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女教師日記:日軍屠城時南京婦女如何自救的(圖) 學曆史
博文點讀：1937年底，日偽把難民驅趕到金陵女子大學和金陵大學強迫登記。男子如無婦女認領，就指為軍人拉出去（極可能無法生還），“有一個老太太有膽量，出來認了三個人，其實他（她）不認得他們，她就是要救他們。有一個年青女子也是出來認說是她的哥哥，回到裏麵換件衣服又出來認她的親戚，此人真可佩。沒有人認的就帶走。”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中的難民 1937年12月13日，一個人類史上黑色的日子，日本侵略軍攻陷了南京，開始對手無寸鐵的百姓和已經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開始了野蠻的殺戮、搶掠，女性在這期間遭受了駭人聽聞的性暴力，蒙受了巨大的戰爭苦難，這些已經永遠地銘刻在曆史上了。 但人們是否知道：在1937年的血色冬天，南京女性的真實感受？她們是否就像等待宰割的羔羊？在無情的戰爭機器碾來之時，有沒有哪怕是最微弱的抗爭？值得慶幸的是，在留下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曆史性文字記錄中，有兩位了不起的女性--美國的魏特琳教授和中國的程瑞芳--用日記記錄下在女性曾經麵對的最野蠻暴力侵害，以及她們對生命的感悟，她們的戰爭觀和民族觀，也記下在這一期間聚集於金女大難民所的女性們曾經如何互救於自救。 “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這座城市裏找到。”明妮．魏特琳的日記凝重得令人窒息。魏特琳，金陵女子大學教務長，中文名字叫華群，人們習慣叫她“華小姐”。 在日軍逼近南京的危險日子裏，美國大使館曾多次要求美國的僑民撤出南京這個危如累卵的城市。甚至在南京淪陷前夜、即將關閉南京城門的12月9日，美國大使館剩餘外交官都將撤退到美國“帕奈號”軍艦上，準備留守金女大校園的華群仍堅持不離開金女大（美國大使館於無奈之餘給魏特琳等人留下了一旦準備撤離時可以用來翻越城牆的繩索）。她說：“當人們最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卻離開，在我看來這是丟掉一次需要我們服務的絕佳機會。當然，我們應該自己承擔留下的風險。”一方麵，她難以割舍服務了18年的金陵女子大學：“就像在危險中，男人們不應該棄船而去，女人們不應丟棄她們的孩子一樣。”除了要守護自己的校園，她還準備負起另一個更重要的使命。早在1937年11月17日，魏特琳就致信美國駐華大使館，建議在南京城內設立一個“安全區”，以收容那些無法撤離南京的難民。她在信中說：“無論從地理位置或建築物的牢固性來說，金陵女子大學作為難民收容所是再合適不過的了。”顯然，她早已將救助難民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職責。在四次拒絕美國大使館要求撤離南京的要求後，她甚至慶幸美國大使館沒有和英國大使館一樣，強行要求所有的婦女撤離，雖然是女性，她不希望政府將自己視為需要保護的弱者。她的日記中記下一個富有深意的細節--在這個特殊的時刻，“我的好朋友程夫人讓人為我做了一件中國服裝，今天我穿了……”華群說，也許在某個時候她可能需要它，她要做好準備。在最關鍵的時刻，她願與中國人患難與共。 