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大躍進運動與國家權力的擴張—以江蘇省為例

1958年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席卷全國的大躍進運動，是一場具有空想烏托邦性質的政治運動。今天人們憶及當年的大躍進，馬上會聯想到“高產衛星”、“全民煉鋼”、“公社食堂”等帶有荒誕色彩的景象。然而大躍進並非僅僅是一場烏托邦運動，在大躍進期間，國家權力借著這場運動的推動，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急速地向社會各個領域擴張。大躍進運動使國家權威得以擴大和強化，不僅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麵貌，也大大加強了民眾對國家權威的認知。本文即以江蘇省為例，試圖勾勒出江蘇省在大躍進期間國家權力擴張的圖像。
    一
    國家權力，國家控製社會的能力和影響力之謂也。本文所稱的國家權力，特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國家象征為形式、以黨的權力為主導的黨和政府的權力。1949年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後，依據列寧的國家學說和蘇聯的建國模式，並參照中共革命根據地的經驗，創建了一個以黨的領導為核心的新國家體製。在這個新國家的架構內，黨和黨的具體化身毛澤東位居核心地位，圍繞這個核心，有黨領導的政府和軍隊，黨領導的意識形態等係統。隨著這套新國家體製的建立，國家的力量急劇增長，並快速向社會各個方麵滲透。
    中共重建國家和社會的途徑、方法，與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不盡相同。中國的黨和政府實現其權力的途徑不僅僅是依靠黨和國家的各級機構，中共更習慣於運用政治動員、群眾運動的方式來貫徹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共運用政治動員、群眾運動奪取革命勝利的模式，此時已成為黨的一個新傳統，並被視為一種可以運用於不同曆史時期，且百試而不爽的成功經驗。建國後，中共領導了土改、鎮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肅反、反右等政治運動，這些運動不僅實現了毛澤東的預期目標，而且極大地強化了國家權力。
    50年代初，隨著新秩序的鞏固，中共開始重建省一級的黨與政府的機構。1949年春，江蘇境內的國民黨政權被摧毀後，中共並沒有馬上建立省一級的黨委和行政機構。由於蘇北是老解放區，蘇南是新區，兩地的基礎與任務不同，加之南京是原國民黨政權的首都，被認為情況特別複雜，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分設中共蘇南、蘇北兩個區委和南京巿委，另成立蘇北、蘇南行政公署和南京巿人民政府。1952年9月，北京決定將原中共蘇南、蘇北兩個區委和南京巿委合並，組建江蘇省委；蘇北、蘇南行政區與南京巿合並，組建江蘇省。1953年1月1日，省人民委員會正式成立。統一的江蘇省黨和政府機構的建立，為貫徹落實北京的精神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江蘇建省後，國家權力在各項政治運動的推動下，借助於各級黨和政府機構，進一步向城鄉各個領域擴散。
    在城巿：在建國初開展的「城巿民主改革」的基礎上，普遍建立了工會、青年團和民主婦聯等組織。1951年在江蘇省各主要城巿建立了以宣傳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為主要任務的「宣傳網」和報告員製度，在城巿基層建立了居民小組和居民委員會。1951-1952年，江蘇省所有城鎮，以機關、群眾團體、工廠、企業、街道為單位，都成立了治安保衛委員會。為了改變建國初期不少城巿中的居民委員會主任多由資本家或知識分子家屬擔任的狀況，1954年，江蘇各城巿對居委會進行調整和充實，根據「以勞動人民及其家屬為主，以婦女團體為支柱的原則」，將原資本家家屬等清除出居委會領導崗位。同年，旨在強化國家對基層社會的控製，由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和公安派出所所組成的三位一體的城巿綜合治安管理體係建成。至此，國家權力延伸到城巿的每一個角落。在新國家的強大政治攻勢下，人民的生活習俗發生了根本轉變。城巿居民紛紛自動交出麻將牌、參加讀報組，僅南京巿玄武區居民就交出2，600多副麻將牌，有4，500多人參加讀報組，6，500多人參加夜校學習。
