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人
描述中關村的人和事.
生平
戴芳瀾，字觀亭，湖北江陵人。 1893 年 5 月 4 日 出生在一個家道中落的書禮世家。父親戴經和母親鄧氏過著簡樸的生活。 1900 年喪母。 1907 年在伯父的資助下進入上海震旦中學， 1910 年畢業。在震旦中學打下了紮實的法語根底。 1911 年考取清華學堂留美預備班 。 1913 年畢業 於清華學校 。 1914 年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農學院學習，兩年後轉入康奈爾大學農學院專攻植物病理學， 1918 年獲學士學位。同年到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讀學位。一年後，由於家境困難輟學回國，任教於南京江蘇省立第一農業專科學校。 1920 年改在天津一家私人農場管理園藝。 1921 年與鄧淑媛結婚。 同年應聘於廣東省農業專門學校講授植物學和植物病理學，同時從事植物病害調研。 1923 年應聘到南京國立東南大學任農科病蟲害係教授。在校授課之外，從事植物病害與植物病原真菌的研究。 1927 年應聘為金陵大學農林科教授兼植物病理學組主任。在金陵大學期間從事了大量的研究與培養學生工作。 1934 年，清華大學成立農業研究所並聘戴芳瀾為教授兼植物病害組主任。 由於之前他已申請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研究補助金，乃在清華報到後偕夫人為助手到美國紐約植物園和康奈爾大學研究院做研究。 但在美國期間仍以通信方式安排清華農業研究所植物病害組的各項籌建工作。 一年後 才 到清華上任，帶領開展多項植物病害與真菌分類研究。 但是工作剛剛步上軌道， 1937 年日本侵華戰爭便全麵爆發，清華大學先遷湖南長沙，後轉遷昆明大普吉鎮。 在條件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盡力設法增加了人員，開展了以西南地區真菌與植物病害為主的多方麵工作。 1945 年抗日戰爭勝利，清華大學由昆明遷回北平，清華農業研究所擴大為農學院。戴芳瀾出任植物病理係主任， 帶回各人在昆明的全部研究資料，以至從 1945-1948 年間，戴本人以及他所帶領的同人們所發表的近 20 篇論文都是由昆明到北平延續研究工作的 成果。
新中國成立後院校合並， 1949 年成立北京農業大學。戴芳瀾任北京農業大學植物病理係教授和校務委員。 1953 年 他應中國科學院之邀承擔起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的籌建工作，並於當年該研究室正式成立時起兼任該室主任。 1956 年中國科學院決定將該研究室擴建為應用真菌學研究所，由戴芳瀾任所長。 1958 年應用真菌學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北京微生物研究室合並成立為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戴芳瀾任該所的首任所長。 為了集中精力專注於推進新成立的微生物所的全麵發展，從 1959 年起他不再兼任北京農業大學教授而專任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長，一直到他 1973 年 1 月 3 日 去世。
