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植、反標、文字獄（7）

    北宋文人抱團取暖，相互攻訐，文人相輕，給“文字獄”的盛行創造了條件。王安石對蘇洵不看好，蘇洵對王安石耿耿於懷，王安石的變法被蘇東坡冷嘲熱諷，而最先把蘇軾作詩諷刺新法舉報給朝廷的是沈括。熙寧六年（1073年）， 沈括以檢正中書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實行的情況，看到蘇軾的詩稿，認為涉嫌誹謗朝政，上呈神宗，但是當時他的意見並未受到重視。
    元豐二年（1079年）蘇東坡由徐州調任湖州知州。於四月二十日到任，進《湖州謝上表》，其中寫到：“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句中“其”為自稱，“新進”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公開地明白無誤地表達了自己不與當朝新貴合作的態度，表達了自己對新法“生事”的不滿。沈括（1031年－1095年），字存中，號夢溪丈人，漢族，杭州錢塘縣（今浙江杭州）人，北宋官員、科學家。括出身於仕宦之家，幼年隨父宦遊各地。嘉祐八年（1063年），進士及第，授揚州司理參軍。宋神宗時參與熙寧變法，受王安石器重，曆任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史館檢討、三司使等職。元豐三年（1080年），出知延州，兼任鄜延路經略安撫使，駐守邊境，抵禦西夏，後因永樂城之戰牽連被貶。晚年移居潤州（今江蘇鎮江），隱居夢溪園。紹聖二年（1095年），因病辭世，享年六十五歲。
    沈括一生致誌於科學研究，在眾多學科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和卓越的成就，被譽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其代表作《夢溪筆談》，內容豐富，集前代科學成就之大成，在世界文化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被稱為“中國科學史上的裏程碑”。

    宋朝對文人亦有一定的思想控製，南宋人洪邁在《容齋續筆》卷2中專門寫了一則《唐詩無諱避》的筆記。他羅列杜甫《三吏》、《三別》以及白居易《長恨歌》等等事例，結合北宋文字獄以來文人的恐懼心態，得出這樣的結論：“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複其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進奏院案：宋仁宗慶曆四年，範仲淹等改革派發起“新政”，遭到保守派樞密使章得象、台諫官王拱辰、張方平等人的反對。王拱辰等抓住改革派同僚諸人參加進奏院祀神宴會，當中王益柔作《傲歌》為把柄，陷害新政官僚，羅織“進奏院案”。原來，王益柔在宴會上所作《傲歌》一首，有“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一句，原係狂放戲言。政敵陷以“謗訕周、孔”大不敬罪名，羅織成獄。案成後，蘇舜欽、王益柔等12人遭貶黜。次年，新政領袖杜衍、範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相繼遭貶，新政以失敗告終。雖說慶曆新政並不僅僅由於“進奏院案”而挫敗，但羅織文字獄來打擊政敵的做法由此而成為政治鬥爭的手段之一，無疑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後果，直接啟發了後來一係列的政治陷害性質的文字案件。
    王安石《淮南雜說》案：宋神宗熙寧四年，禦史中丞楊繪搜羅王安石《淮南雜說》中的隻言片語，加以曲解，妄圖羅織王安石罪名。其奏疏雲："今王安石於君尊臣卑，重熙累盛之朝，而顯然再三丁寧於伊尹放君，周公用天子禮樂之事，臣願陛下詳其文而防其誌。"當時，王安石變法遭到保守派的激烈抵製。保守派中人楊繪素與王安石有隙，當年四月甫任禦史中丞後，即開始對王安石變法展開攻擊，進而又欲羅織文字以攻陷安石。但王安石得到神宗的充分信任，立即對楊繪的誣告進行了反擊，王安石上言：“楊繪不宜在言職。”且曰：“臣事陛下即有罪，大臣、近臣理無肯蔽覆者，不必得一楊繪乃察臣所為。但如繪者使在言路，四方宣力奉法之臣，更疑畏沮壞，政令何由成？”結果楊繪被貶知鄭州。
    烏台詩案：北宋大詩人，大詞人蘇軾就曾因為所作的詩中，被指“包藏禍心，誹謗謾罵”，得罪當權者，被捕入獄將近五個月，罪名是包藏禍心、謗訕時政。主要的根據是《山村五絕》、《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陳述古冬日牡丹》等幾首詩。史稱“烏台詩案”。
