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人
描述中關村的人和事.
正文
2008年9月10日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型強子對撞機（LHC）正式啟動，將第一束質子束流注入２７公裏長隧道內的對撞機之際。我高興地得知思進參與十幾年的大型強子對撞機上ＣＭＳ探測器的建設工作也取得了實質進展。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9/10/content_9899237.htm
不久我就收到他發來的這第二篇文章，他牢記父親的“為社會為科學服務”和“認真做事”的教誨，用該文來告慰老父，並將一如既往地努力，不辜負他老人家的殷切的期望。
父親教我們走人生之路
•錢思進•
父親的突然去世至今仍是我難以接受的事實。每當看到父親的遺像，他的音容笑貌就浮現在眼前。特別難忘的是父親和我最後的離別。那是他去世前9個多月（1991年9月初）的一個星期六，我探親即將期滿第二天就要離開北京。中午我和孩子們一起和父親吃了母親做的炸醬麵。在吃麵之前，父親剛滿兩歲的小孫子還和他姐姐一起給爺爺唱了生日快樂歌。傍晚時分，祖孫三代在街心公園照相後，我們就要啟程進城回孩子他們的姥姥家，準備第二天一早從城裏去飛機場。父親再次囑咐我和我愛人把孩子養育好後，和孩子們親吻告別。我們下樓後，父親在窗口向我們揮手，我幾次轉身請他回去休息，他卻一直站在窗口目送我們。我們走了一百多米就要轉彎離開視野時，當我最後一次向窗口望去，看見他老人家還站在那裏遙望著我們，體現著他對我們及下一代無限的希望和深情。每當回想起這催人淚下的情景，父親對我們的諄諄教誨就縈繞在耳邊。很多教誨是和他的坎坷一生緊密相連的。尤其是，當我們從父親去世後才得知他遭受過的許多不公正待遇，使我們對父親更加懷念，也對父親嚴格教育我們（包括他以身作則的榜樣）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有關對父親“做事認真負責、實事求是、相信人民”的緬懷記敘在《懷念親愛的父親錢三強》一文中。下麵主要回憶父親教我們如何走人生之路，包括節選一些他在過去20多年中寫給我的語重心長的長信。
（1）鼓勵我們德智體全麵發展。
父親對我們的嚴格教育是從我們很小時就開始了。我和我兩個姐姐上小學時都是住校，每逢周末，有些領導幹部的孩子是乘父母的辦公用車回家的，而父親則基本不這樣做。記得我小學四年級時有一次，父親在下班後路過學校時用車把我捎回家，我那天出校門時顯得特別高興。當時他就感覺出某種苗頭，從此再也不來接我了，讓我像往常和大多數同學一樣，乘公交車上下學。父親時時注意不讓我們滋長任何特殊感，總是教導我們應和同學們比學習和品德，而比享受比特殊化是沒有出息的。在日常生活上，他也是這樣要求我們的。我上中學以前穿的衣服大部分是兩個姐姐穿不下了留給我的，有不少褲子是女褲改的。我上中學後騎的自行車是父親1948年回國後在舊貨鋪買的，他在1964年把車交給我時說：“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幾乎天天騎著它，還騎它進中南海開過會。現在這車還挺結實，你拿去物盡其用吧！” 就是這輛比我歲數還大的自行車一直伴隨我到1980年讀研究生二年級。
我二姐民協對父親關心我們的學習感受最深。文革前二姐上中學時，學習有些吃力。那時父親很忙，平時很少有空閑過問她的學習，隻能在星期天來幫助她。父親經常利用周日下午單獨詢問二姐的學習，特別是物理課。二姐的語文也需要努力，尤其是作文。為此，父親給她買了許多範文和輔導書。她特別記得，在她參加初中畢業考試的語文部分後，父親在她回家的途中迎接她，問她作文的題目及她寫的內容。當他得知二姐沒有跑題後才放心。
