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眼風光
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談中。
正文
--戲說語法性別
北京大學，盡管在國際高校中的排位不前，可它在中國龍頭老大的位子毫無懸念。雖在改革開放後也有過與西太平洋大學聯合的失足經曆，但誰還沒有點“千古恨”的遺憾。
北大奇事多，有一樁老時年間的事兒至今說來依舊稱奇。按說在大學裏當老師的，起碼得有個大學學位吧。可有一位北大教員，不僅沒有大學學位，連中學都沒有畢業。敢出格地聘用一位中學肄業生來教書，恐怕隻有北大。而這位具有真才實學的中學肄業生，北大也正是他施展才學的最佳場所。這位來北大任教前隻具中國肄業文憑的北大教員，就是白話革命闖將劉半農。
劉半農，江蘇江陰人士，在中國受的最高教育及所得最高學位是：江蘇省立常州中學肄業。雖然劉半農接任北大教職是經由陳獨秀推薦給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但以中學肄業在北大教書，無論才高幾鬥，劉都會倍感來自同僚的壓力。所以為彌補學位的不足，劉半農來不久便趕赴英倫修讀語言學(五年後在法國取得學位)。
1900年7月赴英倫，9月間半農就寫下《叫我如何不想她》，膾炙人口流傳至今。比之情濃意切的詩句，作品中更加偉大的是文字貢獻--首創了中國文字的“她”。
今天，我們就通過“半個老農”成就了“她”，來說一說名詞的語法性別。
語言現象中有很多趣味，但在得到趣味前，又都會有個枯燥的過程。這篇也一樣，想到得到趣味，須得耐著性子 望下 讀。
第三人稱的“他、她、它”
“天上飄著些微雲，地上吹著些微風，······ 啊! 微風吹動了我頭發，教我如何不想她?” -- 可以想象那些當年初嚐白話魅力的帥哥靚妹，濃烈的情意伴隨著詩句的誦讀而得以倍增。第一次讀到“她”，情思伴隨著文字的新穎和心率的攀升而益發濃烈。
之前的中國文字，隻有“他”沒有“她”。不論所涉及的名詞是陰性還是陽性，甚或無性(也叫中性)，中文代詞一概用“他”。 到英倫才兩月的“半個老農”，巧借了英文he與she的不同，神來之筆觸類旁通地造就了中國文字的“她”。
劉半農初任北大教職時，教的是文學，但到英倫後隻兩個月，卻首先對中文語法發力，成就了“她”。才華橫溢的半農，從文學一下橫著溢到了語法，並一發難收，隨後又由人及物，提倡在漢字中使用“它”(應該是“牛”旁加“也”的繁體 -- 電腦用簡體版軟件，打不出來)。這樣一來，中國文字的第三人稱代詞“他、她、它”就三位一體就整裝齊員了。
後來，有人對半農詩句稍作改動：
“天上飄著些微雲，地上爬著些螞蟻，······啊！螞蟻爬上了我頭發，教我如何不撓它?”
劉半農和趙元任(趙也是常州人事)，是當時清華的詞曲雙簧。劉死後，趙的紀念文字裏有這樣的詩句：
“······數人弱一個，叫我如何不想他!”
