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人
描述中關村的人和事.
1909 年 11 月 13 日 “那一天，四方來回合的，便有十九籌好漢。我們在正午以前，雇了一支畫舫，帶著船菜，容與中流，直向虎丘而去。那開會的地點，是虎丘的張公祠……”這是柳亞子先生在《南社紀略》中描寫的中國近代著名文學社團“南社”在蘇州成立時的情景。“南社”與中國共產黨的因緣殊深，就連 1921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會場所，也放在了南社社員李書城在上海的寓所之中。這一情況，恐怕知道的人並不多。現將筆者經眼的一些史料陳述如下，以求教於方家。
李書城（ 1882 — 1965 ）字小垣，湖北潛江人。 1902 年 5 月，兩湖總督張之洞從省城幾個書院選派學生赴日本東京弘文書院學習，李書城是其中一個。他到日本後結識了孫中山先生，並一起從事反清、反帝、愛國的宣傳活動。 1903 年 1 月，他與湖北留日學生劉成禺等在日本東京一起創辦《湖北學生界》，宣傳反清革命。同年，又與湖北留日學生張繼煦等撰寫致國內同學書，鼓吹革命，極大地振奮了湖北學生界。 1904 年春，李書城得到同學的資助，再次東渡日本，先入振武學校，後入陸軍士官學校，成了第 5 期士官生。同年 11 月，孫中山、黃興、李書城在東京相會，商議組織革命大同盟之事。 1905 年 8 月 20 日 在東京赤阪區阪本金彌的家中，舉行了“同盟會”的正式成立大會，會上大家簽名入盟，李書城化名李唐在盟約上簽了字。李書城極力讚同並宣傳孫中山提出的“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主張。 1908 年 10 月，李書城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回到廣西桂林與黃興取得聯係，積極參與革命活動，擔任了陸軍幹部學堂及陸軍小學堂的監督，主管教學工作。清光緒三十一年（ 1905 年），出席中國同盟會籌備會，為同盟會發起人之一。 1911 年 11 月 2 日 ，李書城來到武漢參加武昌首義，由黃興提議他擔任中華民國軍政府參謀長。 11 月 3 日 ，黎元洪在武昌閱馬場舉行隆重的登壇拜將儀式，將印信、令旗、令箭授予黃興和李書城。
辛亥革命勝利後， 17 省代表於 1911 年 12 月 29 日 在南京集會，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代表中陳陶遺（江蘇）、呂天民（雲南）、景秋陸（山西）、馬君武（廣西）四人，均為南社社員。 1912 年 1 月，國民臨時政府各部成立，南社社員得次長位置者就有呂天民、景秋陸、馬君武等，陳陶遺則擔任臨時參議院副議長，雷鐵厓、柳亞子、朱少屏等皆進總統府任秘書。“於是少年同社，盡慶彈冠了。”（《南社紀略》 43 頁）到 1912 年 5 月，南社社員已由成立時的 17 人發展到 311 人。南社的社務也有“由南向北”的趨勢。 1912 年 8 月 1 日 ，上海的《太平洋報》發表《北京之南社通訊處成立》的消息，雲：“南社社友，在北京者二十餘人，內以參議院、報界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兩本部為多。前由田梓琴、楊杏佛發起，附設通訊處於《國光新聞》內，現已成立，稍緩當召集社員，舉行茶話會，以期聯絡情誼，俾社務日臻發達雲。” 8 月 13 日 ，宋教仁等又在《民主報》發表《告在京南社諸社友》的啟事，雲：“本社為中國文學界之中心，自成立來，蒸蒸進步。近日在京社員正眾，聚首無從，同人為聯絡情誼起見，暫設事務所國光新聞社內，謹此布聞。宋教仁、景耀月、田桐、陳蛻庵、楊杏佛、仇亮同啟。” 9 月，有 23 位南社社員在北京黃興的住宅內舉行了臨時雅集。 10 月 21 日 ，黃興和李書城都正式填寫了入社書，介紹人都是朱少屏， 【 1 】 入社書的編號分別為 323 、 324 。 【 2 】
李書城的弟弟李漢俊比他小 9 歲， 12 歲就東渡日本留學。李漢俊極為聰明，不僅日語講得很好，而且精通英語、德語、法語。李漢俊在日本拜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帝國大學教授河上肇為師，轉向研究馬克思主義，成為當時中國精通馬克思主義者之一。李書城與李漢俊兄弟在上海的寓所原在法租界白爾路三益裏 17 號， 1920 年才遷往法租界貝勒路樹德裏 106 、 108 號（即現在通常所說的望誌路 106 號）。這是一幢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房， 106 、 108 號內部打通，共用 106 號斜度較大的大樓梯。上樓之後，便是李漢俊的房間，朝西走，則是李書城的臥室。中共“一大”開會期間，李書城正在湖北主持驅逐軍閥王占元的運動。“李公館”的特殊背景，加上當年寓所周圍僻靜的環境，每天的會議又是在晚上秘密進行，毫不聲張，因此與會的代表得到了一定的掩護。
黨的“一大”之所以有驚無險，還得力於《新時代叢書》社通訊處的掩護。原來，當年上海貝勒路樹德裏 106 號不僅是李漢俊、李書城兄弟倆的寓所，同時還是《新時代叢書》社的通訊處。該社是由李大釗、陳獨秀、李達、李漢俊、沈雁冰（即茅盾）、陳望道、邵力子、沈玄廬、夏丏尊、經亨頤、周作人、周建人等 15 人於 1921 年 6 月發起成立的專事翻譯的出版機構。同年６月 24 日，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曾登載《新時代叢書編輯緣起》一文，談到該社出版的宗旨是“增進國人普通知識”，編輯內容“包括文藝、科學、哲學、社會問題及其他日常生活所不可缺少之知識”，通訊處是“上海貝勒路樹德裏一百零八號”（即望誌路 108 號，與隔壁 106 號同為李家所住）。籌備黨的“一大”時，既因 106 號是“李公館”，又鑒於 108 號是出版機構的公開通訊處，有進出集議之便，所以就設會場於此。在會議過程中，會址突然受到巡捕搜查時，李漢俊即泰然自若地以《新時代叢書》為由與之周旋。當巡捕走後即去李家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回憶說，李漢俊當時向他這樣講：“他們問我開什麽會，我說是北京大學的幾個教授在這裏談天，順便談談編寫新時代叢書的問題，並不是開什麽會。”既然是出版機構的通訊處，編輯成員在這裏會商就不足為奇，所以巡捕們搜查得很馬虎，“寫字台抽屜內有一份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沒有來得及收檢，他們竟沒有發現。”
