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製、社會、文化和中國的前途

初論政治製度、社會結構和傳統文化的關係 回首五千年 [三個分離的主要領域] 我個人傾向於這樣一種見解，即現代社會的幾個主要領域——社會結構、政治製度和文化——是分離的，而不是相互包含的。這種分離並不影響三個部分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的作用——比如政治製度與社會結構——可以用來回答“怎樣判斷製度是否適合於某一個特定社會結構？”這個問題。以任何一種中軸原理為視角的社會結構都是人的關係。這個由人組成的社會關係不是隨意或隨機的發生，而是有規律的和持久的。這樣說的原因是基於一個事實，那就是社會關係中的個體的人並不能完全按照個人的意誌和願望行事。相反，個人的選擇由特定社會環境所界定。由此可見，一個對於某個特定社會結構更恰當的製度，就可以被判定為適合。適合的程度也可以由製度是否趨向於最合理處理社會關係和界定個人與社會環境的選擇度來定。 [政治製度與社會結構的關係] 先談談政治製度與社會結構的關係。貝爾認為[注1]，社會結構主要指經濟、技術和職業製度，是決定社會上個人生活的主要組織的結構：如個人的職業分配，青年人的教育，政治衝突的調節等等。社會結構不是一種社會現實的“反映”，而是一種概念性圖式的“反映”。概念性圖式由中軸原理表述。我認為這種中軸原理表述很能夠清洗表達我的觀點。因為，你對於某一個現有的或自創的中軸原理的認同，就可以導出對於社會結構及其構成的解釋了。也就是說這個結構的內涵也完全由你自己根據需要而定，不存在權威的清單。例如，對托克維爾來說，平等是說明美國社會的中軸原理。對韋伯來說，合理化過程是理解西方世界從傳統社會變為現代社會的中軸原理。對馬克思來說，商品生產是資本主義的中軸原理。對阿隆來說，機械技術是工業社會的中軸原理。 [政治製度沒有優劣] 我認為從一般意義來講，政治製度沒有優劣，對於一種製度的判斷隻能根據它是否適合於某一個特定社會結構或者某一個特定文化來判斷其可行或不可行。 關於政治製度的優劣，霍布斯就認為評價標準不應該來自任何外部的模式，而是來自社會自身的狀態。他說：“國家的唯一目的就是維持社會和平與安全。而每種政體（民主、貴族、君主或專製——回首五千年按）都是要以同樣絕對的權力，導向此一目的。因此，最適宜於把絕對權力導向這個目的者，就是最好的政體。”他認為，對於他所處時代的英國社會，君主政體就是最好的政治製度。事實證明，霍布斯是對的。 [國際社會結構和暴力] 對於社會結構討論還有其他的有意義的觀念引申。比如，人類文明社會的普遍性特征之一是對於暴力的管製。從一個國家的社會結構到世界範圍國際間的社會結構，都應有對於暴力的使用的限製和規範。不幸的是，自從16世紀大規模的國際暴力式“交流”以來，我看到這種暴力模式有日漸加強的趨勢。一些發達國家正在運用軍事力量來對其他國家施加武力征服，國際社會結構中的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因此正趨向激化。結構中某些社區的民主製度不單沒有為整個社會環境帶來和平和社區間的平等，反而更傾向於區間的衝突和實行霸權。一個適應於國際社會結構的限製暴力的製度模式遠未達至雛形。 對於中國當前的社會結構的深刻了解具有最現實的意義，中國的政治改革必須建立在適合這個特定社會結構的基礎上。 [政治製度與傳統文化的關係] 再談談政治製度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對於傳統文化的簡單的定義，就是指對中國人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心理結構和傳統的哲學思想體係。我以前寫過一片帖子，說明了我不能同意這種說法：即中國近代的落後和挨打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所造成。 特此說明，這裏的“落後”是指政治、經濟和軍事等製度的落後，而不應指文化的落後。因為，我覺得弄清楚這個問題，有助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確認識，以及為今後中國的政治改革掃清思想障礙。 近代中國政治腐敗、政府無能，經濟和軍事都大大地落後於西方各國，一個泱泱大清國被弄得有氣無力、弱不禁風。這樣才有了被日本及西方列強淩辱欺負的可能。但後來的“五四運動”因此而歸咎於中國的傳統文化，而要去"擁護那德先生。。。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擁護那賽先生。。。反對舊藝術，舊宗教。。。反對國粹和舊文學"（陳獨秀語），那就是一錯兒再錯了。 [孫中山的錯誤] 這種將中國近代的問題歸咎於傳統文化的錯誤，也是辛亥革命以後國家和政治製度再次陷入空前混亂局麵的深層原因之一。孫中山將一個封建的舊製度革了命，建立了包括“民主”的“三民主義”民國，卻沒有將中國從此引入中華民族的再次複興。其中的原因也與此有關。我認為他沒有看到民國建立之後，麵對的主要問題是政治經濟軍事製度的重建和鞏固。他所推行的政治製度從根本上來講就是不適合當時的中國，沒有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社會結構相銜接的設計和製度架構。當時中國剛剛從一個封建社會的桎梏中掙紮出來，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根本上仍然是以前封建的那一套，普通老百姓也沒有當家作主與所有人平等的強烈願望，隻有極少數的知識分子和革命者靠想象去移植一種西方的製度，將其強行地按放在中國這個獨特的文化和社會舞台上。這種移植因此而注定了是天真而行不通的美好願望。民國倒塌，袁氏複辟，老蔣獨裁，都是必然的後果。而所有這一切，就是因為包括孫中山在內的革命者，沒有高度重視製度的可行性設計，以及錯誤地看待製度與文化的關係所造成。 因此，我想說的是：我們今天討論中國的政治改革，根本著眼點應該是政治製度的改革，而不是對傳統文化的否定或革命；應該是正確地看待兩者間的關係，以設計充分符合這種關係的製度。很不幸，這一點似乎沒有被多數人所認識或認同。我個人認為中國目前的政改道路，主要是一條製度不斷被改良和修正的道路，而不是革命，不是去推翻這個製度而另建一個新製度。因為新的製度也會同樣麵臨一個如何去適應文化和社會結構的難題，並沒有可以拿來照搬照抄的東西。 [製度的改革隻是手段] 另外，從保護中華文明和繼承優秀傳統文化的角度講，政改的設計者更需要具有曆史的眼光和責任感。製度的改革是手段。一切製度改革的目的是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繼續和發揚光大，是為了中華文明的進步和延續，而不是去更換中國文化和傳統，更不是去割斷中華文明。這樣說的根據之一，是因為製度可以因人因事而變，也可以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按照不同的社會需求而變化。而中國文化的演進過程自有其內在的規律，並不是因這些製度的改變而改變。 [以宋朝的例子說明製度文化關係] 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點，我舉一個例子。諸位一定知道宋朝究竟為什麽亡在了蒙古人的手裏。宋亡之前，經濟繁榮，文化發達，藝術和文學鼎盛，是中華燦爛文明曆程的一個高峰時期。但這些並沒有阻止野蠻的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和宋朝的滅亡。文化落後的蒙古戰勝了有高度文明的宋朝，這應該足以證明是什麽造成了落後和挨打。如果說文化的高低可以決定國家的命運的話，宋朝的命運應該是相反的。但是，曆史的事實證明：是製度的原因，不是文化的高低。 認清了製度改革和傳統文化革命的區別，我們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中國挨打的真正原因，實在是因為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及其爛透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製度所造成。而縱貫五千年的中華文化和文明，則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在不同的曆史時期，中國興衰起伏，或統一或分裂，但文化是延續和不斷發展的，是不斷進步的。在中國曆史興旺盛隆的時候，傳統文化成功地起到了支撐和維係的作用；在中國曆史分裂和衰弱的時候，傳統文化又成功地起到了凝聚和恢複的作用。中國傳統文化始終是中國曆史的“跌打療傷藥”和“長命延續膏”，是民族命運的“安全網”和“降落傘”，而造成曆史起伏盛衰的是當時的製度以及推行這些製度的統治階層。 [概念三分的現實意義] 最後，我認為政治製度、社會結構和傳統文化的這種分離的關係至少產生以下的現實意義。第一，讓我們更清楚地了解製度改革需要關注的重點；第二，製度的獨立地位也讓我們更深刻地認識製度選擇的重要性，以及它對一個文化和社會的關鍵和決定作用。第三，將政治製度和社會結構脫離於文化之後，我認為更有助於研究和探索文化的深層結構和內在邏輯。 [注1]、貝爾：《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頁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