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ZT] 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中央黨校周天勇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強的瓜分，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中國在經濟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強的瓜分。所不同的隻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列強是用各種條約瓜分了我們，現在西方列強則是用各種規則在瓜分我們。中國被瓜分的主要標誌，就是正在成為西方發達國家隨意擠壓的“奶牛”，身上被國際壟斷資本插滿了財富吸管，用斷子絕孫的資源毀滅式開發，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財富，如同長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發達國家，提高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帶動了整個世界經濟的增長，卻唯獨犧牲了中國人民的福利，不僅是犧牲了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孫後代的資源基礎。可以說，用犧牲子孫後代資源基礎的辦法，來換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經是一種犯罪了，更何況這種資源的毀滅式發展，連這一代中國人都沒有享受到，完全被這一代西方人給消耗掉了。　　
　　這就是為什麽同樣約30年的經濟起飛，日本工資趕上了美國，中國工資卻隻有美國3%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麽掌握了70%財富的 0.02%（最新統計）的人口拚命向國外轉移財產和親屬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麽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人民會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壓迫的原因。並且國際壟斷資本對中國已經做好了奶擠幹淨後的殺牛準備，這就是通過金融市場股市和匯市的對衝操作，將中國最後的剩餘資產全部卷走。　　　　
　　一、就經濟總量來看，被稱為世界經濟發動機的中國，用自己的資源、環境和國民健康，為西方國家貢獻了驚人的財富增長。以至於總共九屆的財富論壇，有三屆在中國召開。中國已經連續四年，以僅占全球4%的GDP總量拉動了全球經濟增長的15%，四年為世界貢獻的GDP總量約1.5萬億美元，相當於12萬億人民幣，按照去年全國工資水平計算，相當於全國城鎮職工6年多的工資總額。中國對世界經濟貢獻之大，從世界資源價格的瘋狂上漲中反映的最為明顯，這些年由於中國進口導致世界礦產品價格以年均 70%的幅度上漲，世界海運價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瘋狂上漲，中國進口產品價格的瘋狂上漲，和中國出口產品價格的瘋狂下跌，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最不可思議的怪異現象。中國對亞洲的貢獻更是讓人驚歎，亞洲地區出口增長的100%來自中國，正是中國推動亞洲經濟走出了1998年金融危機時的困境，特別是亞洲經濟大國日本，進入21世紀以來對中國出口一直保持兩位數增長，約占日本出口增加額的70%，日本自己也承認“對華貿易支撐著日本以出口為主導的經濟恢複”，是日本擺脫危機泥潭，經濟恢複繁榮的一個主要原因。　　
　　可是，經濟發展是有代價的，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對世界、亞洲包括日本經濟做出巨大貢獻的代價，就是中國資源和環境的巨大災難性破壞。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斷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絕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結。據日本海關統計，十多年來，每年中國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萬棵樹，10年中國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總計約2243億雙，中國林業專家計算，為生產這些筷子而毀滅的山林麵積占中國的國土麵積的 20%以上。在資源消失的同時，生存環境麵臨著越來越大的威脅。中國三分之一的國土已被酸雨汙染，主要水係的五分之二已成為劣五類水，3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汙染的空氣，1500萬人因此得上支氣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銀行報告列舉的世界汙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中國占了 16個。