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顧茅廬
1940年10月1日,定居美國七年的愛因斯坦入籍美國。其後,因反對納粹操控教育憤而辭去斯圖加特理工高校校長的物理學家埃瓦德赴美散心,途中專程到普林斯頓登門造訪愛因斯坦。老友重逢,相談甚歡。興盡分手,告別時愛因斯坦囑咐:“請問候勞鶴。”
埃瓦德隨口說:“也問候普朗克吧?”
話音未落,愛因斯坦重複道:“請問候勞鶴。”
反應如此迅速,顯然早有準備。
很久後,埃瓦德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普朗克是個悲劇角色……英雄隻有一個,他是勞鶴,而不是普朗克……事至今日,我方恍然大悟。”
誰是普朗克?
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 1858-1947),德國的牛頓,1918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量子物理學先驅,威廉皇帝學會會長,德國科學界深孚眾望的偉大領袖。他去世後,德國最高科學院——威廉皇帝科學院改名普朗克科學院,至今。這位學養深厚的貴族教授溫文爾雅,平易近人,贏得上至德皇威廉二世、下至引車賣漿之徒的廣泛愛戴,人未去世,頭像就被印上了兩馬克金幣和郵票。
管仲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如果愛因斯坦生命中有鮑叔牙,則此人必是普朗克。普朗克是愛因斯坦的伯樂、知音、導師兼鐵哥們兒。1913年,愛因斯坦賴以成名的五篇“奇跡年”論文發表已過八年,卻仍泯然眾生。此時普朗克親赴瑞士禮聘愛因斯坦,寫就“三顧茅廬”的德國版。地球人都知道愛因斯坦課上得很爛,可普朗克非但沒有借此殺他的價,反而在聘書中明文規定:聘請愛因斯坦為柏林洪堡大學講席教授,一節課都不用上!
21世紀的中國大學,哪個教授敢說自己拿得到這樣一份聘書?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與絕大多數江湖領袖的“潛規則”相反,普朗克選中愛因斯坦並非希望他百年之後為自己摔孝子盆兒。其實他在科學上經常與愛因斯坦意見相左。愛因斯坦在論文“關於光的產生和轉化的一個啟發性觀點”中提出“光量子假設”(十六年後他憑此文獲諾貝爾獎),普朗克相當不以為然。他在愛因斯坦進入威廉皇家科學院推薦書中白紙黑字寫道:“有時他在科學猜想中也可能與目標差之毫厘……比如他關於光量子的假設……但我們不應責之太深。如果沒點兒冒險精神,那最精確的科學也無法真正推陳出新。”
語多偏袒,卻明明白白說著否定。
什麽叫鐵哥們兒?
就是那個並非事事讚同你的觀點,但永遠站在你這一邊的人。
在劍橋大學天文台長愛丁頓證實相對論之前,普朗克是惟一高度評價愛因斯坦的著名物理學家,經常當眾稱愛因斯坦為“當代哥白尼”。1916年5月,普朗克提前引退德意誌物理學會會長一職,而他力薦的繼任者,正是年不高德亦不甚劭,名更尚未滿天下的愛因斯坦。
伯樂為什麽永遠少於千裏馬?因為伯樂必須首先承認自己跑不過千裏馬。
投桃報李,愛因斯坦對普朗克向執弟子禮。1918年,蘇黎士理工高校認識到放走愛因斯坦吃了大虧,遂聯合蘇黎士大學向愛因斯坦發出待遇遠超柏林的任教邀請,愛因斯坦出於對普朗克的忠誠當場拒絕。
2.永不寬恕
然而,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請問候勞鶴!”
這是愛因斯坦送給全世界每一個知識分子的如山贈言。
這句平和的問候是愛因斯坦對德國知識分子火花四濺的永不寬恕。
這五個中文字,是愛因斯坦對德國知識分子的一部長篇起訴書:德國挑起兩次世界大戰,德國知識分子罪責難逃!
