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人
描述中關村的人和事.
在吳江市委、市政府和市文聯的關心支持下，由金建陵、張末梅校注的南社張農的《葫蘆吟草》即將出版，我感到欣喜，如釋重負。
《葫蘆吟草》是吳江南社社員張農的自選詩集。對於張農，我知之甚晚，比較早聽說的是他的長女張應春。她是外祖父柳亞子的忘年交，大革命時期，他們曾在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共事，一起宣傳反帝反封建，喚起民眾，支援北伐，並為貫徹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與國民黨內的右派勢力堅決鬥爭，在江蘇、在吳江掀起了蓬勃的革命風潮。“四一二”事變中，張應春在南京慘遭反動派殺害。外祖父是位性情中人，他在後半生裏，一直深深地懷念著這位年輕的共產黨人，撰《秋石女士傳》、請人繪《秣陵悲秋圖》、輯《禮蓉招桂龕綴語》、築張應春衣冠塚，以各種傳統文化形式寄托哀思。1949年，應中共中央的邀請，他懷抱“乘風破浪平生意”，北上迎接新中國的曙光。3月18日，剛踏上北平的土地，便吟出了“白首同歸侶，侯張並激昂。洞胸悲宛李，割舌慘劉黃”，“奠酒碧雲應告慰，人民已見太平年”的詩句，紀念當年犧牲的戰友，要與烈士同享實現當年革命理想的歡愉。上世紀50年代的一天，外祖父從“思舊廬”（他的書房）的書櫥裏拿出一張照相底片，那種玻璃的硬板底片，叫我去王府井的照相館洗印，並告訴我，這張張應春的照片是送給鄧穎超的，她們倆都是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都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跨黨黨員，也都是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曾經一起到廣州開會，共商婦女運動的大計，有很深的同誌情誼。這一切，都在少年的我的心裏，種下了“悼秋敬秋”的情結。
上世紀末，我加入了南社研究會，逐漸接觸到一些南社史料，才知道張應春的父親張農也是南社社員，曾經在黎裏教書，還是姑婆（外祖父的妹妹）的老師，張應春則是小姑婆的同窗好友，是在她的父親親自授業下長大的。在我的意識裏，作為中國封建製度崩潰期中的新女性，張應春十分前衛。和娜拉、茶花女等西方婦女爭解放的文學典型相比較，張應春要純樸得多，卻又堅強得多。她直麵社會矛盾，具有獻身精神，已經超越“小我”，追求的是民族的解放和振興。和同齡人相比較，當巴金筆下的瑞玨梅表姐們還在封建家庭的桎梏中銷蝕著生命、丁玲筆下的莎菲女士們正陷身情感的漩渦裏的時候，張應春已然走上街頭，動員民眾，呼喚革命風雲。中國婦女深受三座大山壓迫，但20世紀中國婦女運動的迅猛卻令世界瞠目，張應春們的先驅帶領功不可沒。我很想探究張應春之何以能成為張應春，自然也想了解張農這位為女兒授業、把愛女獻給革命，又因失去愛女咯血而逝的父親。深入認識南社，衡定南社的曆史地位，需要這方麵的素材。從柳亞子紀念館的老館長殷安如那裏，我得知“鼎齋先生性喜吟詠，有《壺廬吟草》三卷，亞子先生曾久覓無得。”在籌備紀念南社成立90周年的活動時，又得知紀念館征集到翁惠農先生珍藏的一卷殘稿。江蘇南社研究會有搶救南社史料的意願，請殷安如幫忙複印了一份，就是這卷《葫蘆吟草》上卷手寫本。要印行《葫蘆吟草》，需要做辨正字體、注釋典故的校注工作，我這個學理工出身的實在力不能逮；便向金建陵、張末梅伉儷求助，他們慨然應承，金老師當時尚處於手術後的恢複期，也顧不上休息，全力以赴投入校注，並把文本輸入電腦。趁蘇州舉辦紀念柳亞子誕辰120周年座談會的機會，我們向吳江市委範建坤副書記匯報了印行《葫蘆吟草》的設想，得到吳江市的大力支持，市文聯主席俞前先生專程來南京，落實出版事宜。正欲交稿，又得到張舫瀾先生珍藏的張農的《戊午日記》複印件，雖然隻是四個月的日記殘本，但鄉邦先輩的文化遺存，即使是片紙隻字，也應當珍惜，何況時間上正好和《葫蘆吟草》相銜接，便也把它收入附錄。張農的詩集得以傳世，外祖父的願望得以實現，我們這些當事人，也得以從“握火在手熱不可耐”的心境中解脫，欣喜、釋負、感謝的心情，自不待言。
