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人
描述中關村的人和事.
鄧叔群先生五、六十年代住在中關村十四樓 102 號，對門是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長戴芳瀾，而他當時是付所長。因為他們和家父都是生物地學部學部委員，自然彼此都比較熟悉。鄧叔群是戴芳瀾先生邀請到微生物所工作的，戴伯伯請來的當然是學術水準高的人。鄧叔群先生１９２８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先後獲得森林碩士學位和植物病理學博士學位。由於成績優異，先後榮獲“ 斐陶斐 ” 獎和選為Ｓｉｇｍａ－Ｘｉ榮譽會員。曆任嶺南大學、金陵大學和中央大學的教授，負責講授植物病理學、真菌學等課程，並從事水稻、小麥、棉花病害的防治研究。後應邀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和中央自然曆史博物館任研究員，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員，他在 1948 年當選為當時 81 名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之一，而後又是在 1955 年，這 81 個院士中有 46 位進入了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而鄧叔群依然是這 46 人之中的一員。他生前發表的有關真菌的論文近 40 篇， 1939 年出版的 600 多頁的英文版《中國高等真菌》，而後在 1963 年，又一部影響深遠的中文版專著《中國的真菌》問世， 對我國真菌學，尤其對粘菌和高等真菌的研究和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 在國際上享有聲譽。回國近４０年來，截至１９６６年，他親手采集和鑒定的真菌標本數以萬計，他所研究過的真菌種類達３４００種以上，占已知全國真菌總數的近５０％（據１９７９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戴芳瀾先生的《真菌學總匯》統計，已知全國真菌約７０００種）。鄧叔群所發現的新屬和新種有些得到國際上的公認，並被載入英國真菌研究所編輯的《真菌學辭典》。這是載入這本具有世界權威性的辭典的唯一的由中國人鑒定的新菌種。
鄧叔群先生個子不高，經常露出慈祥的笑容。他1902年12月出生於福建省閩侯 (現福州市) 一個清貧多子女的中學教員家庭，六個孩子中他排行老四，剛出世就過繼給嚴祖母收養為孫，取名嚴農蓀，意謂農家的子孫後代。嚴農蓀七歲時，嚴祖母突然過世，他失去了經濟來源、被迫終止了學業，被生父鄧鷗予領回改名為鄧叔群。五十年代微生物所成立後，他們家搬到中關村14樓。他家有3個女孩、2個男孩，他有一個兒子叫鄧煌，和我年齡相仿，碰麵經常打招呼。有個女兒叫鄧莊，長得象她母親。1966 年文化革命爆發，厄運突然降臨到這位勤勤懇懇的科學家身上。原來文化革命初期批判的“三家村”的主帥和《燕山夜話》的作者“鄧拓”正是他的胞弟，他是鄧拓的三哥。中國封建社會有一人犯罪會株連九族，想不到這一違背人性、情理的古代統治者的暴虐刑製竟然又重現在中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因受他弟弟的牽連，他被無限上綱上線，扣上“三家村黑幫”、“三家村科學顧問”，“反動權威”、“學閥”、“惡霸”、“流氓”、“反革命分子”等等帽子。被抄家、遊街、戴高帽、掛黑牌，受盡精神和肉體的摧慘和淩辱。他可以說是中關村三座樓裏老知識分子中遭遇最悲慘的一個，搞得家破人亡，於 1970 年被迫害致死。還令人痛惜的是在《中國的真菌》出版後，他又陸續係統地對中國國內的真菌進行仔細研究，截至１９６６年又研究出１０００餘種，原準備在《中國的真菌》第二版時將這１０００餘種全部增補進去，但“ 文化大革命 ” 毀掉了這些手稿。另外，他已擬好提綱準備著手編寫的其它三部專著 —— 《真菌的係統發育》、《真菌的生態》和《真菌學》（上中下三冊） —— 也同樣被扼殺。另外一部１９６６年５月剛剛完稿的４０萬字並附６００幅彩圖的專著《蘑菇譜 —— 中國的食用菌與毒菌》，這是他積整整八年的心血作為向１９６６年 “ 七 · 一 ” 的獻禮書稿，在 “ 文化大革命 ” 中也同遭厄運。他的家庭和子女也遭到牽連，鄧伯母和所有的子女無一遺漏地遭受到迫害。我在北美二十多年，一直在思考，為什麽西方社會不可能發生這種“株連”事件，任何侵害基本人權的事，一經媒體揭露，將受到人們的譴責和法律的製裁。這難到僅僅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嗎？文革已過去了四十一年，中國社會發生了驚人變化，法製和人權意識已與文革時不可同日而語。鄧叔群先生已得到平反昭雪，恢複了名譽。但是這種類似的“株連”事件今後就永遠不會再發生了嗎？
今年（
2009年）4月據美國媒體報道，康奈爾大學將流落海外70年的珍稀真菌交還中國。特別提到1923年，中國學者鄧叔群旅行半個地球，前來康奈爾大學研究真菌學。5年後，他帶著豐富的真菌學知識返國，其後十年騎馬走遍中國各地，在森林、田地和沼澤中搜尋各種黴菌、酵母菌、地衣、茄屬植物等。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鄧叔群安排把他辛苦搜集的真菌移出南京的植物研究所，以免遭戰火摧殘。但二戰期間有人把這批珍藏裝上牛車，走私到印度尼西亞，然後經海路運到美國，其中2278個真菌包最後落到鄧叔群的母校康奈爾大學。鄧叔群 《中國的真菌》一書曾經仔細記下了他的真菌發現。康奈爾大學13日舉行正式儀式，把稀有虎皮香菇(又稱豹斑革耳，Lentinus tigrinus)歸還給中國一個高級代表團。該大學校長大衛斯科爾頓(David Skorton)重申，康奈爾願與科學界分享這批自1940年以來即由該校“為全球科學界珍藏的真菌(fungi)”。大約1700種真菌將在今秋移交給中國，包括57種被視為“無可取代” 的菌種。鄧伯伯如地下有知一定十分欣慰。但願中國能夠保管好這些真菌，真正促進真菌研究利用。我希望對鄧叔群先生之死和類似其它的回顧，能更深刻的反思我們製度上的缺欠，吸取教訓，怎樣永遠避免類似文革這種事件的重現，這才是對鄧叔群先生最好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