“想她”、“撓它”和”想他“，表達的分別是女性的“她”、無性的”它“(螞蟻也有性別，在此忽略不計)，和友情為重的“他”，假如沒有三個不同性別的第三人稱代詞，就難有這樣的文字情趣，更不會有語意上的精準無誤。
有人說半農在英倫才兩月，就耐不住地“情人怨遙夜”，但離得遠了就隻能寄情詩文，讓思念躍然紙上。其實半農不隻是情係尚在祖國的妻兒，更多是對祖國的思念。在英文裏，祖國是motherland，以she稱之，所以半農詩中的“她”，解作對情人之戀或對祖國之愛，皆可通用。
語言的性別歧視？
有種觀點，認為西方文字講究區分性別，是在語言上對女性的尊重。比如以第三人稱的“某人”作主語時，要用“he/she ·····”，以示對男女性別沒有畸輕畸重；作賓語時，用“·····him/her·····”，作修飾語時，用“·····his/her·····”，等等。雖繁瑣累贅，但這似乎成了女權主義在文字上的一種訴求。也有些中國的女權主義們，認為在劉半農的“她”誕生之前，中國文字歧視女性，決無西方文字那樣按男女性別平等成字的優良習慣。甚至認為，漢字不僅做不到“男女平等”，在文字上對女性的侮辱倒是隨處可見，比如，三女成奸(繁體的奸)，就算是簡體後的“奸”也還是帶著“女”旁，等等。
這種以中文拚字結構的加減遊戲來說明文字歧視的存在，實在是有牽強之嫌。如果說“奸”字辱了女性，再以半農之前中國文字沒有“她”來應征中國文字沒有女性的地位，那麽，古體代詞“汝”中的“女”字占了中堂正室，是應該解釋成中國文字對女性的敬仰還是羞辱？
以中文成字造詞的習慣來說明中國文字在性別上的落後，難免不是思維上的一種謬誤。語言是隨地域和文化的變遷衍生而來，在文化習慣上，可以說中華文明的發源就始於陰陽學說。盤古是怎麽開天辟地的? 陽清為天，陰濁為地。要說女性的地位，那中國女人當皇帝的時候，恐怕歐洲男人還沒當過皇帝呢！
在成字造詞時，中國文字偏重博大精深，但對詞語的定義卻略顯忽視。而歐洲語言，則講究詞匯定義，追求表達準確。可以做個簡單的比對：英文詞典中，對每一詞條要給出定義，詞性，詞源，以及同義詞和反義詞的辨析等等。但中文詞典，對定義，詞性，詞源不做深究，但多會列出該詞曾在哪部典籍哪段名句中出現過，或在哪位詩人的筆下有過濃墨重彩。中國暨南大學給海外學子編撰了一套中文課本，10冊書裏課課列有生詞表，可就是沒有生詞的定義(也許暨大的中文教學專家們深深懂得，中文詞匯的定義盡在不言中，實在是無須定義)。各位也可以翻閱一下自己中小學用過的中文和外文的語言課本，比較一下中英文對每課所用新詞匯定義方式上的異同。
類似這種語言文字的傳統習俗，不能夠也不應該成為某些語言專家對中西文字孰優孰劣妄下斷語的依據。中文和西語應該是蘿卜青菜，人們可以各有所愛，也可以兩者都愛。為能更好地理解記憶而做些中西對比，本也無可非議，有時還是悅目賞心的樂事，但非要比個高低爭個優劣，就可能過猶不及甚至走火入魔。
根源還在語法
文字中的性別話題，根源還在語法。西方語言對名詞所作的語法性別的規定，目的在於對名詞進行分類(這語法性也體現在代詞和形容詞上)。須強調的是：這是名詞的語法性別，而不是自然屬性。
簡言之，西語的名詞要做四項分類：即，語法的人，語法的數，語法的性別，和語法的格。語法的人，英文叫grammatical persons，共有三位，就是“我，你，他(I, you, he)”；語法的數隻有兩個，就是單數與複數(即1和非1--請想一想，零是單數還是複數?)。這樣語法的人因為單複數，就成了“我/我們，你/你們，他/他們(I/we, you/you, he/they)”；語法的性還要分“陰陽中”三性，這就使得語法的人再次倍增，成了“我/我們。你/你們，他/他們，她/她們，它/它們(I/we, you/you, he/they, she/they, it/they)”；再加上語法的格，這倍增效應就更大了。我們已經看到在括弧中的英文隻是主語格，賓語格是“我/我們，你/你們，他/他們，她/她們，它/它們(me/us, you/you, him/them, her/them, it/them)”，所有格還有“我的/我們的，你的/你們的，他的/他們的，她的/她們的，它的/它們的(my/our, your/your, his/their, her/their, its/their)”……