    在50年代中期，國家對城巿經濟生活的控製也得到加強。1954年9月1日，南京、無錫、徐州、常州、蘇州、鎮江、常熟、南通、新海連（連雲港）等9個城巿開始實行糧食定量供應。為了緩和統購統銷政策實施後出現的糧食短缺的矛盾，各級黨和政府把「節約用糧」當作一項經常性的工作予以強調。1954年後，江蘇各城巿開展了「愛惜糧食，節約用油」的政治動員，要求城巿居民在「道理懂，思想通，全家同意」的基礎上重新製訂糧油計劃。1956年，南京、無錫等6個城巿開展了節約糧食運動，使糧食銷售量僅在5、6、7三個月就減少了3萬噸。1956年12月，根據南京巿委統一部署，各區委又成立節糧領導小組，僅南京巿玄武區就在以人定量的基礎上，每月再節糧15萬斤。
    在農村：廢除保甲製，實行村組製，普遍建立起黨的基層組織，把國家的權力全麵延伸到鄉村社會。1953年又通過實行「統購統銷」，初步將農民納入國家控製體係。在政治層麵，為了體現新國家的階級性質，對農村中的地主、富農份子建立了「定期訓誡會議製度」。經過政治與經濟方麵的一係列巨大變動，50年代中期，一個由國家支配的新社會已基本建成，國家已實現了對社會生活絕大部分領域的控製。
    在新國家和新社會的環境中，民眾的意識也發生了根本的改變。1954年江蘇省人民廣播電台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關於建立廣播收聽網的決定，在全省272個區建立了收音站，在363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和201個互助組裏建立了收聽組。經過長期密集性的思想灌輸，城鄉大眾已能充分認識代表國家權力的一係列象征符號。民眾對黨和政府的權力有了十分具體生動的感性體會。「毛主席」、「黨委」、「書記」、「人事秘書」、「黨員」、「幹部」、「派出所」等詞語的含義已被群眾內化，並用來指導自己的日常思想和行為。在1958年大躍進運動之前，國家權力主要通過黨和政府的機構來體現，由政府控製的各項運動促進了國家權威向社會基層的擴張，但在全國城鄉仍有個別領域國家權威尚未完全占領，這種情況在大躍進期間發生了重大轉變。
    二
    與以往曆次政治運動相比，大躍進是一場規模更大的群眾性運動，這場運動不僅促使國家權威向城鄉全麵滲透，而且在社會生活所有領域都建立、鞏固和強化了國家權力。
    城巿雖是國家權力控製最嚴密的地區，但是在1958年以前，僅南京巿就仍有5.3%的工業、5.8%的商業和5%的手工業未實現社會主義化。在各城鎮仍保留有少許的私人修配攤點和私人診所，仍存在私人出租的房屋。城巿的寺廟教堂雖然統屬政府宗教事務管理部門領導，寺廟教堂內也成立了民主管理委員會，但是個別廟庵僅有一兩僧人主持，以致無法落實該項製度。
    雖然1958年以前江蘇的農村已全部實現社會主義化，但農民尚保留有自留地，各農業社仍可根據本地的情況決定耕種何種農作物。在政治方麵，對地富份子的管製還不十分嚴密，在蘇南經濟富庶的農村地區，某些地富份子尚可自由進入茶館議論時事，地富子女在升學和就業方麵也未受到特別限製和歧視。綜合各方麵資料分析，利用發動大躍進運動占領國家權力尚未完全控製的領域或許不是毛澤東的意圖，毛發動這場運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實現其烏托邦的理想。大幹快上、趕英超美，是毛在大躍進期間思想的主流，但是毛在1958-1959年確有不少強調國家權力方麵的論述。在毛的理念世界裏，一個權力無限擴張的國家和一個「六億神州盡舜堯」的社會是有機地重疊在一起的。
    根據薄一波回憶，1958年毛在談到國家職能時說，今後「國家職能隻是為了對付外部敵人的侵略，對內已經不起作用了」；毛又說：「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裏將會逐漸沒有政權。」但是，毛又在不同場合表示他對軍事化管理方式的讚賞。在8月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毛強調要把「馬克思與秦始皇結合起來」，並對河北省徐水縣委推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表示支持和稱讚。盡管毛澤東未將強化國家控製作為大躍進的重點，但是這場運動使「控製」成為不可逆的趨勢。在大躍進期間，國家意誌透過強有力的政治動員和組織措施得以全力貫徹，國家權力在這個過程中急速擴張。