父親在品德和學習上嚴格要求我們，在其他方麵也支持我們身心健康成長。比如，他給我們買籃球、排球等等，讓我們課餘和同學們一起玩，鍛煉身體，增進團結。再就是買書，父親自己愛買書、藏書，這也潛移默化地傳給了我們。凡是有益的書他從不阻攔我們買。正是家裏這些古今中外的精神食糧，使我們對知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十年文革的混亂時期裏走著艱苦自學的路。
（2） 長期教誨我們不能依賴父母，要走自己的路。
記得1968年的一天，父親把我們姐弟三人叫到他的臥室，先講了他在文革中的處境和他對當時政治形勢的理解，然後談到我們子女。他明確地說：“人生的路是每個人自己走出來的，別人不能代理哪怕半步；我過去盡量不，今後更不可能也絕不會使你們再有與眾不同的條件了。你們要特別清楚這一點，從今以後應努力把自己鍛煉成對人民對社會有用的人。”當時這些話對我來說還隻是一些原則，後來的實際生活（特別是在山西農村插隊的三年半）才使我真正體會到什麽是自己走路。也正是父親通過在我插隊期間給我的100多封信，苦口婆心一點一滴地糾正著我在人生之路中出現的種種偏差。
我初次走出學校門，長期遠離父母進入農村社會，時常遇到一些困難和矛盾（例如在勞動與學習的關係上，在交友問題上，等等）。在我向父親傾訴後，他寫到：“你最根本的還是怎麽對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問題，因而產生了不少煩惱、衝動。... 希望你冷靜一下，不要太傷心。自己一個人在外麵，要特別注意。以後我盡量幫助你，常與你聯係，但是主要的還是你自己學習。”
有幾次，在有的知識青年通過不同的途徑參軍或回城時，我的思想波動較大，總幻想著父母能早日從五七幹校回北京，並能幫助我找到工作。為此，父親又連寫了幾封長達九、十頁的信，反複幫我分析矛盾，一個主題始終是：“我們過去曾經多次告訴你，一個人的將來主要靠自己，你在這方麵總是有不少幻想。”“事實上，‘特殊’對我來說已成為過去，現在我僅僅是個普通的五七幹校學員，並且是被稱為同誌但還要受到批判的人”。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父母的狀態確實或多或少地影響著子女。父親在了解到這些後，一方麵安慰我，另一方麵仍反複告誡我，一定要自己努力，不能自暴自棄，“人自助，他人才能助之。不要完全躺在人家的身上，希望你深思！”濤濤四五千字的信，他最後語重心長地說“這封信想了幾天，寫得長了。希望你多讀幾遍。像這樣的長信，以後大概也許不會太多了。望你努力進步！”
當父親聽到我在農村勞動有所進步，受到表揚，並和幹部群眾的關係有所改善時，他又及時給予鼓勵。當我在給他的信中表示“要幹活就幹好”時，父親1971年10月3日從幹校給我的回信中希望我“終生守著這條準則”，並寫道：“我這一生也無其他長處，也隻有‘做什麽就好好地去做’這一條”。
因為受家庭影響，我從小喜歡理科，插隊期間抽空自學的課程也主要是數學和物理。但是由於當時的社會條件，我一直沒能接受正規的物理中等和高等教育。直到1976年底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恢複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統考製度後，我才有機會試著報考科學院理論物理所的研究生。自從報名以後，父親就反複告誡我：“這是公平競爭，隻能靠自己的本事，說情的事我們絕不會去做。”並且一再囑咐我，像過去幾次麵臨人生路上的關口一樣，做好兩手準備：考取了，愉快地開始新的學習；考不取，安心在本單位工作，如有誌氣明年再報名再考。1978年夏考試揭曉後，我雖被錄取，但入學成績並不理想。父親安慰我說：“自學出身能考取還是值得肯定的；但決不能由此鬆一口氣，要努力爭取更好的成績。”經過一年的追趕，在第一學年期末考試中有一門主課我考了第一。父親聽了很高興，但仍提醒我，從考功課到做科研還有好長的路，考得好並不一定意味著可以做好科研，所以千萬不能放鬆。