一戰前,“所有的德國學者,包括知名學者和年輕同事,都信仰國家主義”(德國教授赫爾曼)。一戰開始後,德國學者們於當年10月發表臭名昭著的《告文明世界宣言》,公然為德國的罪惡戰爭張目。在宣言上簽字的共有皇皇九十三位德國學術精英,普朗克和倫琴均赫然側身其間。愛因斯坦攜兩位學者強烈譴責此文,並針鋒相對發表《告歐洲人宣言》。德國科學界為此掀起經久不衰的“揭穿愛因斯坦學術騙局”政治鬧劇。
一戰結束,德國敗降,普朗克等眾多學者公開為《告文明世界宣言》道歉。然而,“人類惟一的曆史教訓就是忘記了曆史的教訓”(羅素)。不滿十年,納粹法西斯席卷德國,德國學者集體嚴重腦震蕩,忘卻前朝舊事再次緊跟“元首”。當愛因斯坦挺身反擊納粹時,許多科學家居然微詞他“過激”,連勞鶴都對愛因斯坦說:“想成為納粹的人畢竟是少數。”
1933年3月10日,剛剛奉還德國國籍的愛因斯坦在美國表示:“隻要我還可以選擇,我將隻在具有政治自由、寬容和所有公民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國家停留……德國目前不具備這些條件!”德國報紙大規模負麵炒作。此時的普朗克像個做錯事的小學生,他偷偷給愛因斯坦寫信說:“我得知後深感痛心。多事之秋,謠言四起,到處風傳您公開和私下的政治聲明。您真該少說兩句。我不是要挑您的錯兒,但沒人比我更清楚:您的講話使那些尊重和敬慕您的人更難於保護您了。”
普朗克沒說謊,他確實為保護猶太學者專程拜見過希特勒。他做了古今中外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最習慣做的事——對權力納頭便拜。他小心翼翼陳情“元首”:驅逐所有猶太科學家會給“德國的科學”帶來無法挽回的損失。按德國《年度學術名人錄》(Minerva),1933年德國學術名人比1932年銳減三分之一!與另一位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倫納德追求“德國科學領袖”地位的政治學術醜態相比,普朗克的話才是真正“為國家著想”的老成持重之言。可他熱臉貼了個冷屁股。“元首”根本不買這位成名於皇帝時期的科學領袖的“德高望重”的賬。他的回答是:“我絕無排斥猶太人的意思。但猶太人都是共產主義者,後者才是我們的敵人,這才是我鬥爭的目標所在。”
還想再說幾句的普朗克遭到嗬斥,最後幾乎是被趕出了總理府。
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總是認為邀得權勢垂青才能真正體現自己的價值,而其下場幾乎永遠如是。
3.敢,勇敢的敢
希特勒根本不能忍受愛因斯坦主動辭職。那不是等於這個猶太佬炒了第三帝國麽!1933年3月29日,帝國特派員下令德國文化部調查愛因斯坦的“反動言論”並開除愛因斯坦。本來就是納粹思想急先鋒的文化部急急如律令,下達“緊急通知”要求普魯士科學院發表公開聲明。在三位秘書缺席、不足法定人數的情況下,律師海曼(Heymann)宣讀了那項可恥的聲明,宣布科學院“沒有機會為愛因斯坦的辭職而感到遺憾”(意思就是他已經先被開除了),而且稱該聲明是科學院對“聯合抵製猶太人日”的貢獻。
這項聲明成為普魯士科學院揮之不去的永久恥辱,至今仍是該院花團錦簇光榮曆史上越抹越黑的一大坨蒼蠅屎。
三天後納粹衝鋒隊進駐大學和研究院,猶太人正式被趕出“教育戰線”。整個德國科學界,包括普朗克和發明X光的倫琴,噤若寒蟬。因為希特勒這個藝術青年心血來潮推出一個嶄新的王八屁股(龜腚)——廢除德國高校不得解雇教授的數百年傳統。反對“元首”指示者,無論職稱多高,一律當場開革。
殺愛因斯坦給德國教授看。
當此黑雲壓城、驚濤拍岸時節,誰敢為愛因斯坦出頭,去摸希特勒的後臀尖?
