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無祭而祭》序：傷今念昔，恨殺子規啼(作者：章詒和)

　　我們為什麽要在五十年後的今天紀念反右？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我基本上認同學者徐賁先生的說法。他說：“記住過去的災難和創傷不是要算賬還債，更不是以牙還牙，而是為了厘清曆史的是非對錯，實現和解與和諧，幫助建立正義的新社會關係。對曆史的過錯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責任，而是以全世界的名義承諾，永遠不再犯以前的過錯。”而我之所以說“基本認同”，就是另有個別部份，我是不太同意的。比如，記住過去“不是要算賬還債”。據說徐先生已定居美國，他的觀點或許適用於大洋彼岸，但不大適合於我們這塊土地。半個世紀以來，我們的土地是呻吟的土地，哭泣的土地，流血的土地。從鎮反到六四，運動無數，死亡無數，殃及無數。可是，運動的發動者，製造者，領導者，執行者至今一句交代的話沒有，一句道歉的話沒有，一點悔罪的意思也沒有，而是發文件，下禁令，搞愚民政策，要求遺忘和實施強迫遺忘。要知道，毛澤東搞的所有政治運動，都屬於群體性傷害。傷害最深的是社會底層，普通公民，無辜百姓。這是最嚴重的社會傷害與民族傷害。因此，我們有權要求算賬，共產黨必須還債，況且很多是血債、命債。在中國，“算賬還債”是“厘清曆史的是非對錯”的重要組成部份。有了對施暴者罪行的揭示和受難者傾訴痛苦的權利，其實也就給了執政者一個悔罪的機會。隻要他們請求寬恕，中國的老百姓立馬就寬恕。不信，請當下中共十七大新當選的政治局常委們試試。那麽，欠債幾多？最完整的“賬本”，就是各種檔案、絕密文件、秘密會議記錄、秘密調查報告、秘密計劃、秘密決定、秘密決策等等。這些要緊之物，官方是不會解密的，不會公開的，更不會退還給你。有例為證：去年（二ＯＯ六），我到成都，向四川省高級法院索要作為“現行反革命”罪證的十六本日記、劄記和手稿。人家熱情接待，細心查找，讓你等個夠，等到最後給你一句懷著歉意、帶著溫柔的答覆：“對不起，我們找不到。”請注意：人家是說“我們找不到”，可沒說“東西沒有了”，更不說“東西找到了，就是不給你”。狡猾得這樣出色，無賴得如此完美，想發個脾氣都叫你發不出來，不愧執政五十年哪！回到北京，就氣倒在床。
　　“傷今念昔，恨殺子規啼”
　　我的日記是從1958年開始寫的，那上麵有父親的交往行蹤，父親的談話牢騷，父親的詩作，一家人的生活記錄以及我的勞改日記。在當局封鎖真相、把持壟斷一切憑證、材料、檔案、文件的情況下，我們隻有自己動手找“賬本”了。一個重要的賬本，就是記憶。由於我們這個民族患有普遍健忘症，由於許多個人保存的資料被銷毀，由於許多親曆者已經消失，剩下的為數不多的幸存者，便十分寶貴了。
　　幸存者幸存下來幹什麽？我想：除了衣食住行、安居樂業，恐怕就應當是存留記憶和守護記憶。這是不可推卸的責任和使命。記憶是一種測試，測試一個個體，一個民族的倫理責任和普世價值取向。俄國的普列漢諾夫，臨終前曾自語：俄國無產者，你們還記得我嗎？蘇聯元帥朱可夫死後，一位詩人曾這樣寫道：“他（指朱可夫）為自己的士兵哭泣過嗎？臨終之時，他想起了士兵嗎？”這兩個細節都令人喟歎，它以悲情的方式告訴我們：回憶是飽含複雜情感感受的“向後看”。這個“向後看”內涵豐富，它蘊涵著對人對事的聯係、關切，感受、體驗。所以，記憶不隻是記住從前的人與事，它們還留住了聯係、關切、感受、感情、體驗。故而，記憶在本質意義上代表並記錄?人與社會，人與曆史，人與環境，人與時代，人與自身最持久、最細致、也最深刻的聯係。
