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店的靈魂（ZT）

書店的靈魂
作者：林天宏
　　從書店營業員幹起，在書業摸爬滾打了20多年，徐衝似乎還是不願“麵對現實”。曾有記者的稿子，把這個華東地區最大的購書中心之一——浙江圖書大廈的現任總經理稱為“開書店的”，這讓他難受了好些天。
　　“我不是‘開書店’的。那和開餐館、開超市有什麽區別？”徐衝總是很認真地和旁人糾正這個錯誤，“我是做書店的，這是一門手藝。”
　　2007年初，徐衝將自己多年來對書業的觀察和記錄撰集成書，名為《做書店：轉型期中國書業的終端記錄》。據稱，許多書店老板將此書作為教材下發，員工們人手一冊；同時，這也是份“口無遮擋”的文本，文筆尖銳甚至於“刻薄”，一個看過書的出版社編輯說：“這本書，把業內能得罪的人都得罪光了。”
　　和想象中慷慨激昂、擲地有聲的敢言之士不同，這個先後擔任過三家書店總經理的杭州男人，是個身材瘦小的文弱男子，說一口糯軟軟的江浙白話，並時不時地推一下鼻梁上的黑框眼鏡。
　　盡管手下的年營業額已達6300餘萬元，但平日裏出差，徐衝依然自己帶水，在快餐店吃5元一份的盒飯，背一個用了3年的灰色雙肩包，從背後看去，和一個大學生沒什麽區別。他唯一的愛好就是在各個城市中逛書店，發現一家好書店，就像“撿到了寶”，可以在裏麵待上一整天。
　　“畢竟，我們的好書店太少了。”徐衝說，“好書店這個概念，根本就看不到頭，我隻能盡力而為。”
　　讓讀者配合你、遷就你，這樣的書店，哪怕再豪華再奢侈，也是沒有靈魂的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徐衝和他一手籌建、主持的浙江圖書大廈，都是同行眼中的異類。
　　不像我們所熟悉的那些書店場景：牆上到處貼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之類的標語口號，或者“讀書是進步的階梯”等名人名言；也沒有我們常見的“××出版社向讀者問好”之類的燈箱廣告，或者任何形式的出版社專櫃專架。在這家1萬餘平方米的書店裏，一排排整齊的書架，沉默而純粹。
　　在國內的大多數書店裏，因為擔心讀者損壞儀器，電腦查詢係統通常都由書店員工來操作。但在這兒，每隔幾十米就有一個讀者自助電腦查詢台。管理者盡可能地利用空間，為讀者擺上沙發和椅子，在這些休息位的周圍，擺滿了綠色的盆載植物。
　　休息位滿了，讀者可以毫不為難地席地盤腿而坐，不用擔心有營業員前來勸阻，也不會因為隻看不買，遭受營業員的白眼和驅趕。如果讀者看書睡著，隻有在書店結束營業前半個小時，營業員才會把他叫醒。
　　偌大一個書店，見不到幾個營業員，沒有充滿警惕的眼神，也沒有戴著紅袖章的保安不斷巡視；如果殘疾人走進這家書店，不會受到“熱情而貼身的服務”，因為這家書店的員工們認為，“這反而代表了一種歧視”。當然，如果他們有需要，服務人員會隨叫隨到。
　　但有些常見的“服務”，在這裏是“享受”不到的，譬如現在許多書店提出的“主動推薦”、“專家服務”——“專家服務？搞笑吧！你以為這是醫院的專家門診麽？讀者可比我們的員工高明。”徐衝不屑地說道。
　　書店裏一些必要的提示標誌，透出管理者的別出心裁。“小心路滑”的標誌，是一頭笨拙的大象踩在運動著的滑板上；而“小心碰頭”的標誌，是一隻長頸鹿向前俯首。這是店裏的一個員工設計的，每次有上級領導和同行來參觀，徐衝就會特意帶他們看這些標誌，因為，“這代表了我們員工的用心”。
　　“一個書店，讀者與書是最重要的。兩者之外的東西，都必須統一於這個環境。”徐衝這樣闡述自己的理念，“讀者隻關心書本身，他們需要知道出版社嗎？至於名人名言和標語口號，這實在是不怎麽尊重讀者的，難道讀者需要你的教育嗎？讀者自己對書沒有辨別能力嗎？”