詩為心聲。《葫蘆吟草》按寫作先後編排，起自20世紀初，記錄下了一位忠厚、正直、本分的讀書人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思想曆程。開卷幾首，詩人自慨“療貧有術羞為賈，濟世無才枉讀書”，於是“村居不問滄桑事，秋月春花愛我廬”，在田園生活中讀書、課童，怡然自得，甚至還要“揮毫且自頌皇仁”。漸漸地，詩人的心緒和詩題發生了變化，特別在遊幕南京、廣泛接觸社會之後。“閱報，見時事日非，杞憂曷極”，於是評立憲、愁外債、警瓜分……，他開始抨擊政事。同樣的景色，也在詩人心中生發出不同興會：雖然“秦淮一水仍盈盈”，詩人卻覺察到“管弦聲變鼓鼙聲”；麵對滾滾長江，詩人感慨著“當世正逢多事日，問誰擊楫渡中流”；看到端午節民間習俗的懸掛、佩飾，詩人更“慨世道兮如斯，痛中原之多故”，從蒲劍而聯想到“難斬人間國賊頭”，再見不到開卷時那位“鶴是賓朋驢是仆，雪為伴侶月為鄰”的張農了。詩人已從“出世”轉向“入世”，立場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頌皇仁”的本份百姓轉變成了“拚將鐵血滅胡酋”的革命支持者，並清醒地抨擊辛亥革命領導者們的軟弱：“黃龍直抵快如何，怎耐偷安欲議和”。張農的覺醒過程很有典型意義，它反映了清末民初南社迅速擴大的社會基礎，反映了南社文化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在擴展，假以時日，必然會催生出張應春那樣的新一代的革命者。餘秋雨在以吳江為視窗評論江南地區的人文特征時說：“江南小鎮是既疏淡官場名利又深明人世大義的，平日隻是按兵不動罷了，其實就連在石橋邊欄上閑坐著的老漢都對社會時事具有洞幽悉微的評判能力，真是遇到了曆史的緊要關頭，江南小鎮曆來都不木然。”的確如此，張農父女便是例證。這就不難理解，民風曆來柔順的江南，在明末的抗清鬥爭、清末的南社崛起中，何以能有如此強烈的爆發。江南小鎮的這種品格從何而來？我以為，得自江南豐厚的文化積澱升華而生的凜然正氣。新世紀的伊始，吳江又走在了全國建設小康的前列，偶然嗎，絕非！這是“不木然”的江南人在新的曆史時期麵對新的曆史際遇的又一次爆發。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需要良好的生態環境的支撐，也需要良好的人文環境的支撐。富庶的江南、文化的江南，是先輩們遺贈給我們的，使我們得益非淺，我們應當世世代代地傳下去。
我自幼由母親撫養成人，故而隨母親姓，在填履曆表的籍貫欄時，也隨之填寫
“吳江”；其實我生在上海，對籍貫的故鄉並不了解，直到20多年前，準確講是1981年，陪伴無忌舅舅和無非姨母回鄉，才有機會來到黎裏。記得那天清晨從上海出發，汽車路過分湖，遠處霧靄朦朧的水麵上，一葉漁舟，幾隻魚鷹，這便是故鄉景色授予我的第一印象。《葫蘆吟草》裏，吟詠吳江山川名勝、鄉居生活習俗的詩篇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如《分湖晚渡》，如《黎川八景》，如《鄉村銷夏雜詠十首》等等。讀著這些充溢著詩人濃鬱鄉情的平實如畫的詩章，就宛如正由一位親切而飽學的長者引領著，在故鄉的山川村鎮間神遊，急速地拉近了我和這方即親還疏的富饒秀麗的水鄉的距離。我忽然想著，一個人的愛國情結是怎樣孕育生發起來的呢？始於少時故鄉的山水親情的陶冶，繼以對民族的曆史、文化的追慕，成年後與社會打磨契合，最後理性地升華成型。高品位、高審美價值的鄉土文化，是培育愛國情結的良性底肥。經時光老人的掃帚的無情掃蕩，張農筆下的若幹名勝景觀、生活習俗現已不複存在，棄舊布新是不能違逆的曆史規律（自然也有不少是因無知造成的破壞），唯其如此，才凸顯詩人留給我們的這份文化遺存的價值，物質的實跡雖然消失，卻存下了非物質的文字，能給予後人永恒的念想。
張農的詩風恬淡通俗，平易近人，讀來宛如一位慈祥的老人用鏗鏘動聽的詞語娓娓地講述著一個個有趣的故事。舊體詩詞是經過幾千年錘煉的中華文化的精粹，它的形式和語言，凝結了民族的性格和審美情趣。在當前的白話語境裏，舊體詩詞這種文學形式已然輝煌不再，但是培養對舊體詩詞的閱讀鑒賞能力，仍然應當提倡，這是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審美觀和民族精神，陶冶情操、提高人文品位的好辦法。張農的詩作，很少用豔麗的詞藻、生僻的典故，易讀易懂，富含鄉土情，是青少年了解舊體詩的合適讀本。
今年是張應春殉難80周年，也是張農逝世80〖張農先生誕辰130周年，也是張應春烈士殉難80〗周年。80年的時光，隻是曆史的一瞬，然而在張農父女的故鄉，卻發生了滄海桑田的變化。我們已經有半個多世紀沒有受到外侮和戰亂的禍害，我們更找到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家鄉的後輩們正在中共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朝著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奮進。喝水不忘挖井人，在這樣的際遇裏出版張農的《葫蘆吟草》，讓家鄉的先輩們和我們共享改革開放的碩果；同時，也是請先輩用他們的文化遺存參與家鄉的精神文明建設，讓先輩們的期望，時時激勵和鞭策著後代們振興中華的實踐。多麽高明的舉措！衷心地為吳江市的領導喝彩，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