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家園》以外的高爾泰 zt

　　
　　作者：蕭默
　　（作者蕭默，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建築藝術曆史與理論學者，著有《敦煌建築研究》、《世界建築藝術史》叢書，主編國家重點項目《中國建築藝術史》）

　　著名美學家高爾泰先生，江蘇高淳人，生於1935年，比我大兩歲，1962年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也比我早一年多。
　　高爾泰的主要著作是《論美》和《美是自由的象征》，前者是1956年他隻有21歲在蘭州當中學美術老師時寫的，被內定為批判材料後發表，次年即因此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送到現已馳名中外的人間地獄——夾邊溝農場受苦。解除勞教後自薦於常書鴻先生，被常老收納。1989年他在南京大學工作期間，與夫人浦小雨一起移居海外，現居美國。
　　趙士林說，朱光潛、宗白華、蔡儀、李澤厚和高爾泰，“是中國美學大廈的主要建築師。他們的主要觀點，建構了當代中國美學的基本理論框架。”（《中國當代美學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此語我無從評論，隻借以說明高氏的影響。
　　高爾泰2004年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自傳性隨筆集《尋找家園》，書的最後約三分之一共13篇六七萬字篇幅，涉及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生活，其中一些先後在《讀書》上發表過，當時我就讀了。這13篇文字可以稱得上是“栩栩如生”，人物性格描寫大多到位，有些段落相當精彩，令人記憶深刻，我可以作證，可信度至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不可信者，是他在字裏行間，總是把自己周圍的人幾乎都預設為自己的敵人，而有失公允。
　　實際上，在我與他幾年的相當密切的相處中，發現他的確有一種明顯的受虐心理，他也的確受到過極不公正的對待，這使他的心理遭受到了某種嚴重的扭曲，或許是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加上他本性中的某種劣質（至少我這麽認為），而反應過度，將不公正又施於別人。所以，在高爾泰貌似豁達的表象後麵，在他的靈魂深處，其實隱伏著一些陰暗的東西。
　　我敢說，如果有機會今天我和高先生在一起坦誠相見，他將不得不承認我說的全是真話。
　　“文革”中有一天，在高爾泰處境最艱難的時候，我偷偷溜進他的房間。他拿出一幅不大的油畫給我看，笑著問我：“你看這畫的是什麽？”畫上展現出一幅北國嚴冬的景象：一片傾斜的雪原上，有幾株掙紮著的枯樹和幾叢被寒風壓倒的枯草。背景是一片淒厲的冷色，一抹殘陽，透出恐怖的血紅。地平線上站著一頭失群的仰頭嗥叫的狼。我當然看得懂畫裏的意思，沒有說話，他笑著等待，忽然他自己說了：“不，這不是狼，這就是我！”
　　是的，高爾泰是一頭被追獵的狼，同時也是一頭追獵的狼。
　　1963年冬我從新疆調到敦煌文物研究所，辦公室在下寺院子左側窗戶朝南的一間小室。高爾泰當時遠離人群，一個人住在下寺右側的一間小室，窗子朝向東邊，外麵是一片稱作“鬼拍掌”的粗壯的白楊林，大樹上有許多開裂的口子長成的樹疤，活像是一個個大眼睛，有點叫人害怕，也很有趣。遠處可遙望三危山。我進到他住的房間，初次見麵，他站起來向我點頭，我說：“你真會選地方啊，這裏真好。”算是認識了。
