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回顧 (十一) - 正直淳厚的戴芳瀾教授和《中國真菌總匯》

            戴芳瀾於1893年5月4日生於湖北江陵縣，1973年1月3日卒於北京。1913年結業於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１９１４年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農學院學習，以後轉到康奈爾大學農學院，獲學士學位，其後又到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攻讀植物病理學和真菌學，一年後，由於家境困難輟學回國。後曆任東南大學、金陵大學、清華大學、北京農業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室主任，應用真菌學研究所研究員、所長、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員、所長，中國植物病理學會理事長，中國植物保護學會名譽理事長，《植物病理學報》主編等職。曾任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農業科學院通訊院士。中國真菌學的創始人，中國植物病理學的主要創建人之一。早年對水稻、果樹等作物病害及其防治進行了研究；30年代以後從事真菌分類學、形態學、遺傳學及植物病理學，特別在霜黴菌、白粉菌、鹿角菌、鏽菌、鳥巢菌、尾孢菌等菌的分類方麵，以及竹鞘寄生菌的形態學和脈孢菌的細胞遺傳學方麵進行了係統的研究工作，有關論文迄今仍為國內外同行廣泛引用。任教多年，講授真菌學和植物病理學，培養大批科技人才。發表了50餘部專著及論文。

            戴伯伯一家在五、六、七十年代曾居住十四樓西端一層, 戴伯伯是著名的真菌學家和植物病理學家。真菌（fungi）是一類數目龐大的細胞生物，已被研究過且有文獻可查的，至少有5100屬，大於45000 種，世界上已有記載的真菌有12萬種，戴芳瀾教授估計在中國約有4萬餘種。而且每一種真菌的個體數量，又非常巨大，由於它們具有多型性，繁殖速度快，產孢數量又大，它們的個體數量常常是幾何級數增加，以致到無法計算的程度。戴伯伯晚年的巨著 - 《中國真菌總匯》,是一部有關中國真菌分類的大型參考書，它對我國真菌學的發展、真菌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都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當年戴伯伯寫這本書，是從２０年代起就留心收集有關中國真菌的資料。最初以《中國真菌雜錄》的標題，陸續發表在有關的科學雜誌上。１９５８年出版的《中國經濟植物病原目錄》就是利用上述資料編輯而成的。以後，他確定了編輯方向，確定了采用國際間公認而合理的命名方案，使在中國記錄的真菌名稱，根據同物異名的優先權而獲得了合理的歸類。他翻閱了大量的文獻,寫下了摘抄和分析心得。現在中科院檔案館保管的有限的手稿中,其中最完整的一份,就是戴伯伯的一套卡片摘抄。文革期間，戴家也搬入幾家人，他們隻剩下了一大一小的二間房，兩大櫥櫃的卡片摘抄無處可放了。戴老忍痛不得不讓人搬到微生物所，後來微生物所捐給了中科院檔案館。現從這些卡片摘抄中，戴老密密麻麻摘錄各類文獻資料，還包括戴老精心描繪的各種真菌圖譜，突顯出我國老一代科學家那種認真、嚴謹和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 看到這些摘抄真讓我們這些後輩學子汗顏,甚至連檔案管理人員亦深為感動。。《中國真菌總匯》一共參考了768篇文獻資料，最早一篇發表於1775年。所引文獻包括英、法、德、俄、意、日、西班牙、拉丁等外語語種。二百年來，寄主的學名、真菌的學名、我國行政區域都有不少變動，都需一一進行核對、訂正。為了便於我國科學工作者查閱，編著者還特意增加了真菌定名人姓名及其縮寫，顏色譯名對照表等。 戴芳瀾在他一生最後的幾個月裏，仍然不顧年老多病，抱病工作。製定了《中國真菌總匯》的編寫計劃，寫好了該書的前言，而把一些具體工作留給他的學生和年青人去完成。他充分認識到這本巨著的曆史性，在《中國真菌總匯》前言中寫道“雖然這本書在現階段對我國真菌分類工作是一本有用的參考書，但是它有時間性的。隨著真菌分類學的不斷發展，必須跟著進行收集和整理工作來不斷地增訂這本《總匯》。”這就是這位大師對他自己與該書作用的恰如其分的評價，也是他老人家對後來學子的期望和要求。他還在前言中寫道：“我謹以此書作為我個人晚年對人民的一點貢獻吧”，短短一句話，既表露了他對即將完稿的自慰，又蘊含著他對行將結束的一生獻身的依戀深情。這本巨著工程浩大，在他去世之日，尚未全部完成，而是由他的學生又經過幾年的努力掃尾完卷，並於1979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此書（1258頁）發行以後，日本著名真菌學家平塚直秀在《日本菌學報》21卷2期上（1980年9月）發表了悼念戴芳瀾教授和推薦《中國真菌總匯》的文章；美國《真菌學報》72卷3期（1980年5 月）也介紹了《中國真菌總匯》。此書不僅是一本中國真菌分類參考資料的匯編，而且是一部中國真菌分類學巨著。戴芳瀾在書中第一次發表了32個真菌學名的新組合。