從這兒你也可以看到，在字麵上是無法看出中文語法格的變化來的。因為中文的語法格是依靠詞序來完成的：“我愛她”和“她愛我”，代詞的主語格和賓語格在字麵上是一樣的，讀音上也是一樣的。而用以英語講，I love her和her love I都能對應中文的“我愛她”，因為主語格和賓語格的不同，英文能夠在書麵和讀音上都能準確地傳遞“誰愛人”和“誰被愛”的信息，這就使得西語的詞序不象在中文裏那麽重要了(拉丁語係的法語西班牙語等更是如此)。
上麵這些語法變化隻是西方語法的冰山一角，但這恐怕就已經讓人望而卻步了。大概正是這種語法名詞分類的繁瑣和枯燥，使得中國人在學習外文時產生了“懼怕詞匯膽怯語法”的心理阻礙。這種繁瑣和枯燥，使得學生在感情上抵觸西語語法。他們大多為考試而機械地學習語法，對語法概念不求甚解不願細讀。比如上麵那段語法文字，有多少人會讀之如怡？
再說語法性別
以語法的繁瑣而論，選擇英文作為外國語來學習，我們還算是幸運的。因為英文語法的性，除了在代詞和少量名詞中有所殘留外，基本已經不複存在，至少在形容詞上已經不對性別有什麽要求了。比如，同樣是一句“我是單身漢”，在英文裏，說話者無論是男是女，都是一句“I am single”。但在許多其他歐洲語種裏，形容詞在句中也是要作性別變化的，以西班牙文為例，男的說是：Yo soy soltero(我是男性單身)；女的說就變成：Yo soy soltera(我是女性單身) -- 注意“單身”一詞的詞尾變化。
中國自19世紀引進西語語法，但中國人對語法性別的認識依舊不足，這種不足在中國人的平民英語以至語言大師們的字裏行間都能看到。先說平民英文，自準備奧運開始，中國以群眾運動這個法寶來普及英文，上至國家領導下到居委老太，口中不時蹦出英文詞句，這在中國已經是見怪不怪。但是，在意念中要表達“她”時，又有幾人口中說出的是“she”?
再說語言大師。易中天，文學大師。紅遍大江南北的語言大家也曾論及西方語言的性： “在歐洲好些語種裏，名詞是有性別的。這在東方人看來，就匪夷所思。比如“背心”，在德語中是女性的，在法語中卻是男性的。這就可笑。莫非背心這玩藝，在德國女人穿得男人穿不得，在法國又男人穿得女人穿不得？還有，明明是男人穿的襯衫，在法語中卻是陰性的，豈非意味著男人把女人穿在身上？······”。
這段文字見於易大師為吳禮權《語言策略秀》所做的“序”中，言詞中透著大師慣有的語言智慧和詼諧，也似乎表明大師對西方文字也有研究。但如果細讀，不難發現其實大師對西方語言“性學”是見識淺顯。
上麵提到，語法的性，是西方語言用來對名詞進行分類所用的方式，而跟名詞的自然屬性無關。語法的性，用英文專業術語講就是grammatical gender，它和生物的性(biological sex)在本質上有不同。生物性別sex隻有陰陽二性，非公即母隻論雌雄，也即英文中的male和female。而gender是“種類”的意思，英文裏就有若幹詞語可以用來表示“種類”，如kind，genre，class等。在英文詞典裏，gender詞條下列出的第一要義就是語法上表示的性別。語法的性，它有陰陽中三性，即masculine(注意，專業術語上不用male)，或feminine(不是female)，或neuter。語法的性就不是非公即母，它還可以不是公也不是母，也即neutral (neuter來自拉丁，意思就是英文的neither，即不是masculine，也不是feminine)。