　　我得說，在我初到研究所的那天晚上，見到常老和常夫人李承仙，李承仙簡單介紹研究所的同時，還專門提到他，但隻是說高爾泰有點特別，你以後與他相處要注意一點。點到為止，沒有多說。
　　屋子裏窗明幾淨，書架上擺了一些書，托爾斯泰、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之類，還有一些戈壁灘上撿來的石頭。他說：“好看得很，裏麵有化石，你要有興趣，哪天我帶你去揀。”他並不問我什麽，以為我不過一個工程人員，沒什麽可談的。我也不問他什麽。
　　以後上班下班總要遇到他，我當時住在離下寺約一裏的中寺後麵，上下班的路線正好與他相反。他總是咧著大嘴笑著向我點頭，上身滑稽地前彎，穿著不合身的衣服。我發現，他遇到誰都是這個樣子。我還發現，他除了欠身點頭，幾乎不與人交談，開會時也聽不到他的聲音。
　　但一兩個月內，可能是我們經常在下寺遇見，交談逐漸多起來了，我也不記得是從哪一天哪一個話題開始的，總之，我們時常在一起散步。他總是挑在莫高窟大泉對岸一座低山梁的背後，說這裏沒人看得見。他談到夾邊溝的生活，說那裏的人最後都成了野獸，他們到處逮耗子，燒吧燒吧就吞下去了。有時為了搶耗子，他們會打得頭破血流。有一次，一位難友接到上海家裏寄來的餅幹，居然一次吃了一大半，口渴了，喝了好多水，竟脹死了。其他的受難者棄死者於不顧，為搶奪剩下的餅幹打得一塌糊塗，而他搶得最多。還有一次，一個大家都討厭又拿他沒辦法的勞教人員正好和他一起抬東西，他把筐子裝得滿滿的，用鐵鍁拍打結實，再加上幾鍁。他在後麵，起抬的時候他總要把繩子朝自己方麵拉，但臨到起抬的一刹那就會把繩子推向前麵，壓得那人嗷嗷直叫。他催著多抬快跑，直到那人累得趴下為止。那人遭到管教幹部的痛罵，而他卻受到表揚。
　　我是帶著非常沉痛的、敬重的心情寫出這一些的。要知道，夾邊溝的受難者，多數都是知識精英，包括大學校長、係主任、學者、教授、詩人、音樂家、畫家和主編、編輯……甘肅省本來人才就不多，2400多位勞教人員（官方數字），幾乎集中了全省的精華和社會的良知。
　　高爾泰的確身強力壯，高大而粗獷，顴骨高聳，嘴巴又大，平頭，臉稍黑而粗，棱角分明，很有雕塑感。正是因著他的體質健壯，才熬過了夾邊溝這一關。那時，莫高窟正在進行加固工程，不少工人也身強體壯，他找人摔跤，總是會羸，至少也打個平手。隻有一次，工人們找了一位最壯的，體重看來超過高爾泰至少三分之一，他才認輸了。高爾泰堅持每天鍛煉，冬天不生爐子，開著窗子睡覺。應該說，從生物學來說，高爾泰確實是強者。
　　漸漸地，我感覺他在所裏的處境並不好，人人都不與他過多交往。他解釋說，這隻是團支部書記賀世哲在盯著他才造成的。他說，他給我講的這些話，從來沒有對別人說過，對他的信任，我是挺感激的。
　　所以，他總是神秘兮兮的，有時到我住的房子，倏地一下就閃進來。出去的時候，也總是要先往外張望一下，活像一頭飽受過驚嚇的野獸，高度警覺。
　　他的耳朵不好，右耳更不好，總要我走在他的左邊，聽我說話時還要把頭偏過來。但他平時也不想聽到什麽，所以也沒有感到有何不便。可他卻有一個極明顯的特異功能，所裏人都知道，就是不管在哪裏，每當有人提到“高爾泰”三個字，他的聽力馬上便恢複了大半，這幾乎已成了他的一種本能。我感到，我麵對的是一個受過重傷的靈魂。
　　閑談中，他提到了一位叫唐素琴的女士。但不知道為什麽，一向記性並不太好的我，卻特別記住了這個名字，而不太記得他談的事情了，也許是名字被多次提起，而事情重複得不多吧。隻記得唐素琴是他的一位同學，也受了很多苦。印象深刻的隻有高爾泰向她求過愛。高爾泰說：“想聽聽我是怎麽求愛的嗎？”我說願聞其詳，他說其實也沒什麽過程，隻是在走廊裏直走過去，當著麵說一聲“我愛你！”就完了。但以後兩個人幾乎都同時受難了。