　　自從《往事並不如煙》（牛津大學出版社版為《最後的貴族》）出版，很多人給我來信或打來電話，說：“我也想寫，但因不是名人，寫了也沒人看。”我聽了，一再解釋，且焦急萬分。因為任何一個社會，都是由底層搭築而成。普通百姓的記憶當是社會最真實、人類最重要的記憶。個人的記憶，表麵看來微不足道。但所有親身經曆者的記憶，聚合起來才能成為共同記憶。中國大陸的每一個政治運動傷及百姓都以數十萬計，乃至數百萬、上千萬。這個龐大的社會群體性回顧，都屬於共同記憶。由於執政者長期查禁和親曆者大部份死去，原本的“共同記憶”就成了問題。一個典型的例子，莫過於今年（二ＯＯ七）六月四日《成都晚報》第十四版登出的“向堅強的六四死難者母親致敬”的廣告語。我剛看到它，心潮洶湧，立即給成都朋友發送郵件。說：“我一整天都在激動！這個民族沒有死滅，真不知道應該怎樣地表達我的欽佩和敬意。”很快，興奮成了傷感。原來它的順利出台，是因為報社從業人員根本不知“六四”為何物，不知“六四死難者”為何人。這說明我們這個民族的“共同記憶”正在流失，正在有效地、迅速地流失。掐指算來，距離天安門廣場那個血色夜晚，還不足二十年，而我們的年輕人已茫然不知了。這是愚昧瘠貧土壤培育出來的碩大無比的時代苦果，讓今天的每一個人都來咀嚼吞咽它。
　　殘酷吧？現實從來就殘酷。國內不少“八九”精英，他們中的絕大部份平素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六四”仍是他們心結。到了那個日子、那個鍾點，有的撰文，有的燃香，有的開著私家車圍著天安門廣場轉一圈。三百六十四天上班、聚會、賺錢，唯此一日，祭奠“六四”。年年如此，漸成儀式。這樣做，也好。儀式起碼可以承載哀思，並提醒人們“今夕是何夕”。到了六月五日，各就各位，該幹嘛幹嘛了。這樣做，對不對？當然也對，再是英雄豪傑，不也得過日子嗎？但我心裏總覺得別扭。事情是需要比較的。一比較，質的差異，深淺的差別，就顯現出來了。
　　我非常尊敬一個人，這個人就是芝加哥大學的王友琴女士。多少年了，她堅持不懈地調查文革的死難者，調查他們的姓名、籍貫、性別、年齡、家庭、死因。與宏大的文革?事相比，她做的事簡直就是碎片，就是粉末。千萬別小看這些“碎片”和“粉末”，它們是珍貴的原材，每一片、每一粒都粘肉帶血。它們還是強力粘合劑。由於有了它們，“文革”作為一個曆史事件，才有難以撼動的基本數據和無法塗改的基本輪廓。有了數據、有了輪廓，就有了真相。人家王女士在美國，做了我們本當做的。我們當中有誰在調查“六四”的死傷者？須知，這是最低限度的事情。難忘那個不斷揮臂擋住坦克去路的瘦弱青年。他死了，我們看到的隻是一個背影，根本不知道他姓什麽，是從哪裏來。可為什麽那些政治人物都沒死，那些社會精英都沒死，那些學生領袖也一個沒死？死的都是無名之輩、可的孩子。無論何時何地，隻要提起那些倒地之後就再沒有爬起來的孩子們，我的眼淚就止不住。十八年了，為什麽國人還不知道他們的姓名？俗話說：雁過留聲，人死留名呀。我尊敬的另一個人，是個不知名的安徽作家。三年前一個深秋的黃昏，他給我打來電話，說：自己是個小小行政幹部，也是個小小作家。要求和我見一麵。我說：“天色已晚。明天找個茶社或飯館，我們邊吃邊喝邊聊吧。”“不。”他說：“我要說的事，是不能邊吃邊喝邊說的。”口氣不容商量，我答應了。心想：什麽話，有這樣重要？第二天傍晚，他來了。盡管初次見麵，可濃重的鄉音，把我倆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在簡單介紹了自己的情況之後，就進入正題。他說：“章老師，我看了你《往事》，我也要寫我的往事。”“好呀！”他說：“你寫的都是上層，我要寫底層。”“那你能簡單說說嗎？”“簡單說，就是你寫貴族，我寫饑餓。”說著，從黑色公文包裏抽出一卷圖紙，說：“我要寫的都在這裏。”