語法的“性”，其實不是性，“陰陽中”三者隻是用來把名詞分作三大類，把它們叫做“class A, class B，class C”也完全一樣。隻是在masculine和feminine兩大類中，許多動物名和人的稱謂能夠應合自然的生物屬性，於是male的就對應上了masculine，female的對應上female。
從一般語意上講，把masculine和male、feminine和female認作同義，這本身沒大錯，但gender和sex嚴格來說不能算是同義，因為二不能等同於三。可這謬誤在人們心中還日久生情了，多年來，人們還真就“我愛這個錯”了，於是，gender和sex在語法學家們的無可奈何聲中，結成了一對同義詞的姻緣。
目前，英文率先“得道成仙”，基本擺脫語法性的煩惱。德文依然沿襲拉丁的“陰陽中”三性(用陽性冠詞der、陰性冠詞die和中性冠詞das來區分)，而法文(陽性冠詞le、陰性冠詞la)和西班牙文(陽性冠詞el、陰性冠詞la)等拉丁語種，則將拉丁的陰陽中三性，減至陰陽二性。
說易大師對西方語言“性學”的見識淺顯，是有原因的。比如“背心”一例須要細說。西方的“背心”有兩種，一種是貼身穿的(脫了它就要成topless赤膊的那種)，另一種是兩件套西服(doublet)穿在上衣裏麵的裝飾性“背心”。前者在英國稱vest，在美國叫undershirt，在德國是das Unterhemd(中性)，在法國說le maillot de corps (陽性)。後者在英國稱waistcoat，在美國叫vest，在德國是die Weste (陰性)，在法國說le gilet (陽性)。
如果易大師說的是貼身背心，法文le maillot de corps是男性沒錯，但德文das Unterhemd就不是易大師所說的女性，而是中性。如果大師所言是西服背心，大師文中的描述才算準確：德文die Weste是女性，法文le gilet是男性。
但是，在中文裏，單說“背心”一詞時，多指貼身背心。這樣，如果大師對“背心”一詞的隱性含義是“西服背心”，而讀者卻以為是“貼身背心”，誤區仍然不能消除。
當然，這是文化上的異同。但文化異同才是學語言時要花大力氣認真關注的，語言大師更不能例外。易大師的上麵那段對西方語言性別的描述，不但缺少見解，出現在暢銷書中更有誤導讀者之虞。畢竟語法的性不能象易大師那樣簡單說成是男性或女性。
接著說襯衫。襯衫一詞，英文是shirt；法文叫la chemise，是陰性，但這陰性襯衫是男人穿的，而法國女人穿的襯衫叫le chemisier，卻是陽性。“豈非意味著男人把女人穿在身上”--男人穿件陰性衣物，就是把女人穿在身上？那女人穿陽性的le chemisier，同理就是把男人穿在身上？在這兒易大師的俏皮問話似乎隱喻歐洲人男女互穿顛鸞倒鳳的習俗，真是誤導生謬。
易大師是史學專家、三國龍門高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大師對西方語言缺少了解也是在所難免。大師在成為大師之後，作品就很可能成為家弦戶誦之文，誤導讀者不好。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易大師還是集中力量專精三國龍門對社會貢獻更大。