1980年我出國攻讀學位前，父親的態度還是和以往一樣：“我們絕不會為你提供任何方便的。如果你自己願意並有勇氣去申請國外學校的獎學金，我們也不反對。還是希望你做好兩手準備：國外學校錄取了，就去；不錄取，在國內攻讀學位也很好，國內不少導師的水平一點兒也不比外國的差。”我是在極其矛盾的心情中離開北京赴美求學的：一方麵像一般青年一樣想去開闊眼界；另一方麵又擔心再次麵臨著孤軍奮鬥的局麵。父親仍像十年前我在農村插隊時那樣，經常以飛鴻給我鼓勵，使我渡過了一次次精神上和感情上的危機。經過近五年的艱苦奮鬥，我終於在1985年5月通過了論文答辯，獲得了物理學博士學位。我在博士論文的前言中深有感觸地寫道：“最後，我願意由衷感謝我的父母、姐姐和姐夫們在我整個學業中對我的支持。他們始終在精神和物質上鼓勵和支持我。沒有這些，我很難想象整整五年孤獨地學習在異境他鄉是多麽的艱難。”父親看了我的論文後來信說，看到以上這段“我們很感動。其實我們覺得你的毅力還是讓我們非常高興的。希望你不斷地加油吧！”
（3） 最後的教誨和我終生的遺憾。
取得博士學位隻是證明在導師指導下的工作能力。為了積累真正的獨立工作的經驗，父親讚成我進行博士後研究。我在近幾年參加了高能粒子物理實驗的一些國際合作，努力提高研究能力，逐漸能獨立工作並在國際合作中負責某一部分的工作。父親在1992年2月（即他去世前四個月）給我的最後一封信裏寫道：“思進搞的是‘大科學’的部分工作，因此幾十人甚至上百人共同署名的工作也成為習慣了。但自己的工作部分仍是很重要的，因為缺了它，整體工作的意義也會變得小了。這確實需要更多地了解‘個體’和‘集體’的意義。希望你與各國合作者們的關係搞得順利些。”他一方麵鼓勵我繼續在國際合作中發揮應有的作用，積累更多的經驗；另一方麵希望我和國內的導師時常聯係，在回京探親時，和國內的同行多進行交流。1990年末我在北京時，去科學院高能物理所做學術報告前，父親還和母親一起在家裏聽我預講了一遍，提出正式演講時應注意的事項。
在我整個學業和工作過程中，父親的教誨和他自身的榜樣無時無刻不在鞭策著我。但一種異樣的感覺也總伴隨著我：即父親的名聲和威望總使我像是籠罩在一個影子裏。例如，有時我被人們介紹時，不是講我，而是先講“這是某某人的兒子”。我一直想擺脫這個影子，盡力不主動講自己的父母是誰，同時努力增強自己的工作能力，積累獨立工作的經驗。從去年（1991年）底開始，經過長達6-7個月的長期評審，在眾多候選人的激烈競爭中，在評審機構完全不知道我和父親的關係的情況下，一個位於美國的著名的國際高能物理實驗室終於於今年（1992年）6月通知我，認可並聘任我為該實驗室的研究員（相當於大學中的教授）。我多麽希望把這個好消息告訴父親啊! 這是他二十多年來教誨我們獨立走自己的路的結果。我想他聽到了這個消息一定會非常非常高興。但我還沒來得及向他報喜，就傳來了他和我們永別了的噩耗。每當我想起這個終生的遺憾，就抑製不住內心的萬分悲痛。
在父親去世後的第二天我趕回家時，媽媽安慰我說：“爸爸家裏的辦公桌還是保持著他生前的原樣，你有什麽話就對爸爸的遺像講吧，就像爸爸還坐在那兒靜靜地聽著，說不準他還能聽見。”我想說：“親愛的爸爸，您走得這樣匆忙，連我馬上就要告訴您的好消息都沒來得及聽見就匆匆地走了。在坎珂的路上操勞了一輩子，您放心地安息吧！我們晚輩一定牢記您的諄諄教誨，以您為榜樣，做正直的人、做嚴謹的事業，在我們的人生路上為社會和為您未竟的科研事業貢獻應盡的微薄力量。”－1992年秋，於瑞士日內瓦。
後記：
此文原稿撰寫於1992年秋父親去世後不久，但沒有發表。從那時起的16年來，我們姐弟三人都盡力按照父親的遺願努力生活和工作著。下麵簡列我們三人的現狀以此告慰父親對我們的殷切期望。
