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畫之謎（轉貼）

　　
　　作者：孫葳
　　在中國人的記憶裏，源遠流長光輝燦爛的中國古代文物，總是讓外國人巧取豪奪，總是不斷地流到國外，這種事在今日也時有報道，但鮮有聽到某國的文物流入中國的事。但在曆史上，我卻知道有一個中國人，憑著一己之力、克勤克儉，把外國的珍貴文物帶到中國。
　　二ＯＯ五年十月，在陳丹青紀念徐悲鴻的一個講話《如何成就大師》中曾“順便一提”地說道：“那時駐法公使自己花錢收藏歐洲油畫。全中國如今唯一一批法國十九世紀油畫真跡包括庫爾貝的畫，就是那位軍閥政府駐法公使親自購買收藏的，現在有一部分還在美院。”
　　這人不是別人，他就是我的祖父、中國油畫之父徐悲鴻的好友──孫佩蒼先生。
　　祖父，一個模糊的影子
　　在我的人生中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祖父這個先人，隻是一個概念。
　　我是一九四四年出生的，祖父那時已去世兩年，是個從未和他謀麵的長孫；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身份在當時大陸的政治氣氛中，對家人都是災難，因為他曾是中華民國的參政員，盡管他並不是搞政治的人，但一個看似偶然的因素卻把他推上了政壇。據說當時每省有兩個參政員的名額，而當時東北的其中一個名額，兩派各持己見、各不相讓，爭來爭去，最後達成妥協，雙方一致同意把這個額給一個社會名流，祖父是專攻世界美術史的教授，又當過位於裏昂的《中法大學》的校長（國內也有一所《中法大學》），最後因其知名度高而當上了這個參政員。
　　不經曆過這段生活的人不會知道，一個台灣關係，一個海外關係，在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裏都是最令人恐懼的關係，它意味著裏通外國和裏通蔣匪。為了不給子孫帶來麻煩，無論奶奶還是父母，對此話題均是閉口不談、諱莫如深，而隨著他們的相繼去世，祖父人生中的很多事也成了永遠的秘密，就連他的照片也在文革初期被全部銷毀。
　　記得我每次向父親問起祖父的事時，父親總是一言不發，母親的態度正好相反，總是以罕見的耐心千叮萬囑地說：“你給我好好的記著啊！你生下來時他早就死了，你又沒和他見過麵，你什麽也不知道，你在填寫社會關係時，千萬別寫什麽爺爺……”這麽鄭重的教誨，我自然牢牢記在心頭，不敢忘記。
　　人是不能失去記憶的，經過幾十年流水線生產標準件般的教育，我們已經失去對曆史太多的記憶，沒有記憶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沒有記憶的個人是愚鈍的，就像一個人走進死胡同，退了回來，第二次不長記性，又走了冤枉路，一次一次的重複著一樣的錯誤，便成了一個落伍者。說某人不長記性，絕對是個超級貶義詞。
　　拾起記憶是在八十年代以後，關於祖父的情況，我最先看到蔣碧微的回憶錄，順便一提，這是我看到的最讓我感動的回憶錄：這裏有生生死死的愛情，有相扶相助的友情，有藝術家的獨持偏見、一意孤行＃＃我第一次突破固有的思維模式，難以相信那萬惡的舊社會，竟然是一個個性張揚的時代，他們能選擇多姿多彩的人生，還是個是個人才輩出的時代。
　　當然，在書中我也看到記載祖父孫佩蒼人生的片片段段、蛛絲馬跡。準確地說，這些對別人看來是平平淡淡的記載，對我來說，竟有一種神奇的力量，我仿佛觸摸到曆史，比如書中提到祖父請徐悲鴻到法蘭克福的博物館去臨摹倫勃朗的名畫《參孫與大莉拉》，在該書五十餘萬字的回憶中，是唯一一次用六百餘字來描述一幅畫的內容和畫的過程。幸虧如此，對美術知之甚少的我，才能在讀到這一段時，讓我意識到，書中所說的這幅畫，對我來說是再熟悉不過了，他就掛在祖母的客廳裏，小時候去祖母家拜年，每次我看到這張殺人流血的畫都很害怕，所以對這幅占一麵牆的大幅油畫記憶尤深。多少年來，我竟不知道自己麵對的是一段多麽珍貴的物化的曆史，它凝聚著祖父和徐先生的情誼，凝聚著一代大師的高超技藝。