戴芳瀾學識淵博、為人正直，深為科學界所敬重。 1929 年中國植物病理學會成立，他是發起人之一。 1936 年當選為中國植物學會第四屆會長。 1948 年 4 月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3 年他被選為中國植物病理學會的新一屆理事長。 1955 年，戴芳瀾被選為首屆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同年，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農業科學院授予他通訊院士的榮譽稱號。 1962 年他被選為中國植物保護學會名譽理事長。 1956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還曆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曾受到周恩來和朱德的親切接見。
中國真菌學的創始人和中國植物病理學科的奠基人之一
戴芳瀾自幼勤奮好學，早期家境並不富裕，連小學都幾經中斷。中學還是靠伯父的讚助才得以完成。畢業後年僅 17 歲的他又完全依靠自己努力考取留美預備班，才得以出國留學。 但正在進入研究生院攻讀學位時，又因父親失業而中途輟學回國，喪失了進一步深造的機會。 回國後雖謀得教書職位，然因時局動蕩，舊社會的派係之爭，幾度遭解聘更換學校，並有一年不得不在天津為一私人農場管理園藝，命運坎坷。 即便如此，戴芳瀾以貧賤不能移的堅韌毅力，奮發圖強，矢誌投身於中國的植物病理與真菌學事業。 如他 1920 年撰寫的《植物病害之現行治法》， 1923 年發表的《芋疫病》都是他在廣州課外進行調研的結果。後者是中國人對疫黴屬的第一篇研究報告。在南京東南大學教學之餘，他還經常到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查閱資料，孜孜不倦地研究植物病害和病原真菌。 他還研究過江蘇、浙江的水稻病害及防治。 1927 年發表了《江蘇麥類病害》和《中國植物病害問題》等論文，都是他在抓緊時間和一切可利用的條件下完成的。直至 1927 年受聘於金陵大學才得到比較穩定的教書與研究條件，施展其才華教書育人做研究。按照戴芳瀾自己的話：“在金陵大學這幾年中生活較安定，我的研究工作和培養學生主要就是在金大這一段時期內做的”。在為今後造就一大批植物病理界棟梁之材的同時，自己在 7 年中陸續發表了《江蘇真菌名錄》等 20 篇論文。 但這是他憑借自己的民族氣節，在針對 某些 外國人的欺侮，努力進行抗爭，據理取得了應有工作條件的情況下才得以獲得的結果。 他曾寫道“在金大時期，由於校內的外國人欺侮中國人，我常與他們衝突 ” 。他所以能夠得到必要的研究條件其中有一爭取過程。 即金大是一教會學校，許多教授、係主任都是美國人，其中不乏飛揚跋扈之輩。金大農林科生物係主任斯圖爾德（ A. Steward ）與哈佛大學植物研究所薩克斯特 (R. Thaxter) 教授達成采集中國西南地區真菌標本的協議。戴芳瀾受托承擔這一任務時，力爭標本應由中美雙方同等分享。斯圖爾德看不起中國人，遂以必須要有人能夠對標本進行研究作為條件威脅說：“你們分了標本誰來鑒定？”。 戴芳瀾以威武不能屈的大無畏的精神理直氣壯地回答說：“由我”。 並且很快選定了有較多真菌寄生的高等植物標本開始進行工作。 在他的堅持和所顯示的研究才能事實麵前，斯圖爾德無奈，隻得同意了平分的原則。 戴芳瀾 因此 更是下定決心要為中國人爭口氣做出成績。 由此便將主要精力放在中國真菌分類的研究上。先從白粉菌做起，越做越廣精益求精，果然做出了國際水平的成績。 1930 年發表了首次由中國人報道的寄生於植物上的真菌新種的論文，《三角楓上白粉菌之一新種》，成為中國真菌學創立的標誌。