大姐祖玄在父親去世前後經過不懈的努力獲得法國博士學位，接著繼續在馬賽粒子物理研究所做研究。近年來多次回國參加中法之間粒子物理和網格計算等領域的合作研究。
二姐民協和我現在在祖父工作過和父親就讀過的北京大學任教，於2001年和2003年先後分別被聘為化學學院和物理學院的教授和博士生導師。
我自從1994年開始參加了位於日內瓦的歐洲核子中心（CERN）的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大型強子對撞機）上的CMS實驗組。經過各國合作者的十幾年的努力，耗資幾十億歐元的大型強子對撞機和CMS探測器終於在2008年9月成功啟動運行，成為人類探測物質深層微觀結構的最強大的工具。該裝置將在比以前世界最高能量還高7倍的人類從來沒有研究過的能區上探索諸如質量起源等等一些涉及物理學基本概念的問題。我在十幾年的參與中，協助北京大學於1996年申請成為CMS國際合作組的成員，參加了北京大學組在CMS探測器中承擔的價值幾百萬元人民幣的組件的建造，並準備了和將參加艱巨的數據分析的工作。同時於2006－2008年我參與了由歐洲的6個單位（包括CERN）和中國的4個單位（包括北京大學）承擔的由歐盟資助的“歐中網格”項目；作為該項目中北京大學組負責人，帶領全組成功地在北京大學建立了“CN-BEIJING-PKU”計算網格站點。
最近（今年7月），我被選為CMS國際合作組的理事會（Management Board）成員，代表CMS國際合作組中的16個CERN非成員國，將參與由38個國家和地區的183個單位約3000位物理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組成的整個國際合作組的領導管理工作。大型強子對撞機將至少運行20年。今後的工作仍十分艱巨，但遵循著父親“為社會為科學服務”和“認真做事”的教誨，我們將一如既往地努力，爭取不辜負他的殷切期望。
-錢思進
2008-9-14，於瑞士日內瓦。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9/10/content_9899237.htm
不久我就收到他發來的這第二篇文章，他牢記父親的“為社會為科學服務”和“認真做事”的教誨，用該文來告慰老父，並將一如既往地努力，不辜負他老人家的殷切的期望。
父親教我們走人生之路
•錢思進•
父親的突然去世至今仍是我難以接受的事實。每當看到父親的遺像，他的音容笑貌就浮現在眼前。特別難忘的是父親和我最後的離別。那是他去世前9個多月（1991年9月初）的一個星期六，我探親即將期滿第二天就要離開北京。中午我和孩子們一起和父親吃了母親做的炸醬麵。在吃麵之前，父親剛滿兩歲的小孫子還和他姐姐一起給爺爺唱了生日快樂歌。傍晚時分，祖孫三代在街心公園照相後，我們就要啟程進城回孩子他們的姥姥家，準備第二天一早從城裏去飛機場。父親再次囑咐我和我愛人把孩子養育好後，和孩子們親吻告別。我們下樓後，父親在窗口向我們揮手，我幾次轉身請他回去休息，他卻一直站在窗口目送我們。我們走了一百多米就要轉彎離開視野時，當我最後一次向窗口望去，看見他老人家還站在那裏遙望著我們，體現著他對我們及下一代無限的希望和深情。每當回想起這催人淚下的情景，父親對我們的諄諄教誨就縈繞在耳邊。很多教誨是和他的坎坷一生緊密相連的。尤其是，當我們從父親去世後才得知他遭受過的許多不公正待遇，使我們對父親更加懷念，也對父親嚴格教育我們（包括他以身作則的榜樣）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有關對父親“做事認真負責、實事求是、相信人民”的緬懷記敘在《懷念親愛的父親錢三強》一文中。下麵主要回憶父親教我們如何走人生之路，包括節選一些他在過去20多年中寫給我的語重心長的長信。