　　之後，我也遍訪了我的家族尚在人間的諸多成員，我又在古狗的互聯網上，看到數量讓我吃驚的有關祖父的信息：鄭振鐸的回憶錄中，台灣畫家馬白水的評述中，都有不少有關祖父生平的記載，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章怡和被禁又被開的《伶人往事》中，竟然看到祖父邀請程硯秋赴法演出時的合影！於是，寫了下麵的文字。
　　春夢──搏出一片天地
　　祖父的後代有四個子女、八個孫兒孫女，細數起來，盡管這裏麵有哈佛、北大的教授、大陸的官員，但從他的人生起點之低和成就之高，沒有一個能比得上，這是從過去慣常的思維上看；如果從一個人對所熱愛的事業的傾心投入上看，我等後輩更是自歎弗如。
　　祖父出生在河北涿縣一個普通農民的家庭裏，他的祖父曾做過撫順的道台，在滿清政府進行的朝鮮戰爭中，因後方給養上有功而風光一時，還是由於這場戰爭的失利而活罪革職，一個搞後勤的官員和戰爭的勝負並無直接責任，但他不幸成了替罪羊，從此家境一落千丈，正像孔尚任在<桃花扇>裏的唱詞：“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到了祖父的父親那輩，已經是河北霸縣的一個貧苦的瓦匠了，祖父自小聰慧好學，他的那位道台爺爺，在兒孫輩中，獨獨看中了這個孫兒是個可造之才，便在家裏給他上課。
　　祖父自小迷戀繪畫。十六歲時，為了實現他的畫家夢，登上了一艘法國貨輪，以做爐前送煤小工頂船票，在海上漂流了一個多月後，終於到了法國巴黎。
　　和晚他六十多年的年輕人一樣，他那時也是在街頭給人畫像維持生計，一天，一個法國長者注意到他──可能是那時在法的中國人還太少吧,中國赴法的留學生大量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拿官費去的──這位老者和他交談了一番後，便雇傭他為家中的仆人，除了包他的食宿外，還答應免費指點他的繪畫，此人正是法國巴黎美術學院的院長，也是一位當時的知名畫家。在這位高人日複一日的悉心點撥下，祖父終得所願，考上了這所美術學院。
　　在學習的過程中，導師發現他繪畫的潛力有限，於是建議他改學西洋美術史專業，祖父接納了這個建議，退而求其次，把對繪畫的一腔熱情，全部投入到對世界美術史的鑽研中。
　　這裏單說一件事，祖父在做學生時，也要在業餘時間打工掙錢，他不選報酬高的工作，而專找承印美術品的印刷廠當小工，為的是把印製不合格的廢品拿回家做資料。後來此事被老板發現，問其緣由，祖父如實相告，老板感念他窮而有誌，便在每張印製時多印一張送給他。
　　二十二歲學成回國，便被委任為當時的奉天省的視學（相當於現在的教育廳處長）。
　　在此期間他娶妻生子，又有一份令人□慕的官差，這本是一個在現代人眼中其樂融融的日子，但祖父心中最重的不是金錢第位和家庭，而是他那無時無刻都放不下的宏願──撰寫世界美術史。
　　他本想孤身一人再次赴法，但遭到祖母的堅決反對，於是一張一等船票，換成三張三等船票，祖父祖母帶著他們的大女兒一起去了法國。
　　和徐悲鴻的友誼
　　正是再次的赴法，他結識了後來成為一代宗師的徐悲鴻先生，他深知徐的繪畫天賦，徐也讚賞他的鑒賞能力。對於祖父佩服徐先生，那是祖母經常口中的話題；至於徐先生對祖父的評價，我卻是去徐家才知道的。
