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看中國的文件和媒體總是說“深化改革”,國外不少人也期待經濟體製改革之後的政治體製改革。其實中國的改革已經基本完成,現在要做的隻是鞏固、完善而已。
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的核心是把一黨終身製改為一黨任期製。一黨終身製的缺點是個人權力過大,容易出現專權和腐敗。
1980年,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讀《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宣稱領導職務終身製等弊端,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堅決徹底地改革。他說:“從黨和國家的領導製度、幹部製度方麵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製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 “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現象的形成,同封建主義的影響有一定關係,同我們黨一直沒有妥善的退休解職辦法也有關係。革命戰爭時期大家年紀都還輕,五十年代正值年富力強,不存在退休問題,但是後來沒有及時解決,是一個失策。”
1982年中共中央《關於建立老幹部退休製度的決定》中規定,擔任中央、國家機關部長、副部長,以及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書記、省政府省長、副省長,以及省、市、自治區紀律檢查委員會和法院、檢察院主要負責幹部的,正職一般不超過65歲,副職一般不超過60歲。
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副委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當時有些人建議,如果95%以上的代表同意,可以超過兩屆。鄧小平說,不能開這個口子,否則別說95%,即使100%的選票都能搞到。
1987年,在黨的十三大召開之前,鄧小平就提出了退休的願望。當時,中央反複考慮了鄧小平和黨內外的意見,決定同意他辭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職務,並推出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顧問委員會,但留任黨和國家的軍委主席的職務。1989年9月鄧小平辭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同年11月辭去國家軍事委員會主席。
1992年,黨的十四大決定從十四大起不再設立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顧問委員會,並從黨章中刪去有關顧問委員會的條文。
2001年,中共中央在《深化幹部人事製度改革綱要》中明確宣布,要“實行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製度”。隨後,任期製陸續見諸於中共十六大報告等中央文件。
2002年,江澤民辭去總書記職務,但仍保留了軍委主席職務。兩年後在北戴河會議交出軍委主席職務。
2002年我回國探親時和一個退休老幹部聊天。他說有些幹部上書提議江澤民連任第三屆。我說“袁世凱稱帝前有妓女代表團擁戴袁世凱登基。這些上書的幹部和當年的妓女很相似。”
200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明確規定了黨政領導職務每個任期為五年;黨政領導幹部在同一職位上連續任職達到兩個任期,不再推薦、提名或者任命擔任同一職務;黨政領導幹部擔任同一層次領導職務累計達到十五年的,不再推薦、提名或者任命擔任規定範圍內的同一層次領導職務。
200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還印發了《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規定》,要求在同一地區黨政領導班底中出任同一層次領導職務滿10年者,必須交流到外地。
2012年,黨的十八大順利實現了黨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的新老交替。胡錦濤同誌提出,為了黨的事業繼往開來、國家的長治久安和軍隊建設事業長遠發展,他不僅要從中央委員會退下來,而且不再擔任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其他中央有關領導同誌也主動表示要從黨和國家領導崗位上退下來。江澤民在軍委的辦公室也被撤銷。
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還留了些尾巴:應當在黨章中明確總書記任期不得超過兩屆。黨章和憲法中應規定軍委主席任期不得超過兩屆。
任期製有重大的反腐作用:每任領導在任期內有前幾任的監督,在任期後有後幾任的監督。“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常委的兒子也許能當到部長,部長的兒子也許能當到局長。再往後就沾不到多少光了。如果某人在任期內嚴重腐敗,卸任後會被清算。如周永康。即使某個腐敗幹部本人死前不被清算,能把撈的錢傳給子女,子女也會被清算。人們將通過越來越多的例子看到這一點,官員會因此減少腐敗。
任期製的另一個重要作用在於官員升遷規範化,可以減少內鬥。以前要等老一輩死了才有升遷機會,就像英國王子苦等幾十年還輪不到王位。這就容易出現互相鬥爭,靠打壓別人來創造自己升遷的機會。現在每5-10年就有一次機會,全看政績和品行如何了。
從一黨終身製到一黨任期製有深遠的曆史意義。這是和封建帝製的傳統徹底劃清了界限。蘇聯的一黨終身製和美國的多黨競選製都不是最佳體製。蘇聯的一黨終身製比美國的多黨競選製更差,所以蘇聯失敗了。中國現在的一黨任期製比蘇聯的一黨終身製和美國的多黨競選製都優越,所以中國現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順利。
再談中國的經濟製度改革。中國的經濟製度改革是要尋找一種適合中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經濟製度,使中國能實現最快的可持續的發展速度。從所有製來說,無非是公有製和私有製兩種,完全公有製和完全私有製都不適合中國生產力發展水平,需要找到一個合適的公有製和私有製的混合比例和行業構成。從經濟模式來說,無非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完全計劃經濟和完全市場經濟都不適合中國生產力發展水平,需要找到一個合適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混合比例和運作方式。
公有製和私有製在各個行業中的最佳比例是多少?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最佳比例是多少,如何混合運作?在改革開始時沒有人知道,也不可能通過計算得出。所以鄧小平提出“摸著石頭過河””,逐步探索最佳比例。經過30多年的改革探索,中國現在的經濟製度基本滿足使中國能實現最快的可持續的發展速度,就是說中國已經找到了需要的經濟製度。盡管現在的製度還有種種缺陷,還需要進一步完善,但基本框架已經成型。中國已經過了河!
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堅持“製度自信”,就是說,中國現在的政治經濟製度基本合理,沒有必要進行根本性的改變了。那些認為現在“改革進入深水區”,仍要“殺出一條血路”之類的觀點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