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邵燕祥是我仰慕的一位當代詩人兼作家。他從40年代起寫雜文，50年代寫詩，60年代和70年代被噤聲，進入80年代以後，又開始寫下大量的雜文。“狗屁文章”是我對邵老文章的尊稱，出自於他的一篇調侃雜文：
陸文夫兄曾經笑談，他的夫人把朋友們在報刊上發表的東西，統名之為“狗屁文章”，有時告訴文夫，“××又有一篇狗屁文章”雲雲，這成了她的一個習用詞匯；想來，未必泛指所有的文學作品（小說通常就不算“文章”），但至少是她的朋友們的隨筆雜文之類，榮膺了這麽一個稱號吧。“狗屁文章”是否包括文夫的作品呢？我想該也包括的，一視同仁，這才表明陸太太的心態正常，在看待某些文字產品的時候，具有難得的平常心。
我和文夫沒有熱線聯係，說得好聽，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了，不過總歸也忝居朋友之列，我所寫的自然也屬於“狗屁文章”。
……
作者以一句妙語結束：“還是聊以自慰：竊以為，‘狗屁文章’，畢竟勝於‘馬屁文章’”。
今天我讀到邵老的這篇《走出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陰影》，更證實了，他的文章不是“馬屁文章”，更令我倍加仰慕。現在就來談幾點讀後感想。
文章一開頭，就把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和中共的創建人毛澤東聯係起來。中共政權是毛澤東一手創立的，“沒有毛澤東就沒有共產黨”，黨內外沒有人不承認。然而，把毛澤東的全部法寶攤開來看，看出的隻是他的“不把人當人”的邏輯。
據說，毛的親人們都沒有好下場，叫做“舍親取義”，可見他沒有把親人當人。江青說過，“我是主席的一條狗”，大致如此。毛的戰友們更不用說了，從最疏遠的劉誌丹到最親密的林彪周恩來，沒有一個被當人看過，要不然不會都死於非命。
剩下的中國人呢，邵在《走出》中說，“在一波一波他所發動的政治運動打擊下，中國人以每次不少於運動卷入者百分之五的比例倒下去，因‘ 三麵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引起大饑荒，致使三千六七百萬中國人倒下去（接近真實的數字，一說是三千六百萬，一說是三千七百五十萬），再經過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瘋狂，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虐殺，到一九八九年仍以這個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實行武裝鎮壓，一批批手無寸鐵的中國人倒在血泊。”
作者以近20年來不斷上升的群體事件為例，一針見血地指出，“各級黨政實權幹部中，相當一些人的官魂深處，還是毛澤東的‘不把人當人’”。如果不從源頭上根本顛倒，這些人將同毛澤東一樣，以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名義，維護和行使無監督無約束的權力，為所欲為，製造冤案，八方樹敵，與民為仇。
文章令人信服地列舉了大量事實，從各個方麵來剖析毛的基本“人觀”。在戰爭時期，毛不惜犧牲士兵的生命來達到戰略目的。在和平時期，毛不在意死掉一半中國人口來打核大戰。文革時，一句“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把全國拋入武鬥的血海。甚至在死後十多年，他的不把人當人的執政理念，還造成了一場震驚世界的大屠殺。用毛澤東自己的說法，在他的靈魂深處，是一個皇權專製主義的王國。除了皇帝自己是人，其餘的都是奴仆，賤民，不是人。
《走出》一文有一個不同於其他史學家的發現，這就是，“新中國”是依照“黨國”模式建立的，不僅依照蔣介石的“黨國”，甚至是孫中山的“黨國”。當然，比前麵兩個有過之無不及。孫中山以俄為師，借鑒了蘇俄一黨專政的經驗，建立了黨國模式，但還沒有實踐就去世了。蔣介石則毫不忌諱地稱中華民國為“黨國”，到了1948 年匆忙行憲之時已經為時過晚。毛澤東建立的國家，雖然稱“人民當家作主”，但是隻有順從共產黨的才是人民。“豈止反動派、階級敵人如此，被稱作‘人民’ 的，實際上也是‘隻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否則你就喪失了名列於‘人民’籍內的資格，歸入另冊。”
有一些當前政局的亂麻，源頭其實不在當前，而在曆史。不解決曆史是非，當前的亂麻是永遠解不開的。改革開放，隻不過解開了極少數曆史積案，黑白正反被稍稍顛倒了一下，部分叢生的社會矛盾就迎刃而解。但是，文革後的撥亂反正，沒有撥到毛的根子上，更沒有撥到孫的根子上，所以毛本人還受崇拜，毛的一套邏輯，還在盛行。
如果有人想要中國進步，想要中國變成文明社會，不把毛的那一套“不把人當人”的邏輯，甚至孫的那套“黨國”邏輯連根拔起，徹底拋掉，那麽，所有的努力不過是在重複曆史。
2008-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