與黨的“一大”有著密切關係的另一位南社社員便是邵力子（ 1913 年入南社，入社書號為 408 ）。朱仲華在《仲輝先生的教誨》中寫道：“邵先生生前於 1923 年 2 月在由滬返紹的滬杭快車上，到嘉興站時親口告訴過我說，連中國共產黨的一大由上海轉移到嘉興南湖續開，也是會議接受了由他所提出的建議。” 【 3 】 這樣的“口碑資料”雖隻能成一家之言，但決不是空穴來風。李書城、李漢俊兄弟原住法租界白爾路三益裏 17 號時，邵力子的家就在李寓斜對麵的 5 號。 1920 年 5 月，邵力子與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發起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8 月，轉為中共黨員並參加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邵力子的夫人傅學文在《水流雲在》一文中寫道：“從五四運動到五卅運動，力子大力支持青年運動和工人運動，竭盡全力辦好《民國日報》及其副刊《覺悟》。這一時期內，作為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的力子，據他生前談，‘為了守《民國日報》這個陣地’，中國共產黨的一大和中國國民黨的一大，都沒有去參加。” 【 4 】 誠如毛澤東 1940 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說：“那時，以共產黨的《向導周刊》，國民黨的上海《民國日報》及各地報紙為陣地，曾經共同宣傳了反帝國主義的主張，共同反對了尊孔讀經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對了封建古裝的舊文學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為內容的新文學和白話文。”毛澤東這裏所指的上海《民國日報》，確切地說應該是指該報從 1919 年 6 月 16 日起 開辦的《覺悟》副刊。
值得一提的是：在 1921 年中共“一大”召開前後，《覺悟》副刊擴大改版，並在 7 月 1 日 的擴版《宣言》中明確提出：要“使本刊於時下的潮流更能盡一點推挽的微力。”並且提出了三條辦刊主張：（一）“提倡真摯的著述”；（二）“破除著譯的藩籬”，強調“隻要是好的著述，無論是中國人做的，外國人做的，一樣地可以使我們思想情感進步”；（三）“歡迎奮發有為的青年”。這個《宣言》分明是為譯述馬列主義敞開園地大門：為培養青年革命者，鼓勵他們創作打亮“綠燈”。整個 7 月，《覺悟》副刊就先後發表了張聞天的《無抵抗主義的我見》、《讀“紅樓夢”後的一點感想》和《人格的重要》；李漢俊的《婦女問題的關鍵》；沈雁冰的《“語體文歐化”答凍儰君》；山川均的《從科學的社會主義到行動的社會主義》； C.T 的《第四階級獨裁政治的研究》；澤民的《看了郭泰氏 < 唯物史觀解說 > 以後》等。特別是當“一大”在嘉興南湖續開之際， 7 月 31 日 的《覺悟》刊出了《再論太樸論主義的選擇》，文中公開宣稱：“我所信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彼底最後目的，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社會，彼底最近手段，就是‘勞農專政’。其他一切與此不對的反對議論，與我都無關係。”此文的應時發表，似是邵力子的有意安排，是在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公開的理論獻禮。
邵力子以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的雙重身份長期主持上海《民國日報》直至 1925 年，才到廣州擔任黃埔軍校秘書長、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職。 1926 年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要求邵力子退出共產黨，邵不願。《上海區委召開“民校”黨團擴大會議記錄》（ 1926 年 7 月 11 日 ）載：“蔣要許多同誌退出 c.p ，他們都不情願。蔣要邵退出，他說，我本掛名，現如退出，人就說我為飯碗問題，所以不願退出。”北伐開始後，蔣命邵作為國民黨代表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擴大全會。到上海時，中共中央召開歡送會，要邵以純粹國民黨員的身份赴蘇，邵因而退出中共。 【 5 】 1945 年起，邵力子又作為國民黨代表參加國共和平談判。 1949 年 4 月，赴北平和談失敗後，便毅然宣布脫離國民黨。 9 月起便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等職，並出席了開國大典。李書城 1948 年就在湖北發起反蔣“和平運動”。 1949 年 5 月 17 日 ，武漢回到人民手中，李書城應邀出任武漢軍管會高級參議。不久，他接到毛澤東主席的親筆信，邀請他“速來京共商國家大事。”參加即將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出席開國大典。後又擔任新中國第一任農業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全國政協委員。 1965 年 8 月 23 日 ，李書城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了花圈。他的骨灰也放進了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陳列室。(原名南社與中共“一大”）
參考文獻：
【1】楊天石、王學莊《南社史長編》309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2】柳亞子《南社紀略》217、19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4】《和平老人邵力子》49頁、15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版
【5】楊天石《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153-15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