　　但在《尋找家園》這本書的“唐素琴”一文中，卻壓根兒沒提這檔子事，隻說是兩個人受難以後再次聯係上時，唐向他有過表示，他沒有接受，而唐也很理解雲雲。
　　我認為高爾泰在兩種場合說的話都是真實的，並沒有存心撒謊，問題是要看怎麽理解了。事實應該是，高爾泰並沒有向唐求過愛，但唐素琴在他的內心深處卻一直是一位精神上的真正的愛人，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這種柏拉圖式的愛情刻骨銘心，以致在某種情況下，高爾泰做起了白日夢，把想象當成了真實。而這種夢遊式的愛情，比真實的婚姻更加令人著迷。
　　問題是，把想象當成真實，畢竟是一種病態，它可以製造出美，也可以製造出醜。
　　在敦煌，他看中了縣郵局一位挺白挺好看的年輕女士，丈夫因事故死了。高爾泰與我商量，我建議他不妨通過他城裏認識的人先從旁試探一下，果然有了結果，那位女士同意見麵。但他卻不希望她帶在身邊的一個小兒子常在他的身邊，讓那位原本可以作他嶽母的老太太一怒之下追打到大街上。賀世哲召開了一個小會批評了他，事情沒有弄成。
　　我在新疆的女友不能履約以後，他聽說了，立刻興奮起來，見沒人，跑到我辦公室，力主我應該馬上到新疆去。他說：“挽回是絕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你還是應該馬上就去，因為這是一場難得的人生體驗，失戀的體驗不是人人都可以遇到的。”我不想去，他說：“人生是什麽？人生就是體驗，體驗才能留下記憶，沒有體驗和記憶，走的時候一片空白，這一輩子就白活了。”我覺得他說得有理，還真去了，但目的主要是挽回。回來以後，晚上他又一次偷偷溜進來，還帶了一枝蘸了墨汁的毛筆，在當時我還裝在鏡框裏的原女友照片兩側的玻璃上，笑迷迷地對稱地寫上了“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祝賀我獲得了“體驗”，鼓勵我直麵現實，追求新的未來。我覺得他挺有人情味兒的。這種人情味，也正是我欣賞的，在別人身上，也是難以得到的，我一直很珍惜它，直到今天。
　　常老傳話來要我到他辦公室去一下，我去了，同樣給了我親切的安慰，說必然不是她情願變心，而是這裏的條件太苦了，也是可以理解的。要有所追求，就必須有所犧牲。長者之言，令我感動。
　　過春節了，廚房裏準備了好多餃子餡和餃子麵，分發給每個人，說這三天不開飯了，要大家自己過年。給單身漢還另外發了肉、菜、米、麵和作料，還有幾種做好了的菜。高爾泰沒了轍，把所有的餃子麵擀成一張大皮，包著所有的餃子餡，做成了一個其大無比的“包子”，放到大鍋裏一起煮了。看來好像熟了，撈出來，發現裏麵的皮和餡還是生的，隻得把外麵的一層皮削下，當作削麵吃了。然後再煮，再削，最後索性全煮成了說不上是什麽的一大鍋湯。幾乎全所的單身漢都站到大灶邊看著他的實驗，全都樂不可支，開懷大笑。
　　大年初一那天，他特意到我的房間裏，說是要請我吃紅燒羊肉。我們又隨便聊起來，忽然他猛地跳起，連說壞了壞了，跑向美術部辦公室，打開他的紅燒肉鍋蓋，裏麵閃出紅光，肉和鍋底全沒了，隻看見了爐火，紅燒肉真的成了“紅燒肉”。他悻悻地說，為了這鍋肉，他忙了一上午了。從一早起，就把發給他的令他發愁的一堆凍得硬梆梆的連骨肉堆到石頭地麵上，舉起石塊一頓亂砸，砸成一大堆七大八不小的帶肉骨頭塊，說石器時代的老祖宗肯定也是這麽幹的，他得好好“體驗”一下。他把這些骨頭肉塊洗了，放到一個大鋼精鍋裏，在爐子上一起煮了，來到我屋子請我，不想一聊就忘了時間。
　　他還有好多類似這樣的故事。比如，他說在當美術老師時，上課鈴響了，而他忘記了帶模型，跑到教室，急中生智，脫下一雙皮鞋，權作模型，叫學生們畫，自己光著腳（他很少穿襪子），滿教室輔導。