    車蓋亭詩案
    宋神宗元豐八年，神宗病逝，哲宗即位，高太後聽政，起用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司馬光等執政，改元元祐，是為“更化”。元初，元豐故相蔡確被貶到陳州、亳州、安州等地。蔡確在安州作《夏日登車蓋亭》絕句10首，被知漢陽軍吳處厚和台諫吳安詩、張燾、王岩叟、範祖禹、劉安世、梁燾等人抓到把柄，輪番告訐其詩作語涉謗訕，譏諷太後，鑄成獄案。蔡確“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宰相範純仁、左丞王存坐簾前出語救確，禦史李常、盛陶、翟恩、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中書舍人彭汝礪坐封還詞命，皆罷去。”
原來，蔡確早年和吳處厚相識，曾從處厚學賦，有師生之誼。蔡確後來位極宰輔，吳處厚欲以故交攀附，遭蔡確拒絕，並屢次排擠，吳因此對蔡確心懷嫉恨，伺機報複。“會得確《車蓋亭詩》引郝甑山事，乃箋釋上之，雲：郝處俊封甑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後，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後，且用滄海楊塵事，此蓋時運之大變，尤非佳語，譏謗切害，非所宜言。” “內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非所宜言，實大不恭。”
吳處厚上奏後，台諫中的元黨人立即群起而進攻蔡確。“左司諫吳安詩上疏論確譏訕”，“左諫議大夫梁燾、右正言劉安世各已兩上疏”。梁燾言：“臣風聞吳處厚繳進蔡確詩十首，其間怨望之語，臣子所不忍聞者。”又言：“臣近以蔡確怨望，見於詩章，包藏禍心，合黨誕妄，上欲離間兩宮，下欲破滅忠義，清議沸騰，中外駭懼，以為確不道不敬，罪狀明白。”劉安世言：“伏見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所製《車蓋亭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非所宜言，犯大不敬者。”在台諫的反複彈劾下，此案終於鍛煉成獄，蔡確後來也死於嶺南貶所。
    劉摯書信案宋哲宗元祐六年十月，右相劉摯遭台諫彈劾與邢恕書信往還、接見章惇子弟事，貶知鄆州。邢恕素與新黨領袖蔡確相善，與邢恕交往，正是劉摯獲罪的首要罪狀。但這起文字案背後隱藏著元舊黨內部呂大防、劉摯爭權奪利的鬥爭。舊黨興治車蓋亭詩案，大肆迫害新黨之後，劉摯欲打擊舊黨內部呂大防、蘇轍，“以防後患”，遂引用楊畏作打手。但楊畏乃是見風使舵之徒，為迎合呂大防，轉而和死黨鄭雍一起攻擊劉摯。所以，“雍之攻摯，人以為附左相呂大防也”。劉摯書信案未發之前，鄭雍、楊畏已多次以庇佑章親屬，糾結朋黨，接見章惇子弟等事彈劾劉摯。劉書信被茹東濟獻給鄭、楊後“（二人）得此大喜，乃解釋簡語並奏之”。因此高太後認為劉摯的行為背叛了元更化之政，遂“怒，麵責摯反複”，將其趕出中書。
    常安民書信案：宋哲宗紹聖間，新黨重新上台，打壓元祐黨不遺餘力，常安民書信案即是一例。常安民政治上傾向於元祐黨，與新黨大異其趣。《宋史》本傳載安民“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為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確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元祐初）“元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安民竊憂之”。（紹聖初）“拜監察禦史，論章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相反複曲折言之，不置。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為時相遊說耶？’益怒”。常安民元間致呂公著書是遭章、曾布打壓的主要借口，其書雲："去小人不為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相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常安民引陳蕃、竇武故事比之元輔臣，並無意比哲宗為漢靈；章、曾布進讒陷害，激怒哲宗，進而“徑擬（安民）監滁州酒稅”，將其趕出台諫。後來“徽宗立，朝論欲起（安民）為諫官，曾布沮之”，“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連續遭打壓。