戴芳瀾在 1931 年發表的《竹鞘寄生菌之研究》一文中，報導了他對竹多腔菌子囊雙壁結構的形成方式和過程所進行的詳細觀察。 這反映出他以後在真菌分類研究中逐漸形成的一個重要觀點，即不僅要注意形態，還要注意細胞學、發育過程、以及遺傳學等所有的生物學性狀。此文一經發表，立即為國際真菌學界所公認並被寫進好幾種真菌學教科書中， 該論文也 被列為重要參考文獻。 直到 1994 年出版的國際上公認的權威性教科書《真菌概論》 (Introductory Mycology) 的 第四版中還引用了戴芳瀾的這項工作，並刊登出戴芳瀾所繪的竹鞘多腔菌原圖的重繪圖。 經過 60 多年以後仍舊受到如此重視，可見戴芳瀾發現的重要和工作的經得起考驗。 1934-1935 年他在紐約植物園和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的老同學道奇（ O. B. Dodge ）合作研究脈孢菌的遺傳。結果寫成《脈孢黴的兩個新種》和《脈孢黴的性反應連鎖》兩文，於 1935 和 1936 年分別發表在美國的《真菌學報》 (Mycologia) ，獲得了普遍的好評。除在當時受到重視外，還成為真菌細胞遺傳學的經典文獻。在金（ R. C. King ）主編的《遺傳學手冊》第一卷《細菌、噬菌體、真菌》（ 1974 ）（ Handbook of Genetics:I: bacteria phage and mycology ） 中被引用。
戴芳瀾不僅在研究的深度上有突出貢獻，在真菌學和植物病理學研究上更有著寬闊的研究廣度。 在美期間他利用母校康奈爾大學的圖書和標本條件查看和收集了國外期刊上發表的有關中國真菌資料和中國真菌標本，為編寫《中國真菌名錄》作了準備。由金大到清華 在北平期間 先後發表了 9 篇《中國真菌雜錄》和一篇長達 478 頁的《中國真菌名錄》，分別描述了鏽菌、白粉菌、霜黴菌、尾孢菌等，還報道了炭角菌科的一個新屬 Xylariopsis 。抗日戰爭期間清華大學內遷昆明，當地豐富的真菌資源為他進行研究提供了好機會。 戴芳瀾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進行調查研究，一直延續到抗戰勝利。隨後幾年發表了《雲南的鳥巢菌》、《雲南地舌菌的研究》、《中國西部鏽菌的研究》、《中國的尾孢菌》等重要研究論文。戴芳瀾先後報道了 69 種尾孢菌，其中包括 14 個新種和許多在中國未 ( 曾 ) 報道過的新紀錄。他對雲南豐富的地舌菌種類尤其感到高興。在其論文中這樣寫道：“雲南是假地舌菌屬（ Hemiglossum ）模式標本的產地，地舌菌的種類異常豐富。”他所詳細描述的雲南地舌菌 29 種， 4 個變種，其中就有 12 個新種和 3 個新變種。他的那篇論文現在已是世界地舌科分類中的一篇重要文獻。在調查雲南水稻病害時，戴芳瀾發現了中國水稻的一種病害，稱稻一柱香病。在雲南，他還積極主持他的學生和助手，多方麵調查和研究雲南的真菌和植物病害。在當時或在後來發表了許多有影響的論文，充實和加強了中國的真菌和植病事業。解放以後， 1958 年他和他的學生以《中國真菌名錄》中有關中國經濟植物病害真菌的資料為基礎，補充進細菌和病毒病原，編寫成《中國經濟植物病原目錄》，為植物病理學和植物保護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書。
戴芳瀾自 1921 年至 1957 年，先後在廣東農業專門學校、東南大學、金陵大學、清華大學、北京農業大學擔任教授，講授真菌學和植物病理學； 1953 年以後，他還為北京農業大學，中國科學院應用真菌學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培養研究生，講授真菌學課。根據其四十年的教學經驗，戴芳瀾於 1959 年 10 月將他的真菌學講稿中的藻菌、子囊菌部分編為講義，作為《真菌》一書的上冊，由北京農業大學鉛印出版，以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六十年代中期，他用了較多的時間寫完了大部分擔子菌和半知菌，可惜全書沒有寫完，就與世長辭了。戴芳瀾去世後，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戴芳瀾同誌遺著整理小組》整理了他的這一遺著，並請裘維蕃教授補寫了傘菌目和多孔菌目兩章，於 1987 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書名改為《真菌的形態和分類》。