　　他起得很早，每天都是第一個到辦公室，自然，冬天的劈柴生爐子的事就都由他包幹了。有一次遇到一個樹根，實在難劈，他一邊劈一邊罵：“真他媽特殊材料製成的。”有人聽到了，運動一來，便成為一條罪狀，說他辱罵共產黨人，因為斯大林說過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製成的。有時他也喊兩嗓子，帶著明顯的蘇南口音，比如“我們走在大路上”這句，在他唱來，便成了“我們住在大樓上”，好在大家都知道這一點，並沒有給他再加上一條歪曲革命歌曲的罪行。
　　總之，此公極富個性，特立獨行，我行我素，“體驗”第一，率真而有趣，而過目不忘，文思敏捷，才華過人，雖然遠不是共產黨人，卻確實十分特殊。其實，他搞的隻不過是美學，並不是政治，他與我也從來不談政治，當時的我對政治也絲毫不感興趣，如果他能夠擁有一個像現在這樣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組織”也不要對他太過關注，他自己也不必過度驚恐，本來是可望在敦煌藝術的研究中，從美學這一側麵，作出很大貢獻的。他在給常老的自薦信中，也特別提到了這一點。而在這一方麵，即便從現在的敦煌研究院來說，人數從我們在時的不到30擴充到兩三百人了，可以說也還沒真正起步呢！
　　高爾泰的美學屬於唯心主義，認為美是主觀的，美感就是美。有人把他與呂熒歸為一派，有人認為二者還有區別，但不管怎麽，唯心唯物，不都是學術上的看法不同，為什麽非要和政治連在一起呢？高爾泰不過是更強調個性的張揚而已，比起當年北京的青年“右派”的言論，又算得了什麽？而這些言論，比起今天的探討，也算得了什麽呢？
　　最近讀到一直申訴卻始終沒摘成“右派”帽子、現在也不再想摘的林希翎前不久在巴黎說的一段話：“我的最大的錯誤是什麽？我這個思想老超前，說話都說早了。看過一本書，叫《原上草》，北大的，包括譚天榮那些右派的言論集。你現在翻開再看看，有哪一點錯了！基本上都是對的，就是說早了。”我們現在說的理論創新，有些說法，早就超過林希翎、譚天榮們多多了。
　　1966年初，縣中畢業的一位女士李茨林走進他的生活，他們結了婚，才算是結束了單身漢生活。其間，他也和我商量過。聽說，所裏的年輕人為他們操辦了一場婚禮，還挺熱鬧的。但我當時在酒泉參加集訓，沒有參加。李茨林十分善良，給人非常好的印象，生下了一個女兒，取名高林，小時候我見過。李茨林的生活才剛剛開始，就不幸去世了。
　　“文革”來了。在工作組麵前，高爾泰與賀世哲之間爆發了一場氣吞山河、波譎雲詭的戰爭，賀世哲先生，以後並連同夫人施娉婷女士與高爾泰一起，誰也沒得到好處，都被工作組揪出來了。但我們今天看看高揭發賀的材料，又算得了什麽？無非是賀誇過高能夠獨立思考、說戰爭是殘酷的，還編了一本據說全是“封、資、修黑貨”的《敦煌研究》創刊號。姑不論真假，也不過如此而已。難道獨立思考有罪，盲從就對嗎？難道戰爭竟是快樂的旅遊嗎？可就憑這些，再加上以後廣羅密織的各種“罪行”，就把年紀輕輕就出生入死、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以後又培養成黨員大學生的兩位有為青年葬送了。
　　施娉婷“解放”得較早，胳膊卻在鬥爭會上被人扭斷了。賀世哲被“三開除”，送回陝北老家監督勞動，幾年以後才平反回所。多年後我見到他們二位，施娉婷說，在新樹林（莫高窟窟區北端大泉對岸一片新開的小林地），他們真的多次想過一切都結束算了，但就是咽不下這口氣。
　　在《尋找家園》中，高爾泰坦承他是借著工作組令他寫交待材料的機會，以“交待”自己反對過當時被工作組任命的所文革組長賀世哲的錯誤為名，寫出了賀私下對他說的話，才把賀揪出來的。高爾泰還承認揪出賀世哲以後，“一絲複仇的喜悅，刹那間掠過心頭”。高先生未免太矯情了，我敢肯定，豈止是“一絲”，一定是喜之欲狂的，就像狼捕到了獵物一樣。
