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人
描述中關村的人和事.
下麵是顧宗平先生回憶父親顧功敘的文章：
我的父親 --- 顧功敘
顧 宗 平
我們家是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從北京東城大佛寺搬到中關村的，與四位地球物理學家一起入住中關村 15 樓，我們樓上是趙九章先生，樓下是李善邦先生，而陳宗器和傅承儀兩位先生住在我們西側的門洞裏。我父親在中關村 15 樓住的時間最長，陳、趙、李三位先生都較早陸續去世，傅先生則在 80 年代搬到黃莊小區。我父親對中關村懷有深厚的感情，在這裏他度過了近一半的人生，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他為開拓和發展我國地球物理事業嘔心瀝血努力奉獻的日子又大多居住在這裏，在 80 年代組織上曾幾次安排他搬到新建的高級公寓去，都被他婉言謝絕，他在中關村一直住到 1992 年 --- 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今天在回顧中關村往事和回憶在中關村居住過的老一輩科學家時，我父親顧功敘和他一生的經曆確實也是十分值得書寫的。
我的父親 1908 年 6 月 25 日生於浙江省嘉善縣洪溪鄉高浜村，自幼家境貧寒，勤奮好學，在親戚的資助下於 1926 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理學係。 1929 年大學畢業後進入浙江大學物理係任助教， 1933 年考取清華大學公費留學預備班， 1934 年赴美留學，入科羅拉多州理工學院攻讀勘探地球物理專業。 1936 年獲地球物理碩士學位，同年入加利福尼亞州理工學院地球科學係從事科研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他中斷了在美國的研究工作， 1938 年奉召回國，並繞道香港、河內抵達抗日大後方的昆明，在已搬遷到昆明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在條件極其艱苦的大西南叢山峻嶺中，用磁法、電法、自電等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從事了近八年的鐵、銅和其它金屬礦資源的地球物理勘探實踐，開創了我國的地球物理勘探事業，並提交了許多有價值的開拓性研究成果。抗戰勝利後，北平研究院遷回北京，我們全家也於 1947 年來到北京，父親在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從事研究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我父親懷著滿腔熱忱，立即全身心投入發展新中國的地球物理勘探為國家建設服務的偉業中去。他於 1949 年 10 月起出任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主管物探研究工作，後來又兼任地質部地球物理勘探的技術領導工作，曆任地質部物探局副局長、總工程師、物探研究所所長等職， 1955 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從 50 年代到 60 年代初，他一方麵抓緊人員培訓和物探技術隊伍的建設，為物探在地質找礦中發揮突出作用提供人才保證，另一方麵更以主要精力用於統管地質部係統的地球物理勘探（即物探）工作，首先在金屬礦區和煤田地區，結合地質調查和鑽探工作部署進行大規模的物探工作，其中在鞍山、包頭、大冶、銅官山等地都取得了顯著效果，發現和擴大了許多礦產地，全國各大型黑色、有色、稀有金屬及非金屬礦產基地無不留下他的足跡和汗水。與此同時，他還十分強調充分發揮物探能夠探測地下深部油氣地質構造的獨特作用，於 1956 年在我國西部及華北地區幾個含油氣遠景區安排了綜合物探普查工作，並於 1957 年又提出將物探骨幹力量調往東北鬆遼平原以及河北、山東，開展普查和評價油氣地質構造的意見並予以部署實施，從而較快發現了地下隱埋著的長垣、黃驊和東營等構造。 1959 年在長垣構造帶上以物探地震反射法圈定的深鑽井首次噴出工業油流，從而揭開了發現大慶油田的序幕，不久黃驊、東營也相繼出油。我父親作為“大慶油田發現過程中的地球科學工作”九位著名科學家之一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