　　徐衝還很得意於他的一個“全國首創”：在浙江圖書大廈進口處的醒目位置，立了一塊“推薦書店”的告示牌，上麵寫著：“讀者如果在大廈找不到你所需要的圖書，建議您不妨去下列書店看看，可能會有使您滿意的結果。”然後推薦了杭州有影響的若幹書店，既有大型書店，也有一些有質量的民營書店。
　　這些書店都是浙江圖書大廈在杭州的直接競爭對手。曾有人向徐衝提出過異議：“這怎麽行？你見過麥當勞裏掛著肯德基的廣告嗎？”
　　“一個城市如果隻有一家書店活著，有什麽勁？”徐衝覺得這再自然不過了，“多幾家書店供讀者選擇，不好嗎？競爭是好事，劉翔不也是被人攆得沒辦法了才拿了塊牌子？”
　　但有些書店卻不像徐衝這麽想。某市曾有一家新開不久的書店，請了一位不算太有名氣的作者簽名售書。但同城一家又大又火的書店卻不樂意了，從自家的書架上找出那位作者的所有書籍，統統退回了出版社。
　　這件事讓徐衝驚愕得“一塌糊塗”：“做生意講究和氣生財，類似製裁、封殺、抵製、絕交，這樣的名堂，是官府的殺手鐧，怎麽會輪到生意人學樣？”
　　浙江圖書大廈這種寬鬆的氣氛，引起過許多同行的質疑——“他們光看了，就不買了”，“這樣圖書的破損率會很高的”，“你們怎麽容許農民工翻看美術畫冊”……
　　防盜，是許多書店的必修課。徐衝曾在廣州一家大型書店見到，每隔幾排書架，必有一個能登高兩級的監視台，一位戴紅袖章的書店員工坐在上麵，目不轉睛地“關照”著視線所及之處的讀者。這讓徐衝覺得渾身不自在，也沒了在書架前挑選和閱讀圖書的興趣。
　　所以，每當有同行問起徐衝書店管理的問題，他總愛說這麽一個故事。幾年前，徐衝收到一位沒有留下姓名的讀者寄來的一大紙箱建築設計、裝潢類圖書，箱裏附著一封信。信中說，他曾在徐衝的書店裏偷拿過很多書籍，一直心中有愧。經過多年的努力，他的事業做得不錯，能夠買一批相似的書籍還給書店，也算是對自己過錯的一個彌補。
　　於是，徐衝這樣勸告他的同行們：“書是講道理的，喜歡讀書的人也一樣。文明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但最終你會知道，這些付出是值得的，有益的。”
　　可並不是每個人都認可徐衝這種對細節苛求的理念，曾有人問他：“那就讓讀者配合書店管理好了。這有什麽關係呢？”
　　“衡量一家書店的服務，就看管理者定的規矩，是方便書店的管理，還是方便讀者。”徐衝回答，“讓讀者配合你、遷就你，這樣的書店，哪怕再豪華再奢侈，也是沒有靈魂的。”
　　諸如體製或者機製，諸如改製或者上市，我相信，這些都不是能否做好一家書店的真實原因
　　徐衝常常覺得，夜深人靜時，自己閉上眼，就能觸摸到那些曾經的老書店的靈魂，那種書店夥計和讀者之間“雋永的人情味”。
　　“夥計和讀者，特別是與經常光顧書店的老讀者建立友誼。讀者會告訴你，什麽書好，可你的書店沒有；什麽書不行，你的書架上卻還有一排；什麽書出新版本了，書店還沒有更新換代；這個作者還有什麽書，可以一起陳列；甚至還會推薦，你應該讀什麽書……而夥計也能知道這位讀者的職業和水準、他的消費能力、對某些品種和作者的偏好，業務上遇到哪些問題可以和他討教……這樣，過上幾年，幾十年，讀者還依然記得你，你走了，他還會打聽，誰誰誰現在哪裏去了？”
　　徐衝禁不住問道：“我們現在的書店，有幾個營業員能做到這一點？”
　　和大多數同齡人一樣，1961年生人的徐衝，也經曆過閱讀的“饑餓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個文化生活極度匱乏的年代裏，為數不多的好書，總是在人們手中連軸轉著，上家傳下家，一天輪一天。為了看完一本好書，當時還是中學生的徐衝，必須在被窩裏偷偷熬上一夜，甚至連《毛澤東選集》，他都從頭到尾看了4遍。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去書店上班，當一名營業員。