　　但對於賀先生，我也得說，既是高爾泰的受害者，也是自己的受害者，是過於執著了。從來受的就是狹隘至極的教育，眼界不夠寬闊，對所謂“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假馬克思主義深信不疑，也自有可議之處。比如，他對於常書鴻先生一直固著的、無端的和非理性的強烈反對，就是值得賀先生深自檢查的。如對常老提出來的要開一個新洞窟，塑上領袖像，畫上革命壁畫的主張，我也是從不認同的，認為時間、地點和對象全都不對頭，但賀先生為何非要將之硬上綱到“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高度呢？為了反對常老，矛頭更及於為新洞窟日夜辛勞創作畫稿的高爾泰，最後禍延及己。行筆至此，不知賀兄、施兄以為如何！
　　以上有關賀、高的一段糾葛，並非親曆（當時我不在所裏），僅止於個人感受，就此停住。
　　1969年，高爾泰因酒泉地區辦展覽，需要研究所派畫家支持，趁著這個機會，他調到酒泉，天天畫畫，算是從此脫離了險境。我為他慶幸，但更深為敦煌藝術事業惋惜！
　　後來聽說他成了酒泉的名人，因為他在作畫時老是忘乎所以。畫完一筆，要換顏色了，他懶得換筆，就在屁股上亂擦。一天下來，他很吃驚，想不通一條新褲子怎麽就完全變了樣子了？還有一次，他站在高架子上畫大型領袖像，要退後幾步看效果，他就一直退、退、退，要不是被路人及時喊住，他就要摔下來了。這類事在我聽了，覺得對他來說簡直是太自然的了，但酒泉人卻從來沒見到過這號人物，不免聲名鵲起。
　　我希望讀者不要把這些隻當做笑話來看。從高爾泰身上體現出的一種率性、敬業、樂觀和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及品格，不客氣地說，是當代許多青年所不具有的。
　　1971年，研究所在酒泉地委先後派來的兩位革委會主任孫一心、鍾聖祖的主持下，大抓落實政策，許多被揪人員都解脫了，業務工作也逐漸重新開展起來。而由原派性群眾組織頭頭轉化而成的革委會兩位副主任、原屬同派的、左得不能再左的何山與蘇永年卻開了打，鬧得挺凶，甚至扭到了省委書記冼恒漢那裏。大家都不明白就裏，也不關心，無非爭權奪利，由著他們鬧去，大家還清靜一些。1972年，聽說嘉峪關、酒泉新出土了一批北魏壁畫墓，大家很感興趣，認為可能與敦煌壁畫的源頭有關，除了何、蘇以外，全體業務人員高高興興來了一次多年沒有的參觀，我也跟去了。
　　參觀結束，鍾頭兒要我留下來測繪酒泉博物館所藏新出土的一批北涼小石塔。工作之餘，我高高興興去找高爾泰，想象著環境寬鬆了，兩個老友別後重逢的喜悅。
　　找到他，他也很高興而且意外，我們在大街上漫步。沒多久他忽然說：“我揭發了你！”
　　我的確非常吃驚，因為所裏人人都知道我與誰都不敢交往的他有說有笑，但在整個運動中，他必定知道我沒有對他有過任何的揭發，“文革”開始時我還在廁所偷著叮嚀過他，一定不能有任何反抗，等待形勢的變化，要相信中央（雖然我也搞不清楚“中央”到底想搞些什麽）。他把耳朵幾乎貼到了我的嘴邊，連著點頭。我還冒著風險去看他，給他以鼓勵，無論如何，即使心理扭曲，也不至於把矛頭指向我呀！何況，我也沒什麽可揭發的。我的情緒從高峰一下子跌入了低穀。他見我不說話，又說：“我說你偷聽敵台！”
　　閃電般地，我一下子想到了兩年多以前在離莫高窟幾十裏外的山溝裏一段放羊的曆史。我放羊，高爾泰和幾個“牛鬼”打地埂，他與我同住一間土屋。
　　一天晚上，高爾泰進來，見我把半導體湊在耳邊，問了一句：“聽什麽？”
　　“敵台！”我回答。