　　圖紙平鋪在茶幾上，俯身看去，它們像是農家村落平麵圖，毛筆手工繪製。除了豬圈，雞舍外，其餘均為大小不一的房舍，每個房舍都填有姓名。有的寫著三個人的姓名，有的是兩個，有的是一個。他抬眼望著我，說：“你知道這是什麽嗎？”“像是農家院落的平麵圖。”“章老師說對了。這是我家，是一九五八年的家，一個幾十口的大家。”他逐一指給我看，講給我聽：哪間屋住的是父母，哪間是祖父祖母住的，哪間是伯父嬸娘，哪兒是兄嫂子侄們的房子。繼而，他抽出第二張圖，第二張圖是一九五九年的家，第三張是一九六Ｏ年。每張圖的格局都一樣，可房屋裏標注的姓名，越來越少。翻到最後一張－－圖上，一個小屋裏，隻有一個人的姓名，其他房間都是空白。我說：“隻剩一個人了嗎？”他抬眼望著我說：“隻剩一個人了。”“剩下的這個人，還活著嗎？”“還活著。”“他在哪兒？你認識他嗎？”“他在這兒，就是我。”愕然，啞然。悲而喜，喜而悲！過了好一陣，我問：“原來的人去哪兒了？”“都餓死了。章老師，整整一個村子都是黃塵滾滾，不見行人哪。”天乎天乎，百姓何辜！我一把抓住他的手，淚水沿著麵頰滾落。他告訴我：成了孤兒，自己就立誓－－長大後一定要寫家史，寫饑餓史。後來，村幹部可他，負擔了他的生活，又供他上學。孩子聰明又用功，成了一名機關幹部，還入了黨。但他一刻不曾忘記當年的誓言。他對我說：“我要提前退休。”遂指著圖上那間小屋說：“我要回到這裏，開始寫往事。把我家的往事寫完了，就寫鄰居的；把我們村寫完了，就寫鄰村的。一個村、一個村地寫下去。”五十年來，多少鮮花是盛開在劇痛、死亡、刀口和不幸之上的。現在，他要摘掉豔麗的鮮花，恢複原貌，原色，原本。
　　“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心樹”
　　安徽老鄉走了，消失在京城美麗的暮色之中，我卻久久不能平靜。我知道，他的記憶盡管是極其珍貴的直接見證物，但終因個人記憶的分散性，大概無須多久，或遺失，或流散，或被消滅。因此，我們必須把個人記憶納入一個公共空間。在這個空間裏，個人記憶得以聚合，得以交流。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公共空間裏，個人記憶才有可能轉化為共同記憶，“粉末”與“碎片”才有可能糅合成一個完整的事件。而那些沒有親身經曆的人和我們的後代子孫，也才有可能通過這個公共空間承擔記憶，也承接記憶。二戰大屠殺的猶太幸存者的見證，已經為全世界受苦受難的個人和民族提供了“災難見證”與“災難見證保存”的典範性先例。一切災難都是人性災難。所以，這些“災難見證”，無一不是對一個民族最深刻的人性教育，最良好的素質教育和最完善的道德倫理教育。它相比於我們這裏搞的各種“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不知高出了多少！高就高在它既是對現實的見證，同時也是對未來的見證。它不是叫孩子們去“愛國”——愛某個政黨，而是使孩子們變得更好，了解自身，長得有個人樣兒，也活得是個人樣兒。再把話題扯回反右。究竟毛澤東的反右運動針對誰？是什麽性質？這話還用問？