1937年11月22日，10多位國際友人自發地組織起“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德國西門子洋行商人拉貝被推為主席，接著這些國際友人又成立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魏特琳是國際紅十字會會員。她和金女大其他留守的教職員工在金女大設立了“婦孺收容所”。在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開展了義薄雲天的救助婦孺大行動，被南京市民尊為“萬家生佛”。 程瑞芳是金陵女子大學的舍監，在金陵女子大學開始千裏流亡辦學的西行之路時，魏特琳、程瑞芳和另一個金女大男性職員陳斐然共同組成金女大緊急委員會，組成了由校工組成的治安小組和鄰裏學校教師薛小姐和學生的難民服務隊，金女大從12月8日起就開始接受難民了。在救助難民的日日夜夜中，程瑞芳不僅是魏特琳的得力助手，而且用日記的形式記錄下日軍的暴行和自己最真實的感受，以及金女大難民收容所的主要活動。一向沒有記日記習慣的程瑞芳忍不住將滿腔悲憤用日記逐日記下，永誌銘記。這樣做，是有相當風險的，如她在12月24日日記中所述：“我寫的日記每次要收起來，因怕有日兵來抄，華（小姐）也是。”魏特琳則一般每隔20多天，就將寫好的日記郵寄給金陵女子大學在美國紐約校董會的校友。程瑞芳日記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唯一一部由中國人、且為女性，以日記體錄下侵華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暴行的文字材料，（其餘多為追記、回憶）因此足彌珍貴。1946年4月8日，71歲的程瑞芳親赴日本，在遠東軍事法庭上作證，用自己在金陵女大安全區的親曆親見，控訴日軍在中國南京所犯下的種種暴行。 女性們並非沒有反抗，隻是她們個人纖細的力量難以和集團式獸行相抗衡。當年隻有14歲的屈慎行老人曾和媽媽、嬸嬸等一起在金女大避禍，她回憶道：“日本兵進城的第二天晚上，有幾個日本兵到金女大拖女人，女人的哭喊聲持續了一兩個小時，當時許多在門口和走廊裏的年輕婦女被拖走。過了幾天，有20幾位維持會人員來金女大，尋找以前做過妓女和做過招待的婦女，他們在學校裏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尋找，目的是想把她們拖到外麵去參加組織慰安所，很多人不願意去，都是被拉著走的。她們是被卡車拉走的。這些女子大都反抗不肯去，高喊救命，但是在卡車上有人拉，下麵有人往上推……”逃跑，也是一種反抗，魏特琳日記中也記錄一些姑娘如何機智地逃離日本兵的魔爪，逃到金女大校園來。還有更激烈的抗暴，魏特琳日記中，曾紀錄一位何先生因為不願太太和女兒受辱，殺死了日本兵，一家人逃亡。 日本士兵在金女大的性暴力大量是分散發生的。有時一個，有時二三人，不分白天夜晚，有時就在金女大校園直接施暴。魏特琳所能做的，是利用自己中立國國民的身份不停地驅趕和一次次到日本領事館抗議。程瑞芳陪伴著華小姐，在12月15日的日記裏，她記道：“昨晚華（小姐）、我坐到十二點鍾才睡，怕有兵來，”。 12月19日：“晚上還是有兵進來，到五百號客廳許多人之中強奸。今日白天有兩兵到五百號，房門口站一兵，裏麵一兵叫別人出去，留下一年輕女子強奸。華小姐正在雞子處，因有兵要雞子，若是不為雞子，華小姐早到，此女不會受害了，等華小姐到此遲了。說到這裏，我不能不流淚，你們想想苦不苦，華（小姐）要忙死了，累死了。因為一日來數次，又不是一兩個兵，大半五六個，兩個在這裏，兩個在那裏。” 