    1958年2月12日至15日，中共江蘇省委召開三屆七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名曰「雙反」（「反浪費、反保守」），實際上是落實毛澤東在年初南寧會議上對「反冒進」的批評，為正式發起大躍進運動製造輿論準備。省委擴大會議之後，在十天之內，江蘇各地紛紛舉行黨代會和三級幹部會議，傳達北京對「反冒進」批評的精神，全省有83，000多名基層幹部集中進行了學習。
    在毛澤東一再批評「反冒進」的緊鑼密鼓聲中，全麵發動大躍進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於1958年5月5日在北京召開。5月8日，中共江蘇省委發出《關於學習和宣傳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報告和決議的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一個學習和宣傳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運動。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閉幕，出席會議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馬上部署籌備召開江蘇省委三屆八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現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農業生產不能高速度發展的迷信，肯定了農業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辦工業的神秘觀念，地方工業可以自力更生大發展；三是大破了對科學技術和科學家、技術人員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辦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事業。」會議結束後，一場大規模的宣傳鼓動大躍進的運動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江蘇各地各級黨組織立即召開會議，傳達部署落實省委三屆八次會議精神，南京巿有20萬人參加宣傳大躍進的活動。所有宣傳員、報告員全部出動，各種宣傳輿論工具積極配合，文藝、歌舞、曲藝、黑板報、牆報、標語、有線廣播、宣傳車、展覽會紛紛上陣。在大躍進運動不同的階段，宣傳的側重點也相應不同：大躍進初期，以鼓動落實《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為中心，繼而宣傳「排山倒海除四害，造福子孫萬萬代」，再宣傳「全民煉鋼」和迅速實現「人民公社化」。在強有力的政治鼓動下，工農商學兵和城巿街道居委會全部行動起來，基層細胞高度活躍。江蘇各個城鎮的職工、學生和居民紛紛上街，敲鑼打鼓。4月27日，南京巿玄武區舉行「火炬歌唱大遊行」，數萬與會者唱著「東風壓倒西風」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載歌載舞，表示熱烈擁護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為了加強對基層運動的領導，江蘇省的黨政部門根據中央的精神對原有的領導機構進行了調整。1958年4月，江蘇省委決定：今後有關全省性的方針、任務、規劃問題，由省委根據中央的指示和決定統一規劃、統一安排，並決定成立工業、農業、政法、黨群、文教五個小組，在省委統一領導下，代表省委處理有關方麵的日常工作。依照此例，江蘇各地、巿、縣委紛紛對原有機構進行調整。南京巿玄武區區委將區機關各部門按工業、財貿、文教、肅反、政法、街道六個係統組織起來，分別成立領導小組，實行所謂「下去一把抓，上來再分家」的新工作方法。此項決定的意義在於，作為組織安排全省經濟生活的各級政府的工作權限實際上已被黨委完全取代，換言之，原先由黨和政府共同組成的國家權力象征，今後將主要由黨來體現。
