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今天還在中國繼續講自由的人，隻剩很少很少一點，也許不到十萬分之一。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因為從天性上講，人人都喜歡自由。嬰孩喜歡自由地到地上去爬，少年喜歡自由地到操場上去奔。甚至連囚犯都希望越早一天獲得釋放越好。據報道，近來有科學研究者發現，昆蟲有喜歡自由的特性。這幾乎都不需科學研究，我們自己都看得見撞入室內的蒼蠅沒頭沒腦地要想飛出窗外去。
中國人近代講自由講得最多的，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那個時候流行裴多菲（到了五十年代裴多菲就成了反革命的代名詞）的詩句“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那個時候暢行婦女解放，擺脫封建家庭自由戀愛。那個時候的組黨結社發表言論也是中國曆史上最自由的時期。後來由於外患，民族危機，就漸漸地不講自由了。要講也是“反對自由主義”。人們都受到一種觀點的強烈影響：為了民族利益，必須放棄個人自由。這一直延續到今天。
我屬於喜歡講自由的十萬分之一。從根本上講，這種自由和民族利益不衝突。一個簡單道理，民族利益具體到個人身上，就是個體利益。個體獲得的利益越多，民族利益的實現也越大。我想，今天的最大民族利益，應該是實現個人自由。因為，隻有個人自由才能恢複被壓抑過久的中國人的人性，隻有真實的人性才能有意識地構建健康進步的社會結構，隻有一個好的社會結構才能避免在中國的未來方向上走入歧途，重蹈世界上其餘失敗國家的覆轍，最終實現民族利益。把“科學發展觀”寫入中國的基本政治綱領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但是對於“科學”的最正確解釋，應當是重建自由。隻有自由才是通往真知的唯一通道。
講到重建自由，就要問自由從哪裏來。有先哲說過，自由與生俱來。可是即便這位先哲自己也不能確定，他是否真的擁有自由。通過下麵列舉的幾個自由來源的分析，大致可以知道如何重建自由。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提出打碎枷鎖爭得自由的觀點。這是第一個可能的自由來源。受壓迫的階級被壓迫階級長時期禁錮，失去了應該有的自由，因此要打碎舊世界，建立新世界。聽起來好像是對的，但是實際上沒有實現過。直到今天的曆史都在證明，凡是實踐了《共產黨宣言》的地方，都反而走向專製。為什麽呢？因為自由是依靠秩序來保證的。凡是習慣了打破秩序的人，都本能地反對建立秩序。或者隻建立規範他人的秩序，不建立規範自己的秩序。隻用秩序限製他人的自由，不用秩序限製自己的自由，這自然就是專製。
第二個可能自由來源是解放者。解放的英語釋義，就是自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顧名思義，就是解放中國人民，給他們自由的。二次大戰以後，世界格局重新劃分，美英盟軍和蘇聯紅軍進入了其他國家，成為占領軍。從這個意義上講，占領軍解放了那個國家的人民，也就是解放者。曆史事實也證明，解放者不一定帶來自由。特別是一旦解放者以大救星自居，借著解放的名義，搶占地盤，瓜分利益，解放者立刻就成為新的獨裁者。毛澤東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以後的十幾年，他們受到的剝奪超過曆史任何時期。以至於麵對全國都是窮人的鄧小平，不得不想到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第三個來源可以說是恩賜。在過去皇帝的宮廷裏，除了皇帝本人，太監的權力最大，意思也就是，在一個嚴格掌控的小範圍裏，太監得到的自由最多。皇帝必須恩賜一定的自由給太監，來換取他們對自己的效忠和高質量服務。和珅通過“伺意”當今皇上，得到的自由使得他身價過二億兩白銀，富可敵國。同樣情況也發生在共和國。報告文學《大國寡民》揭露了一個當紅二十多年，一手遮天的村支書王保京，他的唯一功勞就是逢迎各個時期不同政策的不同領導。雖然這種嗟來之食的自由最終靠不住，目光短淺的人還是趨之若鶩。
最後一個就是和平持續地爭取了。和平爭取的意思是，在現有秩序下，不用破壞性極大的暴力手段來擴大自由。這有幾個好處，一個是大部分人不會因劇烈振蕩受傷害；第二是培養了社會全體的秩序意識，少數人借著混亂渾水摸魚會受到抵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通過和平實現了自由，後代就建立了對和平的信心，會越來越熟練地運用和平手段。假如對和平變革沒有足夠的信心，治亂交替還會幾千年地延續下去。比較有說服力的例子，一個是美國黑人的爭取人權，一個是台灣的民主化。台灣的解嚴不是蔣經國一個人的作用，而是台灣的民權人士二十多年的推動結果。大陸的民權人士現在也在積極推動，但是要求自由的不如要求改朝換代的人多。
有時候人們看到的情況好像是不爭取也會改變，比如常說的“自然演進”。不會的。即便改變的條件有時已經成熟甚至爛熟，不去推一下，改變還是不會出現。並且，這個推動隻能是持續不斷的推動，推了一兩次就不推了，那就將前功盡棄。為什麽有很多當年在中國推動民主自由的人不那麽努力了呢？他們打算推動的其實是改換政權，眼看現政權一時垮不了，就連推動自由的興趣也沒有了。或許，他們心裏想的是革命，自由並不幫助革命，紀律和一致才幫助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