魏特琳的日記裏，也多次記述了這樣的抗爭生活，如：“整個上午都奔波於出現日本兵的大門口，小門、南山和宿舍。今天早飯和午飯也跑了一兩次。數天來，沒有一頓飯不被跑來的工人打斷：'華小姐，三個日本兵進了科學樓……'”“上午其餘時間，我都用來把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士兵趕走，從校園的這邊跑到校園的那邊。我去南山三次，然後又到校園的後麵，接著又被急呼到教工樓，據說已有兩名日本兵上了樓。我趕到教工樓，看到一個家夥站在538號房間門口，另一個家夥正在強奸一個姑娘。我的出現和手裏那封日本大使館的信，使他們慌忙逃走。”（幾乎每天魏特琳都在奔跑救急中度過，許多天她們都是和衣而眠，準備隨時應付突發事件，但仍然防不勝防。白天因為有魏特琳把守學校大門，盡管日本兵對她心存仇恨（包括打她耳光以泄憤），但畢竟還是有所顧忌。於是日本兵改變做法，晚間爬牆進金女大“摸彩”，他們把到金女大強奸婦女稱為“摸彩”。 目睹日軍對自己同胞的暴行，程瑞芳無比悲憤，她在日記寫道：“這些（日本兵）猖狂極了，無所不為，要殺人就殺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親有六十多歲，一連三個兵用過，女兒四十多歲，兩個兵用過，都是寡居，簡直沒有人道。”“今日又來了許多難民……他們想這裏有憲兵保護，其實憲兵還是將姑娘拖在院子裏奸，不是人，是畜牲，不管什麽地方。“今日有一姑娘抬來，不能走回，受了幾個兵的糟踏〔蹋〕，肚子脹，現在用法子，或者明天送她到醫院去。將來南京的雜種還不少呢，可恨!可恨!” 個人力量雖然微薄，但不能視姐妹苦難而無動於衷，程瑞芳12月18日日記寫道：“今日中午Riggs來了，他的意思叫有丈夫的婦人回去，日兵就不如此找，因為婦人都跑到難民所，外麵沒有女的。那意思有丈夫回家不要緊，不比處女，若是丈夫一人在家，日兵說他是兵，因沒有家。話雖不錯，這些年青的婦人也苦。我聽（他）一說，我就哭了，因想到自己國家不強，受這種恥辱，何日能雪恥。”盡管難民所裏尚且危險重重，但是隻要有中國的婦孺求救，魏特琳從來不能無動於衷，12月26日的程瑞芳日記記道：“華（小姐）真好心，昨午出去吃飯，走到大門外遇見老婦人說她女兒被兵拖去了，求華去救她（女兒），華就去追。在上海路上遇著米先生來了，乘汽車一路去，一會就追上了，那兵不放，他們把那婦人坐在車子裏……我勸她下次在外麵遇見這樣的事不要去追，怕華自己受害。今日還有米先生,若是一個人更難。”對於魏特琳的見義勇為，程瑞芳既感動，又為她安危擔憂，“華小姐寫了信去會日領事，未會著，要告訴他們日兵在外麵做的無人道的事。”“有時華（小姐）到日領館去報告他的軍人不好的事，我對華說，報得多他們更要害。所幸還有兩個德國人在此，光是美國人不行。現在幾個美國人也無法可想，也累死了……我最怕華（小姐）一人遇著不好的，刺死她更不得了。…因有時華在大門口，到南山有點路，簡直過的不是日子。有時吃飯他來了，大家都走開，華要去對付他們。一日來幾次，又不知他們做些什麽，真是提心吊膽。昨晚又進來兩個兵,拖了兩個姑娘在草地上,真是傷心。從前聽人講他們無人道,現在真的實現了。人們看到的是一個無畏的華小姐，一個永不言退的華小姐，但程瑞芳說：“華（小姐）膽大，她不怕，不過可憐那〔哪〕有不怕的（人），”她觀察到，魏特琳在進入有日本兵闖入的屋子前，先要“嗨六（哈羅）”一聲，然後慢慢地進去。確實，人人麵對危險都會心存恐懼，魏特琳也不例外，是正義和博愛使她戰勝恐懼，一次次挺身而出。 除了盡可能防止性暴行在難民區發生，更繁難的事是難民的生活救助。魏特琳在中國人心目中是救苦救難、感天動地的英雄，而程瑞芳和金女大其他的中國教職員工們則是默默無聞的幕後英雄。