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人
描述中關村的人和事.
下麵是轉載陳去病的小兒子陳綿康和孫女陳藝在1989年紀念南社成立八十周年暨先父陳去病誕辰一百一十五周年的文章：
陳去病是南社三位主要發起人之一。1874年8月12日（清同治十三年七月初一子時）生於蘇州市婁門內平江路慶林橋旅次，故初名慶林，字佩忍，一字伯儒，號汲樓，別號巢南，亦曰病情，自署垂虹亭長，晚稱勤補老人。祖籍浙江蘭溪，元末至正午年間，方國珍在黃岩起兵反元，陳氏先祖僻亂遷來吳江，先承世業鍛銅為熏爐，名大著，數傳更榨油業。至明中葉，由黎裏而周莊，清乾嘉年間，曾祖由周莊遷青浦諸巷，至祖父時自諸巷遷吳江蘆墟，再遷同裏，仍事油粕製造，“不屑仕宦”，不思“攀附”。
陳去病一生的行為，受青少年時期教育影響頗深。他本是遺腹子，9歲是叔父去世無後，又兼承祧祀。生母、祀母同心督教嚴，重孝友仁義俠直。15歲起，從著名學者長洲諸杏廬先生執經就學五載，“自經史以外，旁及兩漢三唐，文章詞賦靡不搜討迨遍，攻讀無餘，尤長於經世大略，慨然有攬轡澄清之誌”。21歲時補吳江縣學生，明年科試優等補廩。時值甲午戰敗，清廷喪權辱國，他極為痛心，旋即與金鬆岑、蔡冶民等創立雪恥學會，以喚起民眾為己任。戊戌政變和庚子義和團運動的失敗，再次使他感到國家民族之圖存，不能寄期望於變法維新，而必需進行革命。1903年春，他懷著“夢魂蚤落扶桑國，徒侶爭從俠少年”的壯誌，到了被當時中國進步青年視為學習西方強國富民比較好的日本，結識了黃興、陳天華等很多激進的愛國誌士，積極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庚子義和團反帝運動失敗，使陳去病由擁護康梁變法維新轉向革命，而在日本幾個月的鬥爭活動，則確立了他革命一生的牢固基礎。1903年夏秋間，陳去病回到上海，在愛國女學任教。
陳去病一生的活動是多方麵的。他先後興辦過東江國民學校、競雄女校，執教於愛國女學、微州府中學、紹興府中學、浙江法政學校、東南大學、持誌大學，創辦了《二十世紀大舞台》雜誌、《大漢報》，擔任過《江蘇》、《警鍾日報》、《中華新報》、《越鐸日報》的主筆、編輯，在《國粹學報》、《民報》等發表了大量文章，搜羅了眾多的鄉邦文獻、明清史料，整理或編著了《陸沉叢書》、《正氣集》、《清秘史》、《五石脂》、《吳長興伯遺集》、《吳赤溟先生遺集》、《鬆陵文集》、《吳江詩錄》、《笠澤詩征》等，著有《百尺樓叢書》、《浩歌堂詩鈔》、《巢南文集》、《病倩詞話》等，還有不少未及刊印的，原托交柳亞子、範煙橋先生，惜幾經戰亂，不知安在？同時，他又很重視會黨的作用，與光複會、興中會關係密切，與秋瑾、徐錫麟、王金發等都過從甚密。他還多方結社，組織了雪恥學會、匡社、秋社、越社、神交社、南社、黃社等等。陳去病提倡戲劇革命，也組織過多次推翻黑暗社會，推翻反動勢力統治的武裝起義。可以說，他的活動遍及政治、軍事、文化、教育、新聞、宣傳乃至經濟建設諸方麵。而這一切活動無不圍繞革命這一首要任務。雖幾經挫折，幾遭厄難，其誌不移。1905年3月，《警鍾日報》和《二十世紀大舞台》被封，工作人員被捕，他當時恰巧不在上海幸免於難。事後，他寫有“吾舌尚存筆尚健，陽秋著述未嫌頻”之句。1908年7月，他準備邀眾去祭奠秋瑾義士。時，清浙江巡撫正悄悄向他們張開捕網。走僻鄉之後，他詩贈柳亞子話別。詩曰：“故國崎嶇多碧血，美人幽抑碎芳魂……此去壯圖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表達了他為革命不怕坐牢，不怕犧牲，百折不撓和堅信革命必勝的高昂激情。
成立於1909年11月13日的南社，陳去病不僅是積極參加者，而且是主要發起者及組織者。1987年5月28日至31日，在蘇州舉行的紀念柳亞子先生誕辰100周年暨南社發起8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與會者再次一致確認南社領導人的排列次序是陳去病、高天梅、柳亞子和姚石子，可見陳去病在南社創建和活動中的作用和地位。南社的醞釀成立和誕生，就其表麵來看，在陳去病先生的《南社雜佩》中有“南社者，去病與吾蘇高旭、柳棄疾三子所以繼東林、複社之誌業而與焉者也。故其始之取友也尚狹”之說。其實，南社成員中聚集了眾多的同盟會會員。