其實這種陰陽無理頭的語法性，在西方文字裏司空見慣。在法國，男人的襯衫是陰性(le chemise)，女人的襯衫是陽性(la chemise)；男人的西服是陽性(le costume)，但女人的西服也是陽性(le taileur)。德文有陰陽中三性，更是要人命。德國女孩是Mädchen，她總該是陰性了吧？錯! 德文的女孩是中性--das Mädchen； 德國女人是Frau，是陰性沒錯--die Frau，按說德國小姐Fräulein，總該是陰性了吧？又錯啦，她還是中性--das Fräulein。女性小姐被冠語法中性，可見“語法性別和自然屬性無關”並非虛言。
這種陰陽煩惱，“此恨憑誰訴?”。還是那句話，學英文的各位，比起學法文西班牙語和德語的人來，您就樂吧，因為英文語法裏陰陽情素基本不再是煩惱，除了人稱代詞和少量帶有生物性別的名詞外。比如，男人(man)和女人(woman)，公牛(bull)和母牛(cow)，公馬(stallion)和母馬(mare)，公豬(boar)和母豬(sow)等等, 而這些大都已經是人們能夠耳熟能詳得。可是學法文西班牙文和德文的學生，“性別之爭”還真是叫人一時無法擺脫，需要人們化大力氣去記憶每個名詞的性別，有時除了死記硬背，別無良策。
北京大學，盡管在國際高校中的排位不前，可它在中國龍頭老大的位子毫無懸念。雖在改革開放後也有過與西太平洋大學聯合的失足經曆，但誰還沒有點“千古恨”的遺憾。
北大奇事多，有一樁老時年間的事兒至今說來依舊稱奇。按說在大學裏當老師的，起碼得有個大學學位吧。可有一位北大教員，不僅沒有大學學位，連中學都沒有畢業。敢出格地聘用一位中學肄業生來教書，恐怕隻有北大。而這位具有真才實學的中學肄業生，北大也正是他施展才學的最佳場所。這位來北大任教前隻具中國肄業文憑的北大教員，就是白話革命闖將劉半農。
劉半農，江蘇江陰人士，在中國受的最高教育及所得最高學位是：江蘇省立常州中學肄業。雖然劉半農接任北大教職是經由陳獨秀推薦給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但以中學肄業在北大教書，無論才高幾鬥，劉都會倍感來自同僚的壓力。所以為彌補學位的不足，劉半農來不久便趕赴英倫修讀語言學(五年後在法國取得學位)。
1900年7月赴英倫，9月間半農就寫下《叫我如何不想她》，膾炙人口流傳至今。比之情濃意切的詩句，作品中更加偉大的是文字貢獻--首創了中國文字的“她”。
今天，我們就通過“半個老農”成就了“她”，來說一說名詞的語法性別。
語言現象中有很多趣味，但在得到趣味前，又都會有個枯燥的過程。這篇也一樣，想到得到趣味，須得耐著性子 望下 讀。
第三人稱的“他、她、它”
“天上飄著些微雲，地上吹著些微風，······ 啊! 微風吹動了我頭發，教我如何不想她?” -- 可以想象那些當年初嚐白話魅力的帥哥靚妹，濃烈的情意伴隨著詩句的誦讀而得以倍增。第一次讀到“她”，情思伴隨著文字的新穎和心率的攀升而益發濃烈。
之前的中國文字，隻有“他”沒有“她”。不論所涉及的名詞是陰性還是陽性，甚或無性(也叫中性)，中文代詞一概用“他”。 到英倫才兩月的“半個老農”，巧借了英文he與she的不同，神來之筆觸類旁通地造就了中國文字的“她”。
劉半農初任北大教職時，教的是文學，但到英倫後隻兩個月，卻首先對中文語法發力，成就了“她”。才華橫溢的半農，從文學一下橫著溢到了語法，並一發難收，隨後又由人及物，提倡在漢字中使用“它”(應該是“牛”旁加“也”的繁體 -- 電腦用簡體版軟件，打不出來)。這樣一來，中國文字的第三人稱代詞“他、她、它”就三位一體就整裝齊員了。
後來，有人對半農詩句稍作改動：
“天上飄著些微雲，地上爬著些螞蟻，······啊！螞蟻爬上了我頭發，教我如何不撓它?”
劉半農和趙元任(趙也是常州人事)，是當時清華的詞曲雙簧。劉死後，趙的紀念文字裏有這樣的詩句：
“······數人弱一個，叫我如何不想他!”