當然是針對包括青年學生在內的大陸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但是，當我閱讀了西方學者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對猶太問題研究資料以後，才明白自己的認識何其淺薄。漢娜·阿倫特是一個德國猶太女人，一個美國學者。她專門從事猶太問題和極權主義的批判性寫作與研究。前年是她百年誕辰（一九Ｏ六—一九七五），大陸多家出版社都在推出她的係列作品。我目前看到的有《精神生活·意誌》、《黑暗時代的人們》、《“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倫理的現代困境》等，讀她的書，內心非常震撼。
　　漢娜·阿倫特的與眾不同，要以一樁官司來說明。一九六Ｏ年，以色列情報部門在阿根廷抓住了前德國納粹軍官阿道夫．艾希曼。這個人是貨真價實的劊子手。正是由他負責，將三百萬猶太人送進了死亡集中營。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開始受審。以色列這個猶太國家當然擁有審判權，而以何種罪行控告他，卻成為問題的關鍵。提出這個問題，在我們中國人看來簡直叫荒唐。負有三百萬命債的人，還缺少罪名嗎？自當“從嚴、從速、從重”處理，宣布死刑，立即執行。漢娜·阿倫特的與眾不同處正在這裏。她認為審判阿道夫·艾希曼麵臨的是“由國家機器所組織的行政謀殺”，而西方社會在二戰後紐倫堡審判中首次把“行政謀殺”確認為是“具有現代特征的新型罪行”。這種罪行的性質是對人類犯罪，納粹極權是人類之敵，她不同意將這一場人類的浩劫，僅僅放在猶太人受難史中去認識。大屠殺是非常殘酷的，從成因到過程也都異常複雜。其間有納粹的命令，也有猶太人的順從，甚至是合作。因為在納粹暴力下，猶太人為了個人的生存、利益，就盡量去妥協，對他人冷漠，對世事麻痹。結果呢，每個人胸前都戴上了羞辱性的六角星袖章，生活成了隻能喘氣兒的日子，到了後來連逃避恐怖的一點可能性也沒有了。數百萬排著長隊被納粹送進集中營，送進毒氣室，送進焚屍爐。一九六一年，漢娜·阿倫特作為《紐約時報》的記者赴以色列參加報道審判。她想，這個劊子手能不是一頭野獸嗎？當阿道夫·艾希曼被帶進法庭，她手中的筆滑落到地板上，緊張又意外。這個人不單不像野獸，倒像一隻“被關押的綿羊”，說話措辭文雅，理智平靜，回答問題一絲不苟。阿道夫·艾希曼還表示能在耶路撒冷被當眾絞死，自己對此感到滿意。現場審判的情景，使漢娜·阿倫特認識到：有名的大戰犯原來是個級別不高的公務員嚴格遵守紀律，認真執行命令，絕對服從了帝國命令而已——施暴者的凶殘和受虐者的順從，在漢娜·阿倫特那裏，具有了同等的份量和意義，它們一起指向了極權！所以，她要求審判阿道夫·艾希曼時，必須以全人類的名義，應該盡可能多地公布真相！不是公布一部份，遮掩另一部份，被遮掩的部份往往是“陰暗”篇章和“灰色地帶”，布滿傷痕，也充滿教訓。但要想避免類似的災難再度發生，就必須這樣做，絕不能把災難的罪責全部放在具體行為者的身上。否則，就是一種“集體自我欺騙”和“集體失憶”。它的危害不在於給曆史留下空白，而在於危害全人類的未來。