全國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圍，這些垃圾不但擴大著農田占用麵積，更加威脅著基本生存環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處理而越積越多的情況下，卻還在大肆進口西方發達國家的垃圾，中國已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傾倒垃圾的垃圾場，美國對華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並且是美國對華出口增長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進口地區的動物已經完全滅絕，植物嚴重變異，人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一些地區甚至多年沒有一個體檢合格的應征入伍者。即便單純算眼前的經濟賬，其損失也是相當驚人的，僅2003年中國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就占當年GDP的15%，我們在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15%的同時，卻是我們自己每年扣除15%。
　　不僅自然環境惡化，社會環境同樣惡化，1979年到2003年，每萬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 倍，以年均7% 的速度遞增，如果再考慮到立案標準的不斷降低，差別更為懸殊；社會死亡率不斷上升，每10萬人死亡數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 人，以年均 3.5的速度遞增；2003年衛生部公布的傳染病發病率比上年上升 6.7%，死亡率上升了37%。中國人從原來不知道防盜門窗為何物，到現在防盜窗已安裝到了樓房的七層以上；由於流氓遍地防不勝防，全國企業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經100%的覆蓋了全部行業，每天人們咽進肚子裏的食物究竟是什麽，隻有天知曉；性早熟現象已經蔓延到了學齡前兒童，未來的身體和壽命可想而知；約2000萬少女被迫賣淫，創造的收入占GDP總量的6%，相當於一萬多億人民幣，這種肉體積累是世界曆史上除日本之外絕無僅有的現象；中國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頭看日本人到現在抬頭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參考消息》報道，中國每億元GDP工傷死亡1人，2003年死亡達13.6萬人，以此推算，今年工傷死亡人數將達到20 萬， “是名副其實的帶血GDP”，其實這個死亡數字不過是冰山一角，能夠統計到的死亡數字，要麽是國有企業，要麽是死人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個把人根本到不了統計部門，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數量遠遠超過國有企業，如果考慮到這個因素，每年死亡人數至少相當於一場南京大屠殺。　
　　二、就外貿來看，中國向西方發達國家驚人的財富“輸血”，已經使中國在經濟上落入最悲慘的殖民地狀態。中國出口產品價格之低近乎白給，曆史上除了當初白種人到非洲獵獲黑人不付錢之外，還沒有任何一個殖民地被貿易掠奪到這個程度。對照一下外貿和發達國家市場價格就會發現，外貿利潤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國出口177億件服裝，平均每件服裝的價格僅為3.51美元，平均每雙鞋的價格不到2.5美元；在美國市場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價格是10美元，中國蘇州企業所得僅0.35美元；羅技公司每年向美國運送2000萬個“中國製造”的鼠標，這些鼠標在美國的售價大約為40美元，中國從每個鼠標中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資、電力、交通和其他經常開支全都包括在這3美元裏。我們就是用這不到5%的利潤，積累了一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意味著我們同時為國際壟斷資本貢獻了20萬億美元，相當於160 萬億人民幣，幾乎是全國80年的工資總額。
　　在中國入世五周年的當天，中央電視台反複播報，中國入世五年來為美國家庭節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費用，美國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調查也顯示，美國消費者因購買中國廉價產品而節省下來的金錢高達1000億美元。日本人因為買中國筷子比洗筷子還便宜而用過就扔，同樣因為太便宜，早已不燒煤的日本卻每年從中國進口2000多萬噸煤炭用來填海，變成人造煤礦儲備能源。中國潮水般湧入西方發達國家的廉價一次性商品，雖然毀滅的是中國資源，卻連西方國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紛紛呼籲改變一次性消費，並衷告中國要保護資源。　　　　外貿利潤的絕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國經營的企業更是對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發生後，美國蘋果公司和英國金融時報先後來中國的調查顯示，富士康公司15萬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時以上，月工資不足50美元，還不到美國同類工人2小時的工資，就是這點兒工資能不能按時拿到，都是個未知數，如此低的工資已經把現代社會的工人完全變成了奴隸社會的奴隸，絕大部分打工妹打工仔之所以能夠在幾乎白幹的情況下堅持下來，是因為他們夢想著有朝一日能變成城市人口。