“想她”、“撓它”和”想他“，表達的分別是女性的“她”、無性的”它“(螞蟻也有性別，在此忽略不計)，和友情為重的“他”，假如沒有三個不同性別的第三人稱代詞，就難有這樣的文字情趣，更不會有語意上的精準無誤。
有人說半農在英倫才兩月，就耐不住地“情人怨遙夜”，但離得遠了就隻能寄情詩文，讓思念躍然紙上。其實半農不隻是情係尚在祖國的妻兒，更多是對祖國的思念。在英文裏，祖國是motherland，以she稱之，所以半農詩中的“她”，解作對情人之戀或對祖國之愛，皆可通用。
語言的性別歧視？
有種觀點，認為西方文字講究區分性別，是在語言上對女性的尊重。比如以第三人稱的“某人”作主語時，要用“he/she ·····”，以示對男女性別沒有畸輕畸重；作賓語時，用“·····him/her·····”，作修飾語時，用“·····his/her·····”，等等。雖繁瑣累贅，但這似乎成了女權主義在文字上的一種訴求。也有些中國的女權主義們，認為在劉半農的“她”誕生之前，中國文字歧視女性，決無西方文字那樣按男女性別平等成字的優良習慣。甚至認為，漢字不僅做不到“男女平等”，在文字上對女性的侮辱倒是隨處可見，比如，三女成奸(繁體的奸)，就算是簡體後的“奸”也還是帶著“女”旁，等等。
這種以中文拚字結構的加減遊戲來說明文字歧視的存在，實在是有牽強之嫌。如果說“奸”字辱了女性，再以半農之前中國文字沒有“她”來應征中國文字沒有女性的地位，那麽，古體代詞“汝”中的“女”字占了中堂正室，是應該解釋成中國文字對女性的敬仰還是羞辱？
以中文成字造詞的習慣來說明中國文字在性別上的落後，難免不是思維上的一種謬誤。語言是隨地域和文化的變遷衍生而來，在文化習慣上，可以說中華文明的發源就始於陰陽學說。盤古是怎麽開天辟地的? 陽清為天，陰濁為地。要說女性的地位，那中國女人當皇帝的時候，恐怕歐洲男人還沒當過皇帝呢！
在成字造詞時，中國文字偏重博大精深，但對詞語的定義卻略顯忽視。而歐洲語言，則講究詞匯定義，追求表達準確。可以做個簡單的比對：英文詞典中，對每一詞條要給出定義，詞性，詞源，以及同義詞和反義詞的辨析等等。但中文詞典，對定義，詞性，詞源不做深究，但多會列出該詞曾在哪部典籍哪段名句中出現過，或在哪位詩人的筆下有過濃墨重彩。中國暨南大學給海外學子編撰了一套中文課本，10冊書裏課課列有生詞表，可就是沒有生詞的定義(也許暨大的中文教學專家們深深懂得，中文詞匯的定義盡在不言中，實在是無須定義)。各位也可以翻閱一下自己中小學用過的中文和外文的語言課本，比較一下中英文對每課所用新詞匯定義方式上的異同。
類似這種語言文字的傳統習俗，不能夠也不應該成為某些語言專家對中西文字孰優孰劣妄下斷語的依據。中文和西語應該是蘿卜青菜，人們可以各有所愛，也可以兩者都愛。為能更好地理解記憶而做些中西對比，本也無可非議，有時還是悅目賞心的樂事，但非要比個高低爭個優劣，就可能過猶不及甚至走火入魔。
根源還在語法
文字中的性別話題，根源還在語法。西方語言對名詞所作的語法性別的規定，目的在於對名詞進行分類(這語法性也體現在代詞和形容詞上)。須強調的是：這是名詞的語法性別，而不是自然屬性。
簡言之，西語的名詞要做四項分類：即，語法的人，語法的數，語法的性別，和語法的格。語法的人，英文叫grammatical persons，共有三位，就是“我，你，他(I, you, he)”；語法的數隻有兩個，就是單數與複數(即1和非1--請想一想，零是單數還是複數?)。這樣語法的人因為單複數，就成了“我/我們，你/你們，他/他們(I/we, you/you, he/they)”；語法的性還要分“陰陽中”三性，這就使得語法的人再次倍增，成了“我/我們。你/你們，他/他們，她/她們，它/它們(I/we, you/you, he/they, she/they, it/they)”；再加上語法的格，這倍增效應就更大了。我們已經看到在括弧中的英文隻是主語格，賓語格是“我/我們，你/你們，他/他們，她/她們，它/它們(me/us, you/you, him/them, her/them, it/them)”，所有格還有“我的/我們的，你的/你們的，他的/他們的，她的/她們的，它的/它們的(my/our, your/your, his/their, her/their, its/their)”……