60 年代，戴芳瀾著手整理幾十年來收集的有關中國真菌的所有資料，開始編寫《中國真菌總匯》。 以根據早自二十年代初期在南京東南大學教書時在江蘇采到的標本於 1927 年發表的《江蘇真菌名錄》，和以後在金陵大學到清華大學期間發表的《中國真菌名錄》為基礎，不斷添加充實。 不幸這部書在他生前也未能編寫完稿，而是由他的學生繼承遺誌，經過幾年的努力最終才予以完成，並於 1979 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這部真菌分類的大型參考書（ 1258 頁）的出版，對我國真菌學的發展、真菌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都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日本著名真菌學家平塚直秀在《日本菌學報》 21 卷 2 期上（ 1980 年 9 月）發表了悼念戴芳瀾教授和推薦《中國真菌總匯》的文章；美國《真菌學報》 72 卷 3 期（ 1980 年 5 月）也介紹了《中國真菌總匯》。此書不僅是一本中國真菌分類參考資料的匯編，而且是一部中國真菌分類學巨著。 戴芳瀾在書中第一次發表了 32 個真菌學名新組合。《中國真菌總匯》一共參考了 768 篇文獻資料，最早一篇發表於 1775 年。所引文獻包括英、法、德、俄、意、日、西班牙、拉丁等外語語種。二百年來，寄主的學名、真菌的學名、我國行政區域都有不少變動，都需一一進行核對、訂正。為了便於我國科學工作者查閱，編著者還特意增加了真菌定名人姓名及其縮寫，顏色譯名對照表等。 戴芳瀾在他一生最後的幾個月裏，仍然不顧年老多病，抱病工作。製定了《中國真菌總匯》的編寫計劃，寫好了該書的前言，而把一些具體工作留給他的學生和年青人去完成。他充分認識到這本巨著的曆史性，在《中國真菌總匯》前言中寫道“雖然這本書在現階段對我國真菌分類工作是一本有用的參考書，但是它有時間性的。隨著真菌分類學的不斷發展，必須跟著進行收集和整理工作來不斷地增訂這本《總匯》。”這就是這位大師對他自己與該書作用的恰如其分的評價，也是他老人家對後來學子的期望和要求。他還在前言中寫道：“我謹以此書作為我個人晚年對人民的一點貢獻吧”，短短一句話，既表露了他對即將完稿的自慰，又蘊含著他對行將結束的一生獻身的依戀深情。
教書育人 為祖國樹棟梁材
戴芳瀾自 1919 年起的 50 年中絕大部分時間在學校教書，即便 1959 年離開農大以後 也還是不斷地在培養人才。所以他不僅是一位造詣高深的科學家而且是一位關懷人才成長的教育家。從廣州到南京，由南京到北平，再由北平到昆明培育出一代又一代令世人矚目的優秀人才。僅在老一輩的真菌和植物病理學家中就有，陳鴻逵、 俞大紱、黃亮、魏景超、仇元、周家熾、林傳光、裘維蕃、王清河、吳友三和方中達等人，都上過他的真菌和植物病理課聆聽他的教誨，或是在他的領導下工作過。 他們都為植病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以清華農科所為例，就有周家熾把小麥蜜穗病的侵染與傳播和線蟲聯係起來、在昆明時又研究闡明了雞緃菌和白螞蟻的共生關係。 裘維蕃則對鵝膏菌、牛肝菌和紅菇等大型真菌作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以後陸續出書。沈善炯與相望年對水生藻狀菌的深入研究得到了國際上的重視。俞大紱除了自己對雲南蠶豆病害和鐮孢黴的變異進行了研究以外，還領導研究了小麥三種鏽病菌的生理分化和抗病育種。 