1萬多人的難民集中在一個不大的校園中，睡覺，供水、吃飯都要解決，僅僅糞便處理一項就是一個大問題。很多難民被日本兵多次搶掠，甚至被搶走了最後的被蓋，她們是兩手空空來到金女大，12月南京的淒風苦雪如何度日？中國的員工們心在流淚，她們隻能默默地工作著，僅其所能為難民服務，每天兩個大爐子供應難民熱水，洗臉和飲用，就讓她們“忙極了，累極了”女大難民吃飯是由金女大門外的紅十字會粥廠每日供應難民兩次粥，但那些沒有錢吃飯的，金女大就將學校存糧拿出來分給難民，並發給沒有被褥的女難民棉被。還有打掃衛生和組織管理，一萬多人聚集的金女大，昔日美麗的池塘成了洗衣塘和洗刷馬桶的地方，窗戶和花木上晾滿了各色衣被和尿布，小孩子到處隨便……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魏特琳和她的中國同事們發揮出色的組織能力，把難民們組織起來，通過一些活動自我服務和相互服務（比如以工代賑），讓金女大難民所成為“模範難民所”。難民所逐漸建立起秩序，也培養了一批“出色的難民！” 對程瑞芳等中國同事們忘我精神和高效率工作，魏特琳發出由衷的讚美：“程夫人在過去幾個月裏真是棒極了，非常了不起地應付了各種情況。她組織了大約100 名最窮的婦女，正在將原先為傷兵做的衣服改做成平民穿的衣服。她每天付錢給她們，這些錢足夠她們買額外的食物，她還將她的醫務室從我們的飯廳移到該樓的兩間西北的屋子裏，看起來像個真正的醫務室，她需要一個有經驗的護士幫忙。明天我們還要發動婦女除草。”，“早上……有363人接受了疫苗接種，程夫人組織得有條不紊，沒有一聲抱怨。”“程夫人和她的助手們組織了大約100名婦女從事縫紉工作，還有19人除草。我們用這種方法對校園裏的那些人實施現金救濟。”陳先生（陳斐然）則接管了管理不善，克扣難民的粥廠，在米飯中摻入小麥和豆類，改善了難民的營養狀況。對另一位工作人員羅小姐魏特琳評價道：“羅小姐正在默默無聞地調查附近窮人們的情況，並發放我們的救濟物資，她幹得很不錯。本周末她將為國際救濟委員會發放100件棉衣。” 魏特琳和程瑞芳的日記都以女性特有的對生命的敏感，記下女人在戰爭中的特有的苦難：懷孕、生產，不會因炮火的轟響而停止新生命的到來，女人隻要活著一天，就不能丟棄哺乳、養育孩子的責任。難民區裏幾乎每天都有生有死“今早死去兩個小嬰孩，一個隻有一個多月，是悶死的，一個有三個多月，早有病的。下午又生了一個小孩，現在是生死都有，還有五六個婦人快要落月呢。”12月13日，就在屠城之夜，“今日又生了兩個來世吃苦的小孩，這些月母子也苦，睡在地上。” “幾天又添了四個小孩,有兩個小產的。”到1938年1月14日魏特琳的記事本記錄，生於金女大難民所的嬰兒有37個，死亡27個。在惡劣條件下，有兩個孩子得了白喉，還有的腹瀉、瘧疾，有的孩子老人就悲慘地死去了。程瑞芳既要為死去的難民找棺木，還要為孩子接生，為生病的孩子找藥。她抱怨，她哀歎，“死在炮彈之下比活著受罪強”，但是抱怨完了還要去幫助那些更無助的女人。在最艱難的時刻，魏特琳仍然想辦法搞到一些奶粉和魚肝油。因為很多中國貧苦婦女不會用奶粉喂嬰兒，難民所還要提供這項新的服務。“程夫人現在無法作更多的事了，她和她的三個助手，要給34個嬰兒喂牛奶，給240名12歲以下的孩子喂魚肝油。”戰爭給女性帶來的還有另一重苦難，就是如何處理性暴力留下的孽債。大學醫院的美籍醫生史德蔚在1938年底的日記中記敘，幾個月來，許多不幸的婦女前來要求“卸掉”“不受歡迎的包袱”，作為基督教徒雖然感到墮胎有悖教義，但他認為“遭強暴而懷孕的情況下墮胎為合法行為”，並戲稱自己為“南京的第一號消滅日本人的人”。