從這兒你也可以看到，在字麵上是無法看出中文語法格的變化來的。因為中文的語法格是依靠詞序來完成的：“我愛她”和“她愛我”，代詞的主語格和賓語格在字麵上是一樣的，讀音上也是一樣的。而用以英語講，I love her和her love I都能對應中文的“我愛她”，因為主語格和賓語格的不同，英文能夠在書麵和讀音上都能準確地傳遞“誰愛人”和“誰被愛”的信息，這就使得西語的詞序不象在中文裏那麽重要了(拉丁語係的法語西班牙語等更是如此)。
上麵這些語法變化隻是西方語法的冰山一角，但這恐怕就已經讓人望而卻步了。大概正是這種語法名詞分類的繁瑣和枯燥，使得中國人在學習外文時產生了“懼怕詞匯膽怯語法”的心理阻礙。這種繁瑣和枯燥，使得學生在感情上抵觸西語語法。他們大多為考試而機械地學習語法，對語法概念不求甚解不願細讀。比如上麵那段語法文字，有多少人會讀之如怡？
再說語法性別
以語法的繁瑣而論，選擇英文作為外國語來學習，我們還算是幸運的。因為英文語法的性，除了在代詞和少量名詞中有所殘留外，基本已經不複存在，至少在形容詞上已經不對性別有什麽要求了。比如，同樣是一句“我是單身漢”，在英文裏，說話者無論是男是女，都是一句“I am single”。但在許多其他歐洲語種裏，形容詞在句中也是要作性別變化的，以西班牙文為例，男的說是：Yo soy soltero(我是男性單身)；女的說就變成：Yo soy soltera(我是女性單身) -- 注意“單身”一詞的詞尾變化。
中國自19世紀引進西語語法，但中國人對語法性別的認識依舊不足，這種不足在中國人的平民英語以至語言大師們的字裏行間都能看到。先說平民英文，自準備奧運開始，中國以群眾運動這個法寶來普及英文，上至國家領導下到居委老太，口中不時蹦出英文詞句，這在中國已經是見怪不怪。但是，在意念中要表達“她”時，又有幾人口中說出的是“she”?
再說語言大師。易中天，文學大師。紅遍大江南北的語言大家也曾論及西方語言的性： “在歐洲好些語種裏，名詞是有性別的。這在東方人看來，就匪夷所思。比如“背心”，在德語中是女性的，在法語中卻是男性的。這就可笑。莫非背心這玩藝，在德國女人穿得男人穿不得，在法國又男人穿得女人穿不得？還有，明明是男人穿的襯衫，在法語中卻是陰性的，豈非意味著男人把女人穿在身上？······”。
這段文字見於易大師為吳禮權《語言策略秀》所做的“序”中，言詞中透著大師慣有的語言智慧和詼諧，也似乎表明大師對西方文字也有研究。但如果細讀，不難發現其實大師對西方語言“性學”是見識淺顯。
上麵提到，語法的性，是西方語言用來對名詞進行分類所用的方式，而跟名詞的自然屬性無關。語法的性，用英文專業術語講就是grammatical gender，它和生物的性(biological sex)在本質上有不同。生物性別sex隻有陰陽二性，非公即母隻論雌雄，也即英文中的male和female。而gender是“種類”的意思，英文裏就有若幹詞語可以用來表示“種類”，如kind，genre，class等。在英文詞典裏，gender詞條下列出的第一要義就是語法上表示的性別。語法的性，它有陰陽中三性，即masculine(注意，專業術語上不用male)，或feminine(不是female)，或neuter。語法的性就不是非公即母，它還可以不是公也不是母，也即neutral (neuter來自拉丁，意思就是英文的neither，即不是masculine，也不是feminine)。
語法的“性”，其實不是性，“陰陽中”三者隻是用來把名詞分作三大類，把它們叫做“class A, class B，class C”也完全一樣。隻是在masculine和feminine兩大類中，許多動物名和人的稱謂能夠應合自然的生物屬性，於是male的就對應上了masculine，female的對應上female。
從一般語意上講，把masculine和male、feminine和female認作同義，這本身沒大錯，但gender和sex嚴格來說不能算是同義，因為二不能等同於三。可這謬誤在人們心中還日久生情了，多年來，人們還真就“我愛這個錯”了，於是，gender和sex在語法學家們的無可奈何聲中，結成了一對同義詞的姻緣。
