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事業—憶父親王淦昌
王遵明
(原載民主與科學 2000 年 第 02 期 )
我的父親王淦昌離開我們已經一年多了,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似乎仍不時出現在我們眼前,他的聲音還不時在我們耳邊縈繞,扶著他老人家在院中熟悉的小路上散步的情景也曆曆在目地浮現於腦海之中……
在事業上父親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著名科學家,但在生活上他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他生活樸素,待人平等,幫助別人是他最高興的事。對人真誠、胸無城府、直言不諱是他做人的準則。除偶而聽聽京戲外,父親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工作,節假日也不例外,每次去家中探望,他都是在伏案工作。有時想到一個問題會馬上打電話請某某來討論,而且要刻不容緩地馬上來。他對我們講:“我隻要想到一個問題就會冥思苦想,想想如何解決它,不這樣我是不甘心的,一直想到有滿意的結果才肯罷休。”他常說,我這個人並不聰明,但還比較勤奮。“業精於勤,勤能補拙”是他的座右銘,也是他常用來教育,激勵我們的話。父親在生活上沒有過高的要求。家裏用的桌子、書櫃的油漆大都已脫落。有次我開玩笑地對父親說:“咱家真是艱苦樸素,連小偷都不願光顧,倒是挺安全的。”父親笑著說:“那不是很好嗎?”父親對書卻情有獨鍾,桌上、書架、床頭,到處都堆滿了書。而家中的夥食一向十分簡單。有一年國慶節,子女都回家看望父母,我們提議是否到外麵飯館吃飯,省得在家做飯太麻煩。父親卻說外麵吃飯很貴,還是在家吃。由於大家的堅持,父親才很不情願的破例到附近餐館去吃了一頓飯。
父親就是這樣一個平凡樸實的人,物質享受對他來講是格格不入的。
記得在抗日戰爭年代,生活極端艱苦,我們全家七口人隨浙江大學輾轉遷到貴州省湄潭縣,全靠父親微薄工資維持生活。那時父親得了肺結核病,這種病若營養跟不上非常不容易痊愈。有的好心人勸父親做點生意好補貼家用,被父親斷然拒絕。就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為支援抗日戰爭,父親懷著一顆國家有難匹夫有責的赤子之心,將結婚時僅存的金銀首飾全部捐給了國家。後來家中養了一頭羊,以羊奶補充營養熬過了艱苦歲月。
父親提出關於探測中微子的建議,使此一科學領域得到重大發展。吳有訓教授十分讚賞父親在中微子方麵的工作, 1947 年親自代為申請範旭東獎金,父親是獲得該獎金的第二人,也是最後一人。他將所得的 1 千美元分給經濟上更困難和幫助過他的老師、同事、學生,而對剛從貴州遷到杭州生活的還很拮據的家,卻沒有拿出一分錢來給予補貼。
1956 年父親被派到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後任該所副所長。 1960 年正值我國遭受三年嚴重自然災害。當時我正在大學上學,由於營養不良得了浮腫病。 1960 年底父親奉命回國前將他積攢下來的工資 14 萬盧布(舊幣)全部交給我國當時駐蘇大使劉曉,希望能為國家困難出一點棉薄之力。父親回國後並沒有給家人及子女帶來任何物質改善。
在兩彈研製工作中父親長年奔波在青海高原及新疆戈壁灘,很少回北京。按國家規定工資可以享受高原地區的補貼和特殊照顧。但他不僅不要補貼和照顧,而且每次從核基地回北京的旅差費都是自己掏腰包從不報銷。當秘書要把車票拿去報銷時,他說錢夠花了,報它幹什麽。後來秘書背著他報銷了,他知道後還很生氣。
1978 年,父親調到原子能研究所(後改為原子能研究院)工作,一幹 20 年直至去世,其間一度擔任所長。原子能研究院遠在房山縣,他以八十多歲的高齡至少每周去一次。當時還沒有高速公路,去一次路上汽車要跑一個多小時。很多人勸他年齡大了,可以多做些指導工作,但他不以為然,說他是搞實驗物理的,不到第一線怎麽發現問題。就這樣一直堅持到 1997 年 8 月他被一騎車的年青人撞成骨折住院時為止。 20 年間他不但對原子能研究院的事業情有獨鍾,而且對全院職工和他們的子女也感情深厚不亞於家人。 1982 年他將獲得的“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的 3000 元人民幣獎金全部捐獻給原子能所子弟中學及小學。他在給院黨委信中寫道“發給我的獎金 3000 元,我自願全部捐獻給原子能所中、小學,願祖國的娃娃們能茁壯的成長,從而為娃娃們的父親減少些後顧之憂,好為原子能事業多做工作。”所黨委當即收下 3000 元並將成果獎中留在所內的 2000 元一共 5000 元設立了“王淦昌獎學金”,做為鼓勵學生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獎勵基金。 1986 年 4 月原子能院成立了“王淦昌基礎教育獎勵基金會”,由原子能院出資 2 萬元,我父親再捐 4 萬元,總計 6 萬 5 千元做為總基金。據統計,自 1986 年至 1999 年已有 616 人次獲得此項獎金,其中許多學生在國際、國內競賽及高考中獲得優秀成績,如王紹昱同學在初中三年即連續獲獎, 1991 年獲得國際奧林匹克數學金獎。
1984 年父親領導開辟了氟化氪準分子激光慣性約束聚變研究的新領域。氟化氪激光器能夠實現打靶產生高溫等離子體,能夠為人類提供慣性約束聚變能源實現發電,最終在地球上實現人造小太陽,所以父親親切地稱它為小太陽工程。父親認為過去隻顧埋頭研究而忽略了宣傳,所以外界對我國慣性約束聚變研究狀況知之甚少。實際上我們有很強的實力,優秀的隊伍,齊全的設備。有這樣好的基礎而不去充分利用和開發很可惜,而這項研究的開發利用卻是一件需要很多經費的項目。當他認識到這點時,即使年齡已大,仍不斷向來家中訪問的客人進行宣傳,有時還帶他們到原子能研究院參觀。這是他一生最後的宿願。他向中央有關部門及領導呼籲希望能夠籌集更多的經費。
父親去世後,我們秉承他的遺願捐款 50 萬元設立“王淦昌物理獎”,獎勵在慣性約束核聚變和粒子物理領域有突出貢獻的研究人員。同時為他成長的家鄉常熟市捐款 10 萬元,用以發展當地文化教育事業。這也是我們對他的紀念和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