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生盜江湖
武生者，盜江湖之吳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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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作錦
1970年代，張愛玲說：台灣文藝界太熱鬧了。現在台灣作家的環境單純多了，讀者隻期許他們寫出好著作
張愛玲的小說在海峽兩岸均負盛名，連可能尚非完稿的遺作《小團圓》，都造成轟動。之所以如此，在我看來，至少原因有三：
第一，她身世的坎坷，尤其與在汪精衛政權任職的胡蘭成那段婚姻。胡氏晚年似“賴此為生”，不斷暴露他們間的私事，更長期成為大家談話的材料。
第二，她原被文壇歸類為“鴛鴦蝴蝶派”，後經旅美學者、研究中國小說史的夏誌清教授為之“平反”，稱譽她是當代最好的作家之一，遂使她進入文學殿堂。
第三，她半生“隱居”，無論在香港還是美國，都鮮與人往來。這也許是她個性使然，但對於一位作家來說，這是很重要的秉賦。一個能忍得住寂寞的作者，才能心地澄明，思想深刻，不複製別人說過千萬遍的話。
遠在1970年代，張愛玲曾自香港到台灣訪問，對花蓮的風景深為心動。有人勸她留在台灣生活寫作。她婉謝說：台灣文藝界太熱鬧了。
後來證明，張愛玲的觀察是不錯的，台灣文壇一度“活力”極為充沛，不僅作家之間頗多酬酢，社會各方對能寫文章、出書的人似也青眼另垂。舉凡開會也，演講也，討論也，總會邀請他們參加，不管這件事、這個題目他們是不是懂，是不是內行。能勘破這一關、闖過這一關的，就成了文學家，否則就淪為“文學活動家”了。現在台灣社會轉型，作家的環境單純多了，讀者所期許他們的，也隻在於他們有沒有好著作。隻要他們願意，做一個“專業”作家並不難。
麥家先生4月22日在本版發表《勢利的中國出版界》一文，述說他成名作《解密》當年被四處退稿的辛酸，以及現在被高價搶稿和八方邀約的無奈。他說，希望外界以他作品的內容來評斷他，而不是看重他的“名氣”。他要留下時間寫作，而不是跑到外頭招搖亮相。有此一念，麥家先生就有希望成為一位文學家，甚至更有希望再加上“好”或“偉大”的形容詞。
作家成名後，會享受各種“優厚待遇”，包括自己不必動手寫了。若其本人不再追求進步，自亦可坦然受之。我讀過一則法國文壇軼事，唯不知確否。有一天小仲馬去看望大仲馬，爸爸問兒子，“我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你讀了沒有？”兒子回答：“還沒讀。不過您自己讀了嗎？”
武俠小說泰鬥金庸先生著作等身，很少華人不知楊過及小龍女。有一次金庸先生訪問台灣，筆者服務報館，設宴歡迎。作陪者有當時新竹清華大學化學係教授沈燕士先生。沈氏熟讀金著，當麵指出，某書某處情節安排不合理，與他處衝突；某書某處文理非作者平時所習用者，顯然異常。金庸先生聞之大為吃驚和佩服，承認那是在報紙逐日連載時，他因出門旅行，請另一青年武俠作家代筆寫的。
我在大學修習曾繁康教授的“憲法學”。他在大學的憲法老師是法學名家薩孟武。曾氏很欽敬薩先生，不僅鑽研他的法學理念，連寫字都學“薩體”，且幾可亂真。有一天曾氏撰一文，送請薩氏指正，準備投刊報章。有一天忽見某大報刊出此文，署名則為“薩孟武”。叩之老師，原來編輯索稿，薩氏見案頭有此文，雖不記得何時所寫，但內容不錯，就拿去應急了。若非如此陰差陽錯，一名大學生的文章，人家要不要，恐怕很難說。
《世說新語》載有一則典故：匈奴來使晉見魏王曹操，曹操自認容貌醜陋，恐見笑外人，乃請“眉疏目朗，身長四尺餘”的崔琰扮作魏王，自己喬裝衛士，捉刀立於床頭。晉見畢，曹操使人私下問使者：“魏王何如？”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
成功的作家大概都走過一段艱苦的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隻要他有信心，不喪失自我，最後一定會被人發覺認識。
人才如錐處囊中，你愈壓它，它冒頭愈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