　　他大吃一驚，瞪著大眼，大嘴裂到腮幫子了。要知道，《公安六條》規定，偷聽敵台可是要按現行反革命治罪的。
　　我問：“你要聽嗎？”把半導體遞給他。
　　他更加驚訝，後退了一步，雙手亂搖，忙說：“不不不，我不聽，我不聽，我耳朵也不好。”說明他也是深知敵台是聽不得的，偷聽隻能小聲，他也聽不到。
　　“文革”以後，家裏人問我，你當時真聽了嗎？我說，真的是聽了。那是在選台時，偶然聽到了我熟悉的蘇聯歌曲，用中文唱著：“我們祖國多麽遼闊廣大，到處都是田野和森林；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自由地走來走去！”但山溝裏信號不好，一下子又沒了。高爾泰進來時我正在找別的台，其實是一片雜音。
　　那我為什麽要告訴高爾泰我聽了敵台呢？過後回想，一則是我與高爾泰一向是玩笑開慣了，雖說“文革”了，人前裝著好像不認識，人後卻依然故我，這次是我要故意嚇一嚇他，看看他是個什麽反應。二則是我太相信高爾泰是絕對不會把我怎麽樣的。再則也怪我自己，有時候確實是有點過分地玩世不恭了。
　　可我真的一點也沒有想到，我對之毫不設防的高爾泰竟會這樣。我嚇壞了。
　　我又想起，去年幾個月我所感受到的屈辱，原來根子竟在這裏呀！我心裏盤點著還有什麽值得他“揭發”的事，幸好，我燒了在新疆寫的上百首詩的事他不知道。出於本能的警覺，我感到身邊的這個人忽然變得如此可怕，我必須得有所戒備了。
　　我問：“為什麽你揭發了我，又來告訴我？”
　　“這不，我……我……我們不是朋友嗎？”我顯然明白，他告訴我這些，隻是為了他自己，以圖減輕一點良心的不安。我無法原諒他，決定不給他這個廉價的機會。
　　“朋友？難道你現在以為我還會把你當朋友嗎？”
　　我再不說話，但並沒有加快步子，甩他而去，在別人看來，我們似乎仍然是一對好友在散步。我是想看看他到底還會怎麽樣，心底裏卻在流淚。他也沒有走開。我們就這麽無聲地走著，他幾次想說什麽又沒說出來。就這麽尷尬著，一直走回招待所，我進了屋，他沒進來，遲疑著說了一句“那我就回去了”，帶著詢問的口氣，我沒答理。他走了，到大門口，回頭望了我一眼。
　　我一下子被徹底擊倒了，體驗到被出賣的巨大悲哀。不，還遠不止這些，多年的情誼，戈壁灘上的漫步，傾心的交談，學問的溝通，風趣的玩笑與相互間的關懷與同情，這一切，頃刻間全都化成為一場鬧劇。我太看重這些。我投入的太多，失去的也太多。我想不通的是，如果說他對賀世哲的出賣，還可以解釋為一種報複，那麽，為什麽他要出賣我呢？這完全是一種對惡勢力的搖尾乞憐，以獻上朋友為代價，求得自己的減罪，這是一種人間最不齒的卑劣行為。他難道不知道，就憑著他的一張紙，我就可能死無葬身之地嗎！
　　我忽然想到，有人曾告訴過我、而我一直不相信的一件事：1965年陰曆四月初八浴佛節廟會前，甘肅師大美術係青年教師陳克儉來到所裏，創作“四月八”油畫，不知深淺，曾與高爾泰有過接觸，談了不少。陳克儉我見過，瘦瘦的，戴副眼鏡。他在所裏呆了五六天，畫了不少速寫，作為素材。但還沒等他回到蘭州，高爾泰的揭發材料就寄到學校了，把陳克儉說的例如“一池清波煮成粥，照得師生水中遊”形容挨餓時期的打油詩，加上高爾泰自己說的“反動話”都寫上，通通算作是陳的反動言論，把自己洗刷一淨。高爾泰一時失言，必是覺得後怕，與其別人可能揭發他，不如先把別人宰了，就像曹操殺呂伯奢一樣。想象中的危險，又一次被白日夢般地化成現實了。
　　以後我聽說，當時對陳的衝擊還不是很大。“文革”一來，陳克儉說不清，竟上吊自殺了。陳的夫人是一位牙科大夫，在阿幹鎮開診所，有三個小孩，我妻子認識。