誰敢?!
全德國,有一個人,敢!
普魯士科學院院士,1914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勞鶴(Max von Laue 1879-1960)。
勞鶴跟普朗克,情同父子。他是普朗克的博士和助教,沒有普朗克他既當不成博士也當不成教授。滴水之恩,湧泉相報。1918年勞鶴離開法蘭克福大學投奔愛因斯坦,行前他特地授予普朗克法蘭克福大學“自然哲學名譽博士”(Dr. philosophiae naturalis honoris causa),祝詞和榮譽證書都是親筆撰寫。
勞鶴結識相對論,正是來自普朗克的一次報告。勞鶴信奉“時空絕對不變”的康德哲學,因此他開始十分懷疑相對論,1906年還專程赴瑞士踢館,打上愛因斯坦家門去辯論。不過,相對論很快征服了他。相對論走入德國物理圈子,得勞鶴之力甚多。1914年他因大力宣傳相對論而獲任新建法蘭克福大學教授,上任僅幾個月即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讓法蘭克福大學同時擁有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自然科學係的勞鶴和醫學係的埃利西,一時傲視全德大學。
勞鶴與愛因斯坦,誼追手足。他的思維跟愛因斯坦一樣遠遠超過自己說話速度,因此跟愛因斯坦一樣結結巴巴,語焉不詳;他的板書跟愛因斯坦一樣混亂無序,他的課程跟愛因斯坦一樣門可羅雀;他太太跟愛因斯坦太太一樣長於待客。他離開法蘭克福大學到柏林威廉皇帝物理研究院擔任副院長,聘書正是院長愛因斯坦簽發。他惟一跟愛因斯坦不同的地方是長於行政,從而解放了院長愛因斯坦。
這個研究院的辦公樓就是愛因斯坦的家,但每年卻有七萬五千帝國馬克的巨額預算用於支持德國物理研究。這是當時德國最大的物理研究資金。
1955年愛因斯坦去世後勞鶴主持再版《相對論》,在扉頁上他寫道:“伊人已逝,著作永生!”(Der Mann ist dahingegangen,sein Werk lebt)。
勞鶴,單槍匹馬搦戰“元首”。
他公開要求普魯士科學院召開全體院士非常會議重議海曼聲明。他四處奔走,最後隻有兩個院士敢在他的建議書上簽名!他隻好給普朗克打電話:“這裏急需您親自出席會議。”幾十年說一不二,吐口唾沫砸個坑的普朗克,這次徹徹底底當了縮頭烏龜,連個蔫兒屁也沒敢放。
科學院到底還是開了會,會議結果是一致讚同海曼聲明,並且“對他堅持不懈的努力甚為感激”。
對愛因斯坦的迫害迅速升級,他太太羅愛莎與前夫所生兩個女兒均遭警察嚴厲盤查,柏林住宅和卡普特度假木屋被搜查,銀行存款、保險箱和遊艇被沒收,卡普特木屋充公成為“德意誌少女聯盟”辦公室。
漏船載酒泛中流。愛因斯坦寫信回國說:“我知道名冊中還有我參加的組織,由於無法澄清,可能給仍在德國的許多朋友帶來大麻煩。因此,我委托您盡可能把我的名字從這些組織中刪去,包括德意誌物理學會等等。我全權委托您代為處理,但過程中最好避免橫生枝節。”
這封信他並未寄給普朗克。
收信人是勞鶴。
4.良心,就是我們自己意識到內心法庭的
存在普朗克的顧慮是正確的。納粹利劍所到之處,德國科學慘遭腰斬。
據不完全統計,僅1934-1935年冬季,德國就有百分之十五的高校教師被解雇,部分德國大學在校生減少一半。
納粹上台時德國大約有2741位正教授,而最後被迫離開德國的,超過2000人!把自己所有聰明才智都獻給德國的一戰“毒氣之父”哈貝(Haber)因是猶太人被驅逐出境。當他被這一打擊撂倒在床時,看護病床的,是勞鶴。他還在公開演講中把哈貝比作古代雅典著名政治家和軍隊統帥德米斯托克勒。
大洋彼岸,愛因斯坦與勞鶴交相輝映。1954年,為美國贏得二戰立下不世功勳的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慘遭麥卡錫分子迫害,以民主自由平等笑傲世界的偌大美國,居然隻有一位科學家站出來替他仗義執言。
愛因斯坦!