（1）鼓勵我們德智體全麵發展。
父親對我們的嚴格教育是從我們很小時就開始了。我和我兩個姐姐上小學時都是住校，每逢周末，有些領導幹部的孩子是乘父母的辦公用車回家的，而父親則基本不這樣做。記得我小學四年級時有一次，父親在下班後路過學校時用車把我捎回家，我那天出校門時顯得特別高興。當時他就感覺出某種苗頭，從此再也不來接我了，讓我像往常和大多數同學一樣，乘公交車上下學。父親時時注意不讓我們滋長任何特殊感，總是教導我們應和同學們比學習和品德，而比享受比特殊化是沒有出息的。在日常生活上，他也是這樣要求我們的。我上中學以前穿的衣服大部分是兩個姐姐穿不下了留給我的，有不少褲子是女褲改的。我上中學後騎的自行車是父親1948年回國後在舊貨鋪買的，他在1964年把車交給我時說：“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幾乎天天騎著它，還騎它進中南海開過會。現在這車還挺結實，你拿去物盡其用吧！” 就是這輛比我歲數還大的自行車一直伴隨我到1980年讀研究生二年級。
我二姐民協對父親關心我們的學習感受最深。文革前二姐上中學時，學習有些吃力。那時父親很忙，平時很少有空閑過問她的學習，隻能在星期天來幫助她。父親經常利用周日下午單獨詢問二姐的學習，特別是物理課。二姐的語文也需要努力，尤其是作文。為此，父親給她買了許多範文和輔導書。她特別記得，在她參加初中畢業考試的語文部分後，父親在她回家的途中迎接她，問她作文的題目及她寫的內容。當他得知二姐沒有跑題後才放心。
父親在品德和學習上嚴格要求我們，在其他方麵也支持我們身心健康成長。比如，他給我們買籃球、排球等等，讓我們課餘和同學們一起玩，鍛煉身體，增進團結。再就是買書，父親自己愛買書、藏書，這也潛移默化地傳給了我們。凡是有益的書他從不阻攔我們買。正是家裏這些古今中外的精神食糧，使我們對知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十年文革的混亂時期裏走著艱苦自學的路。
（2） 長期教誨我們不能依賴父母，要走自己的路。
記得1968年的一天，父親把我們姐弟三人叫到他的臥室，先講了他在文革中的處境和他對當時政治形勢的理解，然後談到我們子女。他明確地說：“人生的路是每個人自己走出來的，別人不能代理哪怕半步；我過去盡量不，今後更不可能也絕不會使你們再有與眾不同的條件了。你們要特別清楚這一點，從今以後應努力把自己鍛煉成對人民對社會有用的人。”當時這些話對我來說還隻是一些原則，後來的實際生活（特別是在山西農村插隊的三年半）才使我真正體會到什麽是自己走路。也正是父親通過在我插隊期間給我的100多封信，苦口婆心一點一滴地糾正著我在人生之路中出現的種種偏差。
我初次走出學校門，長期遠離父母進入農村社會，時常遇到一些困難和矛盾（例如在勞動與學習的關係上，在交友問題上，等等）。在我向父親傾訴後，他寫到：“你最根本的還是怎麽對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問題，因而產生了不少煩惱、衝動。... 希望你冷靜一下，不要太傷心。自己一個人在外麵，要特別注意。以後我盡量幫助你，常與你聯係，但是主要的還是你自己學習。”
有幾次，在有的知識青年通過不同的途徑參軍或回城時，我的思想波動較大，總幻想著父母能早日從五七幹校回北京，並能幫助我找到工作。為此，父親又連寫了幾封長達九、十頁的信，反複幫我分析矛盾，一個主題始終是：“我們過去曾經多次告訴你，一個人的將來主要靠自己，你在這方麵總是有不少幻想。”“事實上，‘特殊’對我來說已成為過去，現在我僅僅是個普通的五七幹校學員，並且是被稱為同誌但還要受到批判的人”。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父母的狀態確實或多或少地影響著子女。父親在了解到這些後，一方麵安慰我，另一方麵仍反複告誡我，一定要自己努力，不能自暴自棄，“人自助，他人才能助之。不要完全躺在人家的身上，希望你深思！”濤濤四五千字的信，他最後語重心長地說“這封信想了幾天，寫得長了。希望你多讀幾遍。像這樣的長信，以後大概也許不會太多了。望你努力進步！”