　　我掂量了一下形勢，高爾泰揭發了我如此之大的罪名，兩年多都過去了，所裏卻對我沒有任何舉動。後來我被感受到的雖不公開卻十分明顯的岐視實在壓得受不住了，曾冒險跑到軍宣隊隊長李治安那裏“自首”，要求把我明明白白揪出來得了，同時又宣稱自己並不知道自己有何罪行，也被老李一番溫言好語勸住；看來高爾泰的揭發並沒有被認同，這事大概已經過去了（以後一年我才得知果然是這樣，這事在所裏曾引起了一場隱藏在幕後的特大風波，把軍宣隊、工宣隊和革委會全卷進去了。工宣隊隊長鄭紹榮老人為了救我，真是費盡了心力，最後以“證據不足”為由否定了高爾泰的揭發）。心裏有了一點底，鎮靜了許多。
　　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遠非黨員也與黨毫無關聯的高爾泰，此時的編製卻在地委黨校。當時“文革”還遠沒有結束，我本是可以給黨校寫一封信，告他一個與我進行“黑串連”之罪的，但我沒有，隻是給所革委會寫了信，主題是匯報在酒泉工作的情況。但這原是不必寫的，因為我很快就要回去了，也許比信還快呢，關鍵隻在最後似乎無心捎帶的一句話：“還有些事回來再當麵匯報”。
　　回所以後，我想，如果沒人找我，此一“黑串連”之事便算作罷，有人來找再說。果然，第二天，革委會副主任蘇木匠就打發新調來的辦公室主任吳小弟來叫我了，下麵是一段有趣的對話。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拒不交待，死路一條；魯（“老”的音，西北方言）實交待，菜絲（“才是”的音）出路”，甫一進門，蘇木匠就帶著濃重的蘭州土音，祭起了這段著名的二十四字真言。吳小弟擰開鋼筆，鋪開紙，準備記錄。我不說話，靜等著。
　　“你還等什麽，交待呀！”
　　“交待什麽？”
　　“你在酒泉都幹了些絲母（“什麽”的音，下同）？”果不其然，高爾泰的又一封檢舉信真的先我而到了。
　　我打算詳細介紹北涼小石塔發現的經過、價值和我的測繪工作，隻要他願意聽，我可以發表長篇學術演說。但隻開了個頭，蘇木匠就打斷了我：“不要講隻（“這”的音）個，問你還幹了些絲母？”
　　“絲母也沒幹呀，一測繪完，當天就往回趕了”，我故意裝糊塗，還學起了他的口音。
　　“你見到絲母人？”
　　“在酒泉博物館，除了館長、講解員，還見到省博物館的張寶璽，也在測繪這些東西……”
　　“我問你的絲（“是”的音）在酒泉見到了佛（“所”的音，下同）裏肥（“誰”）一個”，聲音大起來了。
　　“所裏的誰？那多了，鍾頭兒、馬世長、段文傑……”我細數起來，準備要玩就玩個痛快，對付這位木匠我還是有把握的。我說的這些人都是這一回同去參觀的，在嘉峪關分的手。
　　“不是這些人，是還見到了佛裏什麽人？”
　　“所裏的人……還見到……”故作冥思苦想狀，繼續逗他：“沒有了呀！”
　　他一拍桌子：“再想想，給你最後一個之（“機”的音）會。”
　　他沒想到，我也拍了一下桌子，不過比他拍得輕一些：“想什麽想，沒有就是沒有。你這是想幹嘛？”我準備堅持到最後一秒鍾。
　　“高爾泰！”蘇木匠大吼一聲，以為這一下我就得馬上繳械了，沒想到我卻哈哈大笑起來：“啊——”我把“啊”字拖得老長，還拐了個彎：“你說的他呀！你怎麽不早說呢，你這個老蘇，你老問我見到過所裏什麽人，高爾泰現在調酒泉黨校了，早就不是所裏人了。你看你，要問就往清楚點問嘛，幹嘛老問所裏的人。高爾泰呀！那當然，見過見過。”
　　“你們佛了啥一個？”他把“說”和“所”一律稱之為“佛”。
　　“你看，我正要向你們匯報呢，革委會收到我的信了嗎？”
　　“收到了，”吳小弟說，把信翻出來。
　　“老吳，請你讀讀最後一句話。”
　　老吳讀起來：“‘還有些事回來再當麵匯報’。”
　　“你看你看，我不早說了嗎，有些事信上寫不清楚，要當麵匯報的嘛！老吳，麻煩你記錄，盡量詳細一點，免得我再寫材料。”然後我就把高爾泰如何想與我進行“黑串連”，如何遭到了我的抵製等事一一說了，我沒有義務再為他打掩護了。可以自誇——毫無破綻，滴水不漏。因為高爾泰揭發的這些事去年早就鬧騰過了，鄭紹榮已經作了結論，蘇木匠一下子失了底氣，再不說話了。