在昆明清華農研所進行過研究工作的約有 60 人，後來各人走上各自的崗位後都有不同的發展。 這 60 人中的絕大多數，後來都成為國內外著名專家，成為高等學校、科研機關的中堅力量。其中有 14 位先後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 院士 ) ，戴芳瀾的病害組成員中就占有 5 位。一個先後總共隻有 60 人的集體，有這麽多的院士先後產生，世所罕見。說清華農研所是一所英才庫，毫不誇張。這是清華農研所對國家最大的曆史性貢獻。清華農業研究所也是新中國成立後北京農業大學教師隊伍的重要來源。 當初北農大植物病理係擁有全國最強大的教授隊伍，其中曾受教於戴芳瀾的就有 4 人之多。 再由這些及門弟子帶領出遍及全國的植物病理人才，真正達到了桃李滿天下。大家尊稱戴芳瀾是中國真菌學的創始人和植物病理學科的奠基人之一的確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戴芳瀾在教書育人的工作實踐中，充分貫徹了他所特別注重的若幹觀點。其中之一是注重教學、科研和生產的結合和相互的良性促動作用。 1953 年他兼任中國科學院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後，便將北農大植物病理係的教授與講師以上的教員都聘為該研究室的兼職研究人員，開展了小麥鏽病、小米紅葉病、馬鈴薯晚疫病、白菜病毒病和軟腐病、棉花黃、枯萎病和立枯病等糧食、蔬菜、棉麻多種農作物重要病害的研究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有些還得到科學院的成果獎。通過這種形式的三結合，實現了培養年青科研人才、提高學科和教學水平、以及減少農業生產中病害損失的多重功效，體現了他重視科研、教學和生產相互促進觀點的正確性。 北京農業大學成立初期由於主要領導人的左傾思想，曾經一度號召學生轉入少數如農學、畜牧、林學等“生產係”而把植物病理等係歸入“非生產”的另類。 在這種狹隘“生產觀點”氣氛下，戴芳瀾所專長的基礎性研究工作，乃至於他本人便不可避免地都被誤認為是“脫離生產、脫離實際”。殊不知戴芳瀾卻是一位十分重視教學、科研為生產服務，憂天下之所憂，愛國、愛民，難能可貴的國家棟梁。 1956 年夏末，北農大的三個應屆畢業研究生在完成了所有畢業口試答辯後，到中關村中科院應用真菌所看望戴芳瀾先生。 戴芳瀾特意邀他們到家中便飯，餐前十分關懷和懇切地叮囑他們，今後無論分配到什麽單位就職，務必要注重從生產實際需要中去選擇研究課題，而在服務於生產的過程中又要注意努力去提高學科水平。 他更以他本人早年選擇研究白粉菌為例，說明為生產服務和提高學科水平二者之間的相輔相成。 他對可能即將離京他去的畢業學生的這番教導，充分折射出了他本人內心深處對服務於生產的高度責任感。
另一個貫徹在他教書育人實踐中的重要觀點，是始終不能墨守或者滿足於對事物現有水平的認識，而必須要隨著相關科學技術的進步去不斷發展、深入和創新。 戴芳瀾對他自己的無論是研究成果或者著作，都認為隻是在一定的時間範圍內比較完備、比較確切，而決不可能永遠完美、永遠正確。 這並不隻是出於他的謙遜，更主要的是出於他堅定的正確認識論。 他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必須對自己已有的認識進行重新檢驗，從中發現其中的不足乃至錯誤並使之進一步深入和完善。 戴芳瀾堅持認為分類研究必須力求建立在對所研究對象的所有生物學性狀的全麵深入認識基礎上。 因此，他十分關注特別是生物學—生命科學範圍內，或者是與之密切相關的各種學科的新進展。 戴芳瀾的主要研究領域和貢獻的確是真菌學，特別是真菌分類學。 這是決定於真菌學科發展的曆史條件和當時的現狀。 有人往往因此而比較膚淺地隻看到戴芳瀾是一位傑出的真菌學家或者真菌分類學家，而沒有進一步去探究他之所以能夠在上述學科內成其大器的博學、多才的深層原因。 