　　願望很快變成了現實。1981年，杭州新華書店下屬的古舊書店招收古籍整理員，徐衝報名並被錄取。在書店賣力幹了五六年營業員後，1986年，徐衝成為了這家書店的經理，兩年後，他又開始主持杭州一家中等規模的新華書店。
　　但據徐衝回憶，這份書店的工作，根本不是在與書打交道，絕大部分的心思，都用於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像許多國企一樣，新華書店內部的人際關係極為複雜。雖然在他的管理下，書店的營業額節節上升，但店內的員工也被他“得罪得差不多了”。
　　1999年，浙江省新華集團開始興建浙江圖書大廈，當時還在杭州市店的徐衝主動請纓，他的“做書店”的理念，受到了當時省店周立偉經理的肯定。在這段時間裏，從籌建到主持，徐衝事無巨細，用半年左右的時間，考察了國內的主要書店，對書店的設計與管理、員工隊伍建設、賣場的實際業務等問題，提出一係列創新的建議，並在浙江圖書大廈著手實施。
　　在徐衝看來，新華書店原本的員工構成，是不能讓人滿意的。這些員工多是書店內部家屬，年齡偏大，學曆偏低，大多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而且身上帶著幾十年來新華書店根深蒂固的陋習。於是，在浙江圖書大廈的招聘會上徐衝提出，舊的員工一個不要，全部聘請具有大專以上學曆的新員工。
　　消息傳出，眾人嘩然，許多人當著徐衝的麵表示不滿，說他破壞了“店規”，還有人諷刺徐衝“大材小用”，“這些事，高中生也能做啊”。
　　但事實證明，這支有著良好教育背景的員工隊伍，就像“最容易作畫的白紙，成長得極快”，很受顧客青睞。
　　為方便讀者，浙江圖書大廈開放了電腦自助查詢係統。其他新華書店的同行來參觀，不解地問徐衝：“你們怎麽能讓讀者自己查呢？”
　　“可為什麽不能讓讀者自己查呢？”徐衝反問道。他明白，就像那些幾十年來傳下的莫名其妙的“店規”一樣，沒有人會想這是否合理。
　　浙江圖書大廈的定位是“成年讀者、成熟消費”，並不把教輔類圖書作為主攻方向。這在教輔類圖書占據大半江山的新華書店係統裏，是極為罕見的。對此，連許多同行也提出異議。
　　“教輔類的東西好賣，能出業績，有了業績，就能對上麵負責。”徐衝分析道，“可如果哪一天，教育製度發生變革了，人們不再這麽看重學習成績了，那書店怎麽辦？眼光要放長遠啊！當然，很多幹部會覺得，想那麽遠幹嘛，那時我的任期早就結束了。”
　　每年，徐衝花在購書上的費用都在萬元上下。在他看來，一個書店的管理者，隻有自己買書，讀書，才知道什麽是好書，才能對圖書市場有著敏銳的把握。但在他多年來接觸的各地新華書店經理中，不讀書、不懂書，對書毫無興趣的大有人在。“他們更關心的是能分到多大麵積的房子，坐上什麽級別的車子”。
　　曾有一次，他去福建一個著名的海濱旅遊城市出差，想去看看當地最大的新華書店。第一個司機說不知道在哪；第二個司機將徐衝拉到了新華書店設在這個城市邊緣的一個倉庫；第三個司機終於把徐衝拉到了目的地。簡陋的賣場藏在繁華的街道一角，沒幾個顧客，店員們懶散地四處遊走聊天，還有一個營業員堂而皇之地在櫃台上沏起了功夫茶。這讓徐衝瞠目結舌。
