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在四人幫倒台後,迎來了科學的春天。當時六十四歲的黃伯伯在全國科學大會前,提出把“六十四歲當四十六歲過,大幹晚年”的豪情壯誌。他深感要把文化大革命失去的時間搶回來。綜覌黃伯伯一生,他就是把工作和事業當成生命,無論什麽時候我到他家裏,他總是在讀書工作。他是嗜書如命、惜時如金的人。 1978 年 3 月,他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每年開會占去了他大量的時間,他深感力不從心, 1982 年春夏之交,他主動辭去人大常委職務。他這種淡泊名利,一心撲在科研事業上的精神真值得我們晚輩學習。
黃伯伯是廣東惠陽人,畢業於中山大學地理係。 1938 年至 1942 年曾任教於浙江大學,他和夫人王愛雲就是在浙大西遷貴州遵義時結的婚。黃伯母也是浙大史地專業研究生畢業的。所以我們兩家大人們早就熟悉。 1943 年後黃伯伯去了資源委員會,直到 1953 年後我們兩家都搬往北京才重聚。因黃伯母一直在曆史三所工作,他們住在東城區東四八條。有一次我們到他家造訪,黃伯母得知我在清華附中上初中,竭力主張他的大兒子克平轉到我校就讀。當時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已搬到中關村,因交通不便,從東城到西郊路途較遠,所裏在十九樓分配一間單身宿舍給黃伯伯。於是克平就住在他爸爸那裏,每天和我一起上學。我經常能見到黃伯伯,他個子不高,戴付深度的眼鏡,話不多但平易近人,為了工作從不顧家,是個典型的學者。他當時正年富力強,為治沙、水土保持和綜合自然區劃跑遍全國各地。他並沒有國外留學背景,但不滿 50 歲他由於有較深厚的學術造詣和較高的學術威望 已是中科院的學部委員。這和他平日勤奮好學,刻苦鑽研分不開的。正如在他文集自序中所說:“我稟賦平平,卻從12歲起,即好學不倦,勤奮逾於常人,屢曆雲狗滄桑,不改其度”。他並不是竺可楨付院長的嫡傳弟子,但他深受竺可楨的信任和重托。他醉心於研究工作,淡泊名利,不求聞達。早在中國科學院在籌備初期,竺可楨先生極力主張建立一個地理研究所,並推薦黃秉維擔任所長,但他認為自己隻會做學問,“不會管人管錢管事”,複函“拒絕考慮”。竺先生最後隻好以情相逼:“如你不擔任所長,我就隨你長住南京。”黃秉維隻好答應暫任籌備處副主任。後來他硬是被以地理所的所長人選上報,《人民日報》也公開報道了黃秉維被任命為地理研究所所長,而他在知道後隻好置之不理,仍埋頭自己的工作。?
我和克平,相差一歲,誌趣相同,喜歡打乒乓球。尤其1959 年容國團在第 25 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獲得男子單打笫一個世界冠軍以後, 26 屆世界乒乓球賽又在北京舉行,全國掀起了乒乓熱。我們一放學和周末就在一起打球。後來在羅常培先生去世後,克平全家就搬到中關村十四樓那個單元。黃伯母那時調到十九中當老師,她十分好客,家裏經常高朋滿座,一直到文革初期,我是他們家的常客。但每次我到他家,黃伯伯並不參與,他總是默默地在一旁工作。黃伯伯為地理研究所所長,平時工作十分繁重,而他不分上班下班和節假日,他總是在工作。 1966 年受 “ 文化大革命 ” 幹擾,中斷了科研工作。他家如同其他十四、五樓老知識分子家一樣,搬入一、二家人合住。隻剩一間房,客廳睡房書房合而為一。並於 1970 年 8 月 31 日去湖北省潛江縣廣華寺中國科學院 “ 五七 ” 幹校。期間曾到農村插隊。 1971 年 7 月底才回到北京。
我們兩家在八十年代初,又同時搬到中關村南區黃莊小區,又成了近鄰。那時黃伯母遭受一次車禍,不久便去世,他家的以平、永平,我叫他們大妹、小妹仍和我們經常往來。他們家第三代幾個孩子相繼出世。家中沒有了主婦,十分雜亂。但黃伯伯一如繼住,在吵鬧中讀書工作。好像絲毫對他沒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