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我很小就開始成為魯迅的FAN。常常捧一本厚重的《魯迅全集》（父親的藏書），半靠在藤椅上，從上午一直讀到傍晚光暗辨不出字來。魯迅的影響，可以說縱貫我的人生經曆，直到今年（2004）開始重新認識魯迅為止。
最欣賞的無過於魯迅的觀察力。他學過醫，知道如何使用手術刀。手術刀的好處是，不管表皮有多麽光潔細膩，一刀下去，肌骨的腐爛一目了然。當他解剖中國人的國民性的時候，痛快淋漓，入木三分。尤其在許多人從小養成習慣，想的並不全說出來，說出來的並非全部所想，活在半麻痹狀態的時候，手術刀的確切進他們的思想深處。魯迅的筆對任何人都不留情麵，原因是他的獨立。如果把他吸收進文聯作協擔任一個領導職務，也就不再成其為魯迅。毛澤東在1950年代有一句驚人之語，大意是，如果魯迅活到今天，要麽不再寫，要麽坐進牢裏繼續寫（黃宗英等人回憶）。說明在獨＊裁專＊製下，沒有出現魯迅的可能。
直到最近才想明白，作為中華民族的啟蒙思想家，魯迅隻做了一半的事。他解剖完，放下手術刀就走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魯迅隻是半個啟蒙思想家。另外一半要做的事情，是清創和縫合。道理很簡單，如果讓化膿的創口繼續打開在那裏，愈合的機會很小，多半會繼續腐爛。
明白的開始，是對東西方文化差異的觀察。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從認識的本質上追求寬容；東方的漢文明，魯迅也是其中代表之一，則從本質上拒絕寬容，不給對方一寸周旋餘地，“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敵人”，“仇人”，是東方很暢行的語言；在西方，同樣的內涵被“對手”，“罪人”代替。
寬容不同於縱容。寬容看到腐爛，但是著眼於設法痊愈；縱容也看到腐爛，但是著眼於任其擴展。顯然，對於一個民族而言，痊愈更有好處。至於你死我活的敵對狀態是不是幫助痊愈，恐怕很難說。很多人簡單地以為，社會可以象機械一樣對待，把舊的去掉換一個全新的。他們肯定要失望。曆史一遍又一遍證明：由於社會的承傳和延續性，隨便換多少，換上去的一定仍然是舊的。這裏決不是拒絕改變，改變必須是符合社會規律的，有韌性的持續漸進，不是改朝換代。
世界上還有許多其他的啟蒙思想家，比如法國的盧梭、德國的康德等，百十年過去，後人還可以從他們那裏吸取養料。因為他們的養料裏有愈合成份。缺乏愈合成份的養料，是不完全的養料。如果今天國人有福，向上帝求賜到一個新的思想家，最好是既有手術刀，又有縫合針的完整的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