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不論是專製體製還是民主體製，體製的設計者或者運作者，主要的用心都在於平衡權力。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常識和很明顯的現實。隻不過，專製君主尋求的權力平衡，是在一人之下的平衡。民主體製運用的權力平衡，是自然調節的平衡。孫中山先生如果心中明白，把政治說成是“權力平衡之事”，要比說成是“管理眾人之事”，對中國這一百年要有益得多，也不枉戴了一個國父頭銜。
因為世上產生的所有矛盾，都不外乎利益矛盾。不論是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社會矛盾，黨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人民是有外部的），說到底都是利益矛盾。懂了這一點，也就懂了，所有把利益矛盾帶上意識形態色彩，挑動人們敏感神經的那些政客們，都不值得去相信或者擁護。是什麽利益就說什麽利益，就事論事，討價還價地解決利益矛盾，比把矛盾性質攪成一鍋粥，最後讓一些別有用心的聰明家夥從中漁利，要簡潔實惠得多。
利益的需要與生俱來，誰也不必隱瞞或推讓。一個不為自己利益著想的人，與其說是一個聖人，不如說是一個怪物，或是一個殘廢。這樣的人不靠別人養著就活不下去。那些說著“為了人民的利益”的領袖，沒有一個把自己排除在人民之外，隻不過心裏想要的利益比人民還多。我主張今後搞政治的人，都學得坦白一點，把自己想要的權力以及作為交換條件，將滿足的哪一些人利益，都直接說出來。帶滿銅臭的政治，才是清白的政治。
權力是獲得利益的最有效工具。所以爭奪利益的較量，表現在外的都是爭奪權力的惡仗。政治鬥爭也就是權力鬥爭。一些人獲得更多權力，一些人失去了權力，於是分出了勝負。但是權力的失衡，其結果不是簡單使某些人獲得無限的權力，而是政體大廈的坍塌，社會穩定的喪失，最終讓最有權力者失去權力。如果知道權力不平衡導致失去權力，就不會說“勝者為王”這種話。
觀曆代帝王，凡是懂得權力平衡的，都較長久地掌控大局，統治王朝。清代最後一個懂平衡的統治者是慈禧。她在滿人和漢人，文官和武將，內戚和朝官，改革和保守之間，一直沒有明顯偏袒，或者說根據時局需要，有時拉一下，有時打一下。到她死後，滿人便一味排斥漢人，排斥改革，於是平衡失去。當袁世凱複出，朝廷就傾塌了。
毛澤東是一個平衡高手，盡管沒有任何一手高出曆代帝王。他熟讀曆史經典，善於在不同的派係之間搞平衡。有時即便搞掉的政治對手，也不徹底幹淨地消滅掉，留在那裏以備將來待用。鄧小平就是保留下來平衡王張江姚的。沒想到人一死，平衡就完了。
鄧小平也懂搞平衡，但手法比毛低的就不是一截半截了。盡管如此，他一次失手後還懂一些彌補。用江澤民平衡李鵬陳希同就是一例。選隔代接班人也是一個平衡的想法。但是自從鄧小平死後，就已經不再有過去那種一人之下的權力平衡。專製體製下的平衡優勢到此結束。
絕不是留戀獨裁的平衡術，而是擔心，如果拒絕民主製度的自然平衡，自己又沒有獨裁者的平衡術，亂世就不遠了。最近發生的貴州甕安縣一起嚴重的圍攻政府部門和打砸燒突發事件，就是權力失衡後的一個典型表現。一般來說，冤案，包庇，誤判的案子，許多社會狀況下都有發生，但是由此輕易引發騷亂，就不是一般的社會狀況，而值得警覺了。
中國現在已經完全演變為一個警察國家。軍隊和警察國安成為維持社會的最主要力量。道理很簡單，政治信念沒有了，宗教信仰沒有了，道德倫常沒有了，良心正義沒有了，隻剩下黨來維持社會。具體表現就是黨領導下的軍力警力。
軍力警力雖然可以為黨保駕護航，可是他本身也是人，不是機器。是人就有利益要求，如果沒有另一種權力的平衡製約，人的利益要求無止境。正因為黨有求於武裝力量的保駕護航，不得不妥協讓步，默許其不斷坐大，坐大的結果自然是無止境地侵犯其他群體的利益，激起公憤。如果公安的公眾形象一直很好，絕對不會為一件錯案受到這樣的衝擊。個案隻是個別，但是激怒公眾，就不應當掉以輕心。
說明黨依賴於武裝力量的另一個例子是地震救災中失事的直升機。五名機組人員被大張旗鼓追認為烈士，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為每人家屬捐賠20萬，而對其他11名罹難公民，隻字不提。軍隊的重要性可見一斑。此外，總理溫家寶在救災時調動軍隊的困難處境，也很讓人擔憂。一個不斷坐大的武裝係統，對國家對民眾都不是福音。黨不再是當年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政黨，命令指揮的作用和當年相比，已經大幅縮水。權力失衡已經是不言而喻的事實。
也許還有其他力量可以依靠？問題是，幾十年來，黨已經輪番把各個群體各種政治力量的人都打翻在地了，得勢的少數大財團和精英都各有自己的算盤。現在的共產黨，不依靠軍隊警察，還依靠誰呢？由於這種依賴性越來越大，激發的民憤也越來越大，反過來又更加依賴。惡性循環，穩定維持將不會長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