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人
描述中關村的人和事.
下麵是童第周先生的第三子童時中先生提供的緬懷父親和母親“難以忘懷的想念” 的最新修改稿：
難以忘懷的想念
父親雖已逝去近30年，但他的治學為人之道，卻時時縈繞在我的腦際，久久不能忘懷。
八十年代初，我去天津出差，驚奇地發現在某個企業的一麵牆上赫然寫著“思想要奔放 工作要嚴密”二行大字，落款為童第周。當時行程倉促，匆匆把它抄了下來。後來才知道這是他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的談話，發表在
父親非常勤奮好學，讀書對他來說如同吃飯穿衣一樣重要。記得在他晚年, 有一次暈倒在辦公樓的樓梯上, 經醫生診斷認為是由於血管硬化和勞累所致, 建議他臥床休息。然而,他是享不慣“清福”的人,在床上躺不住,要起來看書,但看幾分鍾就頭暈。那幾天我看他坐立不安, 問及原因, 他說: “不能看書是最痛苦的事”。於是他將看書的時間化整為零,但就是離不開書。在平時, 買書是他的一大愛好，他經常去外文書店，與經理很熟，經理常把新版的生物學方麵書給他單獨留出。文革期間，他被扣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進了“牛棚”。家從中關村14樓4室一廳的房子裏轟了出來，最後被迫遷移到一間僅有
父親常說：“世界上沒有天才，天才是用勞動換來的。” 在科學界，再“正確”的理論和設想，如沒有實驗的驗證是不予認可的。從事實驗胚胎學的研究，需掌握極其精細的實驗技術，父親是一位實驗高手，早在比利時留學時，就因攻克了難度高的剝除青蛙卵膜的手術而使歐洲同行驚歎。抗戰時期在四川某大學的一次科研成果展示會上，展出了由他嫁接的、能在水中漫遊的雙頭金魚，而引起轟動。在他晚年進行核質關係研究時，已是七十高齡的人。我曾問過父親：“你已七十多歲了，在顯微鏡下做細胞核移植這種精細手術，手不發抖嗎?”他說：“經常做這種工作，已習慣了，熟能生巧嘛。”他幾十年如一日地戰鬥在科研第一線苦練所造就的基本功，在七十餘歲時仍能運用自如，可謂是“寶刀不老”。金魚一般在早晨六時產卵，實驗是一批接一批地進行的，往往要工作到下午一、二點鍾，一口氣就幹八、九個小時；做完實驗，匆匆回到家，喝下一碗稀飯(他胃不好，這是他經常的飯食)，又匆匆趕回實驗室，觀察胚胎發育中的每一個細微的變化。一天下來連中年人都叫苦不迭，更何況是七旬老人。看到他勞累一天下來的疲憊神態，我們子女們都心痛地勸他：“年紀大了，要多注意身體，指導指導就行了，具體工作讓學生們去做。”但他總是搖搖頭說：“我自己不動手，就弄不清問題的實質和症結所在，怎麽去指導人家?不親自實踐，就不能獲得真知。” 他認為：“科學家不親自動手，便成為科學政客了！”
在“四人幫”橫行的瘋狂歲月中，他被關進了“牛棚”。其罪名不僅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代表人物，甚至還莫須有地加上“漏網地主”、“裏通外國”、“鎮壓學生運動的劊子手”等罪名，進行心靈上和肉體上的折磨和摧殘。從“牛棚”出來時，他臉部浮腫，步履蹣跚。但他很少向人談及這段經曆，而是迅速投入到日思夜盼的研究工作中去。當時社會還很亂，所裏的人，不是忙於“鬧革命”，就是接受“改造”，沒有做研究工作的氣氛。一整套工作無人幫忙，實驗用的小白鼠，由父母二人自己飼養，還要為小白鼠配飼料。後來其他人才陸續參加進來。在1974年，隨著所謂批林批孔運動的開展，刮起了大反基礎理論的妖風(矛頭指向敬愛的周總理)，他和他的研究工作又成了攻擊中心，被迫暫停。在這個時期，他飯吃不下，覺睡不好，血壓在上升，從醫院帶回了一張又一張的診斷書。我們知道，不讓他幹工作是最令他痛苦的事。這個時期他話很少，周圍的人既為他的健康擔心，也擔心他能否經受得住這樣的打擊。在北京無法繼續開展工作了，他決定離開北京，帶著課題組部分人員到外地去“開門搞科研”。“他們這樣搞無非是不讓我們工作，那可不行，他們說他們的，我們幹我們的。”
