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出生在美國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芭芭拉.麥克林托克，四個孩子的排行老三，是二十世紀世界最有影響的科學家之一。1983年，芭芭拉度過八十一周歲生日的這年，作為美國曆史上第一個單獨女性，獲得了諾貝爾生物學獎。她的一生，特立獨行，一直被世俗和周圍看作是孤獨的、特異的女人。1992年逝世前不久，九十歲的她，仍泡在實驗室裏，做她熱愛的玉米遺傳研究。芭芭拉曾對人說：“我的一生過得很精彩，我一點都不後悔。”她的故事，對世人和後代的影響，將超出學術範圍。
走著自己的路
芭芭拉從小就開始的獨立性，有時候讓父母也感到驚訝。家中的孩子多，母親經常無法照顧她，她不哭也不鬧，一個人自得其樂地玩著。在一歲半的時候，被送到叔叔家寄養，五歲時再回到父母身邊。在叔叔那裏那裏她更學會獨立自主，時常一兩個小時靜默如山地沉思，思考她的疑惑所在。雖然是個女孩子，她卻喜歡參加男孩子的活動。這在那個年代，被視為與眾不同。然而，她的父母卻與眾不同地默許了女兒的行為。他們沒有試圖扭轉孩子的自然傾向，告誡她不可以這樣或不可以那樣。他們鼓勵她向大自然學習，給予她自我尋找答案的空間和機會。
麥克林托克夫婦鼓勵孩子盡量發展自己的興趣，而且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孩子的喜好會決定一切。對芭芭拉一家來說，學校隻不過是“成長經驗的一小部分而已”。重要的是小孩子的本性是什麽，而不是他們“應該”要變成什麽。她的父母很願意，甚至很急切地想保護孩子的個人特色，這一點就算在現今也是非常特別的。但也許就是這樣特殊，使芭芭拉與社會格格不入。
芭芭拉選擇的專業在當時是個冷門：遺傳學。後來的事實也證明，畢業後她無法憑這個學曆找到穩定的工作。推動她這樣選擇的隻不過是興趣。1921年，她參加了一個遺傳學的講座，此後，她認定了這將是她唯一熱愛的專業。
她選擇了康奈爾大學，當時僅有的幾個開遺傳學課的大學之一，開始學習鑽研。大學期間，男性的騷擾讓她心煩，覺得在浪費生命。她從那時就已習慣不依賴於他人的生活，並厭煩人際間的紛擾，拒絕一切社交活動，並決定一輩子單身。而她的朋友們，卻都一致讚許她的女性化。1927年，她在康奈爾大學農學院參與博士後研究，以玉米為材料，研究連鎖基因和染色體的交換。從那時起，她找到了自己的終身伴侶——玉米。
堅信自己的認知
從開始科研的最初，芭芭拉就在研究所和實驗室，被公認為具有極好的素養和技巧，是行業中首屈一指的專家。但是，她的發現總是讓人不知所措，不知道應該讚同還是應該反對。新發現有時不是不對，也不一定是不重要，而是人們不知道如何將它嵌入現有知識的牆上。
她的一些奇特的念頭在今天聽來也很有趣。在說到事物的一體性的時候，她表示：“基本上，萬物是合一的，你沒有辦法在事物之間劃出一條分界線。我們所做的，隻不過是一些細分工作而已，但它們並不是真的。在我們的教育體製裏，充滿了人工的細密畫分，它們根本不應該存在。我想，或許詩人會更懂這種事吧，雖然我並不讀詩。”她說，“植物的細胞是有思想的”，果然，科學家現在發現，植物不但能通過釋放特殊氣體進行彼此間以及與昆蟲的交流，它們還能通過細胞的結構式，進行歐幾裏德幾何學計算，就像是個斤斤計較的老板，連最小的錯誤在幾個月內也記得一清二楚。
1951年，芭芭拉第一次公布她的發現就遭受挫折。她當時提出的基因在染色體間轉換的設想，違反了那時所有權威的科學結論。權威認為，基因的遺傳是固定不變的。而且她的研究手段——光學顯微鏡也顯得過時，完全不可以同使用X光的分子生物學相提並論。同行們的反應，隻不過是批評和沉默的混合。在其後的一些年裏，許多權威人士甚至拒絕再次給她機會發表，批評她理論的不合理性。
美國的學術自由氣氛，拯救了這位天才。即使在多年（十幾年甚至二十幾年）眾口鑠金的反對聲中，芭芭拉仍然可以堅持自己的理念，繼續不斷地獲得資助和研究合作。她去過中南美洲，在土著人的協助下，研究玉米的發展。她也幫助年輕的科學家和學生，從事遺傳學的傳播和研究。1970年，美國政府授予她最高的科學榮譽——國家科學獎。
直到七十年代，新的分子生物學肯定了芭芭拉用肉眼觀察的發現，轉基因理論才開始產生作用，比如應用於癌症研究。1983年，在她的成果麵世32年後，科學界才承認了她的貢獻。芭芭拉還是幸運的，她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了她發現的結論，也被其他的人承認。
結語
芭芭拉關於轉基因的發現，改變了世界。這些發現傳遞到各個領域，帶來了新的發現，比如，轉基因可使細菌的抗藥性傳給鄰近的細菌，可參與癌細胞的轉型，可參與細胞的分化，等等。現代的生物學、遺傳學、醫藥化學都從中受益，發生質的飛躍。
她的影響和貢獻還不僅於此。她說過一句讓人深思的話，“我的發現隻不過是尊重我看到的事物的本來麵目，並非由於想要去發現它。”這對於所有打算投身於學術研究的後人，都很有啟示意義。
作為一個女人，特立獨行也許並非她個人的福。但是作為一個社會，讓那些特立獨行的男男女女們走各自的路，將是對每一個人以及他們的後代的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