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人
描述中關村的人和事.
在美國康州的美弗爾的一所養老院裏躺著一位華人老婦,她患有嚴重的老年癡呆, 她幾乎連自已的親人包括自已的兒孫都不認識了,她九十七歲了, 人世間的淒涼蒼傷她都經曆了, 她太累了, 也該休息了。養老院裏寧靜清潔的環境，精心護理的工作人員，退休的兒子每周都來看望她，四個孫子都已工作了，三位已成家，她已有重孫子重孫女。舒適的晚年生活，她也該安心了。她就是我稱之為劉伯母的施慧元女士，她的先生就是我國著名昆蟲學家，我國昆蟲學創始人之一, 原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一級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劉崇樂。
劉伯伯是福建省福州市人。1901年9月20日生於上海，1969年1月6日卒於北京。1920年畢業於清華學校，1922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學位， 1922 - 1926年在康奈爾大學攻讀昆蟲學並獲得博士學位。1926年返國後，曆任清華大學生物係教授、東北大學生物係教授兼係主任、北京師範大學生物係教授兼係主任、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教授、清華大學農業院昆蟲係主任以及北京農業大學昆蟲學係教授、係主任及該校昆蟲研究所所長。新中國成立後調至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動物研究所、任室主任，曾任中國科學院昆明分院副院長，兼任昆明動物研究所首任所長,昆蟲學會理事和《昆蟲學報》主編。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他長期從事生物學教學、生物防治、資源昆蟲學和昆蟲文獻學研究。在昆蟲學的人才培養及圖書文獻收藏方麵都卓有建樹。對我國資源昆蟲特別是紫膠蟲的調查、研究、利用及擴大新產區頗有貢獻。
劉伯伯是家父的同行和好友, 1953年家父從杭州浙江大學調入北京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以後昆蟲和動物二所合併成動物研究所以來,他們一直在一起共事, 互相尊重, 互相支持. 直到1966年文革爆發。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是個文革重災區, 當時動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平均年齡超過四十七歲，居科學院之首。出自動物所的柳忠陽等一批造反派就把動物所作為典型，大搞法西斯專政，把張勁夫、裴麗生、秦力生、鬱文、杜潤生等院領導和動物所的幾乎所有年長的老科學家包括童第周、陳世驤、蔡邦華、劉崇樂等全部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關押在動物所牛棚，並把他們的家全部清除出十三、十四和十五樓。當時年近七旬的劉伯伯患有嚴重糖尿病，全身浮腫，步履蹣跚，但仍被押解去農村參加三秋勞動。家父屢次向這些造反派反映，劉快不行了，要送醫院。但是這些人那裏有人性，毫不領會。家父後來悲憤地回憶這段往事，他們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已的老友就這樣走了。據後來有人談當時的情景，劉老經常吃不飽，有一次，他饑餓難忍，撿食了幾粒掉在地上的玉米粒，竟被打得吐了出來。接著，這些造反派還勒令他去走獨木橋。一代名家就這樣搖搖晃晃，在一陣獰笑中從獨木橋上消失了。更令人痛心地是與此同時，畢業於北大物理係的他的小兒子劉彭業不明不白從物理所大樓墜樓身亡。當時的劉伯母麵對這種突如其來的災難，真是欲哭無淚，悲痛欲絕。她真是悔恨啊，在臨近解放之際，劉崇樂接到斯坦福大學的邀請，請他執教該校。當時劉崇樂和他的哥哥劉崇宏都是清華大學教授，他在生物係任教，而劉崇宏是曆史係教授。他哥哥決定赴台灣，認為他搞的東西對共產黨不會有用。而劉崇樂畢生熱愛科學、熱愛祖國，對共產黨新中國有好感。在決定是否留下來有點拿不定主意。劉伯母想起她的外甥何祚庥和共產黨關係密切，去征求他的意見。當時的地下黨員何祚庥當然勸他們留下來。那裏想到一失足，千古恨，現在變得家破人亡。而劉崇宏到了台灣，為台灣大學曆史係主任，人們一直很敬崇他，他一直活到九十多歲才去世。這也就是為什麽劉伯母後來在平反之際，隻身一人六十多歲到了美國，千辛萬苦最後把她大兒子一家六口先後移民到了美國，她絕不再讓她的兒孫再受到傷害。這是後話。