正是他廣博而又深厚的知識基礎，他敏銳感知、及時抓住和正確把握學科發展新生長點的才能，以及他一生勤奮從不懈怠的好學精神，成就了他的不朽業績和貢獻。 戴芳瀾不但身體力行地實踐著他的上述觀點，他還循循善誘地引導他的學生和助手們去努力共同實踐這一觀點。 1952 年他在對北農大本科生講述遊動孢子的形成過程時，詳細地講述了首先可以觀察到後來發育成遊動孢子囊的細胞內開始出現細胞質顆粒狀物質和油滴的大小變化和運動，然後可以見到細胞質內出現了分格，最後才是每一個格各自形成為帶有鞭毛的遊動孢子以及後者從遊動孢子囊中的釋放過程。 他在講完上述能夠在顯微鏡下觀察到的全過程以後，又聯係能夠影響整個發育過程中不同環節的環境條件向同學們深刻地指出，隨著相關學科知識和研究技術的發展今後進一步從細胞、生理、生化的層次上去深入揭示這一發育過程內在變化機製的必要性。 在短短幾分鍾內，他把聽講同學們的注意力從具體細致的現象觀察引申到今後對內在機製的認真思索，這便是他這種努力的一個具體實例。 即使在離開了大學教學工作崗位以後，他仍然十分注意鼓勵和引導身邊的研究生和工作人員及時去掌握科學技術的重要新發展，擴大和加深對相關學科的認識。他隨時提醒人們關注國內外相關學科的重要論著和發展情況，還定期組織相應的讀書會和研討活動。戴芳瀾的這種不倦的努力，也反映了他本人終身追求不斷完善的可貴精神所衍生出來的一種責任感。
貫徹在戴芳瀾教書育人實踐中的再一個重要觀點，是教書和育人的二者並重。 戴芳瀾的文章、道德深為學術界所眾口皆碑。 從親身經曆中他也深知二者之間的密切關聯， 因此他十分重視對學生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德育層麵上的引導和培養。 絕大多數情況下，他的身教就是達到這一目的最為有效的途徑。 學生們耳聞目睹戴芳瀾為人、做事的方方麵麵，再加上對他的衷心敬佩和愛戴，無形中就受到了有益的熏陶。 但是當他覺察到有何“要不得”的言行時，他也會從愛護出發嚴肅地提出批評。 戴芳瀾授課時為啟發學生思考和提高聽課注意力，有時會先做一、兩個提問。同樣是 1952 年的真菌學課程中有一次他向學生提問，新種被命名以後為什麽要在它的學名後邊加上定名人的姓名或其縮寫。 被連續點名的同學不是不敢貿然作答就是答錯了。他認為錯誤的答案“要不得”因而麵有慍色，稍後才嚴肅而又語重心長地解答說：定名人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所定新種學名之後是為了對成立新種負責 ，而絕不是以此為自己樹立名聲。 經戴芳瀾先生這一點撥，這一責任觀便深刻地印在全體同學的腦海中。為同學們今後在工作中務求謹慎行事，避免在確定“新種”時出現粗製濫造作風，上了生動的一課。
戴芳瀾的教書方式別具一格。講課以啟迪為主而不是滿堂灌。課外的必讀參考資料很豐富。早期更是從當時國際上最有用的論文中收集來（當然大部分都是外文的）加以打印並編訂成冊。同時在講到某一類菌時就指定課外閱讀最權威作者寫的書籍或教科書。在課堂上並不是麵麵俱到，而是重點突出。特別是他深入研究過的課題談得很專注，引人入勝。讓學生聽後，印象極深終生難忘。教真菌學時他親自看試驗，在提出要求之後，隔些時便在室內巡視一遍，看看一些同學的繪圖。畫得對時，它可能會指著繪圖問他圖上某一部分叫什麽名稱。畫得不對的，他就毫不客氣的讓學生重畫。因此所有學生都無不仔細認真地完成實驗課的要求。在這樣嚴格的要求下，戴芳瀾的弟子幾乎都能繪出精準美麗的顯微鏡描圖。一直到二十年後在北京農業大學開真菌課時還是如此要求。他曾形象地比喻說：“畫靜物，一個罐子你也要看完整了，它哪裏大 哪裏小，要畫出來。不能隻看了半個就畫，那還叫罐子嗎？”在早期教植物病理學時，他很注重實際操作，不以教授自居，親自帶領學生到園藝係果園中去噴波爾多液以防治蘋果鏽病。在講授真菌學時帶領同學一起到野外采集，有時全家同去，都是采集員。既增加了同學對真菌生態環境的認識提高了對真菌的熱愛和興趣而且學到了許多采集與識別標本的竅門，師生關係極為融洽。為以後許多學生的調查研究真菌打下了紮實基礎。早年對學生做論文還手把手教學生分離培養、切片染色、顯微鏡描圖、照相、查文獻和鑒定，引導學生進入研究境界。
