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人
描述中關村的人和事.
今年是家父蔡邦華誕辰 105 周年。我這是第一次寫紀念父親的文章，拿起筆心情就很沉重。有人講父親似高山，母親如流水。我眼中的父親確是需要仰望的高山，他的一言一行影響著我的一生，伴隨著我的成長，教導著我怎樣做人，做事，做學問。同樣，他那腳踏實地、注重科學實踐的意願與信仰也在影響和改變著周圍的人們。
最近讀到 2006 年 5 月 7 日《人民日報》 “ 用一生做好一件事——記國家科技進步獎獲得者陳劍平” 的文章， 該文敍述了 “陳劍平”，一個年青的植物病毒防治專家的先進事跡。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1985 年，陳劍平從浙江農業大學畢業，老教授唐覺的臨別贈言改變了他留校的主意。唐教授送給他的 4 個字 “ 學以致用” ，是唐教授 1941 年畢業時，當時的浙江大學農學院院長蔡邦華先生送給他的，這 4 個字影響了唐老一生。也因為這沉甸甸的 4 個字，讓陳劍平決心從事農業科學研究，來到了浙江省農業科學院。 ” 也正是這沉甸甸的 4 個字，讓陳劍平成為在植物病毒領域作出突出成績的青年專家和國家科技進步獎獲獎者。
家父蔡邦華的 “ 學以致用 ” 影響了兩代農業科學工作者，這也正是 他 一生 追求科學實踐的縮影和寫照 。。
一、 求學，探索科學救國之路
1902 年 10 月 6 日父親出生在江蘇省溧陽縣。祖父是前清秀才，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小學時，他跟兄長學習蠶體解剖，見到蠶體內部器官，感到極大興趣。在考入江蘇江陰南菁中學後，他用自修課桌飼養芋青蟲，觀察其生活史。博物老師見他對昆蟲如此入迷，甚為讚揚。在老師和兄長的影響下，使他抱定了學習昆蟲學的決心。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 , 中國經曆了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侵 , 簽定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麵臨了被世界列強所瓜分的危險。年輕時的父親，想的就是如何通過自己一生的努力能使中國強大，再也不受外國人的淩辱。 “ 求變 ” 是父親這一代有誌之士追求的目標。為此，父親選擇了科學救國之路。 1920 年中學畢業後，隨兄東渡日本求學。在東京進修半年日語後，考入了鹿兒島國立高等農林學校動植物科（即今鹿兒島大學的前身）。在學習期間，他不僅注重基礎課，而且還利用空餘時間學習鑒定昆蟲的方法。去日本前他曾在家鄉采得桑樹害蟲 “ 白蠶 ”( 蠶蟥 ) ，因在國內查不出學名，便帶到日本四處求助。岡島教授看到這個中國學生如此專研，就主動幫他查找參考書，指導查考方法，不久就找到了確切的學名。 1924 年父親剛一畢業，就接到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校長章士釗先生電邀，聘任他為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教授，成為二十年代北京農業大學最年輕的教授 (22 歲 )- 注 1 。當時他的學生都和他年齡相仿，有的甚至年齡都比他大。