當父親聽到我在農村勞動有所進步，受到表揚，並和幹部群眾的關係有所改善時，他又及時給予鼓勵。當我在給他的信中表示“要幹活就幹好”時，父親1971年10月3日從幹校給我的回信中希望我“終生守著這條準則”，並寫道：“我這一生也無其他長處，也隻有‘做什麽就好好地去做’這一條”。
因為受家庭影響，我從小喜歡理科，插隊期間抽空自學的課程也主要是數學和物理。但是由於當時的社會條件，我一直沒能接受正規的物理中等和高等教育。直到1976年底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恢複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統考製度後，我才有機會試著報考科學院理論物理所的研究生。自從報名以後，父親就反複告誡我：“這是公平競爭，隻能靠自己的本事，說情的事我們絕不會去做。”並且一再囑咐我，像過去幾次麵臨人生路上的關口一樣，做好兩手準備：考取了，愉快地開始新的學習；考不取，安心在本單位工作，如有誌氣明年再報名再考。1978年夏考試揭曉後，我雖被錄取，但入學成績並不理想。父親安慰我說：“自學出身能考取還是值得肯定的；但決不能由此鬆一口氣，要努力爭取更好的成績。”經過一年的追趕，在第一學年期末考試中有一門主課我考了第一。父親聽了很高興，但仍提醒我，從考功課到做科研還有好長的路，考得好並不一定意味著可以做好科研，所以千萬不能放鬆。
1980年我出國攻讀學位前，父親的態度還是和以往一樣：“我們絕不會為你提供任何方便的。如果你自己願意並有勇氣去申請國外學校的獎學金，我們也不反對。還是希望你做好兩手準備：國外學校錄取了，就去；不錄取，在國內攻讀學位也很好，國內不少導師的水平一點兒也不比外國的差。”我是在極其矛盾的心情中離開北京赴美求學的：一方麵像一般青年一樣想去開闊眼界；另一方麵又擔心再次麵臨著孤軍奮鬥的局麵。父親仍像十年前我在農村插隊時那樣，經常以飛鴻給我鼓勵，使我渡過了一次次精神上和感情上的危機。經過近五年的艱苦奮鬥，我終於在1985年5月通過了論文答辯，獲得了物理學博士學位。我在博士論文的前言中深有感觸地寫道：“最後，我願意由衷感謝我的父母、姐姐和姐夫們在我整個學業中對我的支持。他們始終在精神和物質上鼓勵和支持我。沒有這些，我很難想象整整五年孤獨地學習在異境他鄉是多麽的艱難。”父親看了我的論文後來信說，看到以上這段“我們很感動。其實我們覺得你的毅力還是讓我們非常高興的。希望你不斷地加油吧！”
（3） 最後的教誨和我終生的遺憾。
取得博士學位隻是證明在導師指導下的工作能力。為了積累真正的獨立工作的經驗，父親讚成我進行博士後研究。我在近幾年參加了高能粒子物理實驗的一些國際合作，努力提高研究能力，逐漸能獨立工作並在國際合作中負責某一部分的工作。父親在1992年2月（即他去世前四個月）給我的最後一封信裏寫道：“思進搞的是‘大科學’的部分工作，因此幾十人甚至上百人共同署名的工作也成為習慣了。但自己的工作部分仍是很重要的，因為缺了它，整體工作的意義也會變得小了。這確實需要更多地了解‘個體’和‘集體’的意義。希望你與各國合作者們的關係搞得順利些。”他一方麵鼓勵我繼續在國際合作中發揮應有的作用，積累更多的經驗；另一方麵希望我和國內的導師時常聯係，在回京探親時，和國內的同行多進行交流。1990年末我在北京時，去科學院高能物理所做學術報告前，父親還和母親一起在家裏聽我預講了一遍，提出正式演講時應注意的事項。