這讓我想起左拉保衛猶太上尉德雷福斯的曆史雄文“我控訴!”
所有偉大者的偉大都是相同的。卑微者各有各的卑微。
這時愛因斯坦在致友人信中說:“您知道我從未‘在道德和政治方麵’高估德國人。但我必須承認,他們殘暴和怯懦的程度讓我吃驚。”
是的,納粹橫行德國,荼毒人民,一大半歸咎於他們背後那些沉默怯懦的德國知識分子——這些站在曆史恥辱台上的責無旁貸的沉默的脅從犯!
德國知識分子不僅對納粹奪取政權、發動戰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缺乏自責和反省。戰後德國科學界堅持延用“威廉皇帝學會”名稱,借口“保證科學活動的連續性”,讓大批流亡的德國學者情難以堪。在希特勒麵前連話都說不清楚的普朗克,納粹倒台後卻站出來說話了:“納粹像一陣狂風橫掃整個國家,我們束手無策,隻能像風中之樹般聽憑擺布。”
斯大林1936年說:“知識分子從來不是一個階級,而且也不能是一個階級,——它過去是,而且現在還是由社會各階級出身的人組成的一個階層。”這句話真是:百分之一萬,真知灼見!
無論普朗克如何掩麵遮羞,這些偉大的科學領袖們鐵定暗夜難眠。還記得康德《實踐理性批判》中那句擲地有聲的名言嗎:
“良心,就是我們自己意識到內心法庭的存在!”
德國知識分子的表演至此並未結束。1935年5月10日夜,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這個先後在波恩、弗萊堡、烏茲堡、慕尼黑和海德堡大學攻讀曆史和文學,發表過小說和劇本的才華橫溢的文學青年在柏林倍倍爾廣場發動了媲美秦始皇的“公焚非德意誌著作”活動(Oeffentliche Verbrennung des undeutschen Schrifttums)。在廣場上點火的,是高呼“希特勒萬歲”的柏林大學生。戈培爾激情洋溢地向他們演講:“德國人民的靈魂將再度涅槃。這火光結束了舊時代,更照亮了新時代。”第二天,焚書推向全國,殃及馬克思、恩格斯、盧森堡、李卜克內西、梅林和海涅等等。愛因斯坦作為自然科學家的代表,也光榮地躬逢其盛。
偉大的戈培爾用這個偉大的夜晚實現了他文學青年的光榮與夢想——走入曆史。作為每一部德國史都不得不提的遺臭萬年的“焚書者”!
5.刺破青天鍔未殘
滄海橫流,方顯出勞鶴本色。
作為純種雅利安人、諾貝爾獎獲得者,勞鶴選擇留在德國。他借助納粹無法染指的威廉皇帝學會大力援助那些受到迫害的德國物理學家。
勞鶴本人是退役軍官,但當退役軍官協會要求所有成員集體加入納粹組織時,勞鶴冒著生命危險一口回絕。猶太科學家哈恩流亡國外不幸去世,勞鶴公開發表文章盛讚他對科學的偉大貢獻。以不通人情和要求苛刻而聞名遐邇的勞鶴人際關係超爛,處處遭同事抵製,為此曾患抑鬱症,並因聲望太差而在任何科學機關都隻能當副手。不過,此時他民望大漲,影響日增,成功拒倫納德於物理界之外。
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麽勞鶴要冒著生命危險留在德國,更多的人不理解留在德國的他為什麽不像絕大多數科學家那樣從事“純科學”,而非要跟法西斯政府對抗,成天在納粹雪亮的刀鋒上跳舞,拿自己的碩大腦殼開玩笑。
戰後有人問勞鶴為什麽不選擇流亡——憑他的聲譽可以在任何國家謀得高職。勞鶴回答說:“我不想去搶國外那些可憐的位置,我的同事比我更需要它。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而且我預見到‘第三帝國’定會崩潰,崩潰後的廢墟,就是重建德國文化的大好時機。當天賜良機之時,我不希望自己身在國外。”
列位看官,勞鶴留在德國,非一時意氣,匹夫之勇。他知道自己定會親曆創造偉大曆史的光榮時刻。在這個時刻,他選擇“在場”!