如 1949 年 12 月成為合並後的北京農業大學首任校長的九嶷山人“樂天宇”，革命烈士楊開慧的哥哥“楊開智”等。父親對昆蟲學的研究重點放在昆蟲生態學和病蟲害的防治，蝗害是曆史上困擾中國農業發展的重要蟲害，但對其分布狀況和發生環境一直缺少詳盡的調查研究。 1927 年他再度赴日，在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研究蝗蟲分類，並在鏑木外歧雄專家幫助下，對竹蝗做了詳細的研究，在論文 “ 中國蝗科三新種及中國蝗蟲名錄 ” 中 - 注 2, 記載了當時已知的 52 屬 112 種 , 其中有他發現的三個新種。這是二十世紀在蝗蟲研究上中國人發表的最早論文。 1928 年父親拒絕日本政府的無理要求，提前結束學業回國，應浙江省昆蟲局鄒樹文局長之邀，在該局任高級技師。不久轉入浙江大學農學院任教。 1930 年他受學校派送到德國進修，開始在柏林德意誌昆蟲研究所和柏林動物博物館研究昆蟲學 ，並在德國農林生物科學研究院學習昆蟲生態學。他借此機會對歐洲 9 國進行了旅行考察。隨後進入慕尼黑大學應用昆蟲研究院，跟隨森林昆蟲學家愛雪立希教授研究實驗生態學。 1932 年還參加了在巴黎召開的第五屆國際昆蟲學大會。
二、 父親和浙江大學的不解之緣
（ 1 ）1928 年到1937 年抗戰之前的八年：
家父是 1928 年轉入浙江大學農學院任教的。那年也正是國立浙江大學正式命名成立的一年。 1930 年他受浙江大學派送到德國進修，前後在柏林德意誌昆蟲研究所和柏林動物博物館，國立農林生物科學研究院和慕尼黑大學應用昆蟲研究院研究昆蟲學和昆蟲生態學。 回國後繼續在浙江大學任教。因對當時的郭任遠校長在學校推行黨化教育十分不滿， 1933 年與梁希、金善寶等 60 多位農學院教師一起憤然辭職，離開浙大，轉入南京中央農業實驗所。這期間家父主要從事螟蟲生態和防治的研究，曾應用氣候圖法對三化螟和飛蝗的發生分布區域進行了預測。發表專著和論文十餘篇，其中《螟蟲研究與防治之現狀》被當時教育部指定為農學院參考教本。他於1937 年又回到杭州，擔任浙江省昆蟲局局長。
（ 2 ）浙江大學西遷，在遵義、湄潭的歲月：
1938 年，在竺可楨校長邀請下重返浙江大學任教。 1939 年 8 月年浙大西遷到宜山時，由於戰局緊張，學校何去何從，一時眾說紛紜。家父已經接受了雲南大學的邀請，準備去昆明，行李都裝上汽車了，竺可楨校長果斷決定，任命當時年僅三十七歲的蔡邦華為農學院院長並經 當時的教育部批準 ，他還授命家父為西遷先遣隊，前往貴州選址，並上重慶將竺校長的西遷決定告知當時的教育部長以取得在經費等方麵的支持。家父回宜山後，提出校址設在遵義的方案。實際當時竺校長 曾得到黨國密令， 浙大 就地解散，師生可並入中央大學。 竺校長將此方案提交校務會議討論後， 拒絕了電令， 最終決定浙大西遷貴州遵義 辦學 ，並在湄潭設立分部。浙大從宜山遷往貴州時，是由文理學院、工學院和農學院三學院組成的。當時學校的核心領導為校長竺可楨和教務長張紹忠、三院院長，文理學院院長是梅光迪（文）、 胡 剛複（理），工學院院長是王國鬆，農學院院長是蔡邦華等人組成的校務委員會。到貴州後，學校總部、文理學院的文科各係及工學院設在遵義，而學校分部，有農學院和文理學院的理科各係設在湄潭。竺校長負責學校在遵義的大小事務（竺校長有事離開時，由工學院院長王國鬆代理）， 家父和胡 剛複 則 負責學校在湄潭的大小事務。竺校長和家父幾乎每天都有信件和電文來往，不知現在浙大檔案館中能否找到 ?