　　經過這次“交待”，足以確證高爾泰對我的兩次揭發，都白費了心機，我又安全了。至於他們是否把我說的寄給地委黨校，就不關我事了。
　　運動確實鍛煉人。
　　高爾泰《尋找家園》中的“荒山夕照”一篇寫得特別好，景境、情境、心境盡出，對於太熟悉那個地方和那些人物的我來說，讀來更覺有味。讀者可曾記得，在該篇結尾，對於“牛鬼”們擅自在山中打黃羊的事，高爾泰隻描寫了當範華提出不必讓革委會知道以後各位“牛鬼”的表現，說明世事人情之險惡以外，並沒有明確交待回所以後他們當中是否有人向革委會舉報了。我讀了以後，可以打賭，一定有人舉報了，而舉報者不是別人，絕對肯定正就是高爾泰本人！
　　原來，人情世事之險惡，最典型的體現者就是高爾泰。
　　1984年，在蘭州舉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及學術研討會，我最後一次見到了高爾泰。我那時已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他也調到了蘭州大學，我們被分配在一個組。他到了兩次小組會，大會沒來。第一次小組會上，相隔十多年我們第一次碰麵，他一直盯著我，我卻對他來了一個“脖子不給”（蘭州土話：不予理睬）。會議結束我隨著大夥進飯廳，他施施然走了。第二次會上，中間休息時他迎向我，站在我麵前，似笑又不敢笑地問：“你好嗎！”
　　我說：“我還好，你可能不一定太好吧！你不是在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呆過嗎，那個單位多好，在北京，可以甩開膀子搞你的美學了，李澤厚也在那裏，為什麽不呆下去呢？”他一時說不上來。
　　“可能是呆不下去了吧，人家‘送瘟神’了？你那個愛揭發人的毛病也得改改了，你走到哪裏都是這樣，人家討厭，對你自己也不好。”
　　“你怎麽知道的？”他驚奇於我的消息靈通，也證實了他確實又揭發了什麽人讓人家趕走了。
　　“丁一你認識嗎？”我問。
　　“是他告訴你的？”
　　“這你就不用知道了。”
　　“我……我……‘文革’中的事情……”
　　“你不用說了，‘文革’中好多人都犯過錯誤，包括我在內。但有些錯誤是可以原諒的，時代造成的；有些是永遠不能饒恕的，是人格墮落的表現，你就屬於後一種。你的身子已經生活在20世紀了，頭卻還在中世紀，脖子拉得那麽長，你活得累不累呀！你實際上是一個弱者。當然，我們之間曾經有過的那一段真摯，我是會記住的。你的‘體驗’說也很有見地。”
　　然後我轉向別人說話，他悻悻地走了，以後就再沒來過。在兩次會上，他沒有和別人說過話，更沒有發言，顯然，他從住處趕來參加這兩次會，僅僅是想見見我。
　　從此，20多年了，我們就再沒見過麵，在《尋找家園》中也沒見他對我這個在研究所與他關係最密切的人有過隻言片語。有人描述他現在已經是“過肩的白發紮在腦後”了，我現在真的希望能再見上高先生一麵。至少，我希望他能夠讀到這篇文章。我會打聽到他的地址，給他寄去的。對於高先生明顯優秀的一麵，我仍然懷著敬意，真想拋掉過去的所有恩怨，就像我們在大泉對岸小山梁背後的戈壁灘上一樣，傾心地再談一談。
　　但對於劉賓雁說的“高爾泰是當代中國一個難得的奇人。無論就人格、才華和貢獻而言，他都應該被列在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的前三名”（見《中國時報周刊》記者訪談），我卻大不以為然，至少就我所了解的人性和中國知識分子的複雜性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