　　對他們來講，白幹不可怕，可怕的是傷殘。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潤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勞動保護費用，傷殘便成為工人最可怕的噩夢了。據誌願者曾飛揚的調查，作為中國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僅衝床工人發生的斷指事故至少就有3萬宗，被機器切斷的手指頭超過4萬個。這還是在機器設備中占比例極小的衝床事故，其它絕大部分機器設備造成的工傷事故有多少，是一個永遠不為人知的數字，當地政府部門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決定不再做工傷事故統計。不過此前對深圳800萬民工的調查顯示，每五個人中就有一人受過工傷或患過職業病，深圳有的廠家兩年就換一茬工人。為了防止傷殘工人打官司影響經濟效益和社會穩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區把外來民工正常的訴訟時間拉長達到三年以上，迫使傷殘民工因耗費不起錢財隻能放棄權益，回農村了此殘生。滾滾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淚啊。
　　談到民工的代價，讓人不能不想起震驚世界的中國礦難，2001年到2005年，全國煤礦死亡10 人以上的礦難平均每周一次，中國每年出口8000萬噸煤炭的代價，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當於每天死亡近17人，這還是政府部門的統計數字，實際死亡人數肯定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即便按照這個統計到的數字，中國每百萬噸煤的死亡率是美國的100倍，是俄羅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數超過世界其它各國的總和。在無數死難礦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國際壟斷資本的滾滾利潤和中國礦主的驚人財富，今年北京國際車展上，一位擦著鼻涕的礦主要買幾百萬一輛的法拉利轎車，當車模小姐告訴他這車很貴時，這位礦主“啪”的鼻涕一甩，指著車模小姐喊道：“開個價吧，連你一起買走”，最終幾位礦主從車展上買走了80多輛法拉利轎車。這種極度扭曲會的資本家，包括殖民地的統治者，都不可能出現，隻有殖民地經濟的“二狗子”才會扭曲到如此地步。
　　三、就外匯來看，中國用民工的如河血淚和礦工的如山骨灰，換來的巨額外匯完全無償的奉獻給了美國。麵對中國空前的資源劫難和百姓劫難，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卻是一片歡呼，聲稱我們賺取了寶貴外匯。我們的確擁有了一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但是這些外匯儲備與其說是中國的寶貴財富，不如說是美國的寶貴財富更加準確。一方麵，一萬億外匯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資產。美元是什麽，說穿了就是美國印刷廠印刷的紙張，美國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隨著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國經濟的減弱，中國血汗換來的外匯在隨著美元大幅貶值，用歐元計算的美元資產，幾年來已經貶值 50%，中國外匯儲備中7000多億美元蒸發掉了一半，蒸發的購買力相當於中國去年全國的工資收入，今年按人民幣計算的外匯儲備又蒸發掉6%，相當於 600億美元，超過了全國醫療教育養老資金的總和；另一方麵，我們外匯儲備的絕大部分都是購買的美國國債，過去動員人民有句話，叫做“購買國債支援國家建設”，現在我們則是通過購買美國國債來填補美國財政赤字，用巨額外匯儲備平抑美國物價，降低美國人的生活費用，支援美國國家建設。
