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先生看到我的文章後就急匆匆地給我的文章做了觀點歸論,自信到連商榷的意思都沒有。其中的一個結論是,我在文章中拒絕東西方文明的融合。言外之意是施化先生在融合東西方文明了。
果真如此?在“話說‘人性’”中,施化先生說,之所以要“修複人性,回歸文明,。。。隻因比較基督教和佛教、儒教、伊斯蘭教所衍生的文明,基督教的‘人性之愛’離‘人性’最近因此也最為可取”。是融合,是取代,施化先生講得如此明白,讀者該不會誤解吧。如果施化先生本有融合東西方文明的心意,那絕對是論述的邏輯破壞了本意。邏輯之重要由此可見一斑。再說,我的文章隻是就施化先生關於文明的定義及邏輯的展開進行探討,先生何以得出如此結論我不得而知。
對我的第二個歸論是,將我提到的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中華文明的複興定義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運動”。凡是研究中華文明的人都絕不會研究到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等同於中華文明的複興。施化先生的結論表明要麽未曾做過中華文明的研究,要麽是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獻於人,要麽還是在邏輯推論上出了差錯。
在“話說‘人性’”中,作者明確指出中華文明已喪失人性。在“二說‘人性’”中,作者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文明的對立麵是野蠻,野蠻是違背人性的。”“我呼籲的中華文明的複興,。。。就是回歸‘人性’,那就是‘善’與‘愛’”。在這裏,中華文明不單單是被閹割了“人性”,而且是野蠻的同義詞了。聯係到作者在前一篇文章講的“基督教的‘人性之愛’離‘人性’最近因此也最為可取”,可以認為,作者的文明回歸實際上是要中華文明回歸到基督教文明。
在現代文明中,比較其中單個文明間的“人性”含量是毫無正向意義的舉動,因為所有作為現代文明成分的各個組成文明之間都在進行著史無前例的大融合大整合。世界在走向大同,基督教自身也在反思,也在向所謂的人性回歸,否則,教宗若望保羅二世也不會向全世界懺悔中世紀教會對人性的摧殘。
即使討論文明,從作者的兩篇文章中看,作者對中華文明的認識全部建立在是否有人性的基礎上。而認為中華文明沒有人性,又是從魯迅的“吃人”二字而來。可以說立論先天不足,論據更是言之無物。
作者從“善”與“愛”出發探討人性立意並無不可。但是,用“善”與“愛”或人性去探討龐大的文明體係,未免失於偏頗,落於槽臼。人性涵蓋之廣猶如人之複雜。善與愛隻是複雜人性中的兩個形而上的概念的一方麵,其對立麵是惡與恨。人類對惡若無所認識,怎能知道有善;不知其恨,又怎知所愛。在中華文明(不單單是儒教文明)的曆史中,素有關於“性善”與“性惡”之論爭。作者顯然受基督教影響,單單拿善與愛來定義人性。然而,恰恰是基督教認為人生而為惡。善愛乃上帝之心,而非人類之性。作為人祖之子,罪惡與生俱來。所以,才要窮其一生接受上帝善愛的洗禮,化惡為善。但這還需要經上帝挑選,送到來世去驗證,自我標榜是沒有用的。君不見,基督社會的一些飽藏善愛之心的文明人一邊大肆攻擊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摧殘人性,一邊為了自己的待遇而置急診室、搶救室的病人於不顧走上街頭罷工示威。作者在大談人性善愛之時,卻恨惡交加地把中華文明定格為人性閹割的野蠻,必以基督文明取而代之。作者在文章中勸人:“一個人如果善待自己,就應同樣對待無論血肉肌體思維情感都與自己相同的另一個人。”自己如果如此善待大陸同胞,是不是就不會把他們描繪為“內心充滿違背人性的‘麻木’,‘冷漠’,‘提防’,‘仇恨’,而僅有的一點帶人性的‘同情’,‘憐憫’‘關愛’,‘溫馨’,恐怕隻夠用在自己的親友和子女身上”?這就是人性。誰都試圖把人性中美好的東西據為己有,而將醜陋的東西強加於人,然後一邊誇耀自己,一邊羞辱別人。所以,才有有識之士哀歎人性之醜陋。
在中華文明史上,善惡是君王借以統治用兵的理據。荀子在《性惡》篇中講,“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紂王寡行不義,天下反而共伐之。紂王卻以王權神授,反者為惡,起兵討之。於是,天下大亂。歐洲中世紀之黑暗,蓋因神權以敬神為善,逆神為惡作標準,大興討伐之兵,殘害追求真理之士。於是,西半球暗無天日。可見,把人性作“善與愛”的定義,是種危險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產生的善愛理念是人類對同胞進行攻擊、迫害,發動種族、宗教戰爭的主要借口。今天,美國,這個被許多海外學人推崇倍至的現代文明楷模,正在借用人性的善愛觀準備對伊拉克發動滅絕人性的現代文明戰爭。相比之下,中華文明的確相距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