父親非常推崇毛主席提倡的“百家爭鳴”思想和方針。有一次，一位某大學的生物係主任來訪，他們在一番寒暄之後，兩個人就一些學術問題進行了切磋和探討，我雖弄不明白，但聽得出在某些問題上有分歧，但氣氛是那樣的熱烈和親切，留吃午飯後才分手。過後我問父親，在學術上他和你的見解好像不一樣。他說，是不一樣，在科學研究上，由於對問題的認識有一個過程，常存在一些不同的見解和學派，而遺傳學問題又是自然科學中爭論最多的學科，例如，在核質關係上，遺傳學和胚胎學兩家在認識上是有分歧的。學術上的交流和爭論是有益的，可推動研究工作的深入，收到取長補短、互相提高的效果，否則不利於科學事業的發展。
父親考慮問題的思路非常開闊，他經常強調一個人的視野不能太窄，要注意學習和運用相關邊緣學科的知識和方法。在我國撥亂反正後，科學技術的發展受到了空前的重視，請父親去講學的地方絡繹不絕。記得有一天，我聽到廣播中報導父親在某地講學中大談學習辨證法的重要性。我為此問父親，人家想聽你講生物學的發展，你為何談辨證法?他說：“唯物辨證法是一種普遍真理，一個人不應隻把自己的思維局限在某一學科或專業之內，辨證思維方法對揭示事物的內在規律和本質是一種很有效的方法，而這一點恰恰為許多科技工作者所忽視。”他接著說：“在解放初，華崗同誌(當時山東大學校長)指導我讀唯物辨證法等書，對後來研究工作很有啟發。科技工作者懂得辨證法，可以減少研究工作中的片麵性，少走彎路。我是想把自己運用辨證法的心得體會告訴大家。”他對哲學的運用心得，匯集在他所著的《生物科學與哲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80)一書中。
七十年代初與美籍學者牛滿江的合作把他及他們的研究小組推到了風口浪尖上，純學術上的置疑，他並不介意，因為這本身就是研究探索性的工作，但來自其他方麵的幹擾和摯肘是他最頭痛的，使得他不得不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應付。父親為人低調，不喜歡宣傳張揚，而媒體對他的采訪和宣傳越來越多，使他感到非常不適應。他一再聲稱“我現在迫切希望不要把我宣傳得太多，越宣傳壓力越大，反而做不好工作”。有一次他竟然冒出一句使我吃驚的話，“看起來我可能要倒黴”。事實正如他所料，在他去世之後，他們的研究小組申請課題經費遇到了麻煩，同時學術雜誌上對父親核質關係的研究也提出了置疑，這本來無可厚非，但文章中使用的詞句遠遠超出了學術爭論的範疇。這種令人壓抑的氣氛，我們作為子女也多少能感受到。直到1996年英國的克隆羊多莉誕生後，情況才慢慢有了轉機，對父親在克隆和核質關係方麵的研究才逐漸被認可。
父親對人對事的認真態度有時似乎給人以嚴肅有餘的印象。實際上他平時平易近人。作為教育家，他在大學任教多年，為我國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生物學人才，並持續地關心著他們的工作。但他從來不以老師自居，而以朋友相處。他曾說：“一個人不可能永遠是
父親小時候，在我爺爺（前清秀才）的私塾中受過正統的中華文化的熏陶。他常喜歡用一種特定的韻律來吟誦古詩，有空時還要作一些古體詩，來抒發情感，我們目前收集到的就有30首。有抒情的，也有詠誌的。例如，在文革期間身陷“牛棚”中的詩《示兒》：“仿陸放翁：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恨未見城鄉同。橋梁通往天堂日，歡呼勿忘替乃翁。” 抒發了他當時的心境：雖身處逆境，但仍關心國家“城鄉同”的大事，並且以“歡呼” 表述他對國家的前途充滿信心。