　　不僅如此，美國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反過來又以我們貿易順差的巨額外匯為理由，壓迫人民幣升值，並勾結國內買辦集團，用外匯儲備的大幅度貶值，來要挾中國政府高價進口西方國家產品。中國進口商品價格之高，同出口商品價格之低，同樣令人震驚。中國進口高檔轎車價格，高出海外市場價格兩倍以上，勞斯萊斯“幻影”型係列的海外零售價約四十萬美元，但在中國的成交價格達到了數百萬，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房地產開發商以二百多萬美元，買走了一輛勞斯萊斯最昂貴的“幻影”型轎車。進口中檔轎車價格也高於海外市場一倍左右。進口化妝品和奢侈品的價格，更是高的離譜，簡直就是公開搶錢，中國南方奢侈品展覽會上，一件翡翠首飾價格高達8000萬人民幣，隨後舉辦的上海第二屆奢侈品展覽會，四天成交額就超過5 億元人民幣。世界奢侈品公司正在潮水般湧入中國，各地開設的店麵已超過300家，許多國外地攤上的廉價貨也拿到中國當高檔商品賣，價格上千元的法國幹紅，在當地不過是地鐵乞丐都經常喝的驅寒飲料。擁有知識產權的進口產品價格更是邪乎，微軟W98操作係統美國上市價格是50美元，相當於400多人民幣，不到一個藍領工人2小時的工資，拿到中國來賣 6999元人民幣，相當於北京工人14個月的工資，深圳民工20個月的工資，後來的XP操作係統的捆綁價格更是達到了65000元人民幣，這還是有龐大盜版市場的牽製，如果沒有盜版市場的牽製，其壟斷價格足以讓中國95%以上的用戶退出電腦領域，中國的信息化水平至少要倒退20年。
　　西方發達國家雇傭中國買辦集團和主流經濟學家，已經成功建立了一個讓中國高價進低價出、自己低價進高價出的貿易和外匯體製。通過這個體製，越來越大量的把中國的環境資源和國民健康，轉化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廉價商品，從而使包括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家隨著資源耗費量的增加，不僅沒有惡化本國環境，反倒是越來越山清水秀，西方發達國家借助於中國的買辦集團，已經成功實現了經濟收益和經濟代價之間的分離，自己享有經濟增長的收益，讓中國來承擔發展的不良後果。這種向中國剝離發展風險的體製，在人民幣匯率和購買力的矛盾走勢上也明顯表現出來，與美元對外對內一起貶值不同，人民幣是對美元匯率升值，對國內的購買力是貶值，這一升一貶其實是把中國老百姓的錢轉移到外國老板的腰包裏了。
　　四、就外資來看，中國一方麵用巨額過剩資本支援美國經濟建設，另一方麵又以犧牲國家資源甚至主權的方式，大規模引進外資，外資經濟已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全麵控製中國的經濟基礎。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外資進入中國本身是一種正常經濟現象，但是我們引進外資的方式，卻正在形成中華民族的曆史性災難。
　　首先，外資經濟已成為掠奪中國財富的巨大吸管。我國利用外資占GDP的比重已超過40%，外資企業占全國進出口總值的 55.48%，已遠遠超過許多經濟外向型國家的外資比重，截至2005年底，我國實際使用外國資金額為6224.05億美元，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所獲得的年平均利潤率高達16%～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從中國賺走了1000多億美元的利潤。世界銀行根據發展中國家的一般利潤率計算出的這個數字，顯然和實際數字相差甚遠，因為外資在中國享有的免稅、廉價土地、超低價勞動力，以及各種收益，是在其他發展中國家沒有的。中國的外資利潤率有多高，這是個官方和外資公司都列為高度機密的數字，我們隻能從各種渠道進行比較測算，中國壟斷行業的利潤率是100%至2000%，外資經濟的利潤率一般不會低於國內壟斷行業，許多外資公司也印證了這個推斷。美國摩根斯坦利公司由於內訌，爆出的內幕是在中國的利潤率達900%。我們權且按照壟斷行業最低100%的利潤率計算，外資經濟每年在中國獲取的利潤應該在4萬億人民幣以上，相當於全國2年以上的工資總額。
　　其次，外資進入中國已經不再是主要投資建設項目，而是官商勾結大肆低價收購國有資產。這是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民族大劫殺，第一步是“減二免三”的免稅待遇，這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超國民待遇”，免稅政策賦予了外資公司輕鬆打垮國有企業的能力。而與此同時，國有企業不僅負擔33%（最早是38%）的沉重稅負，還要負擔職工的福利保障，與不納稅不養工人的外資企業競爭，虧損失敗的結局已經注定。第二步就是逼迫走投無路的國有企業實行“減員增效”，甩掉6000萬職工，如同占有一個婦女之前先讓她丟掉孩子一樣，剝離出一個幹幹淨淨的資產，坐等外資公司前來吞並。
　　第三步就是廉價收購，以極其低廉的價格甚至零價方式大肆收購核心產業大公司或各個行業的龍頭公司，外資收購已經使中國本土製造業在工業增加值中的比重降低到了26.5%。並且收購價格之低，遠遠突破了經濟大危機後的資產收購價格，在公開資本市場上收購價格不到資本價值的5%。比如以強大國內銀行網絡為支持的銀行係基金管理公司，把三分之一的股權以每股1元的價格賣給了外資公司，外資公司投入不過幾千萬，一年後不算資本增殖，僅每年就所得利潤就有上億元。
　　在金融不良，外資公司所得更是驚人，前麵提到的美國摩根斯坦利公司，就是在和國家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之一的華融公司的合作過程中，創造了 900%的利潤率，並且形成了舉世聞名的“華融模式”。其實目前銀行拿出的4萬億金融不良資產，其中相當一部分都是外資公司憑借免稅政策，打垮國有企業後形成的，等於是先打死別人的丈夫再白白占有別人的身子。可悲的是最終我們不僅是4萬億金融不良資產會白白落入外資手中，還要再為這落入外資公司的4萬億不良資產另外買單。道理很簡單，許多不良資產在我們手上是不良資產，到了外國人手上就不是不良資產了，外國人很懂得中國“官怕洋人”的道理，他們會通過打官司的辦法，逼迫地方政府從中國再劃走4萬億資產。