但戴芳瀾平時沉默寡言，對青年要求嚴格，從不當麵表揚。聽工作匯報時，如他不出聲，就表示還行，如有意見，就說一句話“要不得”。但因為不說明不合適的地方，學生就得回去仔細檢查什麽地方不對。經過修改，往往來回三次，直到把那個不滿意的地方改掉了他說聲“要得”，算是通過了。戴芳瀾審稿從不動筆修改，也不多提具體意見，而是啟發性的點一點，要你去想。這樣就逼得學生們主動地開動腦筋，減少了依賴性，培養了獨立工作的能力。戴芳瀾還很重視讀書會這種方式，在他學生較多時，分給每人一個題目，分頭查資料和文獻，輪流定期作報告，大家討論暢所欲言、互相啟發，受益不小。這種學術活動往往是在戴先生家裏舉行，戴師母常常備有點心招待，其樂融融，增進了師生感情。戴芳瀾先生並不像傳說的那麽可怕。
戴芳瀾不僅是一位學識淵博的科學家、教育家，還是一位科學活動家，早在美國就參加了於 1915 年 10 月成立的“中國科學社”，第一批社友錄中便有戴芳瀾的名字。並成為威斯康星大學的征求委員，後來還參加了中國科學社在康乃爾大學召開的第三次年會。他的第一篇植物病理學的文章， 1920 年撰寫的《植物病害之現行治法》就是刊登在該社創辦的雜誌《科學》上的。回國後，他認識到科學尤其是中國的科學隻有在廣大科學工作者科研工作經驗交流的基礎上才能提高。要發展一門學科，沒有一個相應的學會是不可能的，隻有通過專門學會的學術活動才能有廣泛的學術交流，從而相互促進，相互提高。國際上，那時已經先後成立了植物病理學會等學會，因此戴芳瀾在 1929 年就和鄒秉文等倡議成立“中國植物病理學會”。鄒為理事長，但鄒有其他事務，學會的會務工作實際是落在戴芳瀾肩上。新中國成立後戴芳瀾立即主持恢複植物病理學會活動。 1949 年 2 月 9 日在北京召開第一次複會大會，臨時推選他為理事長負責籌備第一次代表大會。戴芳瀾馬上著手組織全國各省市的地方分會，重新登記並吸收會員。 全國推選出代表 20 餘人，加上邀請列席的共計 80 餘人。 並於 1953 年春召開了第一屆代表大會在會上戴芳瀾當選為理事長。編輯《中國植物病理學會會訊》。出版《植物病理學報》。在以後十年中植物病理學會積極開展活動，會員也迅速壯大。大大推動了新中國的植病事業。戴芳瀾功不可沒。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積極保護這些檔案資料，使中國植物病理學會至今有檔可稽。
道德風範 世人楷模
戴芳瀾一生可以用正直純樸、光明磊落、實事求是、明辨是非來形容。特別是在做人上融現代科學精神與傳統民族文化於一身，正氣凜然、剛正不阿、不畏權貴、堅持原則。他嚴肅而熱情、嚴格而寬容。為人與待人接物直來直去，不會拐彎抹角，可貴的是對上對下一視同仁。在十年動亂時期，有的造反派對他無理指責並在大會上不講道理的批判，都使他自尊心受傷害，很傷心與氣憤。但過後卻以寬和的心情說：“不少批判我的人也是一時糊塗，或是形勢所迫。”實際上他對批判他的人，事後非但沒有介意，有的還特別注意團結，予以格外的照顧。他對過去許多外籍傳教士及一些專家常來我國采集標本自由帶出，回去後就發表新屬新種，雖然他也肯定他們對了解中國物種資源有一定貢獻，但對全由外國人壟斷認為是“喪權辱國”之事。立誌要中國人自己作調查研究自己的資源，並迅速將結果公諸於世。早在金大任教時，許多人不大敢和一些飛揚跋扈的美籍教授頂撞，隻有戴芳瀾不買洋教授的帳。例如對一位當權的名叫斯圖爾德的植物學教授，當他處事不公時，他就要據理力爭。 1941 年他赴重慶參加中央研究院評議會。蔣介石於最後一天設中膳招待評議員，戴芳瀾未去，認為不應為蔣捧場。他的耿直可見一斑。 1955 年 12 月全國科聯、中國科學院和幾個學會聯合召開米丘林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會議籌備組準備了開幕的主要報告稿，請他代表報告。他急忙搖頭擺手，直截了當地說：“要我報告不合適，何況我又不是搞遺傳的。”當年我國正一麵倒地向蘇聯學習，全部否定摩爾根學派的成果和理論是最突出的重大偏差。不少科學家對此是有意見的，戴芳瀾就以不肯作報告加以抵製，體現了他不隨波逐流的一貫精神。
