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新書介紹《境外共和國》

　　在喬治城福德街75號門後是獵法企業服務有限公司(Huntlaw Corporate Services Ltd.)樸素而不起眼的辦公室，這是開曼群島上最大的境外公司注冊代辦機構之一。
　　早年，獵法企業服務有限公司把每一家透過它注冊的境外公司名稱鑲在銅牌上，張貼於前門的一塊門板上。
　　如今，由於技術進步，再加上注冊的境外公司顯著增加，獵法企業服務有限公司改在由煙霧玻璃和深色木材裝潢而成的接待區設置了一台觸摸螢幕式電腦係統，隨你在此電腦上查詢透過該公司注冊的所有境外公司名稱。從‘00291368 Ltd.’、‘Ultimate Joy Inc.’到‘Zug Finanz GmbH’，你大概得花上一星期的時間去瀏覽透過獵法公司注冊的成千上萬家境外公司名稱。
　　在螢幕上觸選字母‘E’，再把螢幕向下拉，可以看到以下部分名單：
　　Enron Algeria
　　Enron Bahamas Co. Ltd.
　　Enron BPAC Ltd.
　　Enron Brazil Power Holdings Ltd.
　　以‘Enron’開頭的公司名單很長，數百家安隆公司似乎遍及全球每一個角落，奇怪的是，相同的公司名稱往往重複幾次，但你可以注意到這些相同名稱後頭各加上了不同的羅馬數字，所以，你看到‘Enron Brazil Power Investment Ltd. I’一直排列到‘Enron Brazil Power Investment Ltd. XIX’，亦即有十九家公司的名稱完全相同。這是怎麽一回事？
　　當然，這也是降低公司稅負的手法之一。二○○○年，也就是安隆公司破產的前一年，它在開曼群島注冊的子公司就多達六百九十二家，另外，還有兩百多家在其他租稅天堂注冊的子公司，包括在土克斯及開科斯群島(Turks and Caicos Islands，在當時是最自由、管製最少的境外中心之一)注冊的一百一十九家子公司，其他子公司則是在模裏西斯、百慕達、巴貝多、巴拿馬、根西島(Guernsey，英國屬地)等地注冊。
　　安隆公司設立境外網絡的主要目的是在它營運的任何國家逃避稅負，實際上，安隆有一個特殊事業單位專門負責精心設計交易，使該公司把尚未實現的未來減稅額入列為當期的收入。帳麵上，安隆公司在一九九六年至二○○○年期間的獲利近二十億美元，但在這段期間，該公司僅有一年(一九九七年)繳交美國聯邦所得稅一千七百萬美元。
　　在那段期間，安隆公司獲得三億八千一百萬美元的美國聯邦所得稅退稅，此外，在二○○○年，該公司的主管股票選擇權還獲得兩億七千八百億美元的稅負減免退稅額。
　　安隆把它的避稅招式發揮到淋漓盡致，但提醒你，在一九九○年代末期，安隆並非‘財星五百大企業’中唯一沒有繳稅的公司，由美國稅賦正義公民組織(Citizens for Tax Justice)針對半數‘財星五百大企業’所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其中二十四家公司在一九九八年不需要繳稅，比前一年不需繳稅的公司增加了一倍。
　　即使在安隆公司破產、其龐大的境外網絡曝光之後，美國能源產業企業仍然繼續集體航向境外，尋求減輕稅負。
　　美國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先前掌舵的哈裏波頓公司(Halliburton Company，譯注：油田服務公司，錢尼於一九九五年至二○○○年期間擔任該公司總裁)在開曼有三十家子公司。
　　該公司在德州休士頓的兩個競爭對手─貝克休斯公司(Baker Hughes Inc.)和諾伯公司(Noble Corporation)─在不久前移至境外，加入全球最大的兩家石油鑽井業者越洋賽科佛瑞公司(Transocean Sedco Forex Inc.)和全球聖塔菲公司(GlobalSantaFe Corporation)的行列。
　　諾伯公司於二○○二年在開曼重組公司，該公司表示，在其競爭對手前進租稅天堂的情況下，它別無選擇，隻能跟進。
　　在大規模的企業資本主義中，企業為了追求擴張成長和生存，無可避免地走向境外，因為在那裏才有企業充分支配掌控的實際自由，這是企業界從過去到現在持續麵臨的現實。
　　伴隨此行動而來的是介於企業和其競爭目標(在外麵世界與其他公司競爭，期望獲取利潤)之間緩慢下降的心理開合橋，從這裏產生出一種自衛自保的心態，這種心態顯現於資本家的個人心理層麵，也顯現於企業結構層麵。