　　第三，目前外資對中國的掃蕩不僅是掠奪經濟資源，已經開始了對中國政治資源的瓦解和毀壞。由於外資在掃蕩過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巨大的 GDP政績，再加上官員個人的巨大利益，便形成了各地政府對外資的瘋狂爭奪，給外資的優惠條件已經超出了經濟領域，把以往帝國主義在華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權都搬了出來，不惜犧牲國家主權吸引外資，由於資本成份越來越複雜，現在各地的政治法律特權已經擴展到了所有資本。
　　《法製晚報》7月上旬的一篇報道，河南沁陽市規定了12條5000萬以上投資者享有的各種政治法律特權，其中包括可以不受交通法規的製約、醫院看病享受半價、子女隨便選擇學校、出入娛樂場所（賭博嫖娼）不受公安機關檢查等，還規定每月1至 25日為企業“安靜日”，包括司法機關在內的全市任何部門不得進入企業，違者立刻開除，已有7名公務員因進入企業而被開除。其實像河南沁陽這類規定在東南沿海地區早就出現了，廣東一位市政法委書記在解釋為什麽要讓法院判決民工敗訴時，竟然對著中央電視台的鏡頭就敢赤裸裸地說：“很簡單，我這裏民工多的是，引進外資卻很難，不替外資說話替誰說話？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是小平同誌說的。”
　　進入中國的許多外資公司大老板，也由最初單純的賄賂收買官員，逐漸的發展為支配和教訓中國官員，據說北京市副市長劉誌華，就是因為違背了一家外資公司的利益，立刻就被公開了其淫亂的錄像帶。　　　　
　　五、就海外上市來看，與外資進入中國的掠奪性相反，我們進入西方發達國家的公司卻給當地投資者帶去了驚人的豐厚回報。中國石油公司當初在美國上市融資不過29億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紅累積高達119億美元。僅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四個公司四年海外分紅就超過1000億美元，值得強調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來自對國內消費者的掠奪，要麽來自於中國石油資源的漲價、要麽來自於國內手機雙向收費等高額收費，這實際上是把中國人的錢財收集起來送給外國人。外國公司抽取中國財富已經夠可怕了，中國國有公司也幫著外國人抽取中國財富就說不過去了。像上述四個公司目前中國不下一百家，如此規模地海外分紅，不僅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承受不了，即便是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也肯定會被分成第三世界的！
　　要知道，我們目前全國的社會保障支出也就是3000多億人民幣，2004年全國的低保資金，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加起來，也不過才200 多億人民幣，僅相當於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紅的十分之一（每年合人民幣2000多億）。國有企業是全國人民的企業，應該為全國人民服務，而不應該隻考慮外國投資者的利益。
　　據衛生部第三次衛生服務調查，目前全國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農村人口無任何醫療保障，中西部地區約80%的人，因為看不起病住不起醫，超過 50% 的農村中小學基本運行經費難以保證，超過40%的小學使用危房，40%的小學缺少課桌板凳，接近40%的農村小學交不起電費，有電也不敢開燈。
　　西部地區有的農村教師一個月工資隻有40元，甚至個別女教師被迫在課餘時間偷偷賣淫為生。據中國人民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的聯合調查， 2004年中國基尼係數為0.53左右。另據國家統計局城鄉住戶抽樣調查，城鄉平均貧富差距已從1978年的2.7倍擴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擴大了4.7 倍。在經濟持續多年高速增長下，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和貧困的驚人增長，根源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國內製度因素了，而是國際壟斷資本對中國進行經濟殖民化的結果。
　　六、最後從開發區來看，全國持續多年的爭建開發區熱潮，已經成為毀滅資源，外資對中國進行製度性掠奪的一種方式。據國土資源部提供的資料，自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間，中國耕地麵積已由19.5億畝減少到18.5億畝，7年減少了1億畝，平均每年約減少1429萬畝，比兩個海南省還要大，等於每年消失兩個海南省這般大的耕地。中國人均耕地隻有1.43畝，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國已經有6個省的人均耕地低於零點八畝警戒線。2004年中央對全國近7000個開發區進行清理時，僅開發區新上項目占用土地麵積就達7400萬畝，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開而不發，造成大量土地閑置，更讓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經被渣土徹底毀掉。國土資源部有關負責人說，各種名目的開發區麵積已超過了祖祖輩輩建成的中國全部城鎮用地麵積的總和。越來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蘇州模式”的發展道路，即依靠廉價土地吸引外資。