在我整個學業和工作過程中，父親的教誨和他自身的榜樣無時無刻不在鞭策著我。但一種異樣的感覺也總伴隨著我：即父親的名聲和威望總使我像是籠罩在一個影子裏。例如，有時我被人們介紹時，不是講我，而是先講“這是某某人的兒子”。我一直想擺脫這個影子，盡力不主動講自己的父母是誰，同時努力增強自己的工作能力，積累獨立工作的經驗。從去年（1991年）底開始，經過長達6-7個月的長期評審，在眾多候選人的激烈競爭中，在評審機構完全不知道我和父親的關係的情況下，一個位於美國的著名的國際高能物理實驗室終於於今年（1992年）6月通知我，認可並聘任我為該實驗室的研究員（相當於大學中的教授）。我多麽希望把這個好消息告訴父親啊! 這是他二十多年來教誨我們獨立走自己的路的結果。我想他聽到了這個消息一定會非常非常高興。但我還沒來得及向他報喜，就傳來了他和我們永別了的噩耗。每當我想起這個終生的遺憾，就抑製不住內心的萬分悲痛。
在父親去世後的第二天我趕回家時，媽媽安慰我說：“爸爸家裏的辦公桌還是保持著他生前的原樣，你有什麽話就對爸爸的遺像講吧，就像爸爸還坐在那兒靜靜地聽著，說不準他還能聽見。”我想說：“親愛的爸爸，您走得這樣匆忙，連我馬上就要告訴您的好消息都沒來得及聽見就匆匆地走了。在坎珂的路上操勞了一輩子，您放心地安息吧！我們晚輩一定牢記您的諄諄教誨，以您為榜樣，做正直的人、做嚴謹的事業，在我們的人生路上為社會和為您未竟的科研事業貢獻應盡的微薄力量。”－1992年秋，於瑞士日內瓦。
後記：
此文原稿撰寫於1992年秋父親去世後不久，但沒有發表。從那時起的16年來，我們姐弟三人都盡力按照父親的遺願努力生活和工作著。下麵簡列我們三人的現狀以此告慰父親對我們的殷切期望。
大姐祖玄在父親去世前後經過不懈的努力獲得法國博士學位，接著繼續在馬賽粒子物理研究所做研究。近年來多次回國參加中法之間粒子物理和網格計算等領域的合作研究。
二姐民協和我現在在祖父工作過和父親就讀過的北京大學任教，於2001年和2003年先後分別被聘為化學學院和物理學院的教授和博士生導師。
我自從1994年開始參加了位於日內瓦的歐洲核子中心（CERN）的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大型強子對撞機）上的CMS實驗組。經過各國合作者的十幾年的努力，耗資幾十億歐元的大型強子對撞機和CMS探測器終於在2008年9月成功啟動運行，成為人類探測物質深層微觀結構的最強大的工具。該裝置將在比以前世界最高能量還高7倍的人類從來沒有研究過的能區上探索諸如質量起源等等一些涉及物理學基本概念的問題。我在十幾年的參與中，協助北京大學於1996年申請成為CMS國際合作組的成員，參加了北京大學組在CMS探測器中承擔的價值幾百萬元人民幣的組件的建造，並準備了和將參加艱巨的數據分析的工作。同時於2006－2008年我參與了由歐洲的6個單位（包括CERN）和中國的4個單位（包括北京大學）承擔的由歐盟資助的“歐中網格”項目；作為該項目中北京大學組負責人，帶領全組成功地在北京大學建立了“CN-BEIJING-PKU”計算網格站點。
最近（今年7月），我被選為CMS國際合作組的理事會（Management Board）成員，代表CMS國際合作組中的16個CERN非成員國，將參與由38個國家和地區的183個單位約3000位物理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組成的整個國際合作組的領導管理工作。大型強子對撞機將至少運行20年。今後的工作仍十分艱巨，但遵循著父親“為社會為科學服務”和“認真做事”的教誨，我們將一如既往地努力，爭取不辜負他的殷切期望。
-錢思進
2008-9-14，於瑞士日內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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