　　標誌著他們友誼的一件事是：祖父和徐悲鴻、邵洵美、常玉、張道藩等留法好友自發組織了一個鄉友會性質的團體《天狗會》，蔣碧微在她的回憶錄裏這樣寫道：“有一天，幾位朋友在咖啡館裏談天，有人提起上海組成了《天馬會》，我們又何妨來上一個《天狗會》”就這麽一個海外留學生的小團體半開玩笑半認真的組織起來了。之後一直在國民政府任外交公使的謝壽康被推為老大，徐悲鴻老二，張道藩老三，祖父孫佩蒼是軍師。天狗會的成員經常聚會，無非是談天說地、交流彼此的情感，並無任何政治色彩。在德國時，祖父幹脆在徐家搭夥，做飯由夫人主廚，祖父和徐先生是洗碗打雜。
　　祖父還和徐悲鴻夫婦及另兩位好友集體旅行，關於這次旅行，蔣碧微這樣寫道：“遠遊德國東部的萊比錫和德來斯頓……一路上談談笑笑，詼諧並陳……”“德國製的照相機舉世聞名，價格相當便宜我們幾乎人手一架，尤其孫佩蒼先生還買了照相館專用的那種大型照相機可攝十二寸及二十四寸原版照片。孫先生用來拍攝原畫，方便的很。”
　　在德國時，他和徐悲鴻一起，利用馬克貶值，都購進了大量的油畫，在繪畫方麵，徐先生是行家，在鑒賞方麵，則是祖父眼光獨具，兩個人都是嗜畫如命，而尤以祖父為甚，也是那次去徐家，廖靜文女士告訴我：“徐先生說，為了一張畫，雨珊（祖父字雨珊）就像追求情人一樣去追。”
　　他們都不是有錢人，他們買畫的錢都是從牙縫裏省出來的，蔣碧微在回憶錄裏寫道：因為國內軍閥混戰官費沒有著落，生活無以為繼，同意徐悲鴻回國籌款，結果徐卻把在途經新加坡時為僑領畫像賺到的六七千法郎在上海買了畫，結果徐隻帶了很少的錢返回 ，還歡天喜地地說他這次收獲極大，把個蔣碧微氣得說不出話來。每每讀到這裏，都會莞爾一笑，馬上想起祖母向我們不知發過多少次同樣的抱怨。文革時閑來無事，我們幾個孫兒總是懷著羨慕的心情，向祖母打聽她在歐洲的見聞，不料她卻總是一通的牢騷，不是說旅行時總是坐夜間車，為了省住旅店的房費；就是說吃飯隻買得起最便宜的五花肉，吃到後來一見五花肉就想吐，每到一個地方，哪有遊遊逛逛的機會，一頭鑽到教堂看畫，一看就不挪地方，站得我腿都直了……說到最後總是那句話，我那苦水，幾大缸也吐不完哪！
　　過了很多年我才鬧明白，他們本可以不那麽狼狽地過日子，用不著每天去吃外國人視為垃圾的食物，用不著一根煙分成三次抽，更不會死後身無分文，隻能用出售他的藏畫來籌措他的喪葬費，原因皆在祖父用壓榨一家人生活費的辦法，去買了他心儀的畫，這才是祖母多年以後都不能釋懷的原因所在。
　　曆史是不喜歡孤證的，幸好蔣碧微對此作了見證，在他聞知祖父去世的消息後寫道：“忽然成都方麵傳來了老朋友孫佩蒼病逝的消息，使我忍不住潸然淚下。孫字雨珊，為人足智多謀，是我們天狗會的軍師，他一生儉約，省下錢來專門搜購藝術作品，所以他的收藏極為精美豐富。” 　　兩個心性相投的人，自然成了莫逆之交。
　　就在我寫這篇文章時，聽到徐悲鴻先生的大公子徐伯陽先生從香港移居天津，便和姐姐一同去看他，當提到徐悲鴻和我祖父這一輩人的精神和靈性，我們都唏噓不已，伯陽先生歎道：再也沒有他們那樣的人了，再也出不來他們他樣的人了，現在的人和他們差太多了……我對他說：“有個叫陳丹青的畫家寫了一篇有關你父親的文章，寫得非常棒，文中說的就是你這意思，我回北京立刻就打印一份寄給你，他還說你媽呢，說今天江蘇宜興的小姑娘再漂亮、再聰明，哪裏挑得出蔣碧微這樣的大家閨秀”。
　　回京後，我馬上把陳丹青的那本《退步集續集》中“如何成就大師”一文，掃進電腦，大號字打出，用特快專遞發給了伯陽先生。
　　徐悲鴻給姑姑畫像
　　祖父有三兒一女，長子孫jian（我的父親）、次子孫倬、三子孫佶，而老大是個女兒，叫孫慧君，是祖父最寵愛的孩子，他把三個兒子留在國內，由親屬帶大，唯獨帶姑姑出國。
　　姑姑是個漂亮的小姑娘，性格活活撥爽朗。徐悲鴻非常喜愛她，祖父為她拍的一張照片，非常傳神，徐先生很讚賞，便照著照片給她畫了一幅肖像畫。
　　就是這麽一個冰雪聰明的小姑娘，竟有一個十分悲慘的命運。
