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參軍與高主任

      馬參軍與高主任
      看過《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或《東方》的革命曆史故事的一些片段很有感觸。
中國“兩彈一星”的元勳，科學家們，如錢學森、郭永懷是那麽拚命幹，他們的熱情完全是出於為了新中國建設質樸報效祖國的忠誠。他們在回國之前已經在美國已經是世界級的知名程度，有真才實學而不是僅僅有學位而已。
反觀今天的“百人計劃”也好，“千人計劃”、萬人海歸也罷，有多少是真才實學在國外已經是獨成一幟、讓所在國家“舍不得放走”的人物？
更有甚者，許多“海歸”吃裏扒外不說，沐猴而冠，沽名釣譽則是拿手好戲。

雖然在國外取得了這樣那樣的碩士、博士、博士後的學銜，真正在科學領域能夠有一席地位者，不過是寥若寒星、是鳳毛麟角而已。

    許多人在海外純粹是為了“鍍金”，就這些人回國後除了拷貝前人的知識，能夠有多少創新的技能呢。你看他們的這樣科技獎、那樣人才獎拿得手軟，其優厚待遇和他在國外的待遇不知要高多少倍！就像那些從沒有住過寬放子的暴富們容易成為“房控”一樣，以前發表論文的機會太少，一旦有了頭銜就各式各樣的論文，科技成果紛紛出籠。有多少“含金量”反正外行隻能看鬧熱了……。

   當年的錢學森、郭永懷卻是恰恰相反，因為在美國已經是世界知名人士了，他們學富五車，完全是為了中國的強大感受到當時領導人的知遇之恩而突破重重封鎖回到祖國的懷抱的。
    “兩彈一星”的元勳們都在英法美蘇生活10年以上，時間最久的錢學森在美國整整20年，郭永懷是17年。回到一貧如洗的國家、在自然災害，天災人禍的年代，靠自己真才實學“走自己的路”完成了蘇聯及其他國家的專家們看來無法實現的夢想。
    當時的科學家們哪裏有那麽多從行政職位到科技團體的官銜？
    國務院總理讓錢學森當上院長，錢卻堅決辭職，最後寧願當副院長，不論職務高低一切為了業務，真正是一顆報效祖國的赤誠之心。

    今天的“海龜”們唯恐待遇不高，職務不高，風光不夠，象一些“海龜”完全是去海外鍍一層金變成了“金海龜”。

    而且當今官場一旦登上了高官的位置，除非是因為罪行暴露，否則是絕對不會下台的。上得不容易，所以不能下。因為能上得來，就有這個能力。因為上得來，就沒有下的理由。因為上來了，認識圈裏的人多了，下來的可能性就小了。因為圈子比位子更重要。
    因為上來了，認識圈裏的人多了，他們都沒下，為什麽我下呢？因為上來了，認識圈裏的人多了，更懂得官場規則和服務大眾的技巧了，更能維護穩定和為廣大人民群眾謀福利。因為上來了，還要爭取更上一層樓，說不定被中央看中，還可以幹到七十歲，所以不能下。因為上來了，還有可能更上一層樓，群眾也不敢得罪我了，領導也不能排除我上一台階的可能，也不敢小瞧我了，我還怕別人把我趕下台去。因為上來了，有人打小報告，有人拍馬屁，不聽話的人也聽話了；即使有人舉報，也奈我不何了。因為上來了，如果輕易就下去了，那些在位的人怎麽想？不利於幹部隊伍的穩定嘛！因為上來了，下了沒有保障，反差太大，所以不能下。上來之前，受到某些領導推薦，如果下來了，推薦的領導豈不沒有麵子。上來了，即使犯了錯，也可以異地當官，因為法律也沒有禁止呀，為什麽不呢？何況領導叫我當，我為什麽不當呢？
    從這次新冠病毒肺炎的蔓延可以看到中國的科技、醫學與世界尖端水平的差完全是因為“唯利是圖”、“拜金主義”蔓延的結果。

    當前的武漢戰“疫”，從網上到媒體，對高福口誅筆伐的人很多，不乏“詛咒”者。但很多人都無非是“事後諸葛亮”而已。
    不能將責任全都推在高福身上，要知道他也不過是一個獸醫學士出身，靠了去海外“鍍金”十來年又返回大陸成了炙手可熱的“科學家”的。
是誰給了他那麽大的權力？是誰讓他擁有那麽多頭銜？
    和《三國演義》中的馬謖一樣，馬家軍也確實有學問的呀，馬謖對諸葛亮南征“七擒孟獲”穩定後方是有其諫言之功的。然而讓這樣一個“參軍”去鎮守一個事關全局戰役，那出征祁山的“街亭戰役”豈但是“狙擊戰”，“總體戰”，簡直就是全軍勝敗關鍵的重大指揮者，他的上司在用人上的責任是不可推卸的！
    當馬謖兵敗的消息傳到大本營後，諸葛亮頓足長歎：“大事去矣!此吾之過也!”後來，又對有功之將趙雲說：“是我不知愚賢，以致如此……”自責之情，溢於言表。
      誰也不知道諸葛亮當時經曆了多少批評與自我批評（激烈的思想鬥爭），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諸葛亮深知：紀律就是製勝的法寶，法不容情，必須堅持原則，公正處理，明正軍律，表現出了為興複漢室而執法如山、賞罰分明的堅定立場。
      如果將馬謖當作“替罪羊”一殺了之，就一推六二五，把自己洗脫得幹幹淨淨，那就不是諸葛亮了。
      諸葛亮在上奏後主的表章中作了坦誠的自我剖析和檢討：我以弱才，幸得君主的信任，得以統帥三軍。由於我治軍法度不嚴，做事不夠謹慎，以致出現了街亭失守的敗局。這個責任，在於我知人不夠，用人不當，因此我情願自降三級，以督察我的過錯。”。諸葛亮旗幟鮮明地把“用人失當”的“帽子”戴在了自己頭上，樹立了良好的人格形象，贏得了朝廷上下的感動和倍加敬佩。
在馬謖受刑時，諸葛亮的心情錯綜複雜，先帝的話也在耳邊反複回響，要不然他不會熱淚盈眶，大哭不已，這其中固然有對馬謖的依依不舍和不勝惋惜，恐怕更多的還是對自己用人失當的深深自責和無限痛心，愧對了先帝的遺言，可惜悔之晚矣。
      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大大小小類似錯用馬謖的曆史悲劇也在不斷地上演，但是真能像諸葛亮那樣嚴肅而公正處理的卻不多見。由此可以看出，諸葛亮敢拍胸脯，勇於自責，退而補過，不僅在“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時代堪稱典範，就是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今日也是光芒四射。
一位曆史學家對西班牙的腓力二世，這位所有主權國家中思想最頑固的首腦的評價概括了這種特質：“他始終堅信自己超凡卓越，即便他的政策失敗了無數次，也難以動搖。”
      在權力麵前人們想到的都是“上”，又多少人想到的是“下”呢？那些頭銜多得嚇人的人你，你的最大專場是什麽？
      你真的是什麽都行的“超級天才”？如果是超級天才，你的命就不長了（紅顏薄命，天才短壽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