在粉碎“四人幫”後寫的《有感之二》“年華似水向東流，轉眼已過七十秋。壯誌未隨白發衰，事業豈因‘臭九’休。”“我亦枯木遇春風，意氣飛揚與眾同。誓將餘生獻祖國，共為科學攀高峰。”（《詩刊》1978－2）。則表達了他在第二個“科學春天”中，仍念念不忘攀登科學高峰的決心。他喜歡聽京劇，在家裏買了許多京劇的唱片，春節在人民大會堂的新年聯歡會上，他總是去欣賞京劇名角的戲。到北京之後，他還喜歡上了中國字畫，節假日一有空他經常光顧北京琉璃廠的文物一條街，因經濟條件所限，名家精品買不起，但價格適中的還是陸續買了一些，在客廳中輪流掛出，他在看了一本中國繪畫史後跟我們說，三國武將張飛，居然也是一位畫家，看來三國演義的描寫有些過份典型化和誇張。我的二伯父工作於中華書局，專注於對唐代作家韓愈的研究，於1969年去世，留下了大量手寫的文稿，當時正處於文革時期，將這些對古文的研究視為“四舊”，屬“橫掃”之列，他的子女感到難於處理。父親認為這些研究成果頗有價值，盡管當時自己已是自身難保，但還是把這批文稿接了過來，並請有關專家審閱、校訂，還請人重新抄寫，把這批珍貴的文稿完整地保留了下來。其中《韓愈文選》於1980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並於1985年第二次印刷，總發行量近13萬冊；《韓集校詮》（上、下冊）於198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在回憶父親的同時，總是時時呈現出母親的形象。因為她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賢妻良母，更令我們全家肅然起敬的是，她還是一位隻知默默耕耘，卻卓有成效的科學家。母親的一生主要從事教育和科學研究工作，還是我父親幾十年科學研究生涯中配合最默契的合作夥伴。她還滿腔熱忱的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她曆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海澱區第四、五、六屆人大代表，北京市民盟宣傳部副部長等職。
協助父親成就事業，是她的最大心願，為此她甘願付出她的一切。為了使父親在攀登科學高峰中無後顧之憂，她成了父親最得力的“後勤部長”，家裏的一切都不用父親操心，不僅對孩子們的生活、教育做出全麵適當的安排，甚至父親的衣食住行和起居，也安排得妥妥貼貼。為調理有嚴重胃病父親的飲食，她費盡心思。春天為他燉童子雞吃；父親喜歡吃一些如紅薯、芋頭之類的土特產，母親不僅做得可口，還“限量供應”，以免胃不適應；什麽時候該吃藥了，就把藥片和水送到父親手上。
母親不僅有條不紊的安排好了自己的“小家”，還把童家的親戚朋友這個“大家”做了妥善安排。解放後，在父親的兄弟姐妹八人中，我家的景況算是最好的。對家族中親友的困難，母親總是掛在心上，每月拿到工資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給那些陷入困境的親友寄錢、寫信問候。事實上，各家的情況，我母親最了解，並總是主動做出妥善處理，以免父親為這些家事分心。在父親侄女的一篇回憶文章“我心中最完美的女人”（《校友通訊》，山東大學青島校友會辦，2006）中，對此作了生動的描述：讓她到北京供她上高中，而“使我絕處逢生”；她不幸得了當時難以治愈的腎炎，90多斤體重水腫到160多斤，在父母多處求醫和精心調理而“救了我一命”；幫她溝通和消釋與男友間的誤會，成就美滿婚姻等等。
母親對父親的支持是全方位的，不僅體現在生活和家務上，而且首先體現在科研上。母親和父親幾十年形影不離，朝夕相處，共同度過了四、五十年的教學與科研生涯，他們常做著同一個研究課題，是父親科研工作上配合默契的益友，是他科學創新思路的重要支持者和實踐者。尤其在每年近兩個月的實驗季節，由於實驗材料的關係，實驗工作是不分晝夜的。在這過程中，母親除了全力投入研究工作外，還要精心安排好父親的生活。他們的學生們回憶說：“童、