　　徐衝自認為，對“新華書店”這個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特殊產物，已看得十分透徹。他分析道：“在1978年以前，新華書店是宣傳工具的一部分。在改革開放以後，當新華書店真正作為書店出現時，大多數的新華書店出現了兩種不適應的狀態：一是馬上將自己變成簡單的商人，將賣場出租的出租，承包的承包；一是仍然以為自己是政治宣傳工具，官腔十足，淪為官商；這些管理者，要麽是單純的商人，要麽就成了行政幹部。”
　　近10年來，徐衝走遍全國絕大多數大中型城市的新華書店，他悲哀地發現，幾十年來沉澱下來的陋習，依然在多數地方頑固地存在、生長著——擁擠的賣場，嘈雜的空間，昏暗的燈光，破舊的書架，肮髒的地麵，成堆的教輔，蠻橫的保安，散漫的員工……
　　“不要再去找一串又一串的理由了。諸如體製或者機製，諸如改製或者上市，我相信，這些都不是能否做好一家書店的真實原因。”徐衝很肯定地說，“所謂幹部身份、幹部級別、幹部意識，這都不是一家書店所需要的。我們需要的是職業經理人，和職業營業員。他們真正熱愛書、熱愛‘做書店’這門手藝。”
　　現在市場淘汰書店已經成了家常便飯，可在無數家書店倒閉的同時，又有哪一家出版社被淘汰過
　　在徐衝眼裏，不隻是書店的管理和經營人員不夠職業，圖書產業鏈上最為重要的生產環節——出版社，也遠遠不能讓人滿意。
　　2007年初，一份來自新聞出版總署的數據顯示，從“九五”末到2005年底，國內圖書市場的品種，由2000年的14.3萬種，增長到2005年底的22.2萬種，圖書年印數由62.7億冊增長到64.7億冊，年總印張由376億印張增長到493億印張。
　　但這繁華的數字背後，真正的圖書市場又是怎樣的景像？
　　徐衝曾做過一個實驗，他在書店的計算機統計數據上查找“雞”這個關鍵字，發現在浙江圖書大廈，光是如何養雞的書就有250多種，縮小查詢範圍，書名出現“雞病防治”四個字的，也有27種。“同一種雞病，中國就有27本書告訴讀者該怎麽治”。有關糖尿病的書，大廈內能找出300多種。
　　再以《紅樓夢》為例：一種豪華本，一種普通本，一種廉價本，這樣的標準，3種就行了。再考慮最權威的版本（如人民文學版），以及當地出版社的品種，這麽算，市場上有10種《紅樓夢》就應該足夠。但在浙江圖書大廈，能找出200多種不同版本的《紅樓夢》。
　　徐衝禁不住問道：“重複的《紅樓夢》，重複的中外文學名著，重複的服裝裁剪、家居裝潢，重複的計算機圖書，重複的養花養狗養豬養魚種莊稼，重複的旅遊手冊和地圖冊，重複的養生保健，重複的各種炒股投資人生忠告，一旦沒有了這些重複和雷同，20萬種品種，豈不隻是一個神話？”
　　徐衝還比較過這幾年的書店銷售排行榜，能在榜上一直占據席位的品種，屈指可數就那麽幾本書：《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牛津英漢詞典》、《圍城》、《挪威的森林》、《朝花夕拾》等魯迅作品單行本、《文化苦旅》等餘秋雨作品、《新概念英語》、《中國少年兒童百科全書》……有持久生命力的作品極少極少，即使是一時炒得甚囂塵上的“暢銷書”，不管它曾經印了幾十萬冊還是上百萬冊，幾乎都是短命的。“《誰動了我的奶酪》，很牛吧？可現在還找得著嗎？”
　　出版社的編輯和徐衝聯係，都覺得自己的書是最好的，曾有某出版社出了一套“外國文學名著”，編輯到徐衝辦公室推薦這套書，說什麽“獨一無二”、“定位明確”，徐衝二話沒說，下樓到書店裏拿了相同品種的七八套書，擺在這個編輯麵前，那人啞口無言。
　　起初，徐衝也很疑惑，為什麽出版社隻關心圖書品種的數量，卻似乎並不在乎這種品種在市場上的質量和存活時間。但慢慢地他明白過來，圖書這塊市場太大了，弄個吸引眼球的名字，搞點炒作，好像什麽書都賣得出去，出版社也就慢慢產生了惰性。
　　“可這破壞了讀者對書的信任啊！”徐衝覺得很痛心，“成天埋怨讀者越來越不喜歡讀書，可我們的出版社又做了什麽呢？”