　　反右不也是這樣嗎？一九五七年夏季，對章伯鈞、羅隆基從政治批判到組織處理，其間的每根鏈條、每一環節，皆由民盟中央領導人及其成員操作。當然，運動是毛澤東發起的，運動的步驟、方針、策略是由鄧小平領導和中共中央統戰部一手籌劃製定的。但具體落實到每一場批判會的布置，每一篇批判稿的撰寫以及每一個右派的定性材料的確定與完成，都是民盟中央的人幹的（詳見拙作《雲山幾盤，江流幾灣，極目天涯空腸斷－－章伯鈞在一九五七》一文），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教授和學者。沒有他們的熱烈擁護，積極配合，主動出擊，民主黨派的反右運動能那麽酣暢淋漓、滿盆滿缽嗎？在這本書裏，徐慶全先生《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批判》一文所描述的中國大陸文壇反右的情況，看得我毛骨悚然，心膽俱寒－－上邊為了搞丁玲、決定從陳企霞下手；為讓陳企霞低頭，決定先從他的女友柳溪下手；為了叫柳溪開口，決定找到於她有知遇之恩的中共天津市委副書記。一番功夫，幾番撥弄，目的達到了，也準備停當。當柳溪站到了批判大會的講台前，一向嘴硬的陳企霞驚懼不已，精神幾乎崩潰，“像木頭似的杵在那裏”。批判會前，中共文藝總管周揚還特地接見了柳女士、這個紀曉嵐六代孫，並指示：“柳溪是起義，不要劃為右派，也不要開除黨籍。”會後，陳企霞不得不低頭認罪，並在家中向妻子表示自己要交代揭發問題。妻子趕緊向上匯報，周揚得知情況後，連夜接見陳企霞。親切握手，說：“黨是要你的。”沒幾天，當丁玲看到陳企霞站到批判大會的講台前，這個堅強高傲的女作家，同樣驚懼不已，精神失去支撐。她“無以作答，欲哭無淚，後來索性將頭伏在講桌上嗚咽起來。”一切都是由周揚親自指揮的，但又是在整個文壇積極響應下進行的，又是在受虐者的密切配合下完成的。周揚早就說了：“利害之心勝過是非之心”，為了身家性命，對朋友，對情人，再厚的交情，再純的愛情也都不得不拋撇於身後了。結果，周揚並未兌現“黨是要你的”的承諾，他們被一網打盡。“在政治中，服從等於支援。”“順從的工具，成了你倒黴的原因……”
　　所有的順從，都可用人的趨利避害之本能來解釋。實際上，這是國家在極權主義道路上，人類於絕境中摧毀人性、侵犯人性、殘害人性的表現。所以，漢娜．阿倫特在她撰寫的《極權主義之源》一書的序言裏，這樣寫道：“它（指極權統治）的勝利，就是人類的毀滅。無論在哪裏實行，它都在摧毀人的本質。”這位傑出的政治哲學家一再強調：由於人殘忍地對待他人，才使一部國家機器、一個政黨意誌（包括它的科技手段、秘密警察、層層官員、級級組織），得以大規模地迫害公民。製度之惡吞沒了所有的人，而被吞沒者所表現出來的惡，漢娜．阿倫特稱之為“平庸之惡”，則更具普遍性，更可怕。舉個例子吧，1957年5月21日，正值整風鳴放高潮。北京大學物理係四年級學生劉奇弟貼出一張題為《胡風絕不是反革命》的大字報，公開為胡風招魂（劉以為胡風死了）。很快運動從鳴放轉入反右，北大同學對劉奇弟的圍攻，從一開始就異常猛烈，強迫低頭彎腰，直呼其為“反革命分子”。劉奇弟不服氣，即招來更嚴厲的懲罰。隻要他開始講話，便有同學上去扇他的嘴巴。這個痛心的例子，足以說明順從者的作用了——說明“在極權製度下，不必是惡魔，任何一個平常的人都可以成為劊子手。……任何人都可能無端地成為暴力殘害的對象，任何人也都可能成為凶殘狠毒的打手。誰在極權製度中'盡忠職守'，誰就注定不再能分辨對錯，不再能察覺自己行為的邪惡”。這是漢娜．阿倫特極其精辟的論述！受害者跟著加害者走，一步一步地喪失人性，每次運動都是這樣，豈止一個反右。後果是整個社會與中華民族的道德淪喪；後果是從圍觀活剝狗皮到山西黑窯奴工現象層出不窮，驚心動魄，且延續下去。麵對某種強大的存在力量，個人情感與需求無論多麽重要，多麽真實，似乎都無須獲得尊重。於是，連人的生命也都變得像草一般，輕飄飄。難怪任何一次災難發生，傳媒都不怎麽報道死難者的情況，五星紅旗也從不為哀悼死難者下降半寸。