    進入1958年後，要求加強黨對工農業和文教科研工作的領導，成為來自北京的不斷重複的聲音。江蘇省委將12名省委委員、候補委員和21名省委部長、副部長調往地方。副省長韋永義、周一峰分別調往無錫巿委和南通巿委任第一書記，原省委組織部部長高嘯平被調往揚州地委任第一書記。4月，南京巿委又抽調六百餘名幹部分配到學校工作。向知識分子集中的文教單位「摻沙子」，其實早在反右派運動後就已著手進行。1957年9月下旬，江蘇省委就已從工礦企業抽調了500名幹部派往省內的學校、醫院、報社和其它文化單位。1957年12月，江蘇省委又選調五十餘名領導骨幹，分別到省內各高校擔任黨委書記、副書記和係總支書記等領導職務。
    在這期間，根據中央的指示，江蘇省委在黨政機關內部就開展第二批審幹工作作出部署。南京巿玄武區對全區工業、手工業、財貿、文教、衛生、公安、中小學教員3,124人進行了審查，經初審發現有33.2%的人需要進一步弄清問題。為此，玄武區委在1958年2月成立了新的審幹辦公室，各係統成立了審幹小組。3月13日，玄武區又成立審幹委員會和肅反領導小組，由區委副書記兼任主任和組長。自然，那些被認為「有問題」或「待查」的幹部是不會被派往基層擔任領導的。大躍進高潮中，從上級機關下放到地方擔任領導職務的幹部，或從工礦企業選調到文教單位的幹部，作為權力和權威的化身而受到基層單位的尊崇，他們的到來使基層單位更生動地體會到國家權力的力量。大躍進期間，國家權力通過大兵團式的興修水利工程和「全民煉鋼」也得到充分的體現和強化。在中國曆史上，較大規模的治水工程多由國家督導建造，因為重大的水利工程，隻有依靠國家力量調集人力和物力才能完成。江蘇北部是曆史上水患嚴重的地區，中共在建政前，蘇北根據地地方政府在戰爭環境下就曾領導建造過一些中小型水利工程。建國後，蘇北行政公署領導修建了一係列的治水工程，在這一類的活動中，北京的水利部曾派遣過準軍事部隊水利營前往蘇北，但治水的主力是當地的民工。由於民工人數眾多，當局對民工的管理帶有準軍事性質，要求實行較為嚴格的統一勞動、統一作息的製度。
    大躍進運動全麵展開後，省委要求實現「三年全省水利化」，「在嚴寒刺骨的風雪中，數百萬群眾穿梭般地忙碌來往」，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奮戰。民工往往每天勞動長達12-15個小時以上。1958年3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調工程開工，這是迄至那時江蘇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準軍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34億土石方，如果包括農田水利部分，江蘇全年共完成43億土石方，相當於1957年的13倍。以軍事化或半軍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動生產的突出事例是大煉鋼鐵運動。由於毛已將他的個人聲望與國家威權全寄放於實現「1,070萬噸鋼」的指針上，隻許成功、不許失敗，因此大煉鋼鐵就完全成了一種國家行為。在1958年6月間，土法煉鋼、煉鐵已在南京、蘇州、常州等地出現。6月下旬，南京巿玄武區在巿委領導下成立了鋼鐵領導小組，各行各業已試辦小高爐。6月29日，南京大學建起第一座小高爐。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後，江蘇省全麵展開「全民煉鋼」。為了保證鋼鐵「元帥」升帳，數百萬工人、農民、幹部、學生、軍人、城巿居民日夜奮戰，大搞低溫煉鋼——炒鋼（把廢鋼鐵熔化後拌一下就作為新鋼）。10月以後，南京巿玄武區辦了一個以土高爐為主的玄武鋼鐵廠和一座以「洋」高爐為主的高速鋼鐵廠，區委還出版了不定期的《高速報》以指導全區的煉鋼運動，區內迅速形成「男女老少齊上陣，家家戶戶為鐵忙」的局麵。剛剛實現公社化的武進縣抽調二萬餘人大煉鋼鐵。徐州專區更抽調30%的農村勞動力用以支持鋼鐵戰線。在任務最緊張的11月，全省農民組成的煉鐵隊伍共達到500萬人。如果沒有國家威權做後盾，在短時期內是不可能讓數百萬農民自帶口糧、不分晝夜地侍候鋼鐵「元帥」升帳的。
    如果說全民煉鋼體現的國家權力主要表現為以國家為後盾、動員人民追逐某種具有空想烏托邦的計劃，那麽國家法權機關的大躍進則直接強化了國家權力。大躍進期間，公安部門與其它部門一樣，也展開了大躍進運動。公安部門除了修建小高爐、搞「土法煉鋼」和為群眾做好事以外，更搞實實在在的強化管理和肅反。1958年1月，國務院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明確規定由公安部門主管全國公民的戶口登記工作。此條例的正式頒布，標誌著建國後的戶口管理製度正式完成。江蘇省各級公安部門將加強戶口管理列為大躍進的重要內容，迅速在全省範圍內重新檢查、審核住戶戶口，使全省居民個個皆有戶可查。公安部門還強化了各單位、機關、企事業單位和農林基層單位的治安保衛係統，基本達到了「無一死角」。