1966 年 3 月河北邢台大地震發生後，我父親曾隨周恩來總理來到現場，目睹了數百個已成瓦礫的村鎮和數以萬計的傷亡群眾，他的心顫抖了，他按照周總理“要把地震預報難關攻克”的指示，重新開始了又一段艱難的曆程，即把主要精力轉移到地震預報研究方麵。他兢兢業業地學習總結各國地震預報的經驗教訓，為我國地震預報研究出謀劃策，指導製定和實施研究規劃，親自深入開展重力與地震關係課題的研究，並培養指導研究生。 1980 年在美國召開的國際研討會上所作的“中國地震預報的科學戰略”學術報告，引起各國科學家的重視。他的基本觀點是：實現地震短期預報必須開展基礎研究，包括對地震發生及其前兆之間內在的物理過程進行實驗研究，要盡力取得來自震源深處的綜合信息，尤其是深地震反射波的探測；研究地震發生及其預報主要是物理學的問題，應采取物理學的思想方法及途徑，推測和假定要盡可能的加以驗證；為減輕震災，地震部門應對地震潛伏地區進行地震綜合信息的監測，布設高標準的觀測台網。他晚年撰寫成 30 萬字的《地質預測》專著，在書中評述了實現地震預報難度極大的理由和對我國地震預報科學研究和工作部署的設想等方麵的問題。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我父親雖然身體和精神尚佳，但畢竟年愈古稀，自覺力不從心，他就主動要求退居二線，把一些主要職務讓給年輕人來擔當。 1984 年他退居二線任國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名譽所長之後，幹勁仍不減當年，每天按時到辦公室上班，出席局、所各種重要決策會議和學術會議，指導地震預報科研和重點攻關項目。他不論白天在辦公室或晚上和節假日在家中，都廢寢忘食地看書和寫作，繼續積累國內外地球科學研究的新資料和新動態，他那為事業拚搏了一生的“智力機器”始終在起勁地運轉著，直到生命的終點。在此期間，在完成了六十餘萬字的《地球物理勘探基礎》專著之後，再臨終前又撰寫成三十萬字的《地震預報》一書初稿。
我父親學識淵博，在地球物理事業和學術上取得很高的成就並做出突出的貢獻，而他堅持真理、艱苦奮鬥、實事求是、勇於創新的精神及他胸襟坦蕩、無私奉獻的高貴品德更為大家稱道。例如它始終堅持地球物理研究所加強基礎研究及和國民經濟掛鉤的應用基礎研究的觀點，不因政治氣候的變化而改變，體現了他堅持真理堅韌不拔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精神。在他抓地震預報科學研究時又能嚴格要求、敢於直言，提倡講實話，不怕唱“反調”，雖然有時也會得罪一些人，但由於他是出於公心，無防地敞開自己磊落的胸懷，一直受到周圍人們的尊敬和愛戴。
我父親一貫重視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大量閱讀和收集國外的技術資料，學習國外先進經驗，並結合國內實際加以推廣應用，做到洋為中用。早在五十年代他曾多次出訪原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在與原蘇聯在華專家交往合作時，蘇聯專家對他能很快掌握俄語感到吃驚，更主要是學習借鑒蘇聯經驗較快地建立和完善了我國自己的地球物理勘探技術體係，並在大規模地質找礦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六十年代初中法建交後不久即率團訪問法國，在地球物理領域與西方發達國家作了初步的接觸和聯係。 1974 年和 1978 年兩次率中國地震代表團訪問美國，為打開中國地球物理學者通向西方地球物理界的大門起到了關鍵作用，使中國的地球物理學家到美國及西方講台上作學術報告成為可能。而後他又數次參加美國地球物理學會（ SEG ）年會 , 還率團訪問加拿大、伊朗、日本、英國等國，從此國內外的學術交流越來越頻繁，我父親在我國地球物理界擴大開放和促進國際交流方麵起到了先導作用，特別是在晚年還致力與國際地球物理界的各種聯係，為許多年輕人牽線搭橋，也為越來越多對中國感興趣的外國地球物理學家進一步了解中國提供幫助。