　　在市場上的個人自衛本能和防禦競爭的需要導致一種‘無窗的隔絕’(windowless isolation)，若外在現實頑固地拒絕向公司及個人意圖讓步，他們(企業或個人)便把窗簾闔上，將外在現實隔絕在外。此後，資本家便堅信自己的權利至上，應該享有絕對的自由，不能忍受任何的阻撓，並決心對外在的一切阻力采取報複行動。
　　資本的境外內政
　　安隆追求在境外世界獲得自由，卻為它試圖逃離的世界帶來自由的反麵：社會遭受重創，大眾被掏空。媒體不斷提醒我們，安隆不是唯一的個案：世界通訊(WorldCom)、泰科(Tyco)、環球電訊(Global Crossing)等。這些弊案醜聞涉及的龐大金額比許多國家的國內生產毛額(GDP)還要高。
　　企業在改造了事實之後，便重新發布其獲利，隱匿虧損與負債、作假帳、內線交易等情事層出不窮，媒體已經告訴我們，安隆不是獨特的個案，更不是卑劣地脫離岸上世界的唯一企業。
　　美國的企業集體構築了一個反映其虛幻自負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理想，為追求此理想，任何回避利益衝突的規範都可以繞過或罔顧；為了堅持這理想，當現實明顯不符理想時，可以泯滅良心去追求掩飾和保密的庇護所，以試圖贏回掌控並保持贏家之姿，就好似美國資本家理當如此。當這些資本家遁逃至境外內政時，罪行便於焉展開。
　　一九九○年代的資本享有前所未見的自由，最大膽無羈地橫行世界各地，太多的選擇供其挑選，太多的機會供其攫取。華爾街和美國金融界敦促每一任政府(不管是共和黨或民主黨)放鬆管製，讓他們攫取致富機會，區隔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之間的防火牆被拆解，會計師成功遊說政府當局讓他們能身兼稽核人員和顧問，股票選擇權被拿來激勵新一代極具野心且貪婪的企業主管。
　　企業在這種更自由、更寬鬆的環境下營運謀利，它們變得更自治、更獨立，握有更雄厚的財力。在此過程中，企業轉變了，它們改變它們的財務結構方式，使用境外網絡來擴張、成長、節稅、逃稅。在企業的財務組合中加入了複雜的金融工具和衍生性商品交易、貨幣買賣、和避險，在這個抽象的領域，生產與勞動的實質活動領域變得愈來愈遙遠，境內的公眾世界愈來愈變成一種表象，而不再是要努力奮鬥的生存現實。
　　很快地，企業被其脫離境內世界的操作所迷惑而產生錯覺，它們想像自己也隻是一種表象，這種錯覺與想像在網際網路公司熱潮中再明顯不過了，促成這塊市場的是形象和表象，不是實體與真實。
　　不意外地，當境內世界和境外世界的區分愈來愈遠時，當事實與表象的失連愈來愈擴大時，公司的官方帳目就變成造假、自由自在、脫離真實情況的東西，畢竟，帳目和稽核隻不過是用來代表公司外觀的語言或代碼之一，於是，這就成了用來欺騙和操縱的一個現成場地。
　　公司的外表看起來愈有錢和愈成功，公司靠此欺騙之路獲得的報酬就愈大；公司的股價表現得愈好，主管們的股票選擇權的報酬就愈高。當現實不符期望時，企業便快速使用這個現成的操縱場地，它們認為市場具有充分的可塑性，可以依它們所願地往任何方向彎曲而仍然上揚。
　　當然，外觀與事實的抵觸會對市場造成不利衝擊並破壞市場，利益衝突的力量無法維持，秘密領域中以欺騙手法來保留在市場上的絕對自由度的理想把虛偽的外觀膨脹得太大而終至無法支撐下去。
　　這種欺騙操縱造成多種層麵的扭曲：會計師為了贏得客戶的顧問服務生意而隱瞞客戶的虧損；研究分析師吹捧他們的投資銀行的股票，但私底下卻稱呼其股票為‘爛貨’；辦理承銷業務的投資銀行把首度公開上市的股票分配給它們偏好的企業客戶，以期藉此贏得這些客戶的投資銀行業務；企業為了付給主管們高得離譜的酬庸而使其股價偏離基本麵。
　　市場上充滿違法利益衝突規則的情形，企業透過秘密操縱事實，使大眾無法看到利益衝突的情事，讓資本享有的瘋狂自由度有合理化的外觀。
　　聯邦儲備理事會主席葛林斯班(Alan Greenspan)在調查安隆公司的瓦解所預示的美國企業災難時指出：‘並不是現代人比過去世代變得更加貪婪，而是展示貪婪的途徑已經擴展得無比寬闊與繁多。’
　　換言之，秘密領域呈現了太多的機會，它向瘋狂的市場展現它的無政府主義麵貌，在金融界和企業界煽動唆使的管製鬆綁下，資本鬆脫了境內世界的社會拘限，奔向境外世界，這使得秘密領域找到了有利的位置。
　　葛林斯班呼籲資本家自我約束節製，他說：‘就算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但我們總是容易忘記曆史的教訓，我們應該記取最近這段期間的教訓，以期未來不再發生類似悲劇。’葛林斯班敦促，企業可以維持境外、看不見的秘密領域精神，但必須適度、有節製，以免它毀滅了所有資本家。