　　姑姑小時候在海外長大，祖父回國時，她留在了法國，因為她已和那裏的一個中國留學生結了婚並生有一子，不幸由於姑姑在懷孕期間服藥，孩子是個弱智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家人回到國內，姑姑在北京外貿學院教法語（現更名為中國對外經貿大學），還記得小時候姑姑每次到家裏來，都會給我們買好多好吃的東西，這對於家境貧寒的我們，都會像過年一樣的快樂。
　　不久，姑父移情別戀一個同仁醫院的護士，和姑姑提出離婚，個性剛烈的姑姑立即答應，並在辦理離婚的當日服安眠藥自殺。
　　姑姑的孩子小名叫柔柔，姑姑死後，他一直住在一所為這些特殊兒童開設的保育院，文革中，保育院關閉，他被送到精神病院，很快就死去，時年二十歲。
　　壯誌未酬身先死
　　抗日戰爭爆發後，在法國的“天狗會”成員，陸續回到國內，祖父也決定回國，帶著他搜藏的大量畫作，乘船途經埃及、印度，香港，一路上十分艱辛。
　　祖父回國後的一九四一年，當時國民政府要辦畫展，在好友徐悲鴻的力邀下，便在他的藏畫中選出最有價值的幾十幅展出，經手人是當時的教育廳廳長郭有守（係中共地下黨員，亦是天狗會成員），展覽會結束後，又被徐悲鴻借到中央大學藝術係供學生臨摹。
　　祖父就在這一年剛剛過去時離世。
　　他的死因至今不明，當時隻有祖父一人在成都，在四川三台東北大學的父親被告知，祖父因病去世，他匆匆忙忙趕到重慶，代表分散在全國各地無法奔喪的家族成員，參加了葬禮。
　　治喪委員會的成員有徐悲鴻、郭有守等人。
　　在蔣碧微的回憶錄中，也說他是病逝。
　　很久之後，家人發現了一份在上海的汪偽政權辦的報紙，揭露出另一番內幕：
　　渝偽參政會參政員
　　孫佩蒼突遭暗殺
　　【中華社上海六日電】，某萬接重慶電：渝偽參政會參政員孫佩蒼，近主張國共以同等地位參加反軸心同盟曾於十二月十九日由x(蓉？)電蔣表示意見，此項電文已被扣，一月三日晨孫氏突在成都寓所遭暗殺，中兩彈未死，凶手逸去，旋救治於公立醫院，因流血過多，當晚逝去，一般揣測，行凶者為藍衣社份子，被害原因與致蔣電報有關。
　　──《實報》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七日（星期天）
　　參加葬禮的父親說過，他並未見到遺容，棺材是釘死的。
　　新中國成立後，像蓖梳子一樣地將每個人的曆史篦過不知多少次，但不知為什麽，這件事仍然停留在一九四二年的信息中沒有進展，也許真相在台灣國民黨的某個檔案袋裏，也許──永遠沒有真相。
　　死後，隻留下他的畫，沒有任何財產，喪葬費是賣了他藏畫中陳老蓮的三張畫籌措的。
　　寫到這，還得提提陳丹青，他寫過一篇有關民國畫家的文章《春夢與悲劇》，當我看到這個標題時，眼睛忽然一熱，這不正是祖父命運的寫照嗎？他們這一代幸運的有了一場春夢，為了這個夢他們耗盡了一生的心血，但動蕩的中國卻讓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好夢難園。
　　祖父用畢生精力撰寫的世界美術史手稿不知所終，他的藏畫則經曆了另一番坎坷的命運。
　　藏畫精品運到台灣
　　父親在奔喪到成都後，當時的治喪委員會隻是向父親交待：除了喪葬費賣的陳老蓮三張畫外，其餘的畫也因時局不穩，暫由他們保管，毫無社會經驗的父親連一張清單都未要，辦完喪事便回了學校。
　　抗戰勝利後接著就是內戰，我的家族成員無心也無力去索要這些祖父畢生心血覓來的藏畫。
　　直到一九五Ｏ年，在北京的祖母才多次與也在京定居的老友徐悲鴻問及那批畫的下落，徐答：“已隨中央大學一起轉移到了台灣，徐又說他可以給開一份這批畫的清單，但不知何故，直到徐先生一九五四年去世，家中也未收到此清單。
　　之後我的家族成員員曆盡滄桑，我也是劫後餘生，心有餘悸，移民加拿大。
　　想到中華民國現在是個法製社會，這批畫如果沒有被私人侵吞，它應在中央大學有記載、有實物，也就是說有案可查，目前我已著手做這方麵的追索工作。