快別給咱的孩子上什麽充斥著意識形態內容的政治課了，也快別在中央電視台給咱老百姓灌大碗“心靈雞湯”了。要緊的是恢複人性，恢複人的常態！現在，哪一級政府、哪位官員誰能明確告訴我們：在專製製度下，人性和良知當來於何處？家庭？學校？還是政黨？他們恐怕無法回答這個嚴峻又急迫的問題。良知的獲得是非常需要有自省意識的，即“捫心自問”。遇事“捫心自問”，比啥事都“心安理得”能更多地健全人性。盡管今天的神州大地處處高喊“以人為本”的口號，但當下的各級政府和官員缺的就是人性。更糟糕的是，我們製度本身就缺乏人性，才導致各種聞所未聞、屢禁不止的醜態，醜行，醜聞。這不是搞自律自查或讓官員有高學曆或上黨校所能解決問題的。父親很早就告訴我：二戰時期，德國納粹黨衛軍裏就有許多博士，而反動的排猶運動也非希特勒一人所為，它還是遍及歐洲的普遍情緒與思潮。
　　麵對共同記憶，麵對過去創傷性記憶是需要全民族來共同承擔的。反右運動的曆史不是五十五萬右派和他們的親屬子女的私產和包袱，也不是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私產和包袱。我們既要從政治體製上追究曆史的罪責，同時還要從人性的深層拷問民族、群體及個人的責任。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先生把反右運動研究定為1957年學，自有深刻的道理和用意。因為五七曆史，就是“人禍史”。反右運動從政黨性質、意義上消滅了民主黨派，但更重要的是它消滅了人格。令人自己不把自己當人，也不把別人當人。澌滅人性，摧毀人倫，將每個人潛藏很深的動物性、獸性都開掘出來，泛濫於社會。五七曆史，是“背叛史”。中共公開背叛盟友，公開背叛聯合政府的誓言，公開背叛憲法和國民。當然，中共也是徹底背叛了當初的自己。就像當年聶紺弩滿懷悲憤對準備入黨的戴浩所言：“這個黨你想進去，我正想出來呢！當年，我要是知道共產黨是今天這個樣子，我決不會參加的，它簡直比國民黨還糟糕。五十年來，共產黨一直以改造世界為己任，其實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產黨自己。因為所有的錯事、壞事、肮髒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義和“正確”的姿態做出來的，可中國的小老百姓！”五七曆史，還是“獨裁史”。毛澤東通過反右，兩手掀翻聯合政府，一腳踢開國家憲法，在一個被稱之為“人民共和國”的國度裏，全麵複辟封建專製。從最初標榜的人民民主專政，退到無產階級專政，再退到“一個人說了算”的個人獨裁統治，隻經過了七年。咋才用七年？毛澤東靠的就是一係列運動。因為“能夠使大眾政治化的，不是政黨而是運動”。令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種獨裁竟然像一份珍貴遺產，被以後幾代中共領導人和決策層保留繼承下來。毫不過份地說，今天我們這個社會所有的黑暗都與“這份珍貴遺產”相關、相連、相通。為什麽許多事情要最高領導人批示才管用？難道龐大的行政機構和上千萬的公務員全是窩囊廢？不，原因就是我們的政權性質－－還是“一個人說了算”。我讀到過一些文章，通篇是把反右運動的發動者、領導者大罵一通，再以最正義的理由把它“鏟除”。一九四九年以後，共產黨就是以這種方式對待地主、富農、舊軍政人員、工商業者、教授學者、知識分子的。我們不能如法炮製。所有犯下的罪行要用法求得必須的清算與必要的懲處，在此前提下，求得合情合法合理的“和解”。