    在熱火朝天的大躍進形勢下，北京對公安工作發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國「每一個角落都打掃一下」，其具體方法就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進一步展開內部肅反和社會鎮反運動。在1955-1957年，全國進行了機關、企事業單位、工廠的三次肅反運動，大躍進運動展開後，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蘇省又在全省公私合營工礦企業、手工業合作社等其它基層單位共141萬人口中進行第四次肅反。「這一次肅反任務比第一、二、三批的總和要大一倍以上」，可謂任務繁重。但是，經過批判「肅反隻能慢慢搞」的右傾保守思想，「促進了肅反運動的大躍進」。在這次肅反期間，全省共收到檢舉材料四十餘萬件，對地富反壞份子普遍地開展了一次審查評議工作。1958年3月，江蘇省在鎮江、常州召開了各地、巿、縣的肅反現場會議。6月下旬，南京大學進行「肅反補課」。在大躍進的形勢下，第四次肅反進展尤其順利，江蘇全省「搜出各種反動證件三萬一千餘件」，給一些「翹尾巴」的地富反壞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強大的國家威權的震懾下，全省有25，000名「反、壞份子」投案自首，或補充交代了問題。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躍進新建、擴建單位共77萬人中繼續開展肅反運動，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結束。經過這次肅反運動，實現了「三見底」：「反革命組織見底，外來人口、長期外出回歸人員政治情況見底，現行破壞事故見底。」大躍進期間，作為國家權力重要組成部分的公安力量，其地位得到明顯的突出。1959年，為了加強對城巿基層的進一步領導，南京巿各公安派出所支部與街道支部合並為街道黨委，多數黨委書記由原派出所長擔任，公安部門與所轄地段的所有單位建立了經常的工作聯係，對城巿社會的控製已全麵滲入到每一個角落。
    三
    在大躍進期間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下，群眾已普遍對國家權力的象征符號加深了認識，人人知道大躍進的含義，人人知道議論、懷疑大躍進將會犯不可饒恕的錯誤。江蘇的大躍進與全國其它省份一樣，都是以大批判開道，以反各種右傾保守思想為推動力。1958年3月，根據北京的精神，江蘇省開展了「反右傾、反保守」的「雙反運動」。大躍進運動全麵興起後，又通過所謂「鳴放辯論」，著重打擊對大躍進的浮誇目標抱懷疑態度的「觀潮派」、「算帳派」。在這種辯論中，上級部門選擇事實上和假想中的對立麵，動員群眾以大字報、鬥爭會的形式，理直氣壯、大張旗鼓地宣揚大躍進的各種具有空想色彩的目標和計劃。進入6月以後，江蘇省的大批判已開展得如火如荼，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批判靶子。在工業部門，針對不少幹部群眾對打破生產管理秩序、違反操作計劃的擔心和憂慮，大批「唯條件論」、「科學技術神秘論」和所謂「先進不可超越論」。「全民煉鋼」運動掀起後，批判對象又增加一個所謂「爐前搖頭派」。
    在農業領域，大躍進的「敵人」則是對密植持異議的所謂「稀植論」和「密植減產論」。江蘇省以常熟縣為推廣密植的試點地區，繼而在全省農村推開密植運動，「有的縣組織15萬人的大兵團突擊深翻」。在一浪高過一浪的增產聲浪中，江蘇省又在全省三萬多個農業合作社展開一場早已定論的所謂「三麥要不要趕水稻，能不能趕水稻」的社會主義大辯論，在這場自問自答式的大辯論的推動下，全省開展了一場「踢翻老曆本」、培植三麥的突擊運動。常熟縣23個鄉黨委向全省各兄弟鄉發出倡議書，提出要大力批判「懷疑成倍翻番論」，實現「三麥趕水稻，水稻翻一番」的計劃。1958年7月下旬，江蘇省委召開各地巿縣委書記會議，「號召繼續立大誌，鼓大勁」。會後，組成萬人檢查團分赴各地檢查躍進指針落實情況。檢查團所到之處，「滿山遍野紅旗招展，五級幹部將近百萬人會師田頭」。然而，在「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大躍進年代，產量翻一番很快就成為「右傾保守」的代名詞了。公社化運動興起後，江蘇在全國一片高產衛星紛紛上天的壓力下，不久也放出了自己的畝產2萬斤的大衛星。到了畝產幾萬斤的大衛星紛紛上天之際，各種大批判已欲罷不能，再也無法降溫。