            戴伯伯和家父都是學農的，搞生物的。戴伯伯年長家父九歲，他德高望重，學識淵博，為家父所敬重。家父在1924—1926年間　曾任北京大學農學院（北京農業大學前身）教授。與北農大有很深的淵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1949年9月由北京大學農學院、清華大學農學院和華北大學農學院合並成為北京農業大學。戴芳瀾任北京農業大學植物病理學係教授，１９５３年兼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真菌病害研究室主任，１９５６年任中國科學院應用真菌學研究所所長。從１９５９年起，他專任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長兼真菌研究室主任，一直到他１９７３年１月３日去世。當時從北農大轉到科學院的除戴伯伯外，還有十三樓的劉崇樂和湯佩鬆等人，他們從相識，相交到相知都幾十年了，而且他們都被選為中科院1955年第一屆生物學部的學部委員。在中關村時大家來往密切。尤其是家母和戴伯母、劉伯母、湯伯母聯絡更多。而我們下一代也成為世交。先生們把全付精力都放在學術上。戴伯伯和戴伯母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在文革期間，他們唯一的孩子上山下鄉了。當時一號令下達，科學院各研究所人員紛紛被下放。近八十歲的戴伯伯和戴伯母處理掉所有大件家俱，我們到他家時，房子裏都空了，連大床都沒了，隻剩下二張行軍床，準備隨時輕裝下去。那個年代中國的老知識分子是多麽單純和無奈，黨指向那裏就得到那裏。但他們內心深處對時局的混亂，不能進行學術研究深為不滿。戴伯伯平時講話不多，正直純樸、實事求是，待人接物直來直去，不會拐彎抹角。早在金大任教時，許多人不大敢和一些飛揚跋扈的美籍教授頂撞，隻有戴芳瀾不買洋教授的帳。例如對一位當權的名叫斯圖爾德的植物學教授，當他處事不公時，他就要據理力爭。1941年他赴重慶參加中央研究院評議會。蔣介石於最後一天設中膳招待評議員，戴芳瀾未去，認為不應為蔣捧場。他的耿直可見一斑。1955年12月全國科聯、中國科學院和幾個學會聯合召開米丘林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會議籌備組準備了開幕的主要報告稿，請他代表報告。他急忙搖頭擺手，直截了當地說：“要我報告不合適，何況我又不是搞遺傳的。”我聽家父講過，五十年代我國一麵倒地向蘇聯學習，宣揚米丘林，李森科，全部否定摩爾根學派的成果和理論。不少科學家對此都有意見的，戴芳瀾就以不肯作報告加以抵製，體現了他不隨波逐流的一貫精神。

            戴伯伯已經離開我們三十四年了，他濃重的湖北話，深睿的眼神，一生不追求名利，隻求做好工作的作風永久地留在我的心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