戴芳瀾實事求是的作風十分感人，凡不是他親自參加部分工作的研究論文，他從來不要掛上他的名字。即使是他切實指導的也隻允許在論文下加一個腳注：“這一工作是在戴芳瀾指導下進行的”。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他的正直淳厚及其風格之高。他 報道的炭角菌科一個新屬 Xylariopsis 的標本係他的學生林傳光所采，他便把林傳光的姓 Lin 作為這菌的新種的種加詞發表。體現了他對學生勞動的尊重。 戴芳瀾一生不追求名利隻知做好工作，到清華大學時曾邀請他出任農研所所長，他為專心做好真菌與植物病理事業無暇他顧，堅拒所長一職，隻主持病害組工作。抗戰勝利後清華大學確定將農研所擴建為農學院，戴芳瀾以其威望和資曆理所當然地被考慮為院長人選，他又是專注於植物病理和真菌事業隻任係主任，而讓年輕有為的湯佩鬆當院長。僅在 1953 年應中國科學院發展真菌與植病事業成立研究室時做主任。既接受任務，戴芳瀾便以嚴肅認真的態度搞好來自不同單位專家的團結，抓課題規劃，促進了科研事業。後來擴建為應用真菌學研究所時，才出任所長，並在與微生物研究室合並成立微生物研究所時繼任所長。他從全局出發用寬容的心態加強來自兩單位人員的團結，采納多方麵的意見，搞好規劃。確定以擴大微生物的利用和研究有害微生物的防治為主要業務範圍，帶動微生物的形態、分類、生態、生理和遺傳變異等學科，逐步發展形成為一個多學科的綜合性研究所。 從而把微生物所辦得有聲有色，是該所曆史上光輝的一頁。
在戴芳瀾家裏：南京時，條幅上就有一個紅圖章：學到老；北京羅道莊時，有副對聯：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他正是這麽做的而且終身不渝。這就是戴芳瀾一生的寫照。回顧戴芳瀾的一生，可能有別的科學家有比他更大的貢獻，更高的成就。但他的業績和道德風範無疑是中國科學界頂尖的，堪稱楷模，為後人永遠懷念與學習。
（黃河 宋大康）
參考資料
1． 戴芳瀾自傳等有關表報，存微生物研究所檔案室
2． 相望年：中國真菌學與植物病理學文獻，科學出版社， 1957 。 323 頁。
3． 紀念戴芳瀾教授誕辰九十周年，《真菌學報》第 2 卷第 2 期， 1983 。
4． 中國農業大學校史（ 1905-1949 ）， 北京農業大學出版社， 1990 。 647 頁。
5． 門大鵬：戴芳瀾（傳），《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第一集， 483-488 ，科學出版社， 1991 。
6． 陳貴琴：戴芳瀾（傳），《中國科學技術家傳略》，農學編，植物保護卷 I. 11-25 ， 1992 。
7． 懷念戴芳瀾先生（薛禹穀等）院史資料與研究， 1993 年第 4 期（總第 16 期） 1-22 。中國科學院院史資料研究室出版。
8． 戴芳瀾先生 1893-1949 年生平考述（樊洪業）， 院史資料與研究， 1993 年第 4 期（總第 16 期） 23-42 。中國科學院院史資料研究室出版。
9． 戴芳瀾先生生平點滴 （李季倫等），院史資料與研究， 1993 年第 4 期（總第 16 期） 43-49 。中國科學院院史資料研究室出版。
戴芳瀾著作 ( 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