    在大躍進年代中，江蘇文教單位的大批判也虎虎有生氣，與其它戰線相比毫不遜色。盡管各高校也普遍修建了小高爐，並動員廣大師生在高爐工地日夜奮戰，但高校畢竟不是生產單位，因此，高校的大躍進依然是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為中心。高校的大躍進早由北京製訂了明確的方針，這就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具體落實的方法則是「拔白旗，樹紅旗」。「白旗」者——名教授、名學者和每個知識分子都具有的「輕視勞動，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壞思想和壞作風。江蘇各高校師生不僅紛紛檢查自己的個人主義壞思想，還輕裝上陣，向被學校領導挑選出的「白旗」展開批判鬥爭。為了表示革命師生已具有全局性的「拔白旗」的雄心壯誌，一些大學還主動參與批判全國性的「白旗」。1958年，尚鉞教授（著名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金日成青年時代的馬列主義啟蒙老師）被認定犯了反馬克思主義的嚴重錯誤，南京某著名大學曆史係的教師們主動請戰，在很短的時間裏就編寫了一本批判尚鉞修正主義史學觀點的論集。
    「拔白旗」是為了給「插紅旗」開道，高校的「插紅旗」就是大搞「教育革命」、批判「參加勞動是浪費人力論」和「教材神秘論」。1958年上半年，江蘇各高校學生平均每人勞動達300個小時左右。一些院校的中文和曆史係還取消了「訓詁學」、「中國曆史文選」等課程。為了趕上全國教育革命的新形勢，革命師生打破框框，自編教材和講義。新編教材往往一兩個月就能大功告成。隨著一本本速成教材的問世，被拔的「白旗」——教授、學者們那些所剩無幾的學術自信心也就徹底蕩然無存了。盡管知識份子已表現出對大躍進的強烈激情，但國家似乎不太相信他們的那份激情，於是又有1958年在全國知識界和民主黨派人士中普遍展開的「交心」運動。江蘇省及南京巿各民主黨派成員兩千多人，分別於3月9日和4月1日先後兩次舉行了社會主義大躍進誓師大會，表示堅決接受黨的領導，加速組織和個人的改造。3月25日，南京大學的民主黨派、無黨派教師以及南京林學院全體教師聯合舉行改造促進大會，他們抬著「大紅心」的標誌上街遊行。4月4日，南京巿各高校師生與科研機關的民主人士共三千餘人，高舉「把心交給黨」、「把知識交給人民」的旗幟在南京巿舉行大遊行。遊行後，又舉行了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4月21日，南京巿工商界三千多人召開大會，宣布「立即開展向黨交心運動」，民建中央主席黃炎培親臨會場予以支持。4月22日，南京巿工商界和民主黨派提出向黨「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號，表示要把「接受黨的領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三心二意，躍進到一心一意」。江蘇省宗教界人士也開展了「交心」運動，天主教界通過「自選」、「自聖」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麵」。在「交心」運動中，全省11個城巿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士4，106人，共交心47萬條。據當時的記載稱，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們長期隱瞞的腐朽思想和反動行為」。對於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組織上規定的原則是「自梳自理，求醫會診」。先讓他們對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後引導他們懇請黨員和領導對他們的「壞思想」有針對性地進行批評，並鼓勵他們打破庸俗的情麵觀，「比先進，比幹勁」，互相展開批評和思想鬥爭，以使「交心」落在實處，防止「交心」走過場。