結束“以暴易暴”的曆史傳統和政治循環。所以，我要說：紀念五十年前的反右，其根本意義是為了五十年後，百年後。我們紀念反右，向加害者索賠是應該的，討個說法也是應該的。為什麽不賠？而且應該從中共的黨產裏拿出錢來賠償！道歉更是起碼的事了。賠償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共產黨到底劃了多少右派分子？我在《一片青山了此身》一文裏曾有講述——一九五八年，父親（章伯鈞）劃為右派，戴上帽子。作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了三個被撤職的內閣部長（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氣氛凝重，談話簡短。接見臨近收尾，父親問：這個運動劃了多少右派？
　　周恩來答：大概有二十二、三萬吧。父親後半輩子都在念叨這個數字，像背十字架一樣背著它，走進墳墓。父親哪裏知道：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官方披露出新的右派數字是五十五萬，受難者翻了一倍多。二十一世紀又有了更新的數字是一百萬以上。每個劃為右派的人，他們的姓名，他們的命運，他們的家庭，他們的結局呢？還有整個政治事件的前因，後果，性質……所有的一切，因真相被嚴密封鎖，因死守“反右擴大化”的結論，而至今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我們不能像對待日軍的南京大屠殺那樣，自己說被殺者三十萬，那麽請出示三十萬人的名冊，我們卻拿不出來了。連《南京大屠殺》的紀實影片，也是外國人拍攝的。一位姓陳的先生看影片，在網上寫道：有錢的沒錢的，有車的沒車的，工作了結的沒了結的，都該掏錢買票去電影院，領回屬於自己的那份恥辱－－這是多麽痛苦的呼籲啊！所以，我始終堅持一個觀點：對反右運動，共產黨必須交代清楚。我們自己也要搞清楚。而把事情弄清楚，不過是事情的第一步！中國人對二十世紀血淚曆史的梳理、反思、歸納、研究、總結，才剛剛開始。重要的是－－開始了！我們決不後退，誰也無法禁止。二ＯＯ六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接到中學（北京師大女附中）同學曉琳打來的電話，我頗感意外。多少年了，我們彼此相知，卻無聯係。她知道我一個人度日，我知道她與生母相依。曉琳說：“我花了一百多塊買了你的書（指《往事並不如煙》）。”“你買的書，居然這樣貴？”答：“等我知道它的時候，已經被禁了。我是在黑市買的。”“曉琳，謝謝你的閱讀。”她說：“我看了，心裏非常難過，非常痛苦。我打電話的目的，就是要告訴你－－我的父輩對不起你的父輩，我們共產黨對不起民主黨派。我們共產黨對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對不起所有知識分子，更對不起所有的老百姓……”一連幾個“對不起”，從沒聽見過的“對不起”，像層層細浪拍打、濕潤著一顆衰老幹枯的心，我嗚嗚地哭了。曉琳也咽聲而泣。後來，我們各持話筒，默無一語，隻有哭泣，哭泣。她是誰？她是林彪的大女兒，親骨血。
　　“歎烏衣一旦非王謝，怕青山兩岸分吳越”
　　我需要記憶，她需要記憶，我們帶著各自的感受與體驗一同記憶。
　　二ＯＯ七年六～八月於北京守愚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