1909年11月13日，在蘇州虎丘張公祠參加第一次雅集的17人中，就有14人是同盟會會員。到辛亥革命前夕，南社社員發展到228人，“既而革命軍興，南都建國，繇是四方賢豪華集吳會，而社友乃益盛遍中國矣”。從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討袁護法、東江平叛、北伐戰爭，直至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南社的許多成員如黃興、宋教仁、陳其美、於右任、蔡元培、廖仲凱、何香凝、楊杏佛、李根源、柏文蔚等，都起過重要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業績。有一個時期，國民政府五大院院長及中央黨部秘書長，全部是南社社員。從舉行雅集，出版《南社叢刻》等看起來，南社是個文學團體，實際上南社成員最大量、最日常的活動是從事政治、軍事、文化、宣傳、新聞、外交以及其他許多方麵的革命活動。因此，南社的活動從一開始就越出了“東林、複社之誌業”，也不僅是“想和中國同盟會做犄角的”，而是和中國同盟會、中國國民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謂“幾複”、“犄角”都隻是為了便於從事革命活動的掩護之詞。從“自光複以來，本社之目的已達”，及譽南社為同盟會的宣傳部，甚至“文有南社，武有黃埔”之說，都點明了其間關係之深，點明了南社的本質。
革命是個極為複雜曲折艱巨的過程，為了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鬥爭方式常會隨之有所變換，而當此不為人們所理解時，往往易遭到不應有的誤解。陳去病也曾遭到過類似的非議。1907年冬，陳在一次酒後醒來所寫二首詩中，提到了夢見穿著“先朝儒服”。即此，曾被人認為“是代表封建製度的”。其實，這時的陳去病已經接受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參加了興中會、同盟會，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直接從事宣傳鼓動，發動群眾的革命活動。當時的清朝，盡管處於極其腐敗，大廈將傾之際，但是為了維護其統治，既容不得一絲改良，對革命的鎮壓就更是極其殘酷了。這樣，革命者不能不利用一切有利於推翻滿清的手段——公開的、隱蔽的、合法的、地下的、和平的、武裝的、大規模的、單獨的等等各種各樣的方式，來達到革命的目的。陳去病著力研究南明史，大量編撰明末抗清誌士的遺著，寫了不少這方麵的詩文，並且接二連三地結社，正是利用以漢族為主的中國人民自秦漢以來，對外族的抗拒、反統治心理，特別是滿清入關後的殘暴屠殺，在人民中造成的反抗心理。該詩末句提出“易服焚巾應有事，腐儒何用一徘徊”，號召人民堅決起事，正說明他以曆史為武器，利用人民易於接受的方式和內容來達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的。這種做法，實是當時環境下的一種鬥爭策略。
此外，從陳去病1903年參加拒俄義勇隊，1904年譴責清政府在日俄戰爭中的立場所寫的“大盜入室，主人酣眠，其亡，我中國人民有不為再重奴隸者乎？”到1911年，在《對內訌者直悲感》中所說：“蓋彼袁世凱者…… 以傾覆我垂成之績，以搴我獨立之旗，以遂其黃幄左纛，帝國立憲之雄圖”；《大漢報》發刊詞“張吾民族之氣而助民族之成，並提倡民生主義，以亟圖社會之升平，獲共和之幸福。”在《吳中水利議》，以及由陳去病領銜的《南社臨時召集廣告》所述：“自光複以來，本社之目的已達，惟建國伊始，一切事宜正資討論，亟應組織共和政黨，以策進行。”可以看出，他不僅很早就把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統治結合在一起，不僅“鼓吹民族主義”，而且積極提倡民生主義，主張共和，並強調要以建立政黨來領導和推進革命。其徹底推翻封建製度之態度是非常堅決的。因此，“倘然孫先生肯做朱洪武，他（指陳）是會奉命不遑的吧。”這樣的“笑話”及“倘然”的設想也充實無由發生。若取其意，謂陳去病對孫中山先生感情之深厚，事業之忠誠，這倒是符合事實的。