我是 1943 年出生在湄潭的，同齡的有蘇步青之子蘇德新，盧鶴紱之子盧永亮，還有王國鬆之女王遵雯和李壽恒之子李福遵等 , 從名字上可看出後二人是在遵義出生。因當時年幼對於湄潭的狀況已沒有多少印象 , 但經常從父輩們及哥哥姊姊那裏聽到湄潭的往事 , 特別是閱讀到竺可楨日記的片段和浙大西遷的回憶文章後才有了更深的感受。
家父生前深深懷念抗戰時期在遵義、湄潭的歲月 ，他於1939 年 8 月被竺校長臨危受命擔任浙江大學農學院院長開始，長達 13 年之久。這段經曆是1939 年8月浙江大學在廣西宜山起和1940 年初浙大由廣西宜山遷往貴州遵義、湄潭，在黔北辦學的六年半，及抗戰勝利後的次年，即從 1946 年秋 浙大 遷返杭州，在原址華家池重建農學院校園，直到 1953 年調往中國科學院為止的第二個六年半。在抗戰前後。 雖然 物質條件極為艱苦，但精神上卻是十分愉快。 家父作為浙大西遷和 黔北辦學 時 竺 可楨校長的主要助手， 除了把大量精力忙於搬遷，建校和繁忙的行政工作外，還爭取一切時機身體力行，就地開展科研工作，進行了西南山區的昆蟲考察，出版《病蟲知識》期刊，主持開展學術交流活動。在湄潭艱苦條件下，他和唐覺開創了我國五倍子的科學研究，查明了中國產的不同五倍子及產生不同五倍子的不同倍蚜種類和特性，為五倍子的人工生產提供了科學依據。 和李學騮的”西南各省蝗蟲之分類“進一步擴展了中國蝗蟲分類的研究。和陳效奎的”馬鈴薯蛀蟲初步研究“ 及和張宗旺的”稻苞蟲之猖獗與插秧期之關係“等（注 3 ）學術論文，切實解決了當地農業生產中的實際問題。家父一貫創導堅持的理論聯係實際，學以致用，切實解決實際問題的工作作風。也深深地教育我們後輩在做學問、搞科研上，要腳踏實地，不浮誇，不空談，紮紮實實做到真正實際地解決問題。
浙江大學在黔北辦學的七年，在竺可楨校長的領導下，家父與浙大師生同甘共苦，在極度惡劣的物質條件下，堅持了教學和科學研究，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學術上得到蓬勃發展，被稱為浙大曆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發展時期。浙江大學由一所地方性大學崛起成為國內著名的高等學府之一，甚至被來訪的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譽為 “ 東方的劍橋 ” 。
（ 3 ）赴台接收台灣帝國大學
1945 年抗日戰爭勝利後，當時家父與羅宗洛、陳建功和蘇步青伯伯等人一起，赴台灣接收台灣帝國大學，時間應是抗戰勝利日本受降時的 1945 年秋天。羅宗洛是著名的植物生理學家， 1940 年曾應竺可楨之邀到湄潭任教， 1944 年剛離開浙大，他和我父親都是學生物的，陳建功和蘇步青都是浙大數學係教授 , 而他們均是留日的。我看過他們在台灣的照片，後來也聽家父講過他們的台灣之行，當時交通十分不便，從湄潭到重慶再到上海足足走了廿餘天，再乘船去台灣又是一個星期，但他們十分興奮，終於盼來抗戰勝利，台灣回歸祖國的一天。他們在台灣工作十分辛忙，羅宗洛負責全麵工作，是接收後的台灣大學的首任校長，陳建功是教務長，蘇步青負責理學院，家父負責農學院事宜，他們分別成為台灣大學首任的理學院和農學院院長。從現在台灣大學的網站上可查到這些史料：
http://bioagri.ecaa.ntu.edu.tw/intro.htm
http://bioagri.ecaa.ntu.edu.tw/english/organization.htm
http://www.ntu.edu.tw/chinese2007/about/history.htm
他們抓緊時間完成了任務。家父說他們差點回不來，一方麵台大要留他們，而當時的教育部部長朱家驊也不讓他們回。而他們歸心似箭要回浙大，好容易獲準，但搞不到船票，後來遇到在空軍工作的浙大畢業生的幫忙才得以回來。 1980 年家父率中國科學代表團到日本東京參加 16 屆國際昆蟲學大會時遇到台灣大學的年輕的後輩同行，當提及接收台灣大學此事時，他們都親切地叫家父為爸爸。後來台灣方麵曾通過美國索取家父的照片。大陸台灣血濃於水，台大浙大有此淵源。應該加強交流，發揚光大。