    黃庭堅碑文案：宋徽宗崇寧二年，貶官中的黃庭堅為荊南承天院撰碑文，湖北轉運判官陳舉彈劾碑文語涉謗訕，導致黃庭堅遭到除名勒停的嚴重處分。黃庭堅反對熙寧變法，政治上屬於元黨，這又是一例黨爭迫害的文字獄。"承天寺僧為先生（庭堅）乞塔記，文成書碑，……（陳）舉知先生昔在河北與趙挺之有怨，挺之執政，遂以墨本上之，謂幸災謗國。除名勒停，羈管宜州。"
   陳瓘《尊堯集》案：政和元年九月，元祐黨人陳因不滿紹聖《神宗實錄》的史筆而作《尊堯集》，因此罹禍。史雲：“嚐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又徙台州。”
   原來《神宗實錄》曾經5次撰修，後4次改修都為政治紛爭使然，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政治評價是曆次改修的焦點。元元年詔修《神宗實錄》，凡300卷。紹聖初，新黨甫一上台，就提出對元《實錄》重修，並對元《實錄》的撰修人員下獄勘治，撰修者呂大防、趙彥若、範祖禹、黃庭堅、曾肇、林希、陸佃等皆坐貶官。[20]
    陳瓘遭到打擊，除黨爭、政爭因素外，還摻雜有公報私怨的成分。參與治理陳瓘者有蔡京，“未第時，以書謁陳，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所持論頓異，遂欲害以絕口。因其子正匯告蔡京不軌，執送京師，薿複入為給事中，又與宰相何執中謀，使石治瓘。”

北宋文人，抱團取暖，文人相輕，相互攻訐。
槍打出頭鳥，有才能者總是被揭發，被告發，被參奏，被彈劾，被降職，被貶謫。
嚴重者被發配,被抄斬……。
烏台詩案就是一個例，文人從政，有利有弊，曆朝曆代，費盡折騰。
1079年，時禦史何正臣上表彈劾蘇軾，奏蘇軾移知湖州到任後謝恩的上表中，用語暗藏譏刺朝政，禦史李定也曾指出蘇軾四大可廢之罪。這案件先由監察禦史告發，後在禦史台獄受審。所謂“烏台”，即禦史台，因官署內遍植柏樹，又稱“柏台”。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築巢，乃稱烏台。所以此案稱為“烏台詩案”。
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改革。由於蘇軾與變法派的政見不合，遭受排擠。蘇軾自覺在朝廷無法立足，於是申請外任。在神宗的直接幹涉下，蘇軾於熙寧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之後又分別擔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任職上，蘇軾看到了新法執行過程中的諸多流弊。  像涉嫌朝廷放貸的青苗法、兩浙路嚴苛的食鹽專賣法、鼓勵人告密的手實法等， 蘇軾都極為反感，於是便形諸吟詠，對新法實行過程中出現的弊端進行批評和諷諫。而在當時，王安石早於熙寧九年（1076年）二次罷相，變法事業的主導者已經從王安石變為神宗本人。當時變法已經成為皇帝親自部署的既定國策，反對變法就是反對神宗的既定決策。難道蘇軾就那麽不識相？
其中關係十分複雜。王安石考狀元之才對蘇氏父子來說真有瑜亮之情節。東坡父親當時擁躉眾多，而王對一些光鮮文章有些“不知敬畏”甚至瞧不起。得罪老先生，對蘇軾集團來說王安石就是敵對勢力了。王母去世滿朝大臣出席追悼會，就大官員蘇洵不出席。還寫了一篇《辨奸論》來暗指王安石。文章雖好，但言過其實，連蘇東坡都認為其父過分了些。
《夢溪筆談》被譽為"中國科學史上的裏程碑"，作者沈括因此一鳴驚人，成為一位名震千古的卓越人物。沈括的名號如雷貫耳，與之同時代的大文豪蘇軾更是家喻戶曉，然而正是沈括打響了檢舉揭發蘇軾的第一槍。
宋神宗是個有想法的君王，他之所以支持變法，就因為他內心有所堅持，想要把大宋推向更鼎盛的浪潮，這是一種未知的嚐試，或許成功，或許失敗，但總比故步自封來得要好。但蘇軾卻總是提出反駁，總是唱反調，對朝政種種策略予以抨擊，這自然會引起皇帝以及群臣的反感。
蘇軾的精神還是值得人們學習，縱然身經大風大浪，依然不屈服，保持心胸豁達，朝著自己向往的生活飛去："幾時歸去，作個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有趣的是，最後為蘇軾在皇上麵前求情的都是被蘇軾諷刺批評的對手，而蘇氏的好友要麽自身難保，那麽躲得遠遠的。
晚年的蘇軾更是主動請見王安石應該盡釋前嫌了吧。
多少年後，有人明明說了數次“不設國家主席”卻有又有人堅持要設，最後落得下場難堪。神宗對蘇軾夠開恩的了……。
見字如見其人，蘇軾的字就那麽無拘束、瀟灑自然、遒勁流暢。蘇東坡就是蘇東坡，就像李白天馬行空才有其千古絕唱留給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