劉伯伯自50年代起，就立足於昆蟲學基礎知識的豐富積累，密切結合經濟建設大發展的需要，在國內首倡資源昆蟲學研究。他積極從事捕食性天敵昆蟲的應用和開發研究；進行寄生蜂、寄生蠅的利用，為我國綜合治理農業、林業和園藝害蟲作出了貢獻，是我國利用天敵資源進行害蟲生物防治的創始人之一。1955年以來，他密切關注我國工業、國防的重要原料紫膠蟲的研究。時值帝國主義國家對新中國實施禁運封鎖，紫膠來源十分困難。 1955－1958年間，劉崇樂出任中蘇科學院聯合組織的雲南紫膠考察隊隊長，率中蘇科學家和我國有關產業部門及雲南省科技工作者百餘人，進行了連續多年的綜合性考察，為紫膠蟲的人工放養、產區的擴大、產量的提高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1956年，中蘇科學院雲南紫膠工作隊改名為中蘇雲南生物資源考察隊。除紫膠之外，調查研究擴充到動植物區係和資源。動物方麵涉及昆蟲、魚類、兩棲爬行類、鳥類和獸類。上述調查獲得了諸多新發現，證實了雲南動物種類繁多且區係複雜、資源豐富。“動物王國”之稱譽被科學界確認，為雲南建立專業性的動物學研究機構作出了奠基性的準備。
劉伯伯一生熱愛昆蟲學研究。早期以胡蜂科為主要對象，中後期側重於瓢蟲科和寄生蜂、寄蠅、蜘蛛的研究。他刻苦好學，知識淵博、精通外語、廣收昆蟲文獻並極有研究。他學風嚴謹、做事認真，嚴於自律又誨人不倦，受到同仁的普遍敬重。有二件事證明劉伯伯的做事為人。1927年7月，朱自清在清華園寫下了著名散文《荷塘月色》。文中有這樣一段話：“樹縫裏也露著一兩點路燈光，沒精打采的，是瞌睡人的眼。這時候最熱鬧的，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裏的蛙聲……” 30年代，有一位陳姓的讀者致函朱自清先生，認為“蟬子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便向周圍的同事詢問，出乎意料，同事大多同意那位讀者的說法：蟬子晚上不叫。但似乎不夠權威，朱先生便寫信請教昆蟲學家劉崇樂先生。劉先生大約也沒有親身經曆，便翻閱多種有關昆蟲的著作。幾天後，他拿出一段書中的抄文，對朱自清說：“好不容易找到這一段！”抄出的這段文章說，平常夜晚，蟬子是不叫的，但在一個月夜，作者卻清楚地聽到它們在叫。第二件事在1926年10月的秋季，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在夏縣西陰村發現了一顆花生殼似的黑褐色物體，這是一顆被割掉了一半的絲質繭殼，繭殼長約1.36厘米，繭幅約1.04厘米，已經部分腐蝕，但仍有光澤，而且繭殼的切割麵極為平直。當時主持發掘的李濟對此十分重視，但是在發掘現場再沒有找到第二顆。圍繞著半個蠶繭，李濟請清華大學生物學教授劉崇樂進行鑒定，劉崇樂雖不敢斷定這就是蠶繭，但也沒有找出相反的證據。因為該繭殼比現在西陰村家養的蠶繭殼要小很多；不像是後來放進去的，因為埋藏的位置並不在坑底下，繭殼周圍的土色也沒有受幹擾的痕記；當然也不會是野蠶偶爾吐的，因為它有利器切割過的痕跡，這半個蠶繭是經過人工割裂過的。為此，劉崇樂初步斷定其為桑蠶繭，切割麵是由銳利的刀刃所為。並鑒定那半個蠶繭確是一種家蠶，因此證明了中國人在史前新石器時代已懂得養蠶抽絲。1928年，李濟重訪美國時，又特意把這半個蠶繭的標本帶去，求助華盛頓的史密森研究院，經那裏的博物家幫助他鑒定出這個繭殼是屬於家蠶的老祖先的繭殼，證實了劉崇樂的判斷。李濟在後來的很多學術論著中，都提到過“半個蠶繭”這件事，提法一直比較謹慎，隻是作了幾點推論，提出了思考方向，並未作肯定的結論。從這兩件事可看出劉伯伯作為一個科學家的嚴謹態度，而不像有些人在大躍進年代搞浮誇，瞎論證什麽一畝地能產萬斤糧之類；更不象當今中國有些人搞學術腐敗，弄虛作假，欺世盜名。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作為一個科學家首先要老老實實做人做學問。
劉伯伯離我們快四十年了，在其一生的教育、科研生涯中，著述甚豐。在中外刊物發表論文53篇，撰寫學術專著6部，譯著2部。他的為人，他的傑出貢獻，他的遭遇，他的死，能不讓我們後人深刻反思嗎？
Euge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