（ 4 ）抗戰勝利後在浙江大學的六年半：
1945 年抗日戰爭勝利後， 1946 年 6 月浙大農學院由貴州湄潭遷回杭州，在原址華家池重建校園。家父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浙大的重建工作中。至 1948 年 3 月底，浙江大學已發展成為擁有文、理、工、農、師範、法、醫７個學院、 25 個係、 9 個研究所、 1 個研究室的綜合性大學。
1947 年浙江大學廣大師生參加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救亡運動，農學院學生於子三被害，整個於子三事件中竺校長都將家父作為處理事件的主要助手。竺校長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牢房中見到於子三被害的慘象後，當場暈到。醒來後就囑咐家父和校醫李天助，去現場調查。家父和李醫生在現場查看後都認為於子三不可能自殺，因為所謂自殺用的玻璃片上並無血跡，而玻璃片也沒尖角。保安司令部準備了兩桌豐盛酒席，留他們吃飯，被家父斷然拒絕了。數日後，司令部人傳話說：“ 浙大教授真難對付！“ 1948 年 1 月 4 日，學生準備為於子三出殯，家父趕到學校時，學校四周已被二千多軍警、特務、流氓和打手包圍。八時多，打手們衝進學校，學生們進行了反擊，抓獲了 10 多名打手，受到軍警圍攻。正在訊問時，竺校長約家父談話。竺校長說：“光天化日之下，軍警包圍，搗毀學校，浙大我辦不下去了！” 讓家父立即趕赴南京，向教育部長朱家驊請辭校長之職。家父不顧個人安危翻牆而出，連亱乘京杭直達趕往南京。車上遇《大公報》記者，於是把浙大遭受暴行的情況敘說了一遍。記者問：“可否在報上發表？” 家父說：“可以發表，但不要署我名字” 次日（ 1948 年 1 月 5 日）《大公報》將浙大“一四暴行” 的消息傳遍全國。在麵見朱家驊時，朱劈頭責問：“於子三是千真萬確的共產黨，你們還要為他說話？” 家父回荅說：“於子三是農學院的好學生，我是農學院院長，不能不為他哀悼。” 父親陳述學校被軍警包圍，歹徒破壞，目前搞得無法生活，無法教學，代竺可楨校長前來辭職，並向教育部請示善後！為了避免事態擴大，當局派出要員前往杭州督處，使學校暫解危急。家父回杭後，向竺校長匯報經過。竺立即要他暫勿外出，因為省政府已在查問： “ 《大公報》消息是否蔡邦華發出的 ?” 竺校長回荅說 : “不知道 , 但報上所載 , 完全是事實。” 以上經過我多次聽父親講敘過，竺可楨日記中也有所記載。
杭州臨解放前，因竺可楨校長秘密離校，家父再一次臨危受命被推任為浙江大學校務委員會臨時主席，代行校長職務。 任命公告貼在學校大學路的布告牆上，向全校師生員工公示。 為保護浙大 , 穩定師生員工的情緒 , 迎接解放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為了加強安全， 學校成立了應變會。由教授會主席嚴仁賡擔任主席，蘇步青為付主席。 我記得家父曾與梁希、馬寅初在家中商談 “ 應變 ” 事宜 , 如果竺校長不能再回浙大， 家父希望馬寅初來接任校長職務 。 5 月 3 日杭州解放 ，浙江軍管會於 6 月 6 日起派林乎加等軍事代表二人，由嚴仁賡、陳立、許良英、包洪樞等九人組成接管小組，召集臨時校務會議。 “ 指出嗣後浙江大學是人民的學校，擔負著培養人材的重大任務。目前工作仍由臨時校務會議執行，但一切措施，應有軍事代表簽署始能生效力。” （注 4 ）家父欣然 接受黨的領導 ，處理 竺校長離後的校務工作 。 1949 年新中國成立前夕，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家父參加了 7 月 13 日在北平舉行的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到會的除 285 名籌委中的 205 名外，還有黨政領導、各民主黨派代表及各界人士和新聞記者等近百人。周恩來等中共領導出席了會議。 家父被推為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科學界的十五名代表之一。 