　　據一份統計報告稱，以廉價土地吸引外資的蘇州，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將消耗掉5000畝以上的耕地。在每年18%的高增長速度下，耕地每年以近10萬畝的速度在消失。用廉價土地吸引外資，究竟白白送給外資多少財富我們無從計算，但是從喪失土地的農民損失中可以折射出一個驚人的天文數字。據有關專家統計，喪失土地的農民得到的補償款在5—10%之間，10年農民損失10—20萬億，把農民世世代代賴以為生的土地剝奪過來送給外國人，無論怎麽說都是一種賣國行為。　
　　用廉價土地吸引來的外資，又通過土地增值做起了房地產生意，把中國土地增值變成了外資的利潤。國土資源部耕地保護司司長潘明才近日指出：從2005年的情況看，全國新增建設用地出讓純收益應該為763億元，而中央和地方實際收繳的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隻有214.5億元，其中550 億流入了外資房地產公司，也建設說，僅去年一年，全國新增建設用地使用費就流失近 550億元。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們國民的工資收入變成了外資的利潤，我們子孫後代的資源變成了外資的利潤，我們惡化的環境變成了外資的利潤，我們的國土也變成了外資的利潤，那我們國家最後還有什麽呢？1840年以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要的不就是這個結果嗎？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對西方列強的賠款總額是13億銀元，相當於當時3億多英鎊，從我們上述任何一項中拿過來的損失，都超過3億英鎊（即便考慮到幣值變化）。
　　另據一項不完全統計，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裏，按1937年的幣值計算，日本侵略給中國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多億美元，掠奪煤炭5.86億噸，木材1億立方米。我們現在20多年間煤炭出口 20多億噸，其中出口日本煤炭按照每年2000萬噸計算，也是5億多噸，出口日本的木材相當於中國國土20%的森林麵積，更是超過了1億立方米。
　　我們1840年以來的民族救亡和民族獨立戰爭還有什麽意義？有人可能會問，中國是怎樣落到目前這種“國際奶牛”地位的，或者說，西方國家是怎樣利用中國的開放機會，成功的實現了對中國經濟的殖民化轉變的？
　　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大家可以寫出許多大文章大著作，在此隻是指出一點，就是買辦集團和集團的作用，中國進出口貿易的相當大部分，是控製在海外經商留學的高幹子女配偶手中，十幾年來不斷跑出去的類似民運派的人也參與了越來越大量的進出口貿易。據有關報告披露，截至2005年底，僅海外高幹子女親屬經營的中國進出口貿易每年就達一千多億美元，擁有財產六千億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幹親屬子女已經超過百萬，其中高幹配偶子女有二十萬人，再加上加入外國國籍的各種文化精英越來越多，活躍在國內政策谘詢領域的各種知識精英也在積極為外資說話，所有這些利益已經不在國內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國家政策的選擇，這是外資能夠成功將中國經濟殖民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
　　隨著越來越多的政治精英（親屬）、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加入外國國籍，中國經濟特別是地方經濟將會越來越深的陷入外資的掌控之中。前麵提到的國際資本將要對中國發動的金融打擊，將是最終全麵肢解中國的最大危險，美國、英國和日本等西方國家的研究報告都提出了要在21世紀永久性的解決中國問題，所謂永久性解決，就是像前蘇聯解體那樣，把中國肢解為許多小國。（完）
 
　　作者介紹：周天勇，男，1958年生，經濟學博士，教授，中共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學博士生導師，1980年從青海省民和縣考入東北財經大學（原遼寧財經學院）基本建設經濟係，1992年獲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94年調入中共中央黨校執教和從事研究至今。 社會兼職有：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兼城市研究所所長，國家行政學院、北京科技大學、東北財政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等教授，國家發改委價格谘詢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