　　許多出版社沒有能力在圖書質量上進行競爭，就開始和書店拉關係。經常有出版社的老總請徐衝吃飯、送禮，要求他把自己社的書擺放在最好的位置，把同類書排斥掉。
　　出版社的編輯們總給徐衝打來一些“哭笑不得”的電話。有的編輯說，我們社長很重視這本書，你們也要跟著重視一下；還有的編輯說，我們社長馬上就到你們書店檢查工作了，你們就幫個忙吧。這種“不厭其煩”的請求，徐衝一個月要接到五六個，還經常有編輯質問他：“每個書店都答應配合，你怎麽就這麽倔啊？”
　　很多書店會把店裏最好的位置賣給出價最高的出版社，但徐衝對此深惡痛絕，“讀者在意的是書本身的質量，誰會在乎這是哪個出版社出的？”因此，他從不願在書店裏給出版社提供燈箱和廣告牌。據他估計，浙江圖書大廈為此一年要損失近百萬元。
　　還有黃金書這個中國圖書市場上的“怪胎”，直接用黃金打造，動輒數萬元。前些年“黃金書”流行的時候，幾乎天天都有出版社找到徐衝，要浙江圖書大廈賣黃金書，給很高的抽成。徐衝總是婉拒。對方十分驚奇，一個勁地追問為什麽，並表示抽成方麵還可以再商量。徐衝被逼急了，脫口而出：“我害怕你們那黃金的成色，讓我的書店掉了價。”
　　“你這麽做是不是太清高了？”有人並不認可徐衝的做法，“書店畢竟還是生意啊，哪有到手的錢不賺的道理？”
　　“我不是清高。”他說得很肯定，“可以不做的時候，我有選擇權的時候，我就不做。”
　　在對比國外同行的工作後，徐衝還發現，國內出版社的管理水平也極不專業。
　　他在德國的出版社裏看到，往書店發書，采用的是計重的方式。每本書的重量幾乎都相同，精確到“克”，幾百本書捆成一包，在電子秤上過一遍，就知道發書數量是否準確。
　　徐衝曾想將這個方法引入自己的書店，但具體實施後才發現，在中國出版社的管理體製下，甚至連同一批印刷出來的書，質量都參差不齊，隻好作罷。
　　十多年前，圖書市場是“買方時代”，書店是求著出版社給自己進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還在書店當營業員的徐衝憑著記性，就能把中華書局一整年的書本清單從頭背到尾，曾被主編閻晉魯當麵誇獎“業務好得不得了”。
　　可現在的圖書市場已經進入“賣方時代”，出版社都求著書店賣書，但大多數出版社還在使用人工方法。每年，徐衝都會收到許多出版社寄來的一疊疊樣書，還有長長的紙質清單。
　　“已經是計算機管理數據的年代了，把樣書編號，作成電子數據，和書店的數據係統對接，這有什麽難的？”徐衝實在無法理解，“有這樣不重視管理的出版社，你可以想想他們能做出什麽樣的書來。”
　　麵對這麽多“難以理解”的事，徐衝直言，問題的根子是出在淘汰機製上。他大聲質問：“改革開放20多年了，市場淘汰書店已經成了家常便飯，可在無數家書店倒閉的同時，又有哪一家出版社被淘汰過？這不應該視為國內出版業的奇跡，這隻不過驗證了，國內的圖書市場還遠遠不像宣傳的那樣，是一個成熟、健康、充滿活力的市場。”
　　我們還要努力，努力成為讀書人靈魂的寄宿地
　　兩年前，徐衝讀完一本名為《書店風景》的書，從那時起，他便萌生了一個理想——要做中國的“地標書店”。
　　這本書的作者是台灣作家鍾芳玲，“一個以讀書、編書、買書、賣書、藏書、教書與寫書為職業的女人”。她在書中推薦了幾家具有象征意義的“地標書店”——巴黎的“莎士比亞書店”、紐約的“高談書集”與“史傳德書店”、舊金山的“城市之光”書店。那已經不僅僅是賣書之所，它們催生了一些偉大的作品和偉大的思想者，自身已成為一個文化象征，成為那座城市的地標。