    根據毛澤東的一貫主張，凡展開政治批判鬥爭皆需有一個對立麵，批判各種右傾思想不能僅滿足於思想教育，還需揭露出右傾思想的代表人物，這樣就可以使鬥爭有了目標，並且推動各項中心任務的實現。1958年8月，中共江蘇省委召開三屆八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的議題之一就是批判省委委員、南京工學院院長汪海粟（自1952年院係調整後即任南京工學院院長）和省委委員、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劉少儻（自1955年以來任此職）在整風反右鬥爭中的「錯誤」。1959年廬山會議後，江蘇各地又有一批領導幹部約兩百多人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給予撤銷職務的處分。另有2，500餘名幹部被公開點名和「會診」、「擦背」，基層的幹部與群眾被衝擊的人數則更多。1961年10月後，江蘇省為從1958-1960年受到錯誤批判處分的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黨員進行了甄別。至1962年底，共甄別、平反21萬餘人，約占受批判、處分幹部黨員總數的98%.另外，還全部平反或部分平反了受批判、處分的群眾22.9萬多人。在大躍進的高潮中，對為數眾多的各級領導幹部進行公開批判和懲罰，隻會進一步加強民眾對國家威權的認識和對大躍進的支持。
    在火熱的大躍進的形勢下，領導機關「有破有立」，在批判和處理了有問題人員後，各級組織大量吸收公社化運動中的積極份子入黨。自1958年9月以來，全省農村在4個月內就吸收了2.51萬名新黨員。現實的經驗對廣大幹部和群眾是最好的教育。人們已從生活中學會如何保護自己，在大躍進的弊害已公開顯現後，由於「一手右傾帽，一手高指針」，使得絕大多數幹部和群眾都不敢言——人們似乎普遍患上了「失語症」。領導幹部也深知大躍進符號的巨大威力，許多人都口唱讚歌，生怕稍有不慎就會跌入「右傾機會主義」的深淵。在大躍進期間，廣大幹部和群眾對新符號認識的水平迅速提高——諸如「黨委決定一切」、「正確掌握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保衛總路線」、「保衛三麵紅旗」已化為人們的常識，並迅速調整自己與這些新符號的關係。
    在那個時代，國家威權與語言禁忌互為依靠、相互支撐。當大量農民因饑餓紛紛死亡時，在內部報告中、隻是冠之以“非正常死亡”。1960年後大饑荒蔓延全國，北京號召「低標準，瓜菜代」，開發「糧食代用品」。江蘇隨後就開發出「人造肉精」和「食用小球藻」等一批「糧食代用品」，並在城鄉普遍推廣以節約用糧為目的的「新式蒸飯法」（用較多的水放在較少的米中，使米膨脹，反複蒸煮，達到有較多米飯的視覺效果）。由於有強大的國家力量作後盾，盡管大躍進造成空前的經濟危機，但國家權力不僅沒有受到削弱，反而利用大躍進得到擴張。在城巿，黨的領導進一步被強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觀教堂數量減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戶口製已經全麵鞏固，公安治保係統警惕地注視著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四類份子」（地、富、反、壞）定期向派出所匯報改造情況已成為一項被固定下來的製度。
    1960年，大躍進再現高潮，盡管這時的城巿人民生活已非常困難，但並未影響以國家權力為動力的各種政治運動的推行。自1959年下半年始，江蘇省城鎮糧食供應已日趨緊張，根據省委指示，為「減少糧食浪費，緩和供應矛盾」，全省各級政府設立糧食辦公室，對城鎮戶口糧食供應計劃進行全麵檢查，南京巿玄武區政府曆兩個月完成檢查任務，全區共減少月供應計劃41，920斤。1960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城巿人民公社化在糧食一片緊張的情況下形成高潮。江蘇各主要城巿區一級政府紛紛掛牌宣布成立區一級人民公社。與此同時，江蘇各城巿又掀起大辦公共食堂的運動。至4月下旬，僅南京巿玄武區就辦起各類食堂454個，平均每個居委會有兩三個大中型食堂、四五個院落食堂，搭夥人數達52，927人，占應搭夥人數的72%（1961年7月玄武區的人口是242，542人）。