父親所從事的實驗胚胎學研究，是通過實驗來探索生命的奧秘，因而實驗的設計，實驗的技巧，實驗的精確等成為其中的關鍵環節。而母親恰恰是一名實驗好手。父親對她的評價是：“她工作非常突出，觀察仔細，甲是甲，乙是乙，反複觀察。統計也非常仔細，她總是反複計算，以求絕對準確。”“在搞細胞核的移植工作時，她移植技術很熟練”。細胞核移植和細胞融合是在顯微鏡下所進行的極為精細和準確的操作，他的學生說：“我們曾先後培訓過好幾十個人，但能熟練地操作的僅有4～5人。”
在“四人幫”橫行的那不堪回首的歲月中，父親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代表人物被關進了“牛棚”。然而，受折磨的何止是父親？母親擔心他瘦弱不足百斤的身體能否承受得了！父親有嚴重的胃病，多年來以喝大米稀飯為主，如何能適應用玉米麵做的“窩窩頭”！當時“牛棚”管理很嚴，不許探視，一個月隻許向“專政辦公室”送兩次物品（包括日用品和藥物），患有高血壓和心髒病的父親能否適應，再得其他病怎麽辦等等。而身陷“牛棚”的父親則記掛著也屬“專政”對象，且患有嚴重高血壓、心髒病的獨居的（五個孩子都在外地）母親，能否經受得住這種打擊，於是寫詩“寄毓芬”：“放逐囚禁不需哀，人生自古多變幻。四十年來共歡居，也應自是慰心懷。且憶年年實驗節，長夜工作共達旦。獨居不堪寂寞時，重整舊作以自解。”
母親於1932年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並留校任助教，由於社會的動蕩，直到1941年才在同濟大學任講師。她1954年就開始招收研究生，在科學院工作時還兼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教授。一生中由她個人或與他人合作發表了57篇科研成果論文；翻譯胚胎學專著三本；“寫下了四本詳盡與係統的講義，有的講義沿用至今，為建立山東大學胚胎組奠定良好基礎。”與她共事的同資
母親的去世對我們這個家庭影響太大了，家裏的氣氛一下子因缺少活力和朝氣而變得凝重了。而對父親的打擊則是雙重的。父親的笑容少了，更多的是埋頭工作。盡管我們子女們經常勸他注意身體、保重身體，但這哪能替代母親對他那種細致入微的關照和心理上的慰藉。我們看得很清楚，父親的衰老進程加速了。父親有一次去海南出差，帶回一些“相思豆”，放在他的寫字桌上，以寄托對母親的思念。對父親而言，失去的不僅僅是一位生活上的伴侶，更重要的是人生旅途上信念相同、性情相投的非常難得的知音。母親去世後第二年的春節，父親寫了一首感人肺腑的懷念詩：“年年春節夜，家人聚一室。舉杯樂團聚，不識憂與戚。今年春節夜，三人獨少一。日月有盈缺，對景莫抑抑”。（注：三人是指當時常住的父、母、小弟）
在第一次科學大會後，隨著全國掀起的“學科學”熱，來自全國各地的信象雪片飛來，堆滿了他的桌子。其中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問題，他一一作答，常寫信至深夜。據我們統計，有一個月，僅郵費就用去了約21元(8分錢一封信)。我們勸他不必如此認真，他卻說：“人家尊重你，你不應該擺架子，不回複是不禮貌的”。(後來這類信件由研究所統一處理)。記得有一對年青夫妻，因為孩子不像父親，夫妻間發生了矛盾，來信詢問鑒別方法，父親寫了一封較長的回信，解釋了生物遺傳的隱性和顯性的問題，還勸說：夫妻間相處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否則即使不為孩子的事，也會因其它的事而鬧糾紛。見信後夫妻二人言歸於好，並深感慚愧，特回信表示感謝。但與此形成對照的是, 我在外地學習、工作24年中, 由他寫的家信僅收到過一封 (因工作忙, 都由我母親給我們寫信)。他總是這樣,處處先替他人著想。給我印象特別深刻的另一件事是, 在父親逝世的追悼會之後, 在向遺體告別時, 我見到一位老人, 對遺體施以超過90°的深深的三鞠躬, 他失聲痛哭, 悲痛欲絕, 在二人攙扶下遲遲不肯離去。這位深情的老人是誰?原來他就是那位與我父親合作多年的老漁工。父親不僅在生活上關心他,生病時總是一定要去探望,還把藥給他送去。