　　譬如巴黎的“莎士比亞書店”，這家在塞納河邊的小書店，店中有個大火爐，書架旁放置了幾張床，免費提供給旅人住宿。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裏雲集了畢加索、鄧肯、喬伊斯、海明威等名人，他們在此高談闊論，借閱，或發表新作。在喬伊斯的作品《尤利西斯》遭禁後，這間書店勇敢地再版，還因此一度被納粹關閉。
　　徐衝說，現在的中國，還沒有他理想中的“地標書店”，差距並不是表現在硬件方麵：麵積、品種、銷售額，人氣……“我們的書店，沒有對讀書人發自內心的關懷，沒有穩定的生命力，也沒有那種厚重的精神、傳統和曆史的積澱。”
　　徐衝曾在丹麥一個小鎮上，見過一個小書店，已經有300多年的曆史。2層小樓，“換在北京肯定被拆的那種”。小小的店鋪裏，放眼望去盡是泛黃的舊書，陽光透過窗戶，斑斑駁駁地投射在古舊的木製書架上。店主告訴徐衝，在這個小書店裏，他的家族子承父業，代代相傳。
　　類似的書店，徐衝在國外還見過很多。再想想近幾年來，國內許多書店紛紛倒閉，他實在覺得“很受刺激”。
　　“書店是城市的風景線，沒有好書店的城市，我總覺得沒勁。”徐衝說，“可中國現在所有的書店，無論公營還是民營，都在這個社會轉型期裏艱難地生長，未來都不可預測毫無安全感。我們又何來的‘地標書店’可言呢？”
　　但盡管如此，遊走於各個城市，還是有一些好書店讓徐衝一去再去。
　　北京的三聯書店韜奮圖書中心，這裏匯集著京城最為執著的一批讀書人。滿滿的書，安靜的氛圍，還有充沛的照明。即便有些空座位，但通往二樓的樓梯上，永遠有捧著書低頭閱讀的人席梯而坐。這家以人文社科類讀物為主的書店裏，集中了國內文史哲圖書的精華，甚至還能淘到一些早已絕版的精品。
　　重慶的精典書店，身處解放碑前的鬧市，左手是民航售票點，右手是火鍋店。但一踏進書店，嘈雜就被隔在門檻之外。這家書店裏有著一種“不加掩飾的特有的亂”，一種“熟悉而親切的如同自家書房般”的亂，塞得滿滿的書架，豎排橫躺，架床疊屋，大小高低，錯落無序。這逼得讀者將全部心思放在書上，連交談都成了漫不經心的嘀咕。“這樣的書店，除了瀏覽、尋覓、閱讀、還有在收獲的滿意中掏錢點票子外，還需要做什麽呢？”
　　還有貴陽的西西弗書店，設在一個地下室裏，經過一段不短的走廊，讀者下到一個堆滿書籍的大廳。日光燈在頭頂上亮著，卻不覺刺眼，滿目是柔和的黃色：原木地板、原木書架以及供讀者使用的原木桌椅，有種“溫柔的令人迷惘的”感覺。書店中有一圈書桌和椅子，徐衝曾數過一次，共有38個孩子圍坐於此，安安靜靜地讀書或抄書；“此情此景，當是為書店者最為動人的一幕”。
　　每當走入這樣的好書店，徐衝便覺得自己並不孤獨。在這個利潤主宰書店命運的年代裏，浮誇的數據淹沒了書店的靈魂，空洞的概念抽去了書店存在的意義，可還是有許多對書店有著同樣理解的同道者們，在執拗地前行著。
　　可這一群人，在整個從事書業的人群裏，卻是最為孤獨的一群。“唉，極少數，極少數，極少數啊！”徐衝攤開雙手，把他心目中的好書店一個個數出，卻發現連十個指頭都用不完。
　　但他依舊沒有放棄希望：“一家優秀的書店，它應該提供給讀書人一種詩意的棲息，這已經不容易了。但這還不夠，我們還要努力，努力成為讀書人靈魂的寄宿地。旅行累了，思想倦了，來這家書店坐坐，看看書，和書店和氣的夥計們聊聊，然後帶著一頁風景離開。30年以後，50年以後，也許，我們能擁有一家這樣的書店。”
　　最近，在北京三聯書店韜奮圖書中心，徐衝的這個念頭被強烈地固化了。那天晚上9點多，書店即將打烊，徐衝看到，一位年輕母親，坐在書店一角的矮凳上，翻看著三聯出版社的書，懷裏抱著一個熟睡的嬰兒；還有一位看上去風塵仆仆的西藏僧人，席地而坐，背靠著“藏傳佛教”的書架，一邊翻閱一邊做著筆記，在他身邊，還有一件小小的行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