目前，英文率先“得道成仙”，基本擺脫語法性的煩惱。德文依然沿襲拉丁的“陰陽中”三性(用陽性冠詞der、陰性冠詞die和中性冠詞das來區分)，而法文(陽性冠詞le、陰性冠詞la)和西班牙文(陽性冠詞el、陰性冠詞la)等拉丁語種，則將拉丁的陰陽中三性，減至陰陽二性。
說易大師對西方語言“性學”的見識淺顯，是有原因的。比如“背心”一例須要細說。西方的“背心”有兩種，一種是貼身穿的(脫了它就要成topless赤膊的那種)，另一種是兩件套西服(doublet)穿在上衣裏麵的裝飾性“背心”。前者在英國稱vest，在美國叫undershirt，在德國是das Unterhemd(中性)，在法國說le maillot de corps (陽性)。後者在英國稱waistcoat，在美國叫vest，在德國是die Weste (陰性)，在法國說le gilet (陽性)。
如果易大師說的是貼身背心，法文le maillot de corps是男性沒錯，但德文das Unterhemd就不是易大師所說的女性，而是中性。如果大師所言是西服背心，大師文中的描述才算準確：德文die Weste是女性，法文le gilet是男性。
但是，在中文裏，單說“背心”一詞時，多指貼身背心。這樣，如果大師對“背心”一詞的隱性含義是“西服背心”，而讀者卻以為是“貼身背心”，誤區仍然不能消除。
當然，這是文化上的異同。但文化異同才是學語言時要花大力氣認真關注的，語言大師更不能例外。易大師的上麵那段對西方語言性別的描述，不但缺少見解，出現在暢銷書中更有誤導讀者之虞。畢竟語法的性不能象易大師那樣簡單說成是男性或女性。
接著說襯衫。襯衫一詞，英文是shirt；法文叫la chemise，是陰性，但這陰性襯衫是男人穿的，而法國女人穿的襯衫叫le chemisier，卻是陽性。“豈非意味著男人把女人穿在身上”--男人穿件陰性衣物，就是把女人穿在身上？那女人穿陽性的le chemisier，同理就是把男人穿在身上？在這兒易大師的俏皮問話似乎隱喻歐洲人男女互穿顛鸞倒鳳的習俗，真是誤導生謬。
易大師是史學專家、三國龍門高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大師對西方語言缺少了解也是在所難免。大師在成為大師之後，作品就很可能成為家弦戶誦之文，誤導讀者不好。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易大師還是集中力量專精三國龍門對社會貢獻更大。
其實這種陰陽無理頭的語法性，在西方文字裏司空見慣。在法國，男人的襯衫是陰性(le chemise)，女人的襯衫是陽性(la chemise)；男人的西服是陽性(le costume)，但女人的西服也是陽性(le taileur)。德文有陰陽中三性，更是要人命。德國女孩是Mädchen，她總該是陰性了吧？錯! 德文的女孩是中性--das Mädchen； 德國女人是Frau，是陰性沒錯--die Frau，按說德國小姐Fräulein，總該是陰性了吧？又錯啦，她還是中性--das Fräulein。女性小姐被冠語法中性，可見“語法性別和自然屬性無關”並非虛言。
這種陰陽煩惱，“此恨憑誰訴?”。還是那句話，學英文的各位，比起學法文西班牙語和德語的人來，您就樂吧，因為英文語法裏陰陽情素基本不再是煩惱，除了人稱代詞和少量帶有生物性別的名詞外。比如，男人(man)和女人(woman)，公牛(bull)和母牛(cow)，公馬(stallion)和母馬(mare)，公豬(boar)和母豬(sow)等等, 而這些大都已經是人們能夠耳熟能詳得。可是學法文西班牙文和德文的學生，“性別之爭”還真是叫人一時無法擺脫，需要人們化大力氣去記憶每個名詞的性別，有時除了死記硬背，別無良策。
當年二外選讀俄語時，被那個性數格搞得稀裏糊塗暈頭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