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公

　　記得那年秋天剛到美國，和父親聊起寫小說。父親說，台灣來的名小說家王鼎鈞就在紐約，要不要介紹見一見，可以當麵請教。我想，名家和後生晚輩見麵，總是先客氣後勉勵，如此的見麵實際上對大家都沒有意義，做文章的問題豈是拜師請教可以解決的。
　　後來看了鼎公（此地大家對他如此稱呼）的文章才知道，他的本事是寫散文，寫得真是好。連他的小說也做散文狀，好看且有回味，飄飄逸逸之中含著一環套一環的哲理。寫到這裏，馬上想起他一個故事中的警句：
　　不可中斷自己的曆史，除非你可以真正進入別人的曆史。
　　那故事講的雖然是抗戰流亡時期他跟隨朋友轉校的事情，我讀到此處卻心中一動，有許多別的感觸冉冉升起。
　　另一段故事說少年的他心儀某異性，自以為對方早已經感知。遇事才發現，對方非但沒有自己預期的感知，而且對自己還有頗深的負麵成見，驚訝之餘大覺遺憾。少年情懷，躍然紙上。
　　鼎公是經曆了抗日戰爭的人。
　　抗日戰爭中和戰後，對於敵我陣營，特別對於漢奸的處置是非常嚴峻的。戰時的緊急，戰後的民心，都要求用非常的辦法來處置這樣的問題，大致上可以用快刀斬亂麻來形容當時的形勢。到後來，張愛玲丈夫胡蘭成的《今生今世》在台灣成了熱門書；大陸不少學者大力吹捧魯迅的哥哥周作人，才使人想到，二戰結束已經半個世紀了。
　　此事有關民族氣節。
　　中國舊時的傳統將氣節看得很重，引申得很遠，與西方的傳統有相當距離。經過內戰、文革、改革開放……，今天社會上人欲橫流，為求利益，沒有不可以做的事，沒有不能講的話。包括氣節在內的許多舊事，已經淪為需要在網絡論壇上辯論需要與否、正確與否、是否阻礙過中國社會發展……的可有可無的東西了。
　　鼎公的書裏記載抗戰，沒有當時的鐵血嚴峻，也沒有現時的無聊放縱，一雙少年的清亮眼睛而已。
　　轉眼間和鼎公相識已有多年。此地書店和圖書館中他的書能看到的都看過了。我們很少見麵。對我來說，感覺上他的書比他個人要親近。原因可能是我太敏感。
　　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和商人談生意；和市民談民生；和畫家談藝術；和工程師談技術；甚至和美國政客談選舉，都比和中國的文化人交談來得簡單。
　　中國文化人相交，說的往往都是很敏感的東西。走廊上的現象就是例子。一言不合，就會出現“口水共墨水一色，磚頭與拳頭齊飛”的局麵。
　　早年前有國共鬥爭的餘緒陰影，在與一些台灣來的優秀文化人往來時，我常常需要抑製心裏的傾慕。因為在客氣話的背後，總有被猜疑的感覺，生怕他們以為我是大陸的什麽人。隻要發現某種觀點與他們固有的有很細微的不同，就不想深談了。同理，我發現他們在某種情形下，也有同樣的感覺。現在，國共已經相逢一笑泯恩仇，但是中國又出現了政治和宗教上的新勢力，在和新一代的中國文化人交流時還是可以看到可疑之處，或者感覺到某種猜疑。
　　紅塵失意，可以削發為僧尼。文壇厭膩，開店做生意算了。嗬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