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了兩位長輩後心情有些沉重,再回顧些輕鬆的事吧!我少年時代的玩伴曉東、維仁、科比,還要談談剛剛,思進。
曉東小我一歲,但他上學早了一年,所以我們同年級。當時我們都住十號樓,很快從相識到相知,天天在一起玩。我們有一共同的愛好-集郵,想收集全世界每一個國家的郵票。每當找到一個新國家的郵票,我們就在一起猜是哪個國家的,在什麽地方。那時我們並沒學外文,但是一看到一張外國郵票馬上就能知道是哪個國家的。我記得在1957年北京成立了集郵公司,一到周末我們就會從西郊坐公共汽車到東華門,來這裏大開眼界。在這裏我們又迷上了匈牙利的體育和動、植物票,常在集郵公司門外與旁人互相交換郵票。集郵是一項集知識性,教育性和趣味性在一起的高尚活動。曉東和我通過集郵相互學習,增進友誼。遺憾的是在文化革命中,一批北大附中的紅衛兵來我家抄家,把我的珍貴郵票全部一掃而光,讓我十分痛心,再也不去集郵,直到出國以後才重新揀起這個愛好。好在曉東的郵票一直保持完好,並持續不斷收集至今,如今他已成了集郵界的名人。1999年,他參加北京市集郵協會組織的集郵展覽,獲紅寶石獎。他參與了《中華世界郵票目錄·美洲卷》、《中華世界郵票目錄·非洲卷》的編寫、翻譯工作,其中《中華世界郵票目錄·美洲卷》已出版。《中國集郵報》多次專題介紹其事跡。
我和曉東在少年時代與其它小孩一樣,有時也很淘氣,搞點悪作劇。有次看到一個老頭坐在他家窗下曬太陽,我們就拿了一盆水從二樓倒了下去。引起老頭大叫,我們則躲在一旁偷著樂。上次回國時我們談起此事,我們深深地為我們當時的行為懺悔和道歉。如果那個老頭地下有知,請原諒我們的幼稚和接受我們的道歉。
曉東的父親是我國兩彈一星元勳陳芳允,他和那一代老知識分子一樣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到祖國的科技事業中去。陳伯伯在2000年因病去世,陳伯母也是一位有名的女科學家,也不在了。現在曉東也是科學院微電子中心的研究員,著名的專家。但我到他家造訪,他們夫婦和他嶽母住在一起,在中關村北區已五十多年的七號樓,二房一廳,普普通通,沒有裝修,沒有豪華家俱。聯想到現在有人為了金錢、權力、豪宅、香車不惜出賣良心,貪贓枉法,讓我由衷地敬佩他們繼承了父母那一代老知識分子的優良品格。
維仁比我低一級,他住十四樓,在最東麵的一層,而我住十五樓最西端的單元。我們倆住的房間正好麵對麵,相隔一個樓距。有次我們突生奇想,拉了一根電線建立聯係。那時電話在中國極為稀少,像我們這樣的家庭也沒有,但我們都搗弄礦石收音機。我們經常看一本雜誌“無線電”,裏麵經常介紹一些無線電基礎知識。我們試著焊接一些線路,做亇訊號發生器,再接個耳塞機聽。這就是我們的電話吧!總之在少年時代,就是敢想敢幹,沒有條條框框。
五十年代有一部優秀的少兒電影《祖國花朵》,《讓我們蕩起雙槳》就是這部電影的插曲,由喬羽作詞,劉熾作曲。我們這一代人一聽到這首歌,就又把我們帶回到快樂的童年時代。故事敍述北京小學”五年級甲班,有一群天真、活潑、聰明的孩子。四十幾個人裏麵隻有調皮搗蛋、不好好學習的江林和驕傲、不合群、不關心別人的楊永麗還沒有戴上紅領巾。六一節,同學們和誌願軍叔叔聯歡,楊誌平叔叔注意到還有兩個孩子沒有戴上紅領巾。臨別的時候,他意味深長地囑咐孩子們:“希望你們要好好學習、互相幫助,爭取做一個模範班。”楊叔叔真誠的願望,深深地打動了少先隊中隊長梁惠明,她決心要照楊叔叔的希望去做……。這是我國第一部正麵反映校園生活的優秀影片。這部具有重要價值的影片充滿歡快清新的時代感,既是新時代小主人幸福生活的畫卷,更是社會主義新中國道德風貌的頌歌,它通過一所小學五年級學生相互關懷,共同進步的故事,塑造了各具特色性格突出的孩子形象,展示了50年代早期人與人之間的團結友愛之情。其中演中隊長的女主角就是他姐姐趙維勤,而一個胖小男孩就是維仁演的。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的他們,後來並沒有選擇當演員,他和他的二個姐姐最終都選擇了和父親同一專業的高能物理。而且40幾年之後,維仁居然繼承了他父親的同一職務,高能所付所長。
八十年代初,維仁去了英國盧瑟福試研室,而我遠赴加拿大,我們一直保持了聯絡,1998年當他父親趙忠堯去世時,他第一時間用電子郵件通知了我,但我們一直未能見麵。上次回國時他恰巧又去了英國盧瑟福試研室,我希望能在下次回國時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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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我們在中關村見過麵,因為我原來住15號樓幾年,70年代搬到10號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