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人
描述中關村的人和事.
下麵是陳受宜姐姐提供他們兄妹紀念父親100周年時懷念父親的文章：
永久的懷念－親愛的爸爸
潔白的百合花獻給您，父親!
陳受鈞 陳受宜
父親離開我們已經十七年了，可是十七年前對我們刻骨銘心的那一刻，永遠都像發生在昨天。
1988年初的那個周末，為了協調動物誌的研究，父親整整2天都在忙著找當事人談話，在此之前他已經感冒好多天了，我們曾勸他去醫院，可他總放心不下動物誌的編寫，說協調好了就去。那天早晨他還在擔心：“協調的雙方雖已口頭答應，會不會執行呢，……”。八點四十分，接他去醫院的車來了，他說，不是九點多才走嗎？是的，九點十分，父親去了，就在去醫院的路上。父親走得匆忙，走得猝然，沒有給我們留下隻言片語，但是他對科學的執著追求，剛正不阿，嚴謹治學的精神永遠留在人間!
在我們的心目中，父親是慈祥、可親的好爸爸，從來不曾責罵過我們，總是在言傳身教中，告訴我們如何做人，如何做學問。51年，父親執行國家任務去了朝鮮前方，媽媽和我們都非常擔心，後來爸爸告訴我們，他們每到一地都住在誌願軍軍營，一次，他們剛轉移，美軍就炸毀了那個營房，另一次，在山路上，前麵的軍車翻到山溝裏，我們問他怕不怕，他說：“怎麽不怕，可是國家需要，怕也一定要去啊”！ 50年代末，他到北京，就任中科院昆蟲所所長，他邀請了欽敬德、馬世俊、龔坤元、
文革後期，中科院組織了編寫生物史小組，在討論到遺傳規律時，有人竟認為不存在基因並反對將相關研究結果寫入書中，為此，爭論得非常激烈，媽媽勸爸爸不要與原本關係不錯的同行傷了和氣，再者，恩格斯說過生命是蛋白體存在的形式，在那個年代，搞不好就會被扣上反恩格斯的帽子，甚至上升到反馬列，反革命。但是父親卻堅持著，他說，如果不將真實的科學介紹給大眾，就是犯罪！果然，有人向領導反映了“陳世驤的反恩格斯言論”，幸虧秦力生同誌已經主持工作，結果以學術爭論中的不同觀點了結了此事。
父親是一個敦厚的長者，對年輕人關愛備至，時常有人上門或來信請教問題和請他修改論文，他總是認認真真的回答和修改，有時改得很多，甚至觀點的修正和提高，作者真誠地希望在論文上加上父親的名字，但是父親堅決拒絕，他說，給後輩改稿子，提點看法是應該的，培養人才不一定非是自己的學生，通過改論文，能提高他們的水平，也是培養人才的一種方式。父親頂頂反對隻改了幾個字，甚至隻看了一遍就把自己的名字加上的行為，他認為這是變相剝削。前年，一個相識多年的年輕院士朋友在偶然間知道我的父親是陳世驤，他對我說，當年他還是複旦大學學生時曾給父親寫過信，父親認真地回了信與他討論問題，使他很感動。在參加學術活動的時候，常有人對我們說在教科書上讀到父親的工作，在講課中提到父親的觀點，每次，我們都有一份深深的感動，雖然他老人家不在了，他的思想永在。
父親所從事的專業是個傳統專業，有人認為係統分類學太老了，沒有什麽價值，父親卻很不以為然，他常說，“係統分類中有許多問題值得深入研究，係統分類學與物種的進化密切相關，物種進化中更有許多未知環節，沒有落後的專業，隻有落後的技術，傳統專業要用新技術來充實，解決以往不可能解決的重大問題，怎能說沒用？”。父親一直希望能與我們合作在係統分類學及物種演化中運用分子生物學和生物數學（現在已發展為生物信息學）方法，可惜因為我們都忙於完成自己的課題而未能如他老人家的願，成為永遠的遺憾。
父親非常重視學習生命科學新知識，了解新進展，圖書館是他最愛去的地方，在他每次生病住院的時候都要我們到圖書館幫他借新期刊。父親五十多歲時自學了高級生化，文革後學了分子生物學，雖然他的研究不見得用得上這些知識，但是他說，一個生物學家必須掌握生物學的基本知識，了解生命科學的重大進展，才能開闊思路，想得更遠。
父親極其謙和、樸實，厭惡虛榮和奢華，生活很簡樸，為數不多的幾套西服隻在參加國宴，接待外賓和出國訪問時才穿。我在中關村上班時，時值冬日，有位同事對我說，“上下班常見一老頭，頭帶一頂怪怪的黑毛線帽，身穿中式棉襖，外加一件皮背心, 人家說是個學部委員，原來是你爸”。父親就是如此，凡生活事，簡單、實用便好。
父親酷愛足球，也愛打網球和下圍棋。在上海的時候常帶我們一幫小孩在嶽陽路320號大樓後的草地上踢皮球，與馮德培伯伯打網球時，常許我們以糖果，讓我們幫著撿球。到北京後，主要以擺圍棋譜為樂，也常和我們一道唱歌，除了幾首法文歌外，最愛唱的是“我的家在鬆花江上，……”，唱起來很投入，往往一連唱兩遍。父親雖然是生物學家，可文學底子不薄，喜愛古典文學，最愛讀古文觀止，讀起來朗朗有聲，搖擺著身子，沉浸在太史公的意境中。
生命來自海洋，根據父母的願望，不久父親和母親將回歸大海，回到生命來自的地方。我們沒有為父親立碑，父親的紀念碑立在後輩、後學們的心中！
爸爸，您一百歲生日快到了，謹獻上一束潔白的百合花，祝您生日快樂，在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