據當時的報導，城巿居民熱烈擁護公共食堂這個新生事物，稱讚在食堂就餐方便了工作和生活。就在實現城巿人民公社化和「節糧」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的形勢下，1960年下半年為緩解城巿糧食壓力，江蘇遵照北京指示開始動員城巿人口下放農村落戶，並以大躍進後進入城巿的「新工人」為重點。這項工作進展十分順利，南京巿委要求動員10萬人下放，玄武區至10月底共動員11，898人上山下鄉，為巿下達計劃的99.2%，1961-1962年又動員了4，672人回到農業生產戰線。至1962年6月，南京巿減少城鎮人口49，800多人。同期，全省壓縮城鎮人口46萬。下放人員胸戴大紅花，在敲鑼打鼓聲中被送往饑餓的農村。隨著經濟形勢日益惡化，1961年7月，江蘇省各城巿再次壓縮城鎮人口糧食供應，僅南京巿玄武區8月份銷糧就比7月份減少供應糧20萬斤，人均供應由27.11斤／月下降為26.33斤／月，全年少銷糧71.9萬斤。
    江蘇在大躍進期間創辦的71所大專院校，到了60年代初已難以為繼。1962年初，江蘇省對高校規模進行調整，僅保留26所高校；中等專業學校從281所壓縮到37所。失學青年或被動員下鄉,或被安排在城巿的小型單位就業。在強大的國家威權下，失學青年都冷靜地接受了現實。大災荒下的江蘇農村也十分平靜。在實行嚴格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製度下，國家通過階級鬥爭不斷調整農村的社會關係，對地富份子的管製更加嚴格，階級出身問題開始被反複突出強調。1960年2月，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蘇省委發出通知，決定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思想鬥爭。1961年11月13日,北京又發出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蘇的興化、寶應、高郵、高淳、宜興等縣雖然相繼發生因缺糧而導致的嚴重死亡事件（僅寶應縣就死亡35，391人，占農村人口的6.2%，該縣因死亡、病亡、外流而喪失的勞動力就約占農村總勞力的30%），但由於江蘇省領導機關采取了救災緊急措施，農村情況迅速得到緩和。
    在大躍進的大背景下，江蘇省在當時施行的各項活動和措施，隻是奉命辦事。與其它省相比，江蘇隻屬中等狀態，並無自己的「發明創造」，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甚至稱「江渭清思想右」、「江蘇省委右」。對北京的指示，江蘇省雖照辦不誤，但又留有餘地。江蘇沒有興辦如甘肅引洮工程那樣耗資巨大、害民傷財且毫無功效的超級水利工程，也沒有像河南、山東、安徽、廣東、甘肅、青海等省那樣，揪出省級主要領導幹部作為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靶子。江蘇省放的各種「衛星」比較少、也比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經濟困難期間，江蘇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數目也遠較其它省份少。江蘇省國家權力在大躍進期間的擴張隻是全國類似情況的一個縮影。
    大躍進雖為一場烏托邦運動，但在落實、鞏固、強化國家權力方麵卻絲毫沒有浪漫主義色彩。毛澤東的空想烏托邦雖未能實現，但全國已成為一座大兵營。1960年下半年後，大躍進的狂熱已逐漸降溫，然而政治運動的快車並未減緩速度。1960年5月，新一輪「三反」運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又在江蘇各地掀起……在毛澤東一手創建的兵營式社會主義體製下，國家力量籠罩一切，社會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隻是到了20年後，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中國才出現劃時代的轉變，社會逐漸掙脫國家的控製，開始成長發育，才有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國家與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