夫勞鶴者,胸懷大誌,腹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山河之誌也。
1933年9月,在烏茲堡舉行的德意誌物理學會年會上,接替愛因斯坦任主席的勞鶴在報告中通篇為愛因斯坦辯護,並用伽利略那句評論地球的名言結尾:“它依然在轉動。”(Tamensi movetur)
而且,他的聲音比伽利略大得多!
納粹橫流,但地球依然在轉動。勞鶴依然在課堂上告訴學生,創立相對論的是愛因斯坦。愛因斯坦知道勞鶴所做的一切。1934年他致信勞鶴:“親愛的老哥們兒!關於你的每條消息都讓我興奮莫名。這是我長久以來的感覺和認識:你不僅是個人(Kopf),而且是個漢子(Kerl)!”
這時倫納德們鼓噪建立“德意誌物理學”反製“猶太物理學”,勞鶴強烈反對,並冒著生命危險與“帝國科學、教育和大眾教育部”在報紙上大打出手。此時,愛因斯坦恩公普朗克和“德國科學良心”倫琴等科學領袖均明哲保身,萬馬齊喑。後來納粹意欲染指德國科學界,又是勞鶴蚍蜉撼樹,螳臂擋車,愣把納粹這些吃人不吐骨頭的惡魔頂了回去。
勞鶴刺破青天鍔未殘,以一己之力樹立全世界為之集體折腰的萬代豐碑。
6.與真理為友
“請問候勞鶴!”
這是愛因斯坦對德國科學界的蓋棺論定。
這句普通問候像一道千載難逢的雪亮閃電般耀眼奪目,斬破時空,一覽無餘地昭示愛因斯坦永不原諒德國知識分子的決心。
他從此再未踏上德國土地一步。1949年,愛因斯坦出生地烏爾姆致信愛因斯坦授予他榮譽市民稱號,向來待人謙和的愛因斯坦回信斷然拒絕。“請問候勞鶴!”
這是愛因斯坦版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從曆史看,它甚至超過當初亞裏斯多德對恩師柏拉圖說出那句話的時候。
全世界的學生家長爭先恐後送自己孩子去哈佛。
去哈佛幹嘛?
哈佛校訓:“Amicus Plato, Amicus Aristotle,sed Magis Amicus VERITAS。”
與柏拉圖為友,與亞裏斯多德為友,更應與真理為友。
我們的真理是:“請問候勞鶴!”
在科學史上,勞鶴無法望普朗克之項背,雖然他這個學生獲諾貝爾獎比老師還早四年。
在科學英雄史上,普朗克連勞鶴的背影都望不見。
戰後勞鶴獲得了眾多榮譽,但隻有兩個榮譽他常掛嘴邊。
其一:1946年7月,勞鶴應邀前往倫敦參加國際晶體科學年會。歡迎宴會上,協會主席當著濟濟一堂的戰勝國科學名流,獨將祝詞獻給惟一來自戰敗國的學者——以生命為劍,誓不協從納粹的勞鶴。
其二:1948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授予勞鶴名譽博士學位,因為他是一位偉大的物理學家,更是一位“奪取自由的毅然決然的冠軍”(a resolute champion of freedom)。
請問候勞鶴。
請問候勞鶴。
不問候普朗克!
(2008年7月2日星期三12:56十二稿於北京臥藏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