，固以文字革命為職誌，而意不在文字間也。”

新中國成立後，各種詩選、辭書對高天梅愛國主義的作品，持肯定態度。1963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俠士行》、《盼捷》、《元旦》、《愛祖國歌》、《自題未濟廬詩集》……等達十首。前介語說：“高旭的創作與他的革命活動緊密聯係著，他稱自己的詩是‘覺世書’，想用它，‘激起黃民熱血濡’。……高詩有兩種風格，抒發壯誌，鼓吹革命的詩，抒情、說理交融一體，氣勢澎湃，富有鼓動性；慨歎革命的挫折和祖國的危亡的詩，則沉鬱悲涼，感傷氣氛很濃。屈原、杜甫、龔自珍對他的影響較大。”詩選前言中還說：“陳去病，奔走走北，從事革命活動。詩亦悲歌慷慨，表現了革命的激情。但他受舊格律的束縛較深，缺乏蓬勃的生動形象。高旭的推翻清王朝統治的革命精神表現得比較充份，思想解放的多。他特別憤慨正統詩壇的‘偽朝偽社’和‘吟花弄月’的腐朽作風。他能夠吸取新潮流的洪波，作了不少通俗詩歌，鼓動革命。這在南社人中是比較突出的。他的詩潮熱情奔放，表現了對革命的迫切希望。”

高天梅作了不少通俗詩歌，衝破了正統的舊詩格律，論者以為高詩長短句變化多端，短句隻二、三言，而長句竟達23言，交雜錯綜，句式篇式均極奇特，實可稱之為新詩之先驅。陳玉剛著《中國文學通史》把高旭的詩特列入“現代文學”章而不列入“清代文學”章。自亦有其一定道理。

1993年上海市委宣傳部主編，由文匯出版社發行了一冊《愛國詩選100首》作為愛國主義教材。宣傳部長金炳華以“愛國主義永遠是我們強大的精神支柱”為題作序。序言中說：“該詩選注入了從《詩經》到近代幾十位愛國詩人的愛國詩篇，足以代表曆代詩文中的愛國主義精神，反映出中華民族偉大的愛國主義傳統的源流。讀後使人深感五千年文明實賴愛國主義精神為其支柱。”高旭的《愛祖國歌》入選，編者稱：“該詩作於光緒28年（1903），當時正值戊戌政變後不久，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剛剛掀起之時，作者采用楚辭的句式和通俗歌詞的創作方法，抒發了自己對祖國的無比熱愛和願為創造祖國美好前途而勇於獻身的精神。本詩意境宏闊，氣勢磅礴，情意深沉，文筆曉暢。富有愛國激情。”

1999年3月20日台灣《世界論壇報》刊載一篇題為《清末革命文學的主要詩人——高旭》。謂：“天梅詩慷慨雄放，善作長篇古風，意氣豪邁，句法奇特，有強烈的革命氣慨，又多有新意，其所存最晚作於1919年，但其最重要的最好的都作於1903年至1911年間，最著名的代表作如《海上大風潮起放歌》、《路亡國亡歌》等均為長篇巨裂，有吞吐風雲之概，而形成極參差變化之能事，讀之令人血氣翻騰，實允為辛亥革命詩之首席。稱他為“在文學史上掀起了全國性革命文學風潮而形成為在新文學興起前中國傳統文學的最後高峰的主要代表人。”

天梅公以身許國，百折不撓，揮淚泣雪高舉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他的不朽著作，由其弟高基編成《天梅遺集》16集，選詩一千二百餘首，於1934年刊成。為木刻線裝本，可惜滄桑幾易，今已稀有，即有人入藏，情商複印一冊，喜不自勝。

《天梅遺集》問世離高公逝世幾已十年。天梅公生於1877年農曆三月初五日歿於1925年農曆七月初七日，時餘僅二齡，其音容笑貌，從無記憶。我母告我曰：“你名過昌為外公所命賜”，蓋當年畢生奮鬥革命尚未成功，可以想見一名愛國者如何對國家昌盛興隆企盼之殷也。

當今國運昌隆，全球肅靜，當年“俄熊英獅日蟒蛇”的時代已一去不複返，足可告慰於前人苦苦求索者之靈。緬懷先人業績，喜見澤惠人間，事溯從頭，不勝感慨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