魏特琳亦和幾個同事去幾位天主教修女處探望過29個可憐的棄嬰，他們被遺棄的原因是他們的父親很可能是日本兵。其中有6個小家夥大概活不長了，他們幾乎都有梅毒。這些孩子被遺棄，因為他們是強暴和“肉欲的產物”而不受歡迎，但孩子又是無辜的，魏特琳對他們抱以深切的同情。為了防止傳染病，金女大難民營還請來了教會醫院的醫生為難民們打防疫針，後期還為難民建了兩個澡堂，魏特琳還設法搞來大批的石灰用以消毒和填埋糞便。很難想象，她們是如何承擔起如此繁重的工作的。總之，經過工作人員不知疲倦的努力，難民生活景況大為改善，魏特琳最擔心的流行病和瘟疫在金女大也沒有發生。 以往我們對於中國婦女在淪陷的南京如何生存，如何麵對侵略者的入侵知之不多，魏特琳和程瑞芳的日記為我們補上了真切的一課。在災難突然降臨時，她們也曾哀哀哭泣，也曾祈求強盜放過她們和家人，但柔弱的外表下包裹著強烈的民族情感，如程瑞芳在日記所述：“恨不得有刀刺死他們”。在日本占領者在南京燃放煙花，慶祝天皇生日時，實驗班的女孩子們盡管有麻木的，但也有“陰沉的冷漠”，有“拒絕觀看”的，也有低低啜泣的。還有3個女孩瞞著家人欲逃出南京投奔“西部” （後方），被家人追回後，蒙著被子大哭。中國婦女遭受的戰爭苦難是如此深重，但她們內心表現出來的堅強和剛毅，讓魏特琳由衷佩服。她讚美那個失去父母，準備勇敢地承擔起養活3個弟弟重擔的年輕女孩；讚美那些振作起來，加入到“金陵團隊”從事學習和其他團體活動的難民所姑娘（其中有曾被強奸過的姑娘），她說：“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無法像她們那樣勇敢地麵對生活。”……魏特琳最鄙視那些漢奸，她記錄下許多不識字但頗有民族氣節的女性--一位丈夫被殺的瘦小的女人，靠給人洗衣服、縫補養活她的母親和兩個孩子，她說她不願為日本人工作，盡管那樣可以掙多一倍的錢。特別令人感動的是，在生死場上，中國婦女也曾冒死救助素不相識的同胞。如1937年底，日偽把難民驅趕到金陵女子大學和金陵大學強迫登記。男子如無婦女認領，就指為軍人拉出去（極可能無法生還），“有一個老太太有膽量，出來認了三個人，其實他（她）不認得他們，她就是要救他們。有一個年青女子也是出來認說是她的哥哥，回到裏麵換件衣服又出來認她的親戚，此人真可佩。沒有人認的就帶走。” 1938年1月，日軍下令關閉南京所有的難民收容所，裁撤國際安全區，強迫所有的難民都必須回到自己家中，接受日偽政權的管轄，並虛偽地宣稱保證難民安全。但是許多難民回到家後，仍遭到日軍的搶劫、強奸甚至慘殺，婦女們又紛紛倉皇逃回金女大。魏特琳聽到她們的哭訴後，“心為她們痛楚”。“我再也不願強迫那些婦女離開了，上次的教訓太深刻了。大約12月20日，我們竭力主張一名已婚的27歲女人回到她的丈夫那裏，在離開我們後3個小時內她遭到3個士兵的強奸。另一例是一名48歲的女人，在她離開我們的當天晚上遭到6個男人的強奸。我吸取這些教訓，不會輕易忘記。”為了救助這些婦女，她不顧日軍命令，毅然決定讓那些不願回家或無家可歸的婦女繼續留在金女大，直到1938年的5月底，國際安全區早已裁撤，其他難民收容所也都關閉，金女大仍然收留有數百名婦女。一方麵為了有理由能夠繼續保護婦女們，另一方麵也是為了救助孤苦無依的婦女，魏特琳在3月份創辦了22個難民班（10個高中班，5個小班，7個掃盲班），5月又創立了職業訓練班，教給她們織手巾、襪子等手藝。9月，又為失學女青年辦了一所女子實驗中學，收有170多人。 早在日軍屠城繼續中，魏特琳就已想到未來的戰爭康複工作了：“……我們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獻給那些無辜的受害者，獻給那些家庭被燒、被搶，或是那些在戰爭時期被大炮、飛機炸傷的人，幫助他們康複”魏特琳經常耐心地聽那些逃來金女大的婦女講她們悲慘的故事，盡管她很無奈，但讓那些家破人亡的婦女能夠傾訴，也是一種心理救助。