我父親是中國地球物理學會的創始人之一， 1947 年 2 月他參與發起創建了中國地球物理學會，他先後任首屆（ 1947 年）和第一屆（ 1957 年）理事會常務理事，第二屆（ 1963 年）和第三屆（ 1980 年）理事會理事長，第四屆（ 1988 年）理事會名譽理事長。他還先後擔任《地球物理學報》編委會主委、主編和名譽主編。 1977 年他參與發起和創建中國地震學會並創辦《地震學報》，曆任學會第一屆理事長、名譽理事長和《地震學報》主編、名譽主編。 1977 年他當選國際大地測量和地球物理聯合會（ IUGG ）中國委員會主席， 1988 年榮獲美國勘探地球物理工作者協會（ SEG ）榮譽會員。
我父親支持和鼓勵我從事地質探礦事業，我報考地質勘探專業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父親的影響。當我在貴州野外地質隊工作時，父親又經常寫信關心和鼓勵，給我寄書籍和雜誌，使我在艱苦的野外環境感到親人的溫暖，促使我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堅持自學和知識積累。 1963 年至 1964 年前後，父親曾患病住院一段時間，組織上考慮他年紀越來越大，身邊無子女照顧，主動出麵與我所在的單位 --- 貴州省地質局商調我回北京工作。鑒於我已是單位的年輕技術骨幹，貴州局領導不同意調出，並把局的意見告訴我，希望我安心在貴州工作。當時我內心十分矛盾，既要服從領導的決定，又怎樣向父母解釋呢？父親得知這個情況後，即來信告訴我他對此事的態度，他說：“我們當然希望你能調來北京，對我們二老有所照顧，但我認為你年紀尚輕，你的事業應該在基層，現在到北京可能不如在基層更能發揮作用。”他的一席話解除了我的疑慮，放下了思想安包袱，使我繼續安心在貴州工作。 1967 年我結婚後，我愛人在上海工作，和我兩地分居，媽媽多次要求父親出門將我們一道調回北京，但父親始終認為自己不應該為個人和親屬的私事去走門路和通關係，這是他一生遵循的原則。後來我根據工作需要調到上海籌備海洋地質調查工作，使我夫妻團聚，有人可能以為是我父親起的作用，實際上他事先對此事一無所知，是我們自己聯係，到上海後才告訴他的。也許現在有人會感到父親這樣做是過分清高，但我認為他從不搞“以權謀私”的高貴品德是永遠值得當前許多人認真學習的。
父親得知我到上海從事海上石油地質勘探是十分高興的，由於工作關係，我經常有機會到北京出差，他每次都要詳細詢問有關我國維護海洋權益和海上石油勘探的進展情況。他還對我多次回顧他參與勘探和發現大慶油田的情景，並與我國海區的石油地質條件進行對比，他對我國海域油氣勘探前景充滿希望。他一再提醒我，到一個新單位從事一項新工作特別要注意學習，海上石油勘探又是一項高新技術產業，很多事情更要從頭學起。那幾年中，我確實遵循他的教誨，排除當時政治運動的幹擾，在緊張工作的同時，如饑似渴地學習許多新知識，為我能較好地完成任務和以後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在 1983 年我擔任海洋地質局的領導職務後，父親又不斷告誡我：要戒驕戒躁，虛心謹慎；不要陷在瑣碎的日常行政事務中，而要抓住油氣勘探的主業，特別是要注意運用國際先進的勘探技術和理論。他也多次介紹和推薦一些國外有關的資料和文章給我和我們單位。他的指導和幫助，他對海上石油勘探的關懷，都給予我很大的鼓舞。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後來在海上石油勘探開發中所取得的一些成績也是與我父親的鼓勵和幫助分不開的。
我父親去世已有十七年了，他的音容笑貌還時常浮現在我的腦海中，他繁忙工作之餘在中關村樓前院內散步的身影又仿佛一直沒有中斷，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除了上班和在家中看書、寫作，到“四不要禮堂”看電影，去“福利樓”吃飯，在小郵局寄信，以及去附近的海澱一條街理發、購物，都是我父親經常的活動。他熱愛中關村，他與中關村結下了不解的情緣。我希望大家在回憶中關村時還能記得這位在中關村居住了近半生的老人，一位我國最早的地球物理學家。
(2009 年 1 月 22 日 完稿 )
顧功敘(1908-1992) 家人合影---攝於1988年 
孜孜不倦、著書立說（1990年）
1987年顧功敘（左二）與部分科學院地學部院士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