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大山兄

　　大山兄，我對某些事物的觀點是在實際生活中慢慢形成的。　　1994年我參與了一次為“希望工程”募款的工作。事情做得很成功，通過放映電影《鳳凰琴》和舉辦展覽，募集了一筆捐款，經過在中國銀行開的專款賬號匯入了青基會。對一些捐款較多的人做的工作較多。按照原來的規定，捐款者將獲知自己的捐款落實在哪一個（或者幾個）孩子的身上。捐款者將得到一張“結對捐款卡”，上麵有接受捐助孩子的資料，可以保持聯係。　　1995年春天我收到了一批印刷精美的“結對捐款卡”。從卡上可以知道，那筆捐款到了海南島儋縣一個學校。卡上有孩子的名字、年級、生日、民族（漢）。厚厚的一疊卡放在一起，一眼就看出一個問題：孩子們的生日都在1986年某一個月（1、2、3、10、11、12月）的1號。　　對於捐款少的人，拿到一張卡，不會有問題。但是有的人捐款較多，應該拿到十幾張甚至幾十張的，他們看到這樣的現象會怎麽想呢？為了支持青基會，隻能盡可能地把卡片“留中不發”，對捐款人的詢問（幸虧不多）含糊應付，事情就過去了。十二年過去，我找了一下，還有55張卡在我抽屜裏。　　此後我開始留意希望工程的有關報道。報道還真不少，大多數都是令人痛心失望的，還驚動過國家審計部門進駐（你可以google“希望工程事件”，看到部分報道，其餘就不說了）。　　我本人當年下鄉插隊，曾經在一所農村中學做過七年民辦教師，對於中國貧窮農村的孩子們和他們的家長們，有長時間的第一手觀察了解。在那所包含了小學到高中的完全學校中，我教的是高中數理化。最令人欣喜的是，在這些曆經磨難，能夠讀到高中，思想開始開竅的孩子們中，頗不乏智慧的閃光。但是，同時他們都是家裏的好勞力，隨時發生的意外都可能讓他們放下書本，離開學校。我太清楚了，隻要一點點資助，一點點得法的資助，就可以讓很多孩子們成才……。　　我覺得，問題出在政府必須包辦一切的體製上。像慈善捐款處理這一類事情，官辦機構是做不好的。一些必須由私人機構做的事情，政府應該放手，但立法監督。這個道理和包產到戶是一樣的。　　希望工程給我的印象是一個蹣跚的小官僚機構，此後，這裏再也無心無力發動募捐。我們也不再對它關心。類似的例子是90年代天降暴雨，我們也搞過為洪水災民募捐的工作，香港台灣規模更大。結果，先發現媒體報道任意渲染誇大災情，後來又出現善款被挪用貪汙……。災難是經常發生的事情，但是經過這樣的挫折後，海外捐款救災的熱情就低落了。　　華僑的民氣，祖國始終可用。受了挫折，對國家民族感情長在。但是民氣的恢複需要時間，其間受損害的是誰呢？　　這是我痛恨希望工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