　　十年浩劫中藏畫流入美院
　　解放初期，國務院文化部一位官員曾找到祖母，要求祖母給他寫一張委托書，由文化部出麵和台灣索要這批畫，也說要給祖母一份這批畫的清單，但在這之後，此事也再無下文。
　　另一件事，是徐悲鴻任美院院長時（一九四九—一九五三），美院曾三番五次地派人來，商談購買奶奶手中這批藏畫，未果，最後隻買下一千五百冊的印刷品，那是祖父一張一張搜集得來的，不少是他用那台蔡斯照相機，在歐洲的各大博物館和大教堂拍下的名畫，在中國隔絕世界幾十年的時間裏，那是美院學子們了解西方美術難得的窗口。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大學任教的三叔一家首先受到衝擊，先是被聶元梓一派劃到以校長陸平為首的“右派百醜圖”裏，後來又被下放到陝西，就在下放前夕，一心想卸包袱且思想又相當當左傾的三嬸，沒有和其他人知會，自作主張把所有藏畫以捐贈名義送到中央美術學院，接著便把一直和他們在一起居住的奶奶送到我家。
　　奶奶到我家時，已神誌不清，老是說別人偷了她皮箱裏的東西，她是被一次又一次的抄家嚇壞了，特別是兒媳不問青紅皂白，把她多年保存的祖父藏畫捐出，這一致命的打擊，更加重了她的病情。
　　看著祖母和我們一家擠在兩間到五十平方米的蝸居裏，媽媽在文革初期就因其被單位造反派強迫勞動導致半身不遂，父親下放農村勞動，正在中央音樂學院停課鬧革命的我，正值年年輕氣盛之時，決心獨自承當，把這批畫要回來。
　　我和同樣是在大學無書可讀的弟弟，開始了這場注定打不贏的沒完沒了的戰爭。
　　記得當時去中央美院要畫時，出來對付我們的是一個叫張啟仁的副院長，他先是說這批畫是“四舊”，不能給我們（我們駁斥：既是四舊你們留它做什麽？），後又說你們家的意見不一致，不能給我們（送畫時那我們不一致，你們為什麽能接收？），有一次我們說的他老羞成怒後，竟要挾我們必要時會用工人糾察隊來收拾我們（那是當時最權威的暴力組織），再到後來，索性推說不在，躲著我們不見麵了。反正是你有理他有權，任你磨破嘴唇也無濟於事，這隻是一種無望的抗爭。
　　我和弟弟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找有關人了解這批畫的情況。
　　一次去吳作人先生家，記得那是花園村的一棟樓房，好像是用三萬美元買的，專供華僑。吳是祖父的學生輩，加之他正賦閑在家，也是平民一個，故談話間平添了不少那時少見的實話實說，至今我記得特別清楚的一件事是，他說到蘇裏科夫畫稿時，吳作人老先生特別叮囑：“你們可千萬別讓蘇聯知道這張畫，這畫三十年代我在法國看過，可能是畫商偷偷從蘇聯弄出來的，蘇聯他們要是知道了，非要回去不可。現在想起當時的情景，吳老先生的殷殷關切之情仍曆曆在目，和掌權者的蠻橫冷漠相比，讓我們感到格外的溫暖。
　　那是在一九八一年，通過我的同學徐芳芳（徐、廖之女）見了一次廖靜文。她家好象就在虎坊橋居民樓。廖女士人如其名，安祥而和善。我希望她可以告訴我一些有關我爺爺孫佩蒼的事情。她說：“我並沒有見過你爺爺。你爺爺和徐先生在一起的時侯是蔣碧薇，他們在一起。但徐先生曾說過，如果你爺爺在世他是一位非常好的鑒賞家。”
　　後來，我終於看到蔣碧微的回憶錄，試圖從各種線索了解我的祖父，最後還查到了網上，知道爺爺在法國任中法大學校長時，曾聘請過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硯秋去法國演出。當我看到這條消息時，立即想到了我家裏那些古老的京劇黑膠唱片，想到了培育出我的音樂興趣的西方古典音樂唱片，它們都是爺爺的所愛，他涉獵藝術之寬泛，熱愛藝術之深切，從他力邀程硯秋赴法演出一事也可見一斑。
　　庫爾貝的油畫不知所終