武昌起義前，他沒有因各地起義頻遭失利而消沉；10月舉義後，漢陽失守，他奮臂大呼：“沉舟破釜，拚死力爭”；臨時政府成立後困難重重，他反對和袁世凱妥協，繼而參加“二次革命”。1916年8月，孫中山先生考察浙東，他辭去浙江省府秘書之職追隨左右。孫先生有“從我遊者二三子外，唯吳江陳子去病與焉……以十年袍澤，患難同嚐，知去病者，宜莫餘若”之感慨。繼而，他在甬東組織起義響應護法；次年赴粵任參議院秘書長。1922年，從中山先生於韶關行幕，任大本營宣傳主任。他豪情滿懷，“杖策從征亦快哉”，“饒鼓從容賦北伐”。陳炯明叛，他臨危脫險北上。中國國民黨改組，他奉中山先生命任江蘇臨時省黨部執委，並邀柳亞子先生出來一道工作。旋為響應中山先生反對直係軍閥之策略，組織江蘇民治建設會，驅逐盤踞江蘇之直係軍閥。總之，凡中山先生需要他為之的，他總是竭盡全力，不惜毀家紓難，置個人生死安危於不顧。柏文蔚、於右任、馬君武、田桐、葉楚傖、柳亞子等《為陳佩忍先生五秩征文啟》一文曰：“民國肇建，始遊湖湘，旅北行，出居庸關，慨然有經略滿蒙之誌。癸醜討袁，從故人於留都，頗有所規畫，顧功卒無成。自是窺姑胥，謀甬東，凡東南有大征討大建設，君無弗予焉。又累從今大總統孫公於粵東，視師湞江，撫循前敵，馳驅戎馬間，幾不知勞瘁，洵可謂據鞍雙矍鑠，壯誌未衰矣。”
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他悲痛至極，在挽聯中寫道：
題榜銘碑慈母累承褒大節
南羲北駕不才空自怨三生
孫中山先生奉安大典時，他因病未能參加，又寫下了《總理奉安病不克赴詩以記哀》，詩中有“感恩知己今安在，神烈峰高淚滿頤“之句，真摯地表達了對孫中山先生的無限情深。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公然發動革命叛變，國民黨右派對孫中山先生遺忘假擁護，真反對的麵目暴露無遺，使陳去病對時局有了深刻的認識，進而對蔣集團采取不合作及反對態度。他是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委員會12名委員之一。4月17日，葬事籌委會決議增加蔣介石等7人為委員，他即辭去委員之職。後，要他出任江蘇省政府主席，又拒之。繼而藉酒抨政，“醉必縱論黨國諸公，不少諱焉”。呼曰：“晚近民生之凋敞，伊誰之過？當改稱中華民國曰中華官國！”到1932年（58歲時），他盡辭諸職，退歸故裏。1933年10月4日（農曆癸酉八月十五日午時）病患痢疾驟劇不治，逝於同裏。南社諸友及故舊門生僉議於1935年11月10日，公葬於蘇州虎丘南冷香閣下，以示他創南社於此，又曾集會於冷香閣之意。
陳去病的一生，看來似乎以辛亥革命前後為兩個階段，後期不如前期那麽轟轟烈烈奮發有為，“才名滿天下”。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兩個時期的革命鬥爭形勢有很大不同有關，一方麵也和他的家世“希榮慕利之念寡”有關。他在給柳亞子先生的信中就提到：因循數載，弟三過廣州，遇覺生。問：“君欲官乎？”弟直答之曰：“否！”……維時總理欲留弟同赴桂林，弟以北伐籌備需時，乃請以暫歸候命。於是總理遂授弟一散秩，以狀交溥泉、梓琴轉付，即大總統府谘議是也。聯係《為陳佩忍先生五秩征啟》所敘。辛亥革命以後，他為革命盡力仍然“幾不知勞瘁……壯誌未衰”，但不欲官。對蔣政府，他當然不僅不肯去為官，而且還要不斷痛斥了。直至臨終，他還留下“相識滿天下，知己有幾人”，“文章何處求真嚐，鴟鶆嬌不自慚”之句，滿懷對革命知己的思念和渴求，對國民黨當權者的抨擊。他在回顧一生時，自謂“革命四十年”，顯是可信的。
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同誌代表中共中央作的《在首都各界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把陳去病列為33位辛亥革命時期風雲人物之一，位居第20，給予了充分肯定，也是幾十年來第一次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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