同時，魏特琳需要了解侵略者更多罪行，喚醒人們的良知。在她日記中，記錄了許多難民所婦女講述的悲慘故事，有時還親去調查，如“11點 30分，馬吉[14]和我去城南拍了一些有關一件慘事的照片：一位48歲的婦女被強奸了18-19次，她的76歲的母親被強奸了2次。這件事殘酷得讓人難以置信。”作為一個和平主義者，她訴諸人類的良知，也首先寄希望於各國的婦女來製止戰爭，包括日本婦女。她說：“那些似乎令人難以相信的、殘酷而充滿獸行的悲慘遭遇，有朝一日，希望日本的婦女也能知道這些悲慘的遭遇”，“如果日本婦女知道這些恐怖的事情，她們將會感到多麽羞恥啊！”“如果日本的婦女得知他們的士兵--她們的丈夫和兒子如此野蠻、殘忍地對待中國人，我不知道她們會怎麽想。” 魏特琳為婦女們做的另一件事，就是為那些失去親人婦女尋找丈夫和兒子向日偽當局請願“在請願書上簽名的活動仍在繼續……這兩天有620人簽名。她們是多麽悲傷、多麽令人心碎的女人啊！她們眼中飽含著淚水，我們試圖讓她們對請願書不要抱太大希望，許多家庭的唯一支柱被帶走了……”到1938年的3月22日，魏特琳遞交了一份有1105名親人下落不明的婦女簽字的尋找和釋放關押親人的請願書。盡管她知道這樣會招致日方對她更深的敵意，但她說：“要是所有這些婦女的兒子和丈夫都能安全地回來，我有什麽不能奉獻的呢？” 魏特琳深知戰爭對女性的帶來的災難，不僅僅是令人發指的性暴力，還有造成大批戰爭寡婦和孤兒，她們還必須承擔起為一家人謀生計的重擔。對她們的最重要的救助，就是幫助其學會一定的謀生手段盡快自立。一方麵魏特琳和她的中國同事們辛辛苦苦填寫各種表格，以便為最貧困的難民申請國際的救濟款，同時還為一些婦女申請小額貸款，以便幫助她們自立，開始新的生活。在1939年1月10日她和一些教師討論了100個家庭手工學校最貧困的婦女的將來，給她們列出以下可供選擇的職業：織襪子72人，織圍巾12人，當女傭10人，做裁縫9人，當廚師3人，幼兒園女傭，店員1人。，一次，她通過朋友從美國婦女那裏募集到50美元，款子雖小，但要用好。經過周密的調查和計劃，決定資助10名最困難的婦女，如陳姓婦女，60歲，失去了3個兒子，她要養活兩個兒媳（其中一個還懷著孕）4個孫子，她得到6美元，用做炸油餅的小生意。李楊氏，35歲，丈夫被抓，渺無音訊，家被焚，連根筷子都沒剩下，要養活2個孩子，得到6美元，去做賣蠟燭肥皂等小生意；王秀興，一個21歲的女孩，母親死於空襲，父親、叔叔、19歲的弟弟都被日軍抓走，可能已經被殺害，她需要開個小店養活3個未成年的弟弟，得到5美元……正如金女大校長吳貽芳在華群追憶會上所說：“此種救人之盡力與周密，實古今中外所罕見……”1938年中國國民政府曾因魏特琳達裏救護中國難民事跡，授予她獎勵外僑的最高榮譽--三色襟綬采玉勳章。 然而，為淪陷區婦女提供救助的，不僅僅是魏特琳一人，許多中外婦女伸出援助的手，一些零星的救助款，不斷寄來（包括那作為小額貸款的50美元），中國婦女之間也沒有停止相互救助，如金女大的青年教師布蘭奇（鄔靜怡），林彌勵為建議成立難民班婦女互助的合作組織--“金陵婦女互助會”，都提供了資金。良知與正義，善良與智慧在濃得化不開的血腥中，像星星點點的野花悄悄地開放。金女大的中國員工和外籍教師一道，為難民所的姐妹和孩子們獻上了自己的愛心，上演了一出救助與自救的動人活劇。（明妮·魏特琳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