　　上世紀七八十年之交，中國大陸展開了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宏大工程，這讓我們看到了討回藏畫的一線希望。
　　爸爸是民盟的一般成員，他給民盟的上級打了報告，希望給這批畫落實政策。遇到困難要依靠組織，這曾是長期浸潤在大陸政治生活中的人，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他的組織是民盟，他就篤信這個組織會為他講話話。正所謂希望大失望也大，當他的要求被駁回時，第二天嘴就歪了，那是輕度中風的征兆。讓父親受到沉重打擊的還不光是畫的歸屬，因為這件事還可以由他的兩個兄弟通過他們的渠道接著要，讓他傷心的是他的孤獨無助，他自認唯一可以幫他的民盟，就這麽草草打發了他。
　　我在這個世界上也活了足夠多的歲月，人在遇到難處時，尤其需要有人鼎力相助，不管這個困難能否解決，人在精神上都會得到莫大的安慰。
　　中央美術學院的上級單位是國務院文化部，我們又給他們打了報告，記得當時任文化部部長的是王蒙，經部黨組集體討論決定，由於這批畫美院十分需要，決定不予退回。
　　真是無理可講！我的東西你需要就該歸你？百貨公司的東西多了，我都需要，不給錢我能隨便拿麽？這個幾歲的孩子都知道的道理，在當時的中國明白的人卻不多，堂堂國務院文化部的文化仍然是國家至上，盡管他們有個號稱開明的部長。
　　最後還是三叔通過北大的渠道，報告遞到了習仲勳的手裏，習作了要歸還的批示後，轉給了北京市委，北京市委和文化部一個思維，市委常委開了會集體決定：不同意歸還。報告送到習仲勳那裏，習仲勳的態度非常堅決，再次批示：必須落實政策物歸原主。
　　做了長時間頑強抵抗的中央美院終於繳了械。
　　我參加了那天的交接會，在父親、二叔、三叔經曆了長達十餘年的漫長討要之路後，也已是身心俱疲，唯獨我頗有精神，我在一幅一幅畫的交接時，特別注意那幅庫爾貝的畫。
　　說起這幅畫來，還有這麽一個插曲，我並不是懂畫之人，在文革中，中央美術學院曾在王府井大街上的帥府園一號舉辦了一個外國油畫展，一個美院的好友龐軍告訴了我這個消息，他對我說：“沒想到你們家還有庫爾貝的畫，聽說他們在展覽這幅畫時，還爭議了一番，說是和庫爾貝的風格不符，後來還是請教了外國專家來鑒定，專家十分肯定，這是一幅他早期的作品。”我忙趕去看，這個畫展展出的基本都是爺爺的那批畫，隻是在最後的那個廳裏，有幾幅留蘇學生的臨摹油畫，而擺在展廳最顯要位置的就是一幅油畫《女人像》，在這幅畫的下方，有一個說明的標簽：《女人像》庫爾貝，在這行字的下方寫著：孫佩昌捐贈。看了這個說明後我非常憤怒，在留言簿上寫道：“是孫佩蒼！不是孫佩昌。也不是捐贈，是強占！”參觀者看到我寫的留言後，在留言簿便旁聚集了越來越多的人，有的是互相議論，有的便前來問我，我也就借此機會大吐苦水，這情景引起了主辦方的注意，他們便來了一群人把我強行架了出去。
　　在還回批畫時，並沒有這張畫！
　　我提出為什麽不見那幅庫爾貝的畫？中央美院的那個人支支吾吾答不出，一時出現了僵局。這時三叔說了一句算了算了，就把話題扯開。
　　回家的路上，我沒有再提這件事，倒是三叔說了一句：清單上明明是陳老蓮，給的畫卻是陳小蓮的。
　　這批畫原來都是有相當精美的畫框，在退還的時候，隻剩了光禿禿的畫，據說那些畫框早已讓美院的人分了。
　　好不容易在習仲勳的力挺下，辦成的這場移交，別因為打了這個岔，一切又返回原點，也許對方巴不得我們這樣做哪！
　　古人對於藏品的轉手易主，稱之為“一時聚散”，達觀而瀟灑，其實，人也好，物也罷，也都離不開“一時聚散”這四個字。
　　隻是，生命的予生予奪，藏品的轉手易主，不能有暴力的參與，不該有權利的介入，而祖父的人生和他的收藏恰恰可以用“生不逢時”四個字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