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回顧（四十三）- 從長城牌鉛筆到反物質 - 趙維誌

下麵轉載趙忠堯的大女兒趙維誌回憶她父親的文章：

（原載在解放日報1998-7-24） 

從長城牌鉛筆到反物質

趙維誌

        看了光明日報刊登趙啟正先生等所著《一位與諾貝爾物理獎失之交臂的人》一文，又引起了我對父親趙忠堯的深深思念。我把父親的論文選集放在書桌上，望著父親年輕時的相片，陷入沉思。父親曾有過怎樣的理想、抱負？年輕的時候為了“工業救國”，他把在國外讀書節省下來的錢在德國買了一台鉛芯機帶回上海，製造出了我國的長城牌鉛筆。為了“教育救國”他把所得何梁何利基金獎全部捐獻給有成就的青年科學工作者。

        美國“發現”號航天飛機，於今年6月3日把由中國等國家合作研製的阿爾發磁譜儀（AMS）送上太空，其任務是尋找宇宙中的反物質。人類迄今為止發現的唯一的反物質是正電子，父親正是第一個捕捉到正電子的科學家。

       早在1929年，父親就發現了“正負電子湮沒效應”的實驗現象，但在理論上的解釋晚了一步，就被後來做出實驗的西方科學家安德森捷足先登，拿下了諾貝爾物理獎。父親為此頗感遺憾。此後在實驗的同時又加強了理論學習。多年來一直如此。

       父親從未在晚上11點半以前睡過覺。可在那批判科學家的“特殊”年代，看紅皮書綠皮書（物理評論）也成了他的一條罪狀：理論脫離實際，而且此人還看洋書。可父親卻始終不渝地堅持學習，因而我的妹妹維勤也步了父親的後塵，從事了原子核理論的工作，現在已是帶博士生的正研究員了，父親為此而十分欣慰。

        搞實驗的人一定要會動手。在我們家，從維護自行車到修理各種電器，都是父親親自動手。父親要求我弟弟維仁在上初中時，就學習拍照片，拆裝收音機等。弟弟也沒辜負父親的期望，在清華大學自控係畢業後，從事計算機工作，現在也是高工了。

        父親很重視培養青年科技工作者。五十年代我們家住在中關村時，周末或節假日，父親就要請組裏的年輕同誌到我家來聚聚。謙和熱情好客的母親就準備一些瓜果及小點心，讓大家放鬆一下。師生融洽，一起切磋學術上的問題。有時也做一些消遣性的遊戲，解九連環、打橋牌等。近八十歲時，他老人家召集我們幾個孩子在一起，說要同我們這些年輕人一起討論一下他的研究重點：內容有高能加速器等，我們都大為驚訝，而又十分欽佩。

        父親生活上也是勤勉簡樸，他從不抽煙，喝酒，暴飲暴食，也不吃零食，而且比較注意運動。他夏天遊泳，冬日滑冰，還愛爬山，喜歡騎自行車。在清華園，他騎車；在昆明西南聯大時他騎車買菜、買糧，送我上學，還推車帶弟妹出大西門“躲警報”。敵機轟炸春城頻繁時，西南聯大部分教職工疏散到離城較遠的鄉間去住。這時父親要騎車十幾裏地到係裏去授課。一次他騎車帶我進城，返回時可能是因為太勞累了，還是我長大了變重了，我坐在自行車的前梁上，父親數次從後座跨腿上車，均未成功，最後隻好推我回家。從這一天起，我再也不讓父親騎車帶我了。我感到自己長大了，再也不能加重他的負擔了。我也永遠忘不了，從這天起我告別了童年。而父親又挑起騎車帶弟妹的擔子。直到父親70歲那年，我們全家總動員，才繳了父親自行車的械。

        說到自行車，記得1992年在高能物理所舉辦的慶祝父親九十壽辰的學術報告會上，李政道博士還曾風趣地說：“那年在昆明，我去文化巷趙老師家討教專業方麵問題，正好碰上趙老師用自行車推了一箱自製肥皂準備去送貨。和趙老談完回家後我就想：搞實驗物理的人還得自製肥皂，推自行車送貨上門，太辛苦了，我還是搞理論物理吧！看來我還真是選對了，有了今天的成就，我還得謝謝趙老呢！”

       1995年10月，何梁何利基金委員會獎給了父親10萬港幣的獎金，還有鮮花獎狀，父親十分高興，並把它全部捐獻給了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作為科學基金，以獎勵有成就的青年。

        父親93歲時，耳朵還挺好，手腳也還靈活，隻是視力大不如前了。多角度轉動台燈，連小放大鏡都用上了，這對於和書本打了一輩子交道的父親來說，真是一件苦惱的事。他那仍渴望多看點書的心情和目光，深深地打動了我。

        父親離我們而去了，您老人家永遠活在兒女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