在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曾經問家父，是願來北京工作，還是仍回浙大工作？父親說，他與浙大有深厚的感情，還是回浙大。 7 月 17 日，在北平科學會議期間舉行的浙大校友會上，家父見到了竺可楨 ，校友們紛紛發言 懇切希望他能再回浙大 。使竺甚為感動，回答時幾乎不能言語。 1949 年 7 月 27 日，杭州市軍管會發布命令，公布了學校新的校、院、處領導人員名單。第一屆校務委員會由劉瀟然等 19 人組成，由 7 人組成常務委員會，劉瀟然任副主任委員；孟憲承教授任文學院院長，貝時璋教授任理學院院長，王國鬆教授任工學院院長，蔡邦華教授任農學院院長，王季午教授任醫學院院長，李浩培教授任法學院院長；嚴仁賡教授任教務長，範緒箕教授任總務長。 1949 年 8 月 26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任命馬寅初 為浙大校長兼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家父終於完成了解放前後浙大的交接工作 。 在參加完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開國大典後，仍回到浙大繼續工作。對於浙大接管後，停聘 60 多名教授，包括原理學院院長胡剛複等都在其中，還有些職員，他隻能很無奈地告訴竺可楨先生 , 竺感歎浙大接管情形與北大、清華、南開可謂全不相同也。（注 5 ） 1952 年全國高等學校院係調整，由教育部和華東軍政委員會做出拆分浙大的決定，按教育部的方案，最強的文理學院基本整體轉往複旦，浙江大學的農學院單獨分出成立浙江農學院，而調整後的浙江大學成了一所僅留四個工科係的工科大學。此時他奉調到北京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任副所長，不得不依依不舍地離開了浙江大學。家父對浙大和浙大的莘莘學子懷有極為深厚的感情 , 他喜愛杭州 , 更熱愛母校 , 母校送他到德國深造， 他為浙大傾注了全部心血, 也度過了他人生中二十餘年最美好的歲月。 1982 年 4 月 1 日 , 在離開杭州近三十年 , 他應母校的邀請參加校慶，剛到西子湖畔 , 孤山腳下 , 觸景生情 , 他突然暈厥。我們陪伴著他 , 深切地理解他的感情。最終他還是堅持出席了大會 , 寫下了“巍峨學府 , 東南之花 ; 工農肇基 , 文理增嘉 ; 師醫法學 , 雍容一家。求是為訓 , 桃李天下 ; 東方劍橋 , 外賓所誇， 民主堡壘，爭取進化；美哉浙大，振興中華。”的校慶題字。（注 6 ）在浙江農業大學朱祖祥校長的陪同下，開車繞行華家池校園一圈。望著他當年規劃的“四麵樓群，一池碧水”遠景，現在的碧波蕩漾，草地如茵，花草芳香，樹木蔥蘢，垂柳依依，優美典雅的校園。他內心欣慰了。是啊，他比竺校長幸運，還能在有生之年，踏上養育過他的母校的土地，回母校看一眼，也為自己能在浙江大學工作過而感到光榮。第二年他就駕鶴西去了。（待續）
注1、 中國農業大學 [ 百年學人之四十二 ] 蔡邦華：二十年代北京農業大學最年輕的教授（ 2005 年 07 月 28 日 報道）
注2、 Ｔｓａｉ Ｐａｎｇ－ｈｗａ．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ｃｒｉｄｉｄｓ 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ｗｉｔｈ ａ ｌｉｓｆ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ｈｉｔｈｅｒｔｏ ｓｅｃｏｒｄｅｄ．ｊｏｕｓ．Ｃｏｌｌ．Ａｇｒ．Ｉｍｉｐ．Ｕｎｉｖ．Ｔｏｋｙｏ，１９２６，Ｘ（２）：１３９—１４９．
注3、 浙江大學農學院在湄潭
注4、 竺可楨日記
注5、 竺可楨日記
注6、 浙大校史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