父母都是好客之人，14樓的住房麵積大些，房間也多些，父母的一些朋友，同事或學生來北京辦事或路過時，父母經常會請他們到家中小住上幾天。平時有同事或學生來拜訪，總是要留他們在家裏吃頓飯。在一次回家探親時，我作了個統計，一個星期七天中，約五天有客人，把保姆忙得不可開交；在節假日、尤其是在完成某一重大課題時，常請課題組成員到家裏歡聚一堂，母親還會拿出她的拿手好菜款待他們。
解放前和解放初，家裏經濟拮據，但為了使家庭有一種和諧親切的氣氛，增添生活情趣，母親學了不少廚藝。在傳統節日時自己動手做酒釀、湯圓、粽子、月餅等；又自製一些小食品作為點心，例如花生糖、麻花、牛骨髓炒麵（開水一衝就可吃）等。做“脆皮雞”（雞肉嫩而皮香脆）更是她的一絕，往往得到客人們的交口稱讚。父母都是浙江人，過春節有吃湯圓的習慣。為此家裏特意備了一個小石磨。每當春節前夕，父母都會張羅著製作湯圓。整個過程由母親親自掌控。母親的烹調技術相當不錯，尤其是寧波菜。凡是一些重要的客人到家裏吃飯，一般都是由母親親自下廚掌勺兒，保姆則打打下手。製作寧波湯圓更是我母親的拿手好戲。湯圓粉是用糯米經水磨而成的，幹磨粉太粗，不好包也不好吃。一般先要將買回來的糯米浸泡在水中一段時間，待泡軟後才放入磨盤研磨。經常是父親首先開磨，他累了便由我們替換。研磨的過程是有講究的，糯米一次放多少，什麽時候加水，加多少水，才能使磨出的粉細膩，這一切都在母親的親自指導下進行。另外，我母親還負責湯圓餡（豬板油＋黑芝麻粉＋棉白糖＋瓜子仁等）的製作。每當湯圓製作完畢，父母都會讓我們分送一些到樓下的貝時璋伯伯和趙忠堯伯伯家，這也是每年春節的慣例。他們兩家也都會將自家製作的風味小菜送上來讓我們品嚐。每當我們回想起當時的情景，那種其樂融融的感覺不覺又回到了身邊。
母親心地善良，待人誠懇，無論住在哪裏，與鄰居總是融洽相處、從未吵過架。她與保姆總能和諧相處，用一個就一直用下去，因為她把保姆作為自己家人一樣看待。從青島到北京來工作，帶來一個保姆，一直用到文化大革命，那時認為請保姆是一種“剝削”行為，才不得不讓她離開的，但保姆流著眼淚不肯走。在此之前，母親曾多次勸這位保姆應在北京找對象，自己成個家；後她在京成了家，還不時來我家走動。後來又請的一個保姆，也是一幹多少年不變。保姆對她總是充滿稱讚之詞。周圍鄰居總是問我們，為什麽你們一個保姆能用這麽長時間？這主要是母親能從思想上平等對待，在行動上尊重對方。
在青島期間，我們家的生活是緊張、充實而有序的。白天各自忙碌著，晚飯（總是一家人聚齊後才開飯）後半小時內，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家常和新聞，然後到各自的書桌前，我們做作業，母親寫她的教案，父親則“埋入”書堆中。這也是一個充滿親情的和諧之家，兩人在工作和生活上總是那麽協調。我多次見到父親給母親洗頭、梳頭；在每次出家門前，母親替父親理順衣服。節假日，父母常在實驗室度過，但隻要有空，還是會帶我們去公園、百貨公司或電影院。母親是凝聚這個和諧家庭的紐帶。
父親的外貌及舉止極其平凡，樸素無華，平時他不喜歡誇誇其談，也很少有什麽豪言壯語，他以他的實際行動對我們進行著無聲的教育。在生活中，類似於上述的事例不勝枚舉。因為，“辦事公道，為人正直”是他待人處事的基本準則。
童時中 10/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