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談文革不可不談“四大”。“四大”是文革的始作俑者偉大領袖毛澤東親自倡導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號稱“大民主”。當年親身經曆過“四大”的人，今天都已經過了“知天命”之年。凡是受到衝擊的當權派，對“四大”無不深惡痛絕。而大多數參加過“四大”的人，也抱有同樣的反感。回想起當年之勇，有人認為，“四大”就是亂，不能再搞了。隻有極少數人備感親切，希望再來一次，重溫那種舒暢的感覺。
那麽，如果追根究底刨問一下，“四大”到底和自由有什麽關係，是什麽樣的自由？我的理解是，文革的“四大”，是專製製度下特有的“欽定”自由。
在拙文《自由的來源》中，我曾經說過，自由大致上有四種來源，第一是造反打碎枷鎖爭得自由；第二是解放者帶來自由；第三是皇恩浩蕩恩準的自由；第四是和平持續爭取來的自由。前三種都會帶來貌似的自由而實際上的專製，隻有第四種才有望得到真正的自由。文革的“四大”應該是第三種。
“四大”所表現出來的“自由”，經過最高領袖的批準，打破當時的法治秩序，是一種類似法外開恩的特許。毛澤東看到剛點燃的文革野火，有被劉少奇的工作組冷水撲滅的危險，打破常規地通過新聞傳媒，發表了“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用親身示範，來暗示青年學生：你們已經得到我的特許，有尚方寶劍護衛，放手大膽幹吧。毛的這一寶押得很準，共產黨本來就是解放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誰敢阻撓民主自由，誰就是反動派。劉少奇的“資反路線”自此全線大亂，不戰自潰。毛大獲全勝，“文化大革命”勢不可擋，浩浩蕩蕩一直進行到自己生命的最後一天。
自經過文革的慘痛教訓，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對這種自由心生厭惡，在眼中把自由視同於暴亂，生怕自由這個魔鬼再一次從瓶子裏跑出來。一旦自由變了味，全國上下不論持何種政治立場，都同仇敵愾地仇視自由，抵製自由。自由正從中國土地上全麵消失，中國人正在或已經和自由絕緣。有人甚至堂而皇之地說，人類社會根本不存在自由，因為人與其他動物的不同就在於他們有社會性，社會管理誕生了政府和法律以及相關的執法程序，這些東西都是用來限製人的自由的。沒有政府和法律增加人的自由。從這裏可以略見一斑，自由在中國先被利用而後又被糟蹋。
那麽，欽定的“四大”自由，到底是怎樣毒害了自由的呢？
首先，欽定的自由是一種特權。自由本身建立在平等之上，給每一個人相等的生存空間。隻有相等空間，才能保證一些人無法侵犯另一些人。成為特權的自由就不同。在某種政治前提下，“隻準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文革的“四大”自由迅速造就了一群打手，對大量無辜的人群進行了反人類迫害。打手和打手之間互不服氣，於是又出現蔓延全國的武鬥。即便是特許的自由也不是無限度的，當偉大領袖改變了一下腦筋，剛嚐到自由甜頭的年輕人不是進到監獄就是下到農村。
本來，自由是一個心靈天使。如果說民主是對人和人的關係而言，自由則是對獨立的個人心靈而言，民主關係建立在個人自由的基礎上，兩者本質上都是一種美的追求。但是欽定的自由，雖然看上去也像自由，實質上卻是放縱。這種放縱的自由不再有平等待人的邊際，可以無限擴張。自由放縱不再是天使，而是惡魔。
現在正在中國泛濫的貪腐，則是欽定自由的另一種表現。雖然同樣是某種個人自由的實現，可是非但不美，還醜惡無比。貪腐是特權的專利，平頭百姓任你再貪，也貪不到別人口袋裏的一分錢。由於“一把手一支筆”這一中國特色，一號長官的絕對權力是不受製約的。這些長官們超越法治超越程序的自由，由他們的任命者特許。作為交換，特許的這些自由被用來購買絕對服從和政治支持。由於行情越來越高，貪腐金額已成為天文數字。同樣，這種特許自由也會一夜變色。重新洗牌和重組格局，使得反貪變得像兒戲一樣平常，但就是無法根絕貪腐。
最後，由於這種欽定自由的醜惡表演，從根本上摧毀了自由的美好外觀。在歐美大陸作為一個女神形象的自由，到了中國大陸，變成一個活脫脫